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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爱情片只属于年轻人?端午节好片《我爱你》诞生记

何小沁 娱理 2023-07-28

很少有这样的国产院线电影,四位主演的年龄加起来251岁。

影视剧里老年爱情,画风多半是慈祥的、端庄的、内敛的,被美其名曰“黄昏恋”。不然就会像惦念蔡根花的苏大强一样,成为被子女反对、被观众调侃的对象。极少有创作者会真正把老年群体作为镜头中的主角,去正视他们的精神需求,去描写他们如何寻找爱情。

谁说心动和炽烈只能属于年轻人?变老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为什么会成为电影选题里一个常年被忽视的角落?

端午档电影《我爱你!》就是一部讲述两对老人的爱情故事的电影,曾经执导《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监制《人生大事》的导演韩延在这部新作中进一步传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叶童四位实力派戏骨的表演也情真意切,感人至极。

当然,这个题材放在本就热度有限的电影市场上注定是冒险的,即便《我爱你!》在电影节和点映中获得了不俗的口碑。韩延究竟为何想拍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一部以四名老人为主角的电影非但没有暮气沉沉,反而看完会让人心中充满力量?日前娱理工作室与导演进行了对话,且听他怎么说。



疫情之后,韩延的创作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开始喜欢跟身边人聊天,聊生活中的家长里短,聊他们的欢喜和烦恼。他关注了一堆草根视频博主,看他们在各自的地方每天都是怎么生活的。

他已经执导了三部关注死亡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还有一部监制的《人生大事》。从《我爱你!》起,他在考虑拓展出一个新的“暮年三部曲”。

韩延其实完全有资源和能力,去拍一些题材更商业、更娱乐的作品,像《动物世界》那样。但这位尚且很年轻的导演,怎么就一头扎进这些别人避之不及的题材里了呢?

韩延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好像硬生生把死亡题材做成了一种赛道,做成了一种‘类型’。有人会觉得我是在自我重复,或者是躲在舒适区里偷懒,但我想说我待的地儿也并不舒适,它不是我的舒适区。我反而觉得你让我现在去拍其他题材,我会更舒适,因为其他题材我不熟,我可以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探索,但这里不可以。”

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导演韩延与主演倪大红、惠英红、梁家辉、叶童

“其实每次我做跟生命相关题材的剧本,我都深刻地感觉自己处于一种极其焦虑和不舒服的状态里。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深耕是不容易的,自己卷自己才是最痛苦、最焦虑的一件事。

拍《摇太阳》的时候,我一度想好了我下一部要去拍类型片,题材我都选好了,剧本都已经做完一半了。但是我问了一下我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想证明我可以拍其他题材,而不是我真正想拍,所以后来我放弃了那个项目。

从我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来讲,我觉得拍现在这些题材是有意义的。每当我想停下来的时候,我都会碰到一些被我的电影打动过、帮助过的人,我不只是在为我自己拍电影。

可能因为我已经进入了拍生命边缘题材这样一个领域,无论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机缘巧合,我能接收到比其他导演更多一些的素材或是信号。如果我摒弃了这些,只为了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导演想追求艺术的‘心魔’去拍一些别的东西,我会觉得那样很自私。疫情之后我思考了很多,我自己的那点清高跟别人的悲欢离合比起来轻如鸿毛。

我觉得我花了十年时间,把自己那颗随时想起来装X的心给抚平了”,韩延说。这两年找他拍各种类型片的人也不少,他都没有接。

韩延

如果马后炮地来看《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人生大事》的市场成绩,会觉得韩延找到了某种“票房密码”。但其实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难,《滚蛋吧!肿瘤君》上映前就有影院经理疑惑,真的会有人想看片名这么不吉利的电影吗?

“我从开始拍《滚蛋吧!肿瘤君》,就有人问我你觉得这片子能过亿吗,当年票房过亿是很难的一件事,我说我拍这种题材,我还想它过亿,我疯了吗?这次拍老年题材也是,我对市场其实不太有概念,它并不是我在创作时要考虑的东西。”韩延说。

《我爱你!》,梁家辉、叶童


《我爱你!》有原著,是韩国知名漫画家姜草的漫画作品。韩延看了别人推荐给他的这部漫画之后,觉得里面有很多可以跟他想表达的情感相结合的东西,于是决定借用这个“壳”,去装载多年来他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人物状态、情感和他心里流淌过的一些感触。

比如片中那个一代戏曲名伶的故事,就脱胎于韩延大学时拍过的一个纪录短片。原型人物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家里到处都是散养的鸟,因为一些原因,她只跟动物说话,家里墙上还挂着跟周总理的合影。这个人物形象深深烙印在韩延脑海里,他一直想拍一部跟她有关的电影。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借一个壳,纵使我有过比较成熟的作品,我如果直接说我想拍一个老年题材的电影,可能也未必有人敢做。就像如果我不进来,《人生大事》可能200万就拍了。每当我们想尝试一个新的题材时,能找到什么抓手,我们都会尽量去抓一下,这样的话从资金到演员,大家都能轻松一点。

《我爱你!》也是,如果花一两千万拍了,它就达不到我想要的风格和结果,那拍出来的意义就不大,就把我内心里想了很多年的一些东西浪费掉了。”

《我爱你!》,倪大红、惠英红

如果看过原著漫画和韩版电影,就会发现韩延的故事基调跟它们有非常大的不同。

韩延笔下的人物更加真实、接地气,更符合当下生活中的老人心态,他们有现实稳重的一面,也有年轻赶时髦的一面。作为电影剧本来说,戏剧冲突也明显加强。常为戒(倪大红)和李慧如(惠英红)在生活琐事的冲突里不打不相识,也在充满着“过来人”的复杂情绪下试着迈出了走近彼此的一步。

韩延找过很多编剧来写,他都不是很认可——每个人写出来的老者形象都是步履蹒跚、背影落寞、慢吞吞的,好像老年人就应该是那样,但韩延认为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而最终呈现在《我爱你!》中的人物形象是生动鲜活的,倪大红演的常为戒是一个懂很多网络用语、帮孙女拍短视频的新潮爷爷,其他老人也有天真、孩子气的时刻。

《我爱你!》,倪大红

“今天中国的很多老年人都活得很潇洒,很自我。有的要在家帮子女带孩子,辅导功课,精神压力可能比上班的时候都高。老年人为什么不能有戏剧性呢?老年人的爱情不可以有戏剧冲突吗?我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去创作。

我拍《滚蛋吧,肿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时候看过大量资料,而且我跟主角的年龄相近,或者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我很能体会到他们的感受。

但拍《我爱你!》的确很难,比如我问我妈妈一些问题,她在回答的时候,她的身份是我的母亲,不是一个纯粹的老年人。我希望能拍出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真正面对自己时的那种状态,而不是一个社会身份,不是母亲,不是奶奶,不是姥姥。

我其实很恐惧变老,我最怕的是尽管我的身体很健康,但我的心不再打开了。所以拍这部电影的过程就像是在解一个方程式一样,我是在提前解自己的这个心结。可能我的理解也不一定对,但是没关系,这就是我在这个阶段的思考。”

《我爱你!》,惠英红


拍《我爱你!》,韩延得到了很多神奇力量的帮助。

比如在构思剧本期间,他带儿子去广州玩了一趟。儿子执意要坐摩天轮,不巧赶上广州塔摩天轮维修,他们就搜到了广州动物园旁边的一个20多米高的小摩天轮。

“我一进去就觉得是上天安排我来到这里,我看到了猴山、大象那些场景,看到游乐场的一名老维修工人,看到一个面带微笑坐在碰碰车里,被年轻人撞来撞去的老太太,我觉得他们就是常为戒和李慧如。”

《我爱你!》,倪大红、惠英红

在正式开拍之前,韩延请四位主演先来一同排练了十多天,在这十多天时间里让他们互相磨合。韩延也在观察着他们,不断调整剧本,让角色和他们无限接近。

有一次,当老常(倪大红)冲进屋子、准备撕开胶条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把桌上那对泥人打碎了。韩延觉得这个意象很好,就把这个细节加到了剧本里,也在后面写上了老常粘补泥人的情节呼应。

《我爱你!》无疑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情节发展跌宕起伏,人物关系一波三折,能提供很多情绪价值和爽感。四位戏骨奉献出一场影帝影后级别的表演,登峰造极,赏心悦目。他们充实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各自为角色增添了许多质感,让常为戒、李慧如、谢定山、赵欢欣从银幕上走到了观众心里,成为四个活灵活现的人物。


比如当老常和慧如终于决定放下芥蒂和顾虑、为自己活一次的时候,在一组快切镜头中,他们也变得像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充满对未来的向往。老常替老友谢定山教育“不孝子女”、大闹寿宴一场戏,也拍得酣畅淋漓,替一部分观众狠狠出了一口气。

但韩延会谨慎地把握这其中的度,让观众自行寻找戏剧和现实之间的那个平衡点。

“第一次看常为戒和李慧如相处的那一段的调色,调色师把色调调得特别暖,特别唯美,我说我不要这么唯美,你还是拉回来。

我可以把他们的爱情拍得很阳光,很明媚,我一度也要被带着走了,但一想到他们最甜的时刻是满大街捡年轻人喝剩的瓶子,我就觉得挺不是滋味的。他们还是没法像年轻人一样,肆无忌惮地一头扎进爱情里面,这是老年人情感里的特殊之处。”

《我爱你!》,倪大红、惠英红

“我和谢定山的儿女一样,没有自觉是不孝顺的人。我们家在吃饭的时候跟老谢家吃饭的情景类似,我不得不接工作电话,吃着吃着就到儿子上网课的时间了。

我们内心里总会觉得自己已经算同龄人里对父母关爱非常多的了,但其实还远远不够,就像我们会‘意念回信息’一样,只是意念性地尽了孝心。但在那个时候我没办法不接同事的电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罗生门的一件事,我没有解决方式,就只能把结果展示出来。

我觉得常为戒的鞭子打在了宴席每个人的内心里,其实每一鞭也打在了我身上。”

《我爱你!》,倪大红、惠英红

韩延自诩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我爱你!》最后却给出一个童话般美好的结局,何解?

“如果有人仔细观察的话,可能能发现那个房子是没有通电的。我修掉了电线杆,修掉了火车铁轨,让它看起来是一种不受任何城市文明干扰的、郁郁葱葱的田园乡村生活。

那是我心里的一个画面,可能正因为我太悲观,我需要这种结尾治愈,我需要被温暖围绕。我有我想表达的东西,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详细聊聊这件事。目前我尽量不想打扰观众,电影是服务大众的,观众看到什么就是什么。”韩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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