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投资方，希望这是一部能挣钱的电影；对于演员，希望观众能真正认可王一博转型的成功；对于观众，希望大家看得开心，能被这样一部商业片爽到；对于个人，希望观众延续对程耳的认知，看到他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创作者，非常用心地拍了一个严肃的超级商业片。《无名》上映两天，作为导演的程耳收获了很多影迷的认可。在这个强片云集的春节档，程耳用他鲜明的作者性、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征服了一批观众。“优雅”“精致”“华丽”“有腔调”“有质感”是影评里高频出现的词汇，时隔六年奉上的新片，的确让观众看到了用心严肃的创作，不负期待。与娱理工作室交流时，程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这是一部超级商业片吗？眼前的程耳比六年前宣传《罗曼蒂克消亡史》时期要健谈了很多，更放松了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上一部作品口碑好但票房失利的结果，还是给他这次的创作留下了一些印记。不仅在创作中尝试更多商业元素，也曾在宣传期打出“超级商业片”的概念，程耳表示，这个改变有两个层面的考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不希望投资方赔钱，因为大家都是合作，确实成本也不低，我希望他们至少能够是打平的、是不亏钱的；第二个层面，我作为创作者，当然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这个电影，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一样，从这个故事的起点一直走到终点去解读这个故事。”电影《无名》，启用了梁朝伟+王一博这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组合，加入了动作、谍战等商业类型元素，以及悬疑、反转等当下最热门的创作手法，但程耳追求的仍然是一种严肃的商业，“我们会有一些平衡的东西，但平衡不等于妥协。”在这样的创作导向下，我们仍然能看到那个熟悉的程耳。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非线性叙事的结构。具体到《无名》，电影开篇把梁朝伟坐在大窗户前、周迅点咖啡、王一博照镜子等几场戏提前。程耳说，选择哪些镜头进行前置是出于一种本能，“因为我通常会从故事的中间去描述这个故事，当然我在剪接的时候还会做一定的修正，我们会分清轻重缓急。其实我们全片的第一个镜头是梁朝伟在监狱里的镜头，因为它重要，对于整个戏这是最重要的一环。这场戏提示着观众，王一博进监狱去杀日本人、日本人切腹都是梁朝伟提前安排的，他已经提前去踩过点了。”程耳本人很喜欢王一博最后在洗手间里起范儿让森博之等一等的那场戏，通过这场戏，整部电影之前编织的脉络变得清晰，观众逐渐知道是梁朝伟安排了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觉得是这场戏拍出了电影所独有的美感和电影不可取代的那种，让人在电影院里惊讶或者值回票价的那一刻。”在程耳的创作中，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是一种更深入理解故事的方式。从毕业作品开始，他就没有试过按顺序去讲故事，他希望观众能在闪回式叙事的结构里更深入去思考故事、甚至去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去被动地看一个流水账。“我觉得当观众通过自己的阅读去发现这些信息，观众内心还是会有一种快感，会有一种平铺直叙的方式所无法带给你的愉悦和兴奋。”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一旦观众体会到这种叙事技巧带来的惊喜，也会收获一种观影的爽感，这或许也是另一种商业性。当然，因为这样的叙事方式，因为作品里埋藏的细节和隐喻，当我们聊起程耳时，常常会提起的一个词是“观影门槛”。今日微博上就有这样一个热搜：#电影无名有观看门槛吗#。对于“观影门槛”这件事，程耳常常会思考，他的答案是，其实有时候这是大家给自己的意识里强加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会用有没有看懂去形容一个电影，因为视听是最容易解读的，它是放之四海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一种语言方式。”程耳清楚地知道，如今市场、媒体向他提出的观影门槛、好不好懂之类的问题，都是基于《罗曼蒂克消亡史》，这类问题被提出来，就有其合理性，在《无名》中他也在找办法去解决问题。“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能并不是说降低观赏的门槛，它可能是一个整体，我们如何去描述一个故事、如何让观众投入地去看一个故事，这是其一。其二在于现在距离《罗曼蒂克消亡史》也经历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一切都是在变化中，并不是停滞在那一刻的，所以与其说我这一次降低了观赏的门槛，倒不如说在整体上我们正好走到了当下这一步，当下市场正好是拥抱像《无名》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无名》的故事简单且清晰，情节的悬疑反转层次、人物的复杂性、人物关系的张力都不晦涩难懂。甚至在细节和隐喻的部分，不少观众也get到了。程耳说，《无名》其实充满了玄机，而且是一些很易读的玄机，并没有那么复杂，当你理清前前后后的逻辑关系，就会收获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观赏愉悦感。诸如王一博的领带、江疏影的故事、反复出现的动物这些细节，是很多观众观影后就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何理解这些镜头和情节？程耳本人做出了解读。娱理：电影里王一博有好多根不同样式的领带，尤其是打戏开始前有个在镜子前换领带的镜头，何解？程耳：王一博他换了一条领带，是因为他在这一刻已经知道，最后他要靠这条领带被梁朝伟扔到楼下去，他觉得头一条领带不够结实。就是说整场打斗其实都是他们俩在黄玻璃场景计划好的。打戏我们有三个偷窥视角，整个设定是他们这场打斗是有人在旁边监视的。其中一个是梁朝伟和王一博从门里冲出来，扑倒之后躺在地上，一扭脸的时候，有一个视点是从楼梯上突然撤回来，所以我们的设定就是日本人在监视这场戏，他们必须打得真一点。娱理：江疏影和部长的这段关系，能不能理解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王佳芝和易先生？程耳：完全不是，因为她最后活下来了，那就是一个进步青年，然后去做一个刺杀的任务，最后被救下来了，绝对不是《色·戒》的故事。江疏影的角色，我们只是截取了她被审问、关在监狱，以及最后幸运地捡回一条命这三场戏，但是其实这个人物她的外延是丰富的。娱理：电影中出现了柴犬罗斯福、废墟中残疾的狗、监狱里狂吠的狗，包括最后还有一只门框中的羊，都给观众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动物有怎样的隐喻？程耳：第一只狗我觉得还是挺动人的，本身就瘸了一只腿，它其实是影射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那样；飞机上那只狗是叙事的功能，后来大家都知道原来这个人是飞行员的弟弟；最后当汪政府树倒猢狲散的时候，有一只狗是表明他们完蛋了，就剩下一条狗；监狱里那些狗就是一种比较真实的存在，就是提供一种氛围，纸醉金迷和鲜血淋淋是并存的，那个年代可能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是最纸醉金迷的和最刀光剑影的，它是在两个极端。那只羊其实是一个巧合，因为那个场景是在一个已经废弃掉的工厂，然后我们搭建了我们需要拍摄的东西，但是非常意外的，当你的创作和你的努力足够之后，冥冥之中会有一些你所意想不到的东西参与进来，那只羊并不是我们计划之中的，羊也并不在剧本里，只是在那一刻它真的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就给捕捉到了。当然，那只羊并不是接下来在锅里煮的那只羊，这可能就是创作中比较神奇甚至神秘的一部分。如今聊起《无名》，大众的关注点在于梁朝伟、王一博，在于它够不够商业，而对导演程耳的讨论热度同样居高不下——程耳的独特性从何而来？《无名》在他的创作序列中是怎样的存在？程耳是一位文学性很强的导演，他爱写作，每拍一部电影，背后是无数的小说。《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程耳在家写了很多故事，没事就动笔写一写。写作的形式主要是小说，只有在确定要拍成电影后，他笔下那些文学性的故事才会变成剧本。这几年创作的小说里，《无名》的故事是最接近于拍成电影的那一个。即使已经合作过多位一线演员、成为业内广泛认可的电影导演，如今的程耳依旧对拍电影有一种畏惧。“我特别不享受拍电影的过程，因为到现场那一刻，确实感觉到压力太沉重了”，程耳这样形容他对片场的感受，“我有时候在去现场的车上，闭着眼睛，就在心里想就这么一路开下去吧，永远不要真正到达现场，我会有这种逃避的心态，但当然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一旦车停下，我睁开眼睛，去到现场，所有的压力在那一瞬间就全部都砸过来了，因为现场是不可再重复的。”程耳给到演员们的剧本只有30多页，主演梁朝伟说，他很喜欢这种简约的剧本，就像看一部小说，里面就是很简单的句子，有很多想象空间；演员黄磊说，程耳的剧本并不易读，因为其中的提示很少，台词语言也非常少，他常常会写一个情景，这个情景往往要到现场拍摄的时候才知道。对于程耳本人，文学剧本如何变成电影影像，他也常常到现场才会知道，这就导致他拍戏有个习惯：飞页。也就是到现场临时改剧本，甚至有些戏份和角色都是现场“飞”出来的，比如黄磊的角色。“当我坐在现场，马上要拍这一场的时候，我的压力会完全不一样。在这一刻之前，我只是把它写成剧本，我知道某一天会面临拍摄这样的状况，一旦我来到现场，演员已经在化妆了，在这一刻开始所有的压力都给到我了。我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去决策此前的剧本所写的那些是不是真的可以，通常我都会推翻，我认为还不够，这个是我在现场会飞页的原因。它像一种压力之下的应激反应，是我对之前剧本创作的一种质疑和反思，以及我不得不去做的一个力所能及的完善的工作。”程耳的创作，就像他电影中手工剪裁的西装、精细制作的甜点拿破仑一样，有一种手工业时代的讲究——他写故事的灵感更多来自于一种本能，他很信奉尼采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不认为‘我想’，‘我’没有能力作‘想’的主语，不存在我想这件事，而是一个想法从高处低处左边右边向我走来。我相信当你足够的思考，足够的独处，足够的枯坐之后，所有的灵感某一天会突然向你走来，我只是记录下来。”他的每一个镜头都讲究光影明暗，《无名》全片采用阿莱65摄像机拍摄，不仅能拍出明亮里的反差，暗下来以后，有不同层次的暗，暗里面还有反差。程耳说，“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研究光的运用，每个人的造型，都是花费了很多精力去做的，我们要通过光线的运用，去凸显他们的魅力，去凸显他们在当下那一刻的心境或者行动，收敛或者爆发。光线的运用，会着力于去凸显每个场景，服务于我们每一次的叙事、每一次的转折，我们把光用到了极致。”如果硬要归类，《无名》或许可以被称为谍战片。传统谍战片往往有一个事件和需要解决的危机，但在程耳心中，谍战是一种比较窄的类型，而《无名》比谍战片更加宽泛。电影中黄磊有一句台词，“我是个软弱的人，不适合巨变的时代”。程耳本人更愿意把《无名》概括为那个年代的史诗，是一曲哀歌，是对那个年代的回顾。“这次我刻意去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历史梳理得更清楚，虽然我们是要拍一个商业片，但并不是仅仅只有人物之间的短暂的矛盾，我仍然希望在这个基础之上有一种更宏观的关乎历史的表述。我希望把每一个人物、每一场戏、每一个所涉及到的事件都放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中去，我们真正去直面这段历史，试图去理清前后顺序、因果关系，会有历史上的野心。”程耳认为，《无名》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电影，虽然沉重，但是饱满。他想用这次严肃的创作、用最高的成本试验这个市场。回到开头所言的四个愿望，程耳还是那个程耳，他贡献了一个扎实的、精致的作品，能否被观众认可、收获好的票房，其实都基于成片的质量和完成度。希望这部作品被更多观众看到，程耳的四个愿望能否实现，观众和市场会逐渐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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