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间，导演王一淳在微博发出长文，举报欢喜传媒税务问题，重点讲述了自己导演的电影《绑架毛乎乎》被欢喜传媒叫停的始末，她表示自己干了一年活，没有拿到一分钱编剧费、导演费、承制费，还要倒找欢喜传媒129万元。欢喜传媒第一时间回应表示，王一淳悄悄把钱转到了自己的私人账户、私人公司和个人工作室，完全没有告知欢喜传媒，所以双方去打官司，法院一审二审都判定了是王一淳违规，所以项目停止。今天中午，王一淳在与娱理工作室的独家对话中，补充回应了事件中涉及的合同签订、共管账户、欢喜传媒在律师函中提出的“涉嫌敲诈勒索”等相关争议焦点，她表示，有些话说出来可能就是“大决战”了。
这起纠纷症结何在？能给行业留下怎样的思考？娱理工作室咨询了第三方律师意见，复盘梳理整起事件。
事件回顾
据王一淳在长文中所言，她于2019年10月和欢喜传媒达成合作意向，约定欢喜出资、她出面成立承制公司静深影业，以零承制费完成新片《绑架毛乎乎》的制作。2020年5月，欢喜传媒向静深影业账户打了40%的制作费551万元，2020年6月8日，王一淳被通知项目暂停。随后王一淳被欢喜传媒告上法庭，2021年8月，法院判决合同解除，静深影业需返还欢喜传媒583万元，当时静深影业账户余额454万元，影片在筹备期已经支出96万元，也就是静深影业需另返还欢喜传媒129万元。王一淳认为，这个结果意味着自己干了一年活，没有拿到一分钱编剧费、导演费、承制费，还要倒找129万元。王一淳提出，因为静深曾经收到551万元投资款，并且开具相应的发票，如今欢喜传媒应该退回或冲红之前的发票，不然静深还要另缴近百万的企业所得税，这让她无法承担。但截至发文当日，欢喜传媒仍没有进行任何退税操作，王一淳决定公开举报欢喜传媒偷税漏税。
针对王一淳的长文，娱理工作室昨日第一时间联系到欢喜传媒，对方回应表示：“王一淳想拍一个电影，我们公司投资给她，她不符合我们约定的投资合同，悄悄把钱转到了自己的私人账户、私人公司和个人工作室，也完全没有告知我们。我们就跟她说，你这样不规范，我们就不投了，你把剩下的钱还给我们，她不同意。我们就去打官司，法院一判二判都判定了，这个是她违规，所以项目停止，她必须把钱还给我们。她很不甘心，所以就到处抹黑我们，一直在威胁我们。打嘴炮没有意义，如果觉得不公平，完全可以起诉。以法院的判断为准吧。税务问题欢迎来查，我们欢喜传媒堂堂正正，非常正规。”欢喜传媒还出示了一份律师函，其中提及王一淳今年3月找某媒体报道相关纠纷，欢喜传媒认为文章失实，王一淳涉嫌用媒体文章敲诈勒索。今天上午，欢喜传媒也在微博发出官方声明回应该事件，表示相关合作纠纷已经由法院审理和认定。欢喜传媒出示的一审、二审判决书中则显示，欢喜传媒提出按合同约定，静深影业从共管账户中支出款项，应该提前向欢喜传媒发送申请，但账户明细显示，静深存在多笔款项未提前申请的情况，因此存在违约行为，故解除协议，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均采纳了欢喜传媒的主张。
对此，王一淳向娱理工作室出示了合同中的相关细节，她表示，就提前向欢喜传媒发送申请这一点，其实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详细具体的共管方式。
王一淳今天凌晨在微博公开回复了关于违规转账的争议，附上了影片筹备期间的报销邮件，显示她向欢喜报销了成立河南静深和青岛毛乎乎工作室两个实体的相关费用。她表示：“他们说的私人工作室就是指的青岛毛乎乎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和静深公司一样，是在欢喜授意下，我出面开设的，用于为剧组提现，支付一些没有发票的小额款项，这个做过剧组的人都知道，可以说青岛毛乎乎工作室和静深公司都是承制体系的一部分，不仁义还不愿意用个人名义为他们出面成立工作室呢，真没想到他们会用这个反咬一口。”
今天中午，王一淳导演在与娱理工作室的独家对话中，补充回应了事件中涉及的合同签订、共管账户、欢喜传媒在律师函中提出的“涉嫌敲诈勒索”等相关争议焦点。王一淳：最早他们问想选什么形式，因为我听说过很多项目中途解约这种事儿，就那种只签导演和编剧劳务合同的，那资方说不弄就不弄了。在我的想象里，我如果作为承制方，有一大笔制作费用打到公司账户上，对我来说相对更安全，如果资方撤资，他要反悔不得交违约金吗？所以我就想选承制这个形式，但是他们就比较犹豫，因为正常来说承制都要收15%左右的承制费，我看到他们犹豫，我就说你也不用纠结，我不要承制费，反正也不是为了挣钱。我零承制费，我只是为了项目安全。虽然我们承制合同没有约定任何承制费，但是也由此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条件，就是产生的一切费用都是欢喜来承担，比如说这个税也是他们来承担的，在合同里有的。娱理：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你有找律师团去帮你把关吗？王一淳：当然也找律师朋友帮我做了一些修改，回过头来看，我的感觉是如果想恶意违约，合同怎么签都拦不住。王一淳：我也反复看过那个合同，有的地方确实没有尽力替自己争取，比如约定了零承制费，乙方享有什么权利呢？就是乙方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合同都是不对等的。再比如说只约定了任何违约方支付对方10%的违约金，但是对哪些情形算是违约就没有一个具体的展开。
娱理：你在长文里写了当时有很多投资方想投这个电影，从判决书里也发现之前跟华策有过合作，最后为什么选择了欢喜？王一淳：欢喜是行业里有影响力的公司嘛，而且我觉得当时把我引荐给董老板的那个老师也很懂电影，未来在创作上不会有什么分歧。娱理：我咨询了一下行业状况，和资方合作时，可以签投资合同，也可以签承制合同，当时你可以有选择吗？王一淳：也没有，其实给我的感觉他们是一个资本运作公司，更像是他们出了钱以后，很多事他们就不想管了。我们多次呼吁你们是不是派一个专业的制片过来协助我们监督我们，再派一个你们的财务过来，他们都没人。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刚成立这个承制公司的时候，合同上约定了这是共管账户，他们有监管权和查询权，这就是现在最大的争议点。但是约定了这个权利以后，我们合同上并没有明确要怎么行使审批权和查询权。我出面去银行开完户，我直接就把审批权的U盾寄给他们了，我留了一个执行权的，就是我每次执行都需要你那边审批，这个跟自己家里网银的U盾不太一样，是需要两个才能完成一笔操作。我就把审批权U盾寄给他们了，结果施鸽拿到审批权U盾以后在公司问了一圈，不知道该交给谁，没人管这事儿。后来他说又问了一下公司的人，只要一个有查询权的U盾就行了，我们能看到你账户上的动静就可以了，他就把审批权U盾又给我寄回来了。我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我们没有矛盾的阶段，双方都很友好的阶段，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后面他又怪我钱没有经过他审批，但是合同里没有约定你审批权怎么行使，我们都是在摸索。娱理：你昨天晚上决定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当时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应该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纠结吧。王一淳：之前他们不退税，我就联系过一次媒体，媒体也写了一个整个事件的稿子，然后我把这个稿子发给我一个朋友，让TA帮我看看，TA正好也认识董平，TA就把这个稿子发给董平了，董平看完就跟TA说，你看我常年在香港，都不知道这事，导演都是跟下面法务沟通的，我跟导演们一贯的关系都很好，从业26年都没跟导演们闹过别扭红过脸，不想闹成这样，要不你问问导演有什么诉求，我安排下面人尽量和平解决。然后我那个朋友就问我有什么诉求，我就说我认为一个大公司的违约成本不应该由一个小导演来承担，你应该把扣我的钱退给我。结果第二天我这个朋友转告过去以后，他们公司的副总赵毅军联系我，说你把你的诉求写一下发给我，我就把同样那段话写下来了，一个大公司违约的成本不应该由一个小导演来承担，你们应该把我的钱还给我。然后第二天我和媒体就收到了律师函，说我是敲诈勒索。原来我只是想找人家要税，而人家是要把我送进去。
娱理：你当时发给朋友的是发布出来的稿子，还是发布前的稿子？王一淳：稿子还没发布，是我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给董平发的，那个朋友还挺有名的，所以我就不说TA名字了，省得给TA带来麻烦。娱理：看你公开发的文章里面说，其实之前已经还了100多万元了，还差22万元，为什么会为了22万元最终决定走到“大决战”的这一步？王一淳：忍无可忍了，都要拍卖房子了。我没钱了，我能给他的你看我不都给他了吗？那100多万不是谁都能一下子拿出来那么多现金的。娱理：你最后也说可能要赌上自己的导演生涯，现在有感觉到这种外界的压力吗？王一淳：还好，好多朋友支持我，我朋友圈都刷屏了，从来没跟我说过话的好多人都在支持我，可能是大家作为创作者，都经受过不同的委屈，把我这当成了一个出口，所以引起了很多创作者的共鸣。我昨天发完以后，还有好多人给我私信，说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也给我讲他们后来都是怎么解决的，希望对我有所帮助，反正大家都很气愤，就说这种事可以发生在每一个创作者身上。娱理：你现在其实把剧本的权利拿回来了，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推进吗？有没有找到新的投资伙伴？王一淳：我已经拍完了，2021年的3月份拍到4月份，拍了一个半月，后期还在做。因为那个时候等他们判决，我也没法再去找别人的钱，我自己筹钱拍完的。所以我才说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可惜我这还是当初投资方追捧的项目。娱理：昨天晚上发布了这个事情，欢喜也第一时间做了回应，现在你跟欢喜还有进一步的沟通吗？ 王一淳：没有，税也一直没退给我。前几天给他们公司发函让他们快点给退税，他们法务也没回应。
第三方意见
就此次王一淳导演举报欢喜传媒的事件，娱理工作室也咨询了第三方律师团队的意见。田宇律师所在的北京民博律师事务所影视文化法律团队在行业内有多年经验，服务过影视公司、投资公司、单体影视项目等等，对影视行业的操作流程比较熟悉。在看完事件相关材料，包括王一淳导演微博上的长文、补充回应，欢喜传媒方出具的一审、二审判决书、律师函后，田宇律师认为，矛盾主要是因为双方对影视行业、影视项目法律关系的复杂程度及理解认识的不平衡导致的。“影视行业有很复杂的法律关系，不是简单的买卖合同或者说借款这样单一的法律关系，比如说谁去报送审批，谁去对接其他的合作方，影视行业特别是具体项目涉及的主体繁多，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因为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所以各方应尽量协商一致，签订相关书面合同，在合同内容中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但是仅从王导长文中提及的‘承制合同’的标题导向来说，一方占据强势主导地位的可能性极强，一般情况下对于‘承制单位’（一般所谓合同乙方）来说必然需按照合同约定，听从合同甲方的各项要求,因此虽然未见过具体合同内容，但是推想王导一方处于合同相对弱势方的可能性较大。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这种合同本身有什么问题，更不是不能签这种‘承制合同’，实践当中包括我本人服务的客户当中也经常会有签订类似这种‘承制合同’的情况。但是首先你要考虑自己的资本，你自己的地位以及跟甲方或者其他各方的议价能力，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有议价能力跟甲方或者说合同其他各方去沟通，你能够接受合同中约定的各项内容，并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清晰的预判，并有信心依约履行各项合同义务，当然也包括行使各项自身权利，最终达成合同目的，签这种合同显然并没有什么没问题。比如既然是‘承制合同’，一般情况下承制单位收到的款项就属于经营性收入，向投资方开具发票属于法律规定的义务。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在合作之初，对双方的合作模式进行重新安排和约定。再比如纠纷中较为关键的共管账户的使用。其实不光是在本次纠纷当中属于焦点问题，在影视项目运作实践当中，均属于各方当事人的重点关注内容。而往往运作越规范的项目会对相关内容约定得越详细。如果实际情况与约定不符，即便双方没有引发纠纷矛盾，也是项目中潜在的一项风险，仅以‘行业惯例’或者其他未经双方书面合意确认的理由抗辩，往往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本案即是如此。实践中我接触的很多导演或者说从事创作的人，可能更关注的是作品的完成，但是资方可能更关注的是成本收益，二者之间肯定会有关注点的不同。我能深刻理解王导目前的心情，但是从现有的材料看，法律上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作为生效判决认定的债权人，欢喜传媒一方申请强制执行，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追加被执行人，均属于自身合法权利的行使。当然我没有研究过全案的证据材料，也并非财务专业人员，对于欢喜传媒是否涉嫌税务违规，还需以税务部门最终认定为准。”
法律、税务上的问题交由相关部门去裁决，但这起被公之于众的事件并不仅仅是欢喜和王一淳之间的纠纷，更应该给影视从业者们留下一些行业警示意义。王一淳导演说，青年创作者们聚会时，常常会聊起自己的倒霉事儿，而这次事件发生后，也有一些朋友去跟她分享自己的遭遇。可见王一淳遭遇的事情不会是孤例，或许有些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有些选择息事宁人，所以这些事情没能引起足够的社会反响和从业者们的重视。田律师也表示，因为影视行业的特殊性，很多当事人可能更愿意选择保密性更强的商事仲裁方式处理各项纠纷，或者签有相关保密协议，因此除了自身真正碰上了各类纠纷矛盾，或者像本身关注行业相关风险及纠纷处理的专业人员，其他普通公众甚至是行业内的从业人员、创作者很难会注意到这其中的相关风险。这次事件可谓撕开了一个缺口，让更多人窥得创作者在和资方合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影视创作者们往往醉心于创作，想的都是要如何把片子拍好，在法律知识上是有缺失的。但做影视难免和资本打交道，项目管理也至关重要。创作者们应该学习法律、税务等相关知识，或者请专业团队打理相关事务，在合作初期通过合同明确责任，用完善的条款保障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也希望资方或者相关的大型公司，在平衡收益的同时，给予创作者更多的理解，加强沟通。重要的是，要在影视行业里建立并且普及完善的、规范的法律机制，保障双方的权益，在互信、平等的合作关系中，才会少一些夭折的项目，多一些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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