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超龙：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出土釉陶熏炉发微

朱超龙乐艺会 2019-05-17

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出土釉陶熏炉发微

朱超龙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 225100）

内容提要：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中出土有一件釉陶熏炉，其上墨书“苍颉”二字，是目前所见关于仓颉最早的器物资料。史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西汉时期已将仓颉奉若圣人或仙人加以崇拜；经过分析可知，这件熏炉是刘毋智用作仓颉崇拜的礼器。刘毋智作为吴王刘濞亲族，随刘濞迁到吴国，仓颉崇拜应是由刘毋智自合阳国随迁而来，但这件熏炉是南方地区的产品。从对仓颉的崇拜来看，刘毋智应是西汉吴国负责文书案牍工作的吏员。

关键词：西汉熏炉仓颉吴国

《文物》2010年第3期刊载了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整理的《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发掘简报》一篇[[1]]。该墓虽遭盗掘，但经抢救性发掘和公安机关追缴，仍获得了丰富的随葬品，且时代较为明确，为扬州地区西汉时期的墓葬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断代标尺。

该墓丰富的随葬品中有一件釉陶熏炉（M1︰34）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件熏炉器身墨书“苍颉”二字，是考古发现的记录仓颉最早的器物材料，其中透露出西汉时期的仓颉崇拜和墓主人身份等重要信息，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件熏炉反映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为美芹之献。

图一刘毋智墓出土的釉陶熏炉

一、墓葬及釉陶熏炉简介

据《简报》介绍，刘毋智墓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郊的杨庙镇杨庙村王家庙组，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木椁墓，墓圹口大底小，坑口长5.7、宽4.4米，坑底长4.7、宽3.4 米。发掘者据残存的棺椁判断，该墓由正藏椁和外藏椁两部分组成，从棺、椁的尺寸判断，正藏椁内应为一棺、一侧箱和一头箱（或足箱）。

墓中随葬品丰富，从盗墓者处追缴和在盗掘的堆土中采集的随葬品有111件，外藏椁保存完好，经发掘出土的又有68 件。主要分为陶器、漆器、竹木器、骨器、金属器、玉器等六大类。发掘者根据墓葬结构和出土的随葬品判断，该墓的相对年代应为西汉早期，从漆耳杯底部的“郃阳侯家”烙印戳记和刻划的“吴家”铭文来看，该墓的上限可确定为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 年）。结合出土的“刘毋智”玉印，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吴王刘濞的家人或本家亲族。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举兵叛乱，不久兵败被杀，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吴王刘濞的亲族或后人不太可能在吴王刘濞被杀后置办如此高等级的葬礼，故刘毋智墓的年代下限不会晚于景帝前元三年。所以，刘毋智墓的绝对年代应介于公元前195 年至公元前154年之间。

笔者将要讨论的这件熏炉出土于外藏椁，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盖面隆起，顶部立一鸟，作振翅欲飞状，中层沿面卧伏三只小鸟。盖面底层沿面刻两周弦纹，间以两周三角形镂孔，并饰放射形戳点纹。器身子口内敛，上腹直壁，下腹曲折内收，喇叭状高圈足，足根宽扁。上腹饰一周凹弦纹，并墨书“苍颉”二字，仅盖面施青黄釉，器身无釉。口径10.4、底径7.5、通高18厘米（图一图二）。

图二刘毋智墓出土的釉陶熏炉

二、釉陶熏炉反映的仓颉崇拜

中国古代将仓颉视作造字的始祖，此说在战国时期便广为流传，频见于当时的诸家经典，如《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并黄帝时史官”[[2]]、《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3]]《韩非子·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4]]等。

至于西汉，对“仓颉造字”的文献记载更为丰富，但不同于战国时期的朴素客观，这时的描述多有演绎夸饰，如“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5]]的说法就出现在西汉时期。对仓颉本人的描述也出现了明显的神化倾向，如西汉末年的谶纬之书《春秋元命苞》：“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刚。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化。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6]]可以看到，西汉的仓颉由造字的圣人、史官一跃成为有上圣之睿德的“帝”，已有了崇拜的意味。结合后世史载，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印象：最迟到西汉末年，对仓颉形象、身世及其造字一事的崇拜体系构建基本定型，后世对仓颉及其造字的演绎基本不出西汉时期的框架。

对仓颉进行祠祀最早的例证见于战国晚期至秦代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其《日书》甲种和乙种有“祠史先龙丙望”一句，刘乐贤先生认为可能与史皇有关，《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史皇就是仓颉。又《论衡·讥日篇》：“又学书讳丙日，云：‘仓颉以丙日死也。’”祠史先忌丙、望，似与仓颉以丙日死有些关系[[7]]。惜此例尚不能遽断，聊备参考而已，但东汉时已有对仓颉立庙祭祀的确证，《后汉书·郡国志》“左冯翊”条下有“衙县”，注引《皇览》曰：“有苍颉冢，在利阳亭南，坟高六丈。”[[8]]庙中所立东汉延熹五年（162年）苍颉庙碑传世至今，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9]]。

另有三例考古资料：一例为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中室东壁横额雕刻有仓颉形象，同一层次的中室北壁横额刻有东王公、西王母、九尾狐、羽人、翼虎等，可见是将仓颉视作仙人[[10]]；另两例见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11]]和四川新津崖墓4号石棺[[12]]，这两例是将仓颉与沮诵、孔子、老子、神农等圣人并列，应是将其视若圣人。这三座墓葬的年代集中在东汉中晚期。要之，从西汉时期对仓颉形象、身世、造字的神化和东汉时期对仓颉立庙祠祀的情况来看，可以基本确定西汉时期已将仓颉视若圣人甚至神灵进行崇祀，所以此时出现有关仓颉崇拜的礼器并不是奇怪的事。

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仓颉图乐艺会资料

再从这件熏炉本身来看，熏香本身就有祭祀礼神的功用，烟雾氤氲缭绕中，能为礼拜活动营造亦真亦幻的氛围，其钮部的飞鸟装饰母题在汉代的信仰体系中与求仙思想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上举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的例子里，仓颉与沮诵相对，中为一棵大树，树下一鸟衔带，树上有两只小鸟立在鸟巢上，左右各有一凤鸟，这种层次分明的飞鸟构图形式与刘毋智墓中的釉陶熏炉有相似之处，可见这件熏炉本身就有较为浓重的神话气息。

此外，相同形制的熏炉在江苏仪征张集团山1号汉墓中也发现过一件（M1︰27，图三），除器身下有承盘外，两件熏炉几乎如出一辙[[13]]，而一般认为团山汉墓的时代为西汉早期，为吴国王陵区的陪葬墓。同时代的刘毋智墓离庙山主墓不过4.5公里，且与团山汉墓随葬的同类器物多有相同或相似，两者可能有一定关联[[14]]，可见此类型的熏炉似有一定的等级意味。再者，从书法的角度讲，器身上的“苍颉”二字笔力劲道、墨书谨严，书写水平很高，也不似随意为之。

图三江苏仪征张集团山1号汉墓熏炉（M12：7）

仪征市博物馆西汉青釉陶熏乐艺会资料

综上，笔者认为在等级颇高的熏炉之上郑重书写时人所奉神圣之名应是一种崇拜行为，这件釉陶熏炉应为刘毋智生前用来崇祀仓颉的礼器。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熏炉作为神灵崇拜的礼器，为何采用墨书其名的方式作为偶像象征。笔者认为，仓颉崇拜的实质其实就是汉字崇拜，是汉字崇拜的表现之一[[15]]。仓颉造字后“天雨粟、夜鬼哭”，就是说文字具有非同一般的魔力。

这种对于文字的崇拜可以追溯至更古的殷商时期，张光直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在商代已出现占卜师与专司刻辞的卜官的分工，后者在任何时候都仅是一小批人，可能是唯一会文字书写的人，而贞人和卜人只需集中精力从事宗教活动[[16]]。直到秦汉时期，文字仍然只是掌握在少数精英阶层手中，这种情况很容易产生对于文字的崇拜。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文字神力的例子，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记载的一种出行巫术：“禹符，左行，置，右环（还），曰□□□□右环（还），曰：行邦□令行。投符地，禹步三，曰：皋，敢告□符，上车毋顾。”[[17]]这段文字是目前发现的对巫术用符最早的记载，根据汉代情况推测，这时的巫术用符还处于直接模仿军事政治用符的阶段，“禹符”上面所写应是当时通行的文字，而不是神秘的图形、符号[[18]]。可见时人认为文字本身就有非同一般的神力，对于他们来说，礼器与神灵之名文字的结合已然构成了崇拜的载体，这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神灵崇拜方式很有启发意义。

三、刘毋智身份蠡测

刘毋智墓的等级颇高，其正藏椁、外藏椁的墓葬结构与仪征烟袋山汉墓相同，而烟袋山汉墓被认为与江都国和广陵国皇族有密切关系[[19]]。墓中随葬品丰富，其中有一件做工考究的对羊金饰片，同样形制的饰物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过五件[[20]]，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眜墓出土八件[[21]]。

对羊金饰南越王墓葬博物馆乐艺会资料

有学者指出，对羊金饰片的拥有者主要是同姓诸侯或异姓藩王，制作者可能是汉宫廷管辖的工匠[[22]]，此说虽与后来的考古资料稍有出入，但其使用者等级都较高是可以基本坐实的[[23]]，绝非寻常人家所有。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耳杯底部烙印“郃阳侯家”方形戳记，并且刻划“吴家”铭文。“合阳侯”即刘仲，为高祖刘邦之兄，其子为吴王刘濞，原《简报》推测墓主人刘毋智为刘濞的家人或本家亲族。

还有学者指出，刘毋智墓规模可观，距离仪征庙山汉墓仅约4.5公里，而且刘毋智墓与团山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多有相同或相似的，所以刘毋智墓与以庙山为中心的吴国王陵区可能有一定关系[[24]]。以往对墓主刘毋智身份的探讨仅止于此，但熏炉及漆铭透露的信息表明还有可以深入的余地。首先从漆铭来说，漆耳杯标本M1C︰62的底部烙印有“郃阳侯家”戳印，并且刻划“吴家”、“千二”的计数符号。郃阳侯刘仲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被封为代王，八年，匈奴攻代，刘仲弃国逃亡，被废为合阳侯[[25]]。

一些研究表明，西汉初期分封的一些诸侯王国有自己的漆器生产部门，漆器制造权逐渐收归中央或郡县工官是西汉末年之事[[26]]，所以这件烙印“郃阳侯家”的漆耳杯应是合阳侯国本地所产，“吴家”显系后刻。不仅这件标本，据原《报告》介绍，Ⅰ式漆耳杯共有9 件，皆外髹黑漆，内髹朱漆，素面，杯底刻划“吴家”和“千二”、“丨”、“∠”、“—”等计数符号，或者印“郃阳侯家”方形戳记。高祖十二年“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27]]，刘毋智应是随刘濞从合阳国迁来，一部分合阳国本地所产漆器也被一同运到吴国，上面的计数符号应为临行前方便点选统计所刻。

熏炉反映的仓颉崇拜为墓主人刘毋智身份的进一步确定提供了有效信息。从后世的文献记载来看，仓颉被称作“苍王”，为衙门中办理文书案牍的胥吏所供奉，例如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载：“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余尝问其何神？曰：‘苍王’，盖以仓颉造字，故胥吏祖之。”[[28]]

这是相对晚近的记载，而前文已证，西汉时期已存在对仓颉的崇祀，但崇祀的群体是否如后世一样也是从事文书案牍工作的胥吏呢？东汉时期的《故汉上古长史侯相碑》为我们提供了这方便的例证，据碑文载：“侯氏出自仓颉之后，踰殷历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显齐、秦，晋卿士蒍，斯其胄也。”[[29]]从这段碑文可以看出，在东汉时期，仓颉姓侯并且为黄帝史官的身份已经深入人心，作为长史的侯相才会将自己的族源冒袭到仓颉身上。而长史实际上就是负责文书案牍工作，王国维在《释史》中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30]]劳榦、黄留珠、徐复观、阎步克诸先生也有类似认识[[31]]，即先秦史官主掌文案记事，后世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长史之官也是由先秦史官析出。

当然，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时期的长史掌管事务甚为宽泛，前后变化很大，有的会协助长官处理机要政务，甚至其军事职能也得到了强化，但这多是东汉时长史职能不断发展衍变的结果[[32]]。因长史之职顾及到的工作看似广泛，实则是所奉侍长官工作的外延，因此两汉时期长史之本务还是书记文案等工作，所以侯相才会遥崇“文字之祖”的仓颉。这是东汉时的情况，上而推之，西汉时期的史官职责当更单纯一些，所以笔者认为刘毋智在吴国所任职位为主掌文书案牍工作的吏员，或为史官之属，但具体何职尚不能确断，但其工作与文书有关是可以肯定的，若是其他工作当不会有崇拜仓颉的需求和意识。

刘毋智与刘濞关系密切，可能是刘濞亲族，在刘濞分封吴国时随其前往。但居地改换，所任职掌不会因此变更，也就是说刘毋智在合阳国应当也是执掌文案的吏员，尊仓颉为“字祖”，所以对仓颉的崇拜多半不是吴国本地的传统，而是随刘毋智自合阳国随迁而来。

汉立鸟铜博山炉扬州博物馆乐艺会资料

不过纽部为飞鸟的豆形熏炉应属南方因素，这类器物大量出现于战国西汉时期的东南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仪征张集团山一号墓，还有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M9[[33]]和仪征刘集联营M1、M4都出土过极类似的熏炉，后者为庙山王陵的吴国官员陪葬区[[34]]，更早的一对出土于浙江余姚老虎山一号墓[[35]]，无论是从器型还是纹饰与上述几件都极为相似（图四），只是因为时代偏早而稍显瘦长，扬之水先生将其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36]]。所以这件熏炉应当不是刘毋智自合阳国携带而来，而是吴国的产品，体现了本地因素与外来仓颉信仰的结合。

图四浙江余姚老虎山一号墓出土的熏炉

四、结语

从传世、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仓颉作为造字之祖、黄帝史官，在西汉时期便已受到崇祀。刘毋智墓所出釉陶熏炉等级颇高，书写谨严，本身也带有礼拜的性质，所以推测其为刘毋智生前用作仓颉崇拜的礼器。在礼器之上直接墨书崇拜对象应是当时崇拜方式的一种。从后世文献记载和东汉的碑刻资料来看，尊仓颉为祖的群体皆为掌文书案牍工作的胥吏，刘毋智既有如此需要，应当也是职掌文案工作。刘毋智既与刘濞关系密切，当是随其自合阳国迁来，所以仓颉信仰多半也是自北而来，但熏炉本身却是本地所产，外来信仰与本地因素的交流在这件熏炉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据笔者目之所及，除这件熏炉外，目前发现的两汉时期有关仓颉崇拜的考古资料仅见三例，且时代集中在东汉中晚期，也就是说，刘毋智墓中出土的这件熏炉是目前已知关于仓颉崇拜最早的实物资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与仓颉崇拜有关的礼器，为我们认识西汉时期的仓颉崇拜文化和神灵崇拜方式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十分珍贵。

[1]]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简报》，所引内容会在文中说明，不再单独作注。

[[2]] 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作篇》，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56页。

[[3]]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君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61页。

[[4]] 战国·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五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05页。

[[5]]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本经训》，中华书局1989年，第252页。

[[6]]﹝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春秋元命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0页。

[[7]]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22、123页。

[[8]] 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郡国志》，中华书局2012年，第3405、3406页。

[[9]] 碑文内容和历代著录情况可参见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2—242页。

[[10]] 管恩洁、霍启明、尹世娟：《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

[[11]] 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第22页、图版52。

[[12]]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第42页，拓本二〇。

[[13]] 南京博物院、仪征博物馆筹备办公室：《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14]][24]余国江：《仪征团山、庙山汉墓墓主人身份蠡测》，《秦汉研究》第十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110页。

[[15]] 党怀兴、陶生魁：《苍颉造字与汉字崇拜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6]]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75页。

[[1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0页。

[[18]]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19]] 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图八〇，图版七五：2。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文管会：《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07、208页，图一三七：1，彩版一八：1。

[[22]] 郑彤：《汉代对羊纹金饰片初探》，《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23]] 山东莒县浮来山西汉墓中曾出土 4 件类似的金饰片，墓葬规模较小，墓主人也非王室，但根据墓葬中出土的双面印章可以认定，墓主人是城阳国的一位高级官员，也不能排除是王室姻亲的可能。见刘云涛：《山东莒县浮来山西汉城阳国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24]]

[[25]] [27]汉·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2821页。

[[26]] 洪石：《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的生产与管理》，《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钱彦惠：《铭文所见西汉诸侯王器物的生产机构——兼论西汉工官的设置与管理》，《东南文化》2016年第3期。

[[27]]

[[28]]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第68页。

[[29]]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164页。

[[30]] 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31]] 劳榦：《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任务》，《史学通论》，大陆杂志社1960 年，第168页；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2002 年，第51、52 页；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3—82页。

[[32]] 关于长史的综合研究可参见申超：《秦汉长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33]]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M9、M10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

[[34]]仪征市博物馆：《江苏仪征刘集联营1—4号西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7年第4期。

[[3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4页，图二〇，彩版一四：2。

[[36]] 扬之水：《两宋香炉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后收入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44、45页。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本文曾发表于《东南文化》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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