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驰援：我从没觉得自己是英雄 | 毕业设计
编者按
本文系人大新闻学院2016级本科生李江梅的毕业设计作品，为RUC新闻坊毕业设计系列的第三篇，文章于4月2日定稿。
口述 | 童晓辉
采访、撰文 | 李江梅
指导教师 | 唐铮
2020年2月8日，山东省卫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组派医疗队援助湖北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通知》，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增派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2月9日，山东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在24小时内迅速集结完毕并抵达武汉。他们在汉阳国博方舱医院里奋斗了26个日夜。至3月8日最后一批康复患者出院，山东医疗队累计收治病人数599人，累计治愈出院人数308人。重症医学科护士童晓辉是这批医疗队303名医护中的一员，是儿子，是丈夫，也是父亲。
童晓辉驰援武汉的那些日子，并没有感受到人们想象中那种充斥着生离死别的人间炼狱，反而看到的是人们在非常时期下建立起新的常态，然后打起精神继续生活下去。再多的不寻常终会被时间磨平棱角，再多的情感激荡也终会收纳为对苦难者的悉心关照、同袍间的惺惺相惜和远方亲人的殷切思念。
他始终觉得自己担不起“英雄”等诸如此类的词汇，“任务来了，我就去了”。接下任务的时候没想太多，只是身为医护的责任感使然；完成任务的时候也没多骄傲，只是感觉自己连续多日提着的那口气儿终于可以放下了。同类间守望相助的默契，并不需要多少称颂的赞美词。
以下是童晓辉对自己驰援武汉经历的自述。
童晓辉与方舱医院里的小患者
（受访者供图）
凌晨一点的出征令
2月9日，凌晨一点，我交完晚班回到家，妻儿早已睡熟。我蹑手蹑脚钻进浴室迅速冲了个澡，还没来得及擦干头发，洗漱台上的手机开始嗡嗡地震动，我探过身，看到了来电显示，是科室的护士长。
我迅速接了起来。“还没睡吧，问你个事儿啊，愿不愿意去武汉支援？”，护士长在电话里问道。
我一愣，这并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院里为数不多的男性机动库护士——机动库护士一向被誉为护士行业中的“特种部队”，经常需要处理突发的抢救工作。再加上我在重症监护科工作了10年，年轻体壮，又早在疫情爆发之初就签下了请战书。现在被医院选上，并不意外。
但说实话，在热气还未消散的浴室里突然接到奔赴前线的命令，心里还是不免一阵擂鼓，再加上刚值完夜班的身体极度缺乏睡眠，脑子里仿佛卡上了一颗螺丝钉，零件的运转都如数停止。
“这事儿我得寻思寻思，现在太晚了，总得让家人知道一下吧。”我压低声音回道。
“任务比较急，需要立马决定，没有考虑时间。”护士长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着急。
我沉默了一会儿，大概半分钟，又好像是十秒，对着电话说：“好，我去。”
然后我挂下电话，擦干了头发，摸黑爬上了床，将头埋进柔软的枕头，不一会儿就睡死了过去，梦里一片安宁。
早上六点，电话又来了，我半睁半闭着眼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的护士长通知我赶快去医院开会，语气急切。
我“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知道去武汉这事儿应该算是一锤定音了。于是迅速起床穿衣洗漱，趁着吃早饭的功夫将消息告诉了妻子。
妻子停下筷子，静静地盯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那你赶快吃，吃完饭去医院开会，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你，如果确定下来了就赶紧告诉我，我在家给你准备东西。”声音里听不出多少情绪的起伏。我知道她一向通情达理，一向支持我的工作，但我也很清楚，她心里肯定在害怕。
我嘴里有些发涩，没再说什么，点点头，往嘴里迅速扒拉了几口饭，然后火速赶到了医院。
我推开医院会议室大门走进去的时候，已经七点过半，院领导们都已经到齐，端坐在椅子上，等我入座。我快步走过去，拉开椅子坐下来，十指交叠压在桌子上，感受着胸腔里“砰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响、频率越来越快。
会议开始了，院长直奔主题，宣布我入选山东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驰援武汉的消息。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整个市人民医院乃至全招远市被派去武汉的只有我一个人。这时市卫生局的局长也收到消息赶了过来，刚坐下就问：“哪个是派去支援的童晓辉？”
我“唰”一下举起手，一排排目光“唰”一下扫过来。
“什么时候出发？”卫生局长问我。
我不知道，自然也没法回答。
“9号。”院长发话了。
“今天不就是9号吗？”局长有点吃惊，我也有点吃惊。
“对，今天就走。”院长点了点头。
会议结束后，我立马给妻子发了微信，告诉她两个小时以后我就要动身去武汉了。接着我被带去了护理部，进行简短的防护理论培训。感染科主任带着迅速搜罗到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赶过来塞给我，防护物资满满当当地装了两个行李箱。
九点半，医院安排了一个员工开车把我送回家，收拾行李，然后与家人告别。
回到家，妻子已经提前把行李收拾妥当。最后也是最难收拾的，还是自己和家人的情绪。
妻子和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着：“保护好自己，好好休息，多吃饭，多穿衣服。”我一遍又一遍地点头答应。刚满三周岁的儿子还不太明白我要去哪里、做什么，只知道要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爸爸，豆大的泪珠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擦着儿子糊了一脸的鼻涕和泪，耐心地给他解释：“爸爸要出差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
儿子小脸拉耷着，小声地念叨：“爸爸去打怪兽了，病毒怪兽。”
十点钟，我拖着行李箱，背对着家中老小不舍的目光，乘车前往济南与其他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集合，之后再乘飞机一同出发前往武汉。
汽车在通往济南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着，我刷完微信上亲戚朋友们发来的慰问消息，接着看到了妻子在我离开不久后发布的朋友圈，里面写道：“心中五味陈杂，我童哥奔赴一线，援助武汉，我把你暂时借给祖国，祖国记得还我。”配图是不久前我和儿子在公园里玩耍时拍下的照片，儿子戴着红彤彤的毛线帽，胖乎乎的小手紧紧地攥着我。
我心中又何尝不是五味陈杂，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揉成一团，从心底向上翻涌。我默默按下截屏键，将妻子这条朋友圈保存了起来。
傍晚六点，满载医护人员的专机从济南遥墙机场起飞，飞机上的乘务员哽咽着在广播里说道：“我们把你们送去战场，也会来把你们接回家。”这句话我记了很久，直到一个多月后我结束任务返程回家那天，再次看到乘务员的时候，耳边还会立马响起当初那个哭着广播的声音。
等待作战的日子
到达武汉的第二天，起床吃过早饭，简单休整后立即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准备和培训。
上午发放物资，不少人趁着空闲剪头发。酒店的大厅俨然变成发廊，男的大多推成了光头，姑娘们乌黑柔顺的秀发在剪刀咔嚓作响中从肩头飘落到反光的大理石地板上，然后被随意地扫到一边。不一会儿的功夫，角落里就堆满了碎发，缠绕作一团，分不清谁是谁的，一只废弃的蓝色一次性口罩显眼地矗在上面。
下午一点钟正式开始进行入舱培训。培训针对医务人员进入隔离病房的情景进行模拟，包括如何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如何在保证个人防护安全的条件下进行医疗活动、如何在结束医疗活动后脱下个人防护用品。
六个小时的培训结束后，专家将整个医疗队共303位医护人员分为了10个医疗组和1个后备组，分批次入舱，我被分在医疗组的第十组，是最后一批入舱的。
2月11日下午四点，我们被分配支援的汉阳国博方舱医院正式投入使用。第二天，医疗队的首批队员入舱，第一组的6名医生和8名护士当天共收治了330位病人。
到了傍晚，第一小组结束工作回到酒店。在酒店大门口，当天未进舱的医疗队员们使用含氯消毒剂对他们进行喷雾消毒。我没有带消毒用的小喷壶，便拿废笔芯在矿泉水瓶盖上捅了几个眼儿，做了个简易喷壶。做完以后我还沾沾自喜地照了个成果图，发了条朋友圈。没想到的是，医院领导看到我的朋友圈，立即打来了电话，问我还缺少什么生活用品，要想办法一并给我邮寄过来。我听了以后心头一暖，没想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有人在一直挂念着自己。
喷雾消毒后，他们穿过的所有衣服也要放进消毒桶里消毒。消毒桶不够用，有的队员就将自己的行李箱清空，拿来当消毒桶。
在驻地酒店进行消杀工作
（受访者供图）
消杀工作结束后，开始经验总结交流会，第一小组的队员们将他们今天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反馈给之后即将入舱的医护们。
第一组介绍经验说：之前在训练穿脱防护服时，统一按照专业指导穿两层，外面一层防护服，里面一层一次性隔离衣。但真正到了实战的时候，由于防护服规格不一，质量良莠不齐，为了确保安全，每人又多加了一层隔离衣。里里外外俄罗斯套娃似的套上三层塑料衣，行动极不方便。再加上那个时候方舱医院的信息系统还没来得及上线，每一位病人的入院记录和病例资料都需要手写，费时又耗力。
听着同事们的工作体验，我不自觉地紧张起来，脑子里突突地冒出来各种设想：万一护目镜没戴牢掉下来怎么办？万一稍有不慎一个动作扯破防护服怎么办？
我知道自己胡乱瞎想也没什么益处，只能劝自己静下心来，在等待入舱的那几天里加紧练习穿脱防护用品。
每天午晚饭点，是我与家人固定的视频通话时间，一般是我在屏幕的这头吃着盒饭，妻子和儿子在屏幕的另一端吃着熟悉的家常菜，边吃边唠着细碎的家长里短、咸淡冷暖。隔着屏幕，听着对方背后的嘈杂声响，想象着彼此的日常会是什么样。
妻子很少表露她的担心，怕我因她的担心而担心。但在聊天时又忍不住跟我提起，自我来到武汉之后，她时常失眠。我也只能一遍遍地安慰她：“不会有事的，我们都培训过，非常注意个人防护，不会有事的。”
2月14日是情人节，早上一醒来我就给妻子发了条微信，祝她节日快乐，并因不能在身边陪伴她过节而感到抱歉。
妻子在微信里回我：“等你平安回来，余生每一天都是情人节。”
我心里默默念着这一行话、数个字，觉得这天底下最浪漫的话，不过如此了。
第一次穿上成人纸尿裤
2月16日，终于轮到第十组入舱了，等待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可以上战场了，我有点兴奋，当然也有点紧张。
上午八点半集合，九点准备，十点入舱交接，舱内工作时间为六个小时。在这六个小时里，不能脱防护服，因此也就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小心地抿了几口水，没敢喝太多，怕憋不住尿想上厕所，但也不敢一点都不喝，怕出太多汗导致身体脱水。
保险起见，我还是在里面套上了纸尿裤，这是我第一次穿成人纸尿裤，说实话，那个感觉真是不好受，厚厚的一层，圈在屁股上，又热又捂，走起路来，磨着大腿根。
9点钟，大巴准时将我们送抵汉阳国博方舱医院，下车后立马开始穿戴防护用具。头罩、口罩、隔离衣、防护服、无菌手套脚套、防冲击眼罩，一整套设备小心翼翼地穿戴完毕后，已经是满头大汗。之后再由队友帮忙相互检查穿戴是否正确，是否有物料破损。经过连续多日的数百次训练，这些步骤已经十分熟练，半个小时后，我们开始有序入舱。
汉阳方舱医院共分为48个区划单元，每个单元有22名患者，每位护士负责照看三个单元的患者。我负责的是第一至第三单元的60多名患者，但由于一名负责看护患者的医生要下医嘱、处理突发情况，基本没有时间照顾患者，我便主动接管了他的患者。一个人负责照顾120多人。
与同事们在舱内工作
（受访者供图）
口鼻上罩着两层口罩，憋气的感觉很明显。我是近视眼，戴着眼镜，眼镜外面再戴着防护眼罩，眼前的两层玻璃很快就泛起了白雾，看人看物都是一团糊。两个小时后，水汽凝结成了“满天星光”，在我眼前闪闪烁烁，耀得我头晕目眩。
两只耳朵也不得消停，人群往来喧哗的嘈杂声、防护服相互摩擦时的哗啦作响，各种声响混在一起、收拢在头罩里，好像一只破旧的老式收音机，收不到讯号，却又执拗地叫唤着，吵得人头疼。
防护服又硬又厚还不透水，质感很像农村里用来装化肥的编织袋。我不敢转脖子，不敢大幅度抬头，这些都是危险动作，每个毛孔都在时刻胆战心惊地感受着防护用具的状态，生怕听到“呲啦”一声防护服被扯破的声音。头皮发麻，指尖发凉。
进舱工作的前几个小时，我几乎是数着秒地咬牙坚持，不停地告诉自己“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穿着防护服量了120多个患者的体温，有体温异常的需要拿笔记下来，可手上戴了三层橡胶手套，笔握在手里，基本感觉不到，写每个笔画都很费力。
患者们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和善，有些患者情绪不是很稳定，看到其他病友去做核酸检测，就会很焦躁，不断询问我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去检测。
“大家不要急，不要慌，每个人的病情发展不同，去检测的时间就不同，大家要相信医生，他们会做出合理的安排。”我耐心地安抚着情绪激动的患者。
为了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医院在每个单元的患者中选派了一名单元长，负责协助管理各单元内入住的患者。第一单元的单元长在我尚处于“方舱菜鸟”状态的第一天，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中午到了饭点，我原本计划让患者们自行去发饭点领取盒饭，刚分派下去，一单元的单元长立马站了出来，向我提意见：“不能自己去领，要是其他单元的患者们看到了都会一窝蜂地涌过去，这就乱套了。你可以叫上这里的保安帮忙，把盒饭带过来统一给我们分。”
然后转身跟病友们说：“咱们都按照规矩来，不急，不会乱。”语气从容有力，颇有将风。我愣了一下，仔细想了想觉得他说的确实在理，庆幸有这样一位认真负责的单元长作为左膀右臂。
熬过前几个小时后，身体开始慢慢适应缺氧的状态。但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还是让我倍感闷热。纸尿裤只能兜住尿，兜不住汗。进舱后，身上的汗就再也没干过，吸饱了汗水的内衣紧紧趴在皮肤上。再加上看护的病人多，体力消耗远超平常，早上那几口饭早就消化得一干二净，空瘪下去的肚子咕噜噜地响，好在没多久就饿过了头，以后倒是再感觉不到饿了。
之前医疗队给每位队员都发了一份“武汉方言翻译资料”，都是工作中常用的武汉方言，像是“厥一针”（打针）“蛮扎实”（厉害）“耍拉”（麻利）等等，读起来还蛮有趣的。我有空的时候就掏出这本小册子瞅两眼、记几个。真进到舱里，与患者的交流并没有我想得那么难，大家都知道沟通的重要性，基本都用着掺点儿地方腔的普通话，用缓慢的语速诉说自己的需求，虽然费点劲但都能听懂。
下午四点，六个小时的工作结束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排队出舱。
出舱的程序比入舱时还要复杂，先在污染区脱下最外面一层隔离衣、口罩、手套、鞋套，接着走进半污染区，负责消杀的工作人员拿着装有含氯消毒剂和75%酒精的两个喷壶，左右开弓，从头到脚给我们喷洒。然后脱下防护服，再喷一遍，之后才能进入清洁区。到达清洁区后，还需要用生理盐水冲洗眼睛，用碘伏或者75%酒精给鼻孔和耳朵消毒。每个队员完成一整套消杀工作，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虽然步骤繁琐，但能够有效防止交叉感染。
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换下湿透的衣服，填饱饿瘪的肚子，然后打开手机跟家人朋友们报平安。一轮消息回复完，我一个后仰瘫倒在床上，借着手机屏幕打量着鼻梁上被口罩磨起的水泡，默默盘算着下一次入舱的日期。
待到樱花烂漫
方舱医院里的患者大多是轻症，但很多人身上的苦难和悲伤却很重很深，我知道自己没法感同身受，只希望能做个合格的树洞，让他们有地方吐露和排遣。
患者里有一位53岁的大姐，她的丈夫和小叔子感染新冠肺炎，在同一天去世，但她还没来得及悲缅逝者，自己也被病毒一棍子抡上身，“那天是2月3日，老公和他弟弟去世后，我紧接着收到了自己确诊的消息，我的孩子也被隔离了。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我哭了两天两夜。”
可是她同我讲起这些的时候没有再哭泣，“走了的人已经走了，但我还有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等我痊愈出院，我一定要去捐献血浆，去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说话时眼神里透出的坚毅深深打动了我。一场疫情，让几千个家庭的亲人阴阳两隔，而我能做的就是细心护理，帮助他们早日战胜病魔。
日子波澜不惊地一天天向前淌着，入舱作战的时间与待在酒店备战的时间就像是五花肉上的瘦肉和肥肉，渐渐成为我在武汉的常态。但每次进入方舱医院，总能在习以为常的平淡中感受到生命的活力。
在一名学习过心理学的队员的提议下，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汉阳方舱家人群”的微信群，把进群的二维码贴在防护服上，让患者扫描二维码入群，方便医护在群里和患者及时沟通病情，并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渐渐地，这个聊天群越来越活跃，患者们会在里面斗着表情包互相鼓励打气。我有时在工作空隙点开扫两眼聊天记录，也会忍不住笑出声。
都说运动能使人脑分泌多巴胺，让人感到心情愉悦。不进舱的时候，有些队员在酒店里一遍遍看着网上的视频，自学了舞蹈、太极拳、五禽戏。进舱时就带领身体条件允许的患者一起做做简单的运动。
每当音乐响起，方舱医院里就变成了大型广场舞现场，裹在防护服里的“塑料人”在前面笨拙地起舞，后方戴着口罩的男女老少们做着整齐划一的动作。我四肢没那么灵活，没胆量在大庭广众之下献丑，只是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之后我在网上看到有不少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患者们的积极乐观感动了五湖四海的人。
武汉的气温不紧不慢地往上爬，身上的秋衣秋裤一层层地往下脱。
2月快要结束的一天，我早上出门时发现酒店门口的樱花开了，肌粉色的花瓣层层叠叠地荡在枝头，好看极了。说实话，从前我对武汉大学的樱花没有太多的向往，总觉得那不过是一个景点。但当我看到那棵樱花树时，我真希望疫情能早点结束，大家可以丢下口罩，到武汉大学去赏樱花。
出院的患者越来越多，方舱医院里越来越冷清。3月4日是我最后一次进入方舱医院工作的日子，我们医疗队负责的500多个床位已经空了将近400个。
那天恰巧碰上医院给3月份生日的患者们集体过生日，护士长提前订好了一只大蛋糕，工作人员在活动区放了张桌子，桌子上用苹果和牛奶摆成一个硕大的爱心。
一位年过花甲的叔叔在生日会上清口唱了一首《为了谁》。“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方舱医院为患者们庆祝生日
（受访者供图）
歌声中，我禁不住回想起自己在方舱医院工作的这十几个日日夜夜，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迎来又送走了一拨又一拨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却没能真正记下多少个名字、多少张脸，恐怕之后摘掉口罩在路上打个照面都不一定能认出彼此，但我们曾经一起度过这个难捱的春天。
其实在方舱医院的工作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紧张刺激、险象迭生。我不过是一次次出舱入舱，顶着三层塑料袋、隔着两层起雾的眼镜做着日常的例行工作，量体温、测血压、发放药品、安抚病人。每次听到别人口中称赞景仰的那个“逆行英雄”，总感觉像是在说别人。
3月8日，汉阳国博方舱医院送走了最后一批病人，关门大吉。
不少队友赶过去合影留念，我并没有跟去，而是一个人待在酒店的房间里。以往喧闹的酒店里一片静寂，那天恰巧是妇女节，我照着脑海中的印象为母亲画了一幅素描肖像，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了她，祝她节日快乐。母亲很开心，急切地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只能回道：归期未定，按上级要求仍需原地待命。
3月17日，在酒店原地待命的第十天。
清晨五点，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我以为有什么紧急任务，立马挣扎着去够，结果是医疗队的队友通知我：快起来收拾东西！今天要回家啦！
我们拖着行李箱离开酒店的时候，道路两边站满了自发来送别的人。人们戴着口罩，挥动着手臂，呼喊声一层叠过一层：“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欢迎再来武汉”……
兜里的手机不停地震动，“汉阳方舱家人群”里的患者知道了我们要回家的消息，在线上为我们送别：“愿你们健健康康的，平安回家” “武汉就是你们的第二个家”“来年樱花开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团聚之日”……手指迅速向下滑动着，心里真切地感觉到屏幕那端的情感。
原来，越是简单的话语越容易让人热泪盈眶，身边的同事已经开始抹眼泪，我的喉咙里也感觉热热的。
38天战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武汉大学的樱花还是没能看成，虽有些遗憾，但一想到家里的花应该也快要开了，心里就无比雀跃。
本期美编：蒋贤成
RUC新闻坊疫情报道系列
多国媒体关注新冠疫情 | 编译
被延期开学击中的老师们 | 关注
流行病报道中的“雷区”和建议 | 编译
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谁在新闻里发声？
了解传染病和病毒，还可以看这些纪实和科普作品 | 推荐
风暴中心：我的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近｜约稿
特别策划
技术前沿
报道规范
趣闻杂谈
数据新闻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