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课指南”，指向何方？
“救命！求问概率论×××老师怎么样？”
黄璐刚在石墨共享文档里敲完鲜红加粗的一行字，下方转眼就有两三个光标闪烁：“不太推荐，除非你愿意拿一周中的多数时间来学数学”、“老师讲得超好，但作业多要求高”……
半小时内，来自十多个人的评价挤满了手机屏幕。而文档右上角的用户头像还在持续增加，表明新的编辑者正不断加入，更多花花绿绿的文字和符号密集铺展开来。
2020年12月17日上午11点，中国人民大学的大三学生黄璐捧着手机，紧盯名为《又是一年选课时：春季赌场开盘》的石墨文档，已经忙活了接近一个钟头，时而皱眉打字，时而切换到“个人课表”界面做修改。从几天前教务处发布选课通知以来，她就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份“选课指南”。
经过几十上百人的随时增补，截至2021年5月16日，本系列石墨文档已总计超过10万字，导出word文档高达255页。
《又是一年选课时》上下篇石墨文档已总计超过10万字，导出word文档高达255页。
老师好不好？任务多不多？给分严不严？指南在手，一查便知。“快逃”、“永远的神”、“大水怪”、“巨雷”，选课指南上的“选课黑话”对课程和老师的评论效果，对于学子们来说比学校教务系统上的课程大纲和介绍更具说服力。
这样一篇文档往往通过微信朋友圈或私聊在学生间隐秘而广泛地传播，一年年流传下来，并不断更新换代。
自发地汇总教师信息、制作和传播“选课指南”，已经成为一代代学生之间的不言之秘，普遍存在于各大高校。学生们对指南不尽相同的态度和利用方式，则体现了他们对于大学考核机制的无奈或迎合，对于各自学习目的的坚守或调整。
大学选课与“选课指南”
今年九月就要升入大四的黄璐，在中国人民大学共经历了五次选课，每次都能见到不下三种形式的选课指南，年年翻新，一年比一年花哨新奇。
“选课”是大学区别于高中的最大课程特点。高中的课程表全由学校提供，但大学的课程表需要学生们自行选择。
一般来说，有类似高中语数英课程的全校共同课，例如思政课、高数课和英语课，培养全校学生的基础能力，学生可以选择任课老师；也有仅在专业内部开设的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主要依靠学校根据院系安排在选课系统中直接导入，一般不可自主选择。
除了以上必修课，还有最大费周章的“专业选修课”和“素质拓展课”。前者是学生在专业必修课中已经掌握了核心的专业知识后，再根据专业更为细致的方向加以深入拓展的一些课程；后者则多为通识教育课程，例如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这两种课程门数众多，学生有很大选择余地，在本科期间修满相应学分即可。
在选课阶段，学校通过选课系统向学生提供教师上传的课程教学大纲，通常包括每星期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进度安排、考核方式和评分标准等，以供学生们参考。但在实际情况中，教学大纲的详细程度各不相同。“而且，有的大纲虽然细致，老师上课时也不一定会按照大纲讲。”学生小方坦言。
除了“不够详细”“货不对板”的问题，课程大纲往往还不能提供学生们更希望了解的信息——教师的授课风格怎样？课程质量如何？评分标准有哪些？给分手“松”还是“紧”？要得到上述答案都有赖于听课学生的描述和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完成学分的数量直接关系到学生是否能够顺利学成毕业，而课程成绩则会构成学业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学分绩。
每所高校计算学分绩的方法有些微不同，但总体都以衡量学生们的学习效果为目的。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分段绩点法为例，90分以上为优，对应满分绩点4.0，依次往下，86分到89分对应3.7、83分到85分对应3.3、刚过80分对应3.0……以此类推。
绩点和学分相乘的总和，再除以总学分，就是反映大学生综合成绩的利器——平均绩点，也叫GPA。这种加权求均值的计算方式意味着每门课的得分都会影响最终综合成绩，并且课程学分越高，对学分绩的影响越大。而每门课程能够获得满分的学生数量是有限的。
GPA贯穿本科四年，是对此期间学习成果的权威鉴定。“GPA不够高，在校园里几乎寸步难行。出国交换看GPA、留任学生组织看GPA、评奖看GPA，就连做社会实践，GPA低了也报不上名，更别说大家天天挂在嘴边的保研了，”小方认为GPA密切关联着大学生活的大部分内容，“GPA低的时候，我和人说话都自觉低人一等。”
学生的自由选课权，和课程绩点对学生的影响，共同促成了选课指南的大行其是。从十几年前起，选课指南已经在学生间隐秘地流传，随着学业竞争的日益激烈，“选课指南”越发成为学生选课的法宝，甚至俨然成了学生们在正式选课之前的“必修课”。
黄璐见过的最早的选课指南是一张便签截图。那时她刚进大学，“有个社团的师兄师姐特别好，简单地用便签梳理评价他们上过的课程，发到群里给大家作参考。”她翻出当年的旧图，便签上罗列了十几门课程，课程名和授课老师占一行，再加上几句上课感受，有些课还附上了个人绩点。
黄璐从师兄师姐处得到的便签截图。
“师兄师姐说自己大一的时候选课全凭兴趣瞎选，结果期末绩点稀烂，在评奖、交换甚至学生组织留任各方面都非常被动，所以一直叮嘱我们大一就要好好抓绩点。”“别看一门课的绩点只差零点几，保研竞争的分差通常可就是零点零几。”
黄璐曾经花钱和室友们众筹买过流传了好几代的选课指南压缩包，“AA制，像买卫生纸和充电费一样”。压缩包里是三份excel表格，每份表格按照学校的课程分类又细分为工作表sheet1~10，总计700余行，列满老师姓名、课程名字和各式评价。“开卷”、“无语，每节课都点名”、“自以为很幽默，笑话都很冷”、“大水课强推”，三言两语勾画出老师的爱好脾性与上课风格。
黄璐购得的表格式“选课指南”，格式严谨、内容简明。
最新版的石墨文档选课指南则按照不同的课程类别列出了清晰的目录。蓝色标注课程名，黄色标注老师姓名，分类井井有条。
对应的回答区里，几十位热心编辑者对老师的教学风格以及评分标准进行了详细介绍。从“课前复习很贴心”等课堂细节，到 “事少分高”等评分标准，再到 “听不懂快跑”等总体评价，甚至还有“同意楼上”、“我觉得老师作业不多呀”等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即使是没有听过课的同学，也能从中窥知课程概况。
最新版的石墨文档“选课指南”，则按照不同的课程类别列出了目录，各课程与教师分项下有对应的自由回答区，目录旁的彩色字样是部分编辑者的用户名。
“内容好不好”
对于精打细算的选课人，“选课指南”能让他们有效避免“两眼一抹黑”。
具体地，他们会格外关注其中的“老师”要素，因为大学里教师的授课方式直接影响课程的学习效果。
小方回忆之前使她“幻灭”的一门选修课，查阅官方课程大纲时，她满心欢喜，觉得内容介绍都跟自己的兴趣点一一契合。但在新学期第一周，当她真正走进教室，却发现老师整节课一直大谈自己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对小方所期待的“硬核”知识则并无太多涉及。
“可能老师是希望帮助我们理解，但我觉得这些个人经历反而使得课程碎片化了，学到的知识不成体系。”相比之下，她更喜欢“直接输出硬核知识的老师”。“跟着硬核的老师上课，就算内容不是很感兴趣，也会感觉有所收获”，她不愿“听了一节课以后感觉脑中空空”。
也有同学正好相反，喜欢老师在讲授中穿插故事，课堂节奏慢一些。为了选到符合自身期许的课程，“选课指南”中的课程体验和教师评价值得一看。
作为指南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篇幅最长，表达最自由直白。由亲历者现身说法的评价，成为判断课程质量的重要依据，左右学生们的选课意愿。
被描述为“有趣有收获”“老师人很好”“选到就是赚到”的课程，常年抢手，在选课系统中平均五六个学生争抢一个上课名额；被“yyds(永远的神)”光环围绕的，通常也是各学院甚至全校知名的明星教师，例如“同济名嘴”之一的高等数学教师贺金陵。
与之相对，被描述为“枯燥”“巨雷”“上课就是念PPT，很容易睡着”的课程则会让人心存犹疑，对应老师的“恶名”也可能会就此流传下来。
但恶名有时也不一定准确。
人民大学有两位英语外教 “马克绿”和“安奶奶”，因为“给分迷惑”“2.7扎堆”而在历年英语选课时为人所避之不及。但在最新的指南中，两位老师得到了许多夸赞，有同学亲切地澄清“绿绿”远没有传说中那么严苛可怕，也有人直呼“安奶奶转性子了，人真的太好，认真负责”。
“非常硬核吗”
课程难度和任务量也是学生们考虑的要素。在课堂质量有保证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能拒绝强制互动少、布置作业量小的老师。
大部分任务量小、考核轻松、知识密度低的课程，都属于学生们口中的“水课”。这些课程的老师通常风格温和，极少在课堂上出现严肃抽问和签到打卡，因此“水课”在许多学生心目中成了分配精力最少，甚至可以挪用来完成其他任务的变相自习课。
“水课”在学生们眼中通常“无功无过，还算可选”，但被令人望而却步的硬核课一衬托，有时也显得“炙手可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白九不会主动选“水课”，但承认会在某些课上“划水摸鱼，能混就混”，因为觉得此时认真听课还不如“写大物实验报告”。“我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但也知道需要这些学分，那时间精力能省就省。”她认为大学生已经成年，拥有这样的自主权，“前提是别表现得过于不负责任，太不尊重老师。”
何宣则自称对“水课”心态复杂，一方面享受其减小学业压力的好处，惬意自在，“某学期需要修的学分实在太多，选课时就‘难易搭配’，兼选硬核课和水课”；另一方面又觉得“近乎不劳而获”，平时几乎不听课，期末随便“水”一篇结课论文就能拿到对应学分，“回过头想心中有愧”。
课程被评价“水”，甚至本人被直接称为“大水怪”，对老师们来说也并非乐事。因为“水”背后的潜台词通常还包括课堂获得感低，以及觉得老师上课不够用心。“我还挺排斥‘水课’的，浪费时间，毫无获得感，讲的东西不入时也不实用，比如一些老师不走心，多年不改课件的课程。”吴怡评价道，“个人认为授课老师需要负一部分责任。”
不过，无论课程真实获得感如何，欣然接受“水课”的大有人在。
“给分怎么样”
另一个影响学生选课的重要因素是老师的考核与给分。
在绩点竞争的压力下，学生们从选课阶段就要开始筹谋。很多同学不愿付出了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却获得不如他人的结果，更不必说“事倍分半”，于是纷纷“趋利避害”，选择给分好的老师，不乐意挑战有难度的课程。
给分标准极其严格或古怪的老师在学生心中仿佛“地雷”，选课指南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帮大家“避雷”，推荐给分宽松的课。
武汉大学的魏同学会利用指南详细了解老师的给分标准，尽可能选择给分较高的老师，“最好是4.0给满，其余全部3.7”。在选课指南上，“给分客观”对于授课老师并非积极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老师不会在成绩上拉学生们一把，“有多烂就是多烂，绝不通融。”
有时，学生们面临抉择，在课堂质量高但老师给分严苛，和课堂质量一般但老师给分宽松之间，究竟应该选择哪一门课程？魏同学坦言，她通常会选择老师给分好的，但会额外花时间去旁听其他课程。“这样麻烦是麻烦了点，但绩点和好课两不误。”
人民大学的小雨为此不忿，认为这种试图兼得鱼和熊掌的方式实际上会倒逼她也做出类似的选择。“我本来打算选严格但授课内容充实的老师的课，但是大家都选了另一位给分好的老师，逼得我也不得不调整，不然万一就我一个人拿了低分呢？”小雨说，“分明是同一门课却因所选老师不同而结果迥异，让人觉得挺受打击。”
比如，小雨曾目睹过广受好评的某老师的游泳课考核，是浅水区50米计时。某位同学游游停停，前后总共尝试了五次，始终被老师不断指导与鼓励、不断降低标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她过了”。后来这个班“几乎没有得分低于3.7的”。
同样的测试，在另一位老师的班级中则天差地别，他要求必须在深水区连续游50米，且“冷眼”旁观、严格计时。某选课同学回忆：“喝足了水，受足了训，考核时拼死拼活勉强游下来了，得分依旧惨淡”。在小雨看来，像这样因为“没有选上给分‘善良’的老师”而影响成绩，就有失公平。
“开化却自诘”与反“选课指南”
李思柔觉得自己在选课这件事上，经历了一个从“懵懂又无知”到“开化却自诘”的过程。
大一第一次选课，她什么准备也没做。“赤手空拳、脑子空空地就去了，瞎选一气，以为同一个课程的老师差异不会太大，也根本没想过课程之间的衔接问题。”胡乱选课让她经受了身心煎熬。“每周有一天我全天满课，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半。首先是在游泳课上受折磨，之后每堂课的时间间隔只有半个小时，半夜才能吃上第一顿正餐，而且因为教室距离过远，几乎从没赶上过某门专业课的开头。”学期结束，李思柔的游泳课和专业课成绩都很糟糕，直接将她拖向班级倒数。
后来，她“学乖了”。
相比刚入校时全凭眼缘选课的“愣头青”，已经大三的李思柔坦言，现在每次选课都会对照培养方案、参考各种“选课指南”，提早做好充分准备，综合考虑老师特点、给分情况和上课时间地点。
但她也曾在老师出了名地 “手严”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上坚持下来。“一来怕退课之后夜长梦多，二来老师其实讲得挺好的，我有精力和兴趣入门钻研。”认真揣摩自己那时的心态后，她感慨道，“其实真正决定了要学一门课的时候，并不会因为选课指南的负面评价和缥缈未来而放弃尝试。”
李思柔这门专业课最后拿了2.3。“单从绩点看，其实算‘雪崩’，但这节课激发了很多同学对科研的兴趣，我也受益良多。”
她曾经还喜欢一门德国古典哲学通识课，老师讲得深入浅出、发人深思，但后来听说会闭卷考康德，难度很高，影响成绩，李思柔便选择了退课旁听。
“功利吗？我觉得挺功利的。我有时候很讨厌这样斤斤计较的自己，了解规则和技巧后，熟练运用它们，为自己博得利好，却没有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知识上的收获。可是对我、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我们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绩点与太多事情挂钩了。”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在“选课指南”上大费周章。
即便身边多数人都是精打细算选课，人民大学的裴一一直不觉得“选课指南”有多大意义。
大一下学期，他就勇敢“莽”上了马克绿。
和其他没选上心仪课程才沦落到马克绿手里的“倒霉蛋”不同，裴一因为记错时间而压根没参与一二轮选课，在补选阶段直接选择被其他人“排雷”“挑剩”了的马克绿。
“但我真觉得没什么，不是很迷信指南和他人评价，”最终拿到满分成绩的他回过头总结，“体验后觉得马克绿并没那么可怕，课堂上挺有收获。”
裴一评价一门课程时更愿意自己研究课程大纲，并亲身试听。他认为“选课指南”里的信息个人主观性强，并不一定公正，而且老师是否严格、容不容易通过等，并不反映教学水平。“亲身经历告诉我，课程收获如何、结果如何，跟个人喜好和投入程度关系更大。”
看到同窗们细细研读选课指南、计算学分与绩点、制定精致的选课计划，他表示理解的同时，也说“个人觉得没必要那么累。这是一个关于‘究竟要在大学里收获什么’的问题。”
同样算得上“佛系”的王青也不喜欢从选课阶段就开始“内卷”。“有时间精力，不花在认真听课上？为什么要整天研究怎样搭配课程才能保住最高的绩点？”
“选课指南”的背后：“就不能不读研吗”
为了换个环境、“喘口气”，学分绩佼佼者吴怡选择在大三下学期出国，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交换。
在这里，她并未直接见到类似的“选课指南”，作为交换生，也没有费心去询问。全年自由退课，挂科只影响学习进程、不影响总学分绩，这样的制度使得学生不必对每门课程的成绩都汲汲营营。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郑同学倒是对“选课指南”有些许共鸣，“我们有一个老师和同学都可以看的校园网站，学生可以实名或者匿名评价老师和课程，所有校内人都能看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公共卫生专业的刘同学也大方承认，“华人圈子里会有。”
香港科技大学对所有师生开放的校园网站，学生可以实名或者匿名评价老师和课程。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公共卫生专业的刘同学与华人师姐的聊天记录，两人交流选课相关问题。
对于不熟悉的老师和课程，如果有渠道了解更多信息，各地区的同学基本都会进行讨论。但不同的是，相较于内地“选课指南”中大篇幅的“给分”和“考核”指引，香港科技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的选课指导则更多集中于老师和课程本身，多为“老师英语口语听起来不大行”“课程太抽象，上课struggle”“感觉有点水，没有学习状态”等评价。
“相比内地，我们没有那么看重成绩，可能因为我们本科之后就没有那么浓厚的升学氛围了。如果不是有学术志向，很多人都是选择本科就业，雇主对成绩的要求没有那么高。”郑同学说。
吴怡用“纯粹”二字总结她在赫尔辛基的交换时光。
“他们把高等教育的学术导向和应用导向分得明明白白。如果直奔就业，不会选择来上普通大学；如果想要继续深造研究，他们也不会嫌晚，有很多在读master年龄在30岁以上，都是工作了许多年再重返校园。”吴怡补充，“可能因为国外文化不一样，他们的压力大多不是来自同辈竞争，而是养活自己。我芬兰的小组同学如果不能参与小组讨论，唯一原因就是要打好几份工，但也因此他们读书都有很强的自驱力。”
“学术就是学术，就业就是就业，这是两条路，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就业读研？”罗欧打心眼里不愿意继续待在校园，可是父母一直敦促她“镀金深造”，认为在这“水涨船高，学历贬值”的年代，多一点筹码，就多一条路。尚未经济独立的罗欧，也只能顺从长辈的想法。“我专门查过，1994年只有不到12万人考研，去年这个数字你知道翻到了多少吗？”罗欧苦笑两声自答，“去年一共有341万人考研，今年高考也就一千万左右的考生。考研快要和高考一样，成为必经之路了。”
在读研升学的浪潮和内部竞争的氛围下，选课指南的大行其道有了更合理的现实解释。
回国后的一天，吴怡午睡梦回芬兰，醒来后却发现自己躺在家中床上，下午的保研夏令营复习和实习任务正步步紧逼。吴怡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那一刻，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真的。”
学生们的价值观念、思考模式、对大学的期许不同，对课堂的评价标准有差异，继而选课方式和对“选课指南”的态度也不同。无论筹谋多少，总归是想有尽可能多的收获，总归保存有激情和理想，只要能遇上触及自己心灵的课堂，都不免动容。
何宣大二时“硬着头皮”选上的新闻理论课，作业量之大全院皆知。但回头看，她至今仍能复述出关键知识点，课程笔记和报告时常被翻出来用作参考。印象最深的是在最后一节课上，“硬核”老师向大家介绍了荷兰众筹新闻网De Correspondent——
“我们完全没有广告，我们总是把新闻放在经济利益之上；我们不假装是中立的，但我们的世界观是透明的；我们与您一起工作，我们不仅会告诉您问题，而且会说明我们该怎么办。”
“任何短时间内听到很多新闻消息的人都容易感到无能为力和愤世嫉俗。世界上有太多错误，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记者想要为此做些事情，不仅要关注问题，而且要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这种新闻形式被称为建设性新闻，不要与好消息相混淆，这是讲故事的一种方式，可以显示出什么是错误的，以及可以解决问题的。”
“我们不惧怕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记者可以大声疾呼社会的积极变化并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与陈规、成见、偏见和焦虑作斗争，我们希望尽可能包容。”
荷兰众筹新闻网站De Correspondent上的部分宣言。
对照着翻译念完这几段网站宣言，她依稀感觉回归了神圣的理想，再次热泪盈眶。
（由于种种原因，该网站已于2021年1月1日停止更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名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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