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援武汉34天：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编者按
本文系人大新闻学院2016级本科生闫雨莹的毕业设计作品，为RUC新闻坊毕业设计的第五篇，文章于4月14日定稿。
口述 | 袁园
采访、撰文 | 闫雨莹
指导教师 | 唐铮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派遣了782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并以医务人员0感染，患者0死亡的成绩顺利完成任务。袁园（化名）医生正是其中之一。
袁园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三次请命前往武汉。2月21日，他终于收到通知，作为宁夏第六批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来到了处于疫情“风暴眼”的武汉市中心医院。34天的时间里，他救治了近40位患者，于3月25日返回宁夏。
这一路上，他有过害怕，有过疲惫，看到了太多生命中的脆弱时刻，也感受到了举国同心的大爱无疆。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袁园说，驰援武汉，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以下根据他的自述整理：
三次请战，终于出发
因为新冠肺炎爆发，1月26日大年初二，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全部取消了春节假期，回到医院工作。27日上午，医院安排我所在的门诊部暂时关闭，我则回到家中待命。
27日下午，我突然接到了主任的一通电话：“你赶紧来医院，有重要的事情通知。”
我不敢拖延，和家人打了声招呼就匆匆赶到了医院。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书记正在分析武汉形势，“当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根据国家卫健委和自治区卫健委的指示，我们医院需要选拔20名左右经验丰富、素质过硬的医护人员组建援鄂医疗队驰援武汉。医疗队明天出发，有意向的请会后报名。”
我赶紧掏出手机给我老婆发了条信息：“现在院里动员大家去武汉支援，我想报名”。
“我考虑一下，”她立刻回复。
十几分钟后，我再次收到了她的消息，“可以，你去吧。”家人的支持让我安下心来。我在会场里写下自己的名字、职称和党员身份，交给了领导。
当晚，首批支援名单公布，但我并不在其中。
我不甘心，晚上回家重新写了一份正式的请战书：“若有战，先用我！我当竭尽全力，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交到了科主任手中，开始等待援鄂的消息。
等待的同时我也没停下工作。28日当天，我调到了住院部，同时通过线上APP提供免费咨询，从中筛查新冠肺炎疑似患者。我每天接诊30多名患者，只碰到过一例症状疑似，我立刻让他做好防护，避开人群，来医院检查，好在最后确认他并没有感染新冠肺炎。
但直到2月4日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发，我还是没有得到支援的通知。于是我找到领导了解情况，他犹豫了一下说到：“院里对大家的情况都了解，你家孩子刚出生，爱人和孩子都需要你照顾，你在宁夏战斗也是一样的。”
听领导的话音，我支援武汉的可能不大了。我想，既然如此，那我就守护好宁夏吧。
2月20日，首批支援武汉的同事已经在武汉工作了将近一个月。我不断通过新闻看到他们辛苦工作的照片，实在心疼，于是又一次写下了请战书交到了党办领导手中，当面向他请战：“我就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还是男的，又是中共党员。只要我们科派人，您就让院里派我去。2003年SARS的时候，我还是学生，什么也做不了，这次您一定要让我去。”
领导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只让我回去等通知。我本来也没报太多希望，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正准备进病房查房，就接到了院长的电话：“袁园是吧，如果你去支援武汉，你爱人同意吗？父母同意吗？你有和家人商量好吗？”
“她们同意！已经商量好了！”我立刻答道。
“好的，你随时等通知吧。”
挂断电话，我马上给老婆发了条微信，“我好像是要去武汉了。”
“什么时候？”
我还没回复她，人事处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袁园医生，2个小时之内准备好，跟着这批驰援武汉的队伍走，可以吗？”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准备！”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在沸腾，期盼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了，简直不敢相信。我随即给老婆回复：“今天就走。”
“时间这么紧？那你快回来收拾吧。”
几乎同时，所有同事都知道了我要去武汉的消息。
“武汉那边没有暖气，这几天又下雨又下冰雹，肯定特别冷，一定要多带几套秋衣秋裤，估计你家里没有那么多，我现在就去给你买。”“我去超市给你买点糖和巧克力，万一你低血糖就赶紧吃。”同事们纷纷帮我准备东西，比我还着急。
我已来不及一一回答，赶紧换下白大褂，就往停车场跑。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了，只记得我老婆的姑姑给我打了个电话：“你就放心去吧孩子，我们在这边人多，怎么也有办法照顾她们娘俩，你就放心去就行了。”接到电话的时候我都有点哽咽，情绪根本没办法形容，是激动，还是害怕，还是舍不得家里？我根本说不清。
推开家门，我妈妈正在客厅，看见我进门就指指卧室：“嘘，哄孩子睡觉呢。”我不敢走过去，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老婆和不满百天的宝宝，怕看见她们就哭出来，只干巴巴地对我妈说了一句，“妈，我要去武汉支援了。”
我拿出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也不知道该装些什么，随便抓了几件内衣裤和袜子放进去。我妈从沙发另一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眼睛通红。
“你就不能不去吗，那么危险，之前不是有医生那么年轻都死了，多危险，你别去了。”
“不行，妈，我必须得去，这是任务，”我没敢告诉妈妈我是自愿申请，“你放心，武汉现在已经很安全了，我去没有危险的。”
我妈没再说什么，去衣柜里抱了一大堆衣服出来，开始帮我把衣服往行李箱里塞，“那边冷，你得多穿点。”她一边塞，一边不住掉眼泪。一个小小的行李箱被她塞满了衣物，差点合不上。
其实我觉得我妈知道我是在骗她，只是她没有说出来。
因为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本想和老婆不辞而别，在微信里补一声，但我推着行李箱刚准备出门就又折了回来。我想到，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才能再见到她跟孩子。于是推开房门，瞟了一眼她和孩子，都没敢直视她的眼睛：“老婆，我走了啊，孩子就拜托你们了！”
我隐隐约约听到她“嗯”了一声，没有再说其他的话。我赶紧转身出门，没敢再多说一句话，觉得自己再多一秒就会哭出来。
我的同事尹主任和张晖老师已经在楼下等着送我去集结点。我赶到集结点的时候现场已经站了好多人，我们科的同事都来给我送行。纳姐把自己的党徽摘下来帮我带上，帮我穿好冲锋衣，戴好口罩。虎姐反复叮嘱我不要抠鼻子。护士长在我背包里塞了很多糖……当时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孩子，他们在想尽一切方式抓紧照顾我。
坐上去机场的大巴，我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从小到大她都是个文静的乖孩子，那天是我第一次听她哭着训斥我：“你为什么要去，你不知道疫情有多可怕吗？你现在已经当爸爸了，我大妈快70岁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谁来养他们！”
听到她的话，我本来强忍着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疯狂涌了出来，但是我不敢出声，怕被我妹妹听到，也怕同座的同事看到，只能清清喉咙，稳住自己的声音告诉她：“你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相信我。”我不敢再说下去，急匆匆挂了电话。
2月21日下午三点，飞机从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起飞，两个小时后，降落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救援，在风暴中心
到了武汉，我们还不能急着进医院，要先培训，培训内容就是练习正确穿脱防护服。
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小组四个人每天拿着防护服反复穿、反复脱。练到不想练了，就穿着防护服在酒店里面走动、休息，尽快适应工作的需要。
2月24日，我接到通知，第二天要正式进驻武汉市中心医院。我心中满是忐忑不安，医院环境、工作流程、病人情况……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一晚，我拿出了早已看过好多次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再在心里默记了一遍每个类型的患者要怎么治疗，就怕漏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们所有医护人员早早地起床洗漱，吃好早饭，6：40就登上了大巴车。路上畅通无比，没有人也没有车，整个城市都特别安静，车里也安安静静的，没人出声。我看着车窗外面发呆，不知不觉就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看时间，七点半不到。
一下车，看见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牌子，我心里感慨，“原来这就是李文亮工作的地方啊。”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对自己默念了几遍要小心，才走进了大楼里面。
武汉市中心医院 图/受访者
整个医院一共有24个病区，我被安排在了发热五区，患者入院由指挥部统一安排，我们就只负责埋头救治。五区一开始有三十多位患者，后来逐渐增长到四十位。工作第一天，原本负责五区的6位医生带着我们熟悉电脑系统、熟悉病人、查房。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从疫情爆发开始，他们就一直是上24小时休息24小时的状态，轮流在医院工作，早就已经疲惫不堪了。
早期缺乏物资的时候，一听说哪有防护服，他们立刻就派人过去“抢”，实在没有，就用透明塑料袋捂住脑袋进病区，相当于“赤裸着”身体暴露在病毒面前。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根本无法相信他们当时那么苦。“你们能够活到现在简直是种奇迹。”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没事，这不是终于等到你们来了吗？”一个医生回答我。这让我更加感到，我们的驰援是有意义的。
我所在的发热五区一共有6个医疗组，我们组一共有3位医生。6个组三班倒，分为白班、小夜班、大夜班，每个班8个小时，两天上一次。白班早上8点-下午4点，小夜班下午4点-晚上12点，大夜班晚上12点-早上8点。
工作的八个小时里，一般进病区有四五个小时，这么长时间闷在防护服里，全身湿透再正常不过，自己呼吸吐出来的气里好像都能闻到一股尿素的味道。脱防护服的时候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着在身上喷洒酒精消毒，人多的时候脱衣服都要排队等候。
但是这和诊治病人的压力相比算不了什么。34天的时间里，我前后接治了将近40位患者。这些患者不了解新冠肺炎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中心医院接治的患者年纪都比较大，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病房里面又禁止串门，没有娱乐活动，心理压力难免会很大。
比如有一个病人，我们都觉得他住院一个多月了，已经没有什么事了，只是偶然体温37℃，我建议他出院。但是他坚持不出院，“我体温还没控制住，还很重呢，怎么能出院。”
还有的病人，既往十几年的病也要跟这个病扯到一起。查房的时候，他们会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比如“我怎么感觉浑身酸痛”，但他会一直追着医生问很多很多遍。有时我都查完后面几个病人了，他还跟着问。还有人等在我们出病区的门口，追过来继续问。
对这些患者，我们都理解，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安抚、解释、再解释，一遍一遍告诉他们“你没啥事，不要多想，不要天天吓唬自己”。后来国家派遣了专门的心理治疗师来安慰他们，给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新冠肺炎是新出现的疾病，不仅患者，医生也需要逐渐去认识。国家卫建委发的新冠肺炎诊疗手册是我们治疗的最基础的依据，但在实际操作时只依靠它完全不够，需要不断去更新。
银川和武汉的医生会在工作群里共享自己手上的确诊病例，然后各自去研究。我们科主任也会给我们传过来其他地方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也会和宁夏那边开远程会诊讨论病例，或者和武汉当地的医生一起进行专家会诊，经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摸索积累起来的。
中心医院的病人不像方舱医院，大部分病情都比较严重，有些重症、危重症患者即便核酸转阴出院，也会遗留一些肺间质病变，包括纤维化，纤维条索，实变等。比如我的一个青年男性患者，肺部就出现了病变，出院之后一直在检查，治疗了一个月依然没有变化。他能恢复到患病前的样子吗？我觉得希望渺茫。
面对这些患者，我在治疗的时候就坦白告诉他们，即使治好了也会影响未来的生活。有的医生觉得我不应该说，白白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我觉得他们早晚得知道。更何况我们不能给当地医生留下那么多“尾巴”，万一以后患者来医院质问医生，我出院咋还不好？我咋还气短？你们怎么给治的？那就是给当地的医生留麻烦了。
在医院内工作 图/受访者
情谊，不只在医患之间
在武汉的34天，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很多。比如我无意中发现了李文亮留下的文件。
那是2月27日晚上，我第一次值大夜班。在交班前，我按照规定把诊疗记录备份到公共盘中，突然发现了写着“李文亮”三个字的文件夹。我猜这是李文亮医生生前在工作电脑里建的个人文件夹。我看着文件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有打开。大晚上，我一个人在医院办公室，四下无人，心里有点畏惧，觉得没经过允许，不要轻易动逝者的东西。
还有每次给家人打电话，都是一道心理关。我基本两天联系我妈妈和爱人一次。每次视频前我都得清清嗓子，照照镜子，不能让她们看出来我累。要是吃饭时碰到比较丰富的菜色，我还会拍下来发给她们，让她们放心。但说实话，越视频越伤心。作为儿子，我愧对我母亲；作为父亲，我也愧对我爱人跟孩子，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了。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要说是在武汉期间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和关心。
刚开始，我们不了解情况，准备每个组连续工作一个礼拜再休息两天，结果本地医生知道了之后立刻阻止了我们：“这样排班估计都得被感染了。你们必须要休息，这么连续上班肯定熬不下去的。”我们这才改了排班方式。
但是，在我们没来之前，本地医生的排班比这还要密，他们死扛了那么久，终于等到我们来支援了，也不舍得让我们把班排满，还时不时在自己不当班的时候，跑来医院给我们帮忙。最后支援医生能够0感染，我觉得这和休息充分是分不开的，里面有本地医生的功劳。
患者也经常让我感觉心里暖暖的。有一位本职是警察的患者，特别喜欢在病房写书法练字，从我开始接手五区的那天起，每次去查房都能看到她在练习。她总是把吃饭的桌子搬出来，纸笔平平整整地摆在上面，心态特别好：“我天天写写字，打发打发时间”。
她出院之前，给我们留下了好几幅自己写的书法：“武汉人民最宝贵的就是感恩的心”、“桃霞樱雨 天下同春”，这些信和书法都由我们队长好好地保存着。这份情谊我会一直记得的。
患者手写书法 图/受访者
我们还时时能感到爱心人士的关心，他们捐赠的食品特别丰富，让我在下了小夜班，回到酒店已经没饭吃的时候从没挨过饿。
3月9日下午，队长在微信群里通知我们：“大厅里有凉皮和羊杂碎，想吃的可以取。”听说这是宁夏的爱心人士特意一大早现做的，真空包装好，再开车给我们送过来。
说实话，每天吃单调的盒饭，早都吃腻了，突然听说来了家乡特产，别提多高兴了。但我最后还是没吃到。我本来已经拿到了，但队长在群里说第五批来支援的同志没有拿到，我就又给捐出去了。我跟自己说，凑合凑合，吃点什么都行，盒饭也挺好。
我们也尽量去回报大家。“3·8”妇女节的时候，我们队长提议为所有的女性患者送上小礼物。我手里只有之前医疗队发的巧克力，也没法上街买东西。于是那天值班前，我拿了一个大盒子把所有的巧克力和糖果都装上，带到了医院，查完房再挨个送给患者。
“太感谢了，你们还送我们礼物，我感谢你们都还来不及呢。”患者收到巧克力时都一脸开心。
为患者送礼物 图/受访者
那天我在病房的时间比平时长了不少，出来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但患者们的神情我看在眼里，也觉得很值得。
我们宁夏援鄂医疗队还一起为武汉捐了款。每个人都给武汉市慈善总会转了账，名字写的“宁夏援鄂（武汉）医疗队”，无论捐款多少，也是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爱心。
归来，感恩有你
3月20日下午，我正准备去上小夜班，突然接到队长的通知，“今天去交接一下病人，然后就可以回来休整，准备回家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是我值的最后一个夜班了，我的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没有感觉高兴，武汉还没有恢复正常的秩序，整个武汉还有四五千病人没有出院，我觉得任务没有完成。这种情况就让我们走，我有点不甘心。
当时有一个武汉本地医生在群里说了一句话：张主任又要回归一线了。我也在微信群里开玩笑回答，要不我申请一下不走了，我给你们当一线。
但是不行，我们得听从指挥部的统一安排。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酒店休整，调整作息，收拾行李。我的行李最少，几件衣服几双鞋，简单打包一下就发回了银川。3月23日，我接到了队长的正式通知：3月25日返回银川。
这次驰援武汉，我们医疗队患者0复发，0死亡，0投诉，0医疗事故，医护人员0感染，我们以最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应该说是圆满完成了援鄂任务。
离开武汉那天，很多志愿者来给我们送行，武汉市中心医院院长彭义香也来和我们告别。在机场，志愿者们穿着红衣，戴着红帽，举着“感谢宁夏医疗队”的旗子，为我们拉起横幅，还送上了“感恩有您”的手绘……
机场送别 图/受访者
一上飞机，我们就收到了东航为我们准备的小礼物——一个帅气的东航机长公仔，机长的声音也从广播里传出来：“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感谢各位医护人员这段时间辛苦的付出，武汉人民会永远记得你们……”
说来也巧，我们离开武汉的时候，武汉在下大雨，回到银川的时候，银川在刮沙尘暴。我在飞机落地前看到这样的天气，以为不会有什么迎接仪式了，没想到一下飞机就有志愿者过来，给我们每个人递上了一束鲜花。
风特别大，瘦小一点的人在风里都快站不稳了，我们接了花就赶紧上了车。一打开车门，每个人的座位上都有一个红色的袋子，里面是巧克力和糖果，还附上了纸条：“欢迎回家”。去酒店的路上一路绿灯，每辆车两边都有交警护卫。好多人都在路两边站着，跟我们打招呼挥手，旁边经过的车也都停下不动了，先让我们走。当时的情景让我特别感动，没忍住就哭了。
去驰援武汉，我没有经历特别的辛苦。和早期武汉本地医生相比，医疗条件也好了很多。SARS时我什么都做不了，这次也算是一个弥补，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新冠肺炎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需要一定的时间被大众慢慢了解，防治工作也同样如此。在灾难面前生命太过脆弱，以后要倍加珍惜才对。
回到银川后还需要隔离14天，不允许出房间，又不能接触其他人，我就把工作带了过来。疫情发生前，我正在负责一个全国性流感的项目研究，在武汉的时候也收集了一些数据，现在正好趁这个时间完成病例书写，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在武汉的这段时间，我的亲朋好友打了很多电话问候我，现在回到了银川，他们也算是放下心来。现在闲下来了，我也终于有时间和他们多说说话了。我现在天天和我老婆视频看孩子，就盼着隔离结束，可以回家抱一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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