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秉钧：离开天津的那一天
1965年9月4日，我们乘着西去的列车，离开天津奔赴了祖国的大西北一甘肃农建十一师一团六连。从那时起我们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开垦荒地，开始了忘我的战天斗地。我们秉承了兵团人自强自立，吃苦耐劳，团结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为了保卫和建设祖国的大西北奉献了我们的青春。岁月荏苒，转瞬五十四年，我们两鬓皆白。但无论我们的身份角色如何转变，无论身在天南地北，都常常梦回戈壁，都思念朝夕相处的战友，任何有关兵团生活的往事都能让我们津津乐道，因为我们情系戈壁，我们是六连人！我们有患难与共的战友情！
《情系戈壁》书摘
倪秉钧，1965年赴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老知青。青春已逝，年华已老。有经历，有感触，有喜悦，有悲痛，有成功，有失败……遂提笔记录酸甜苦辣咸，回忆过往的点点滴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离开天津的那一天
倪秉钧
1965年9月4日已经过去近50年半个世纪了，可是那一天又像是昨天，我的兴奋，妈妈的泪水都历历在目，因为那是我离开天津的日子。人生面临重大的转折时，犹如岩石上的摩崖石刻，那样的清晰可辨，那样的经久不衰，让人过目不忘。
那天，晴空万里，天气还挺热。我穿着绿军装，风纪扣扣好，端端正正的戴好军帽，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了好几次，太好了，太有气魄了，现在回想也太充满稚气了。虽然没有领章帽徽，但我们部队的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十一师”太牛了，参军是我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是国家的基石，我是其中的一员，感到无限的荣光。我当然要屯垦戌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怕吃苦……，雄心壮志，浮想联翩，早就把因为出身不好而未能考上高中的伤心事抛到九霄云外。
妈妈一直沉默不语，把家里的一只皮箱（唯一的）给我装衣服了，把家里的被又加厚了，让我带走两床，特意把褥子也加厚了，还有一条狗皮褥子，倾其全家最好的，都给我了。并叮嘱我：“听领导的话，别任性。西北冷，多穿衣服，有时间还是要看看书，学习学习。”当时妈妈对我的一片爱，我并不领悟，我怕别人说我是少爷羔子，和家庭没有划清界限。虽然没和妈妈顶嘴，但也只是敷衍“知道了”。
我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精神抖擞。妈妈和表姐送我，在三条石5路汽车站等车去东站。一位等车的长者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问：“参军了？”我微笑着，漠然。表姐忙说：“不是，是支边。”我心里说真是多嘴，参军多好听呀，不过长者还是给了我最爱听的回答：“支边也是部队编制啊。”
我们到东站时，站台上已经人山人海了。我们坐的是专列直接到甘肃玉门镇，一共两个连队，六连和十九连，我是六连的。当时赴甘肃的同学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初中毕业，未能考取高中的占极大比重，我们不是智商低，也不是不肯学习，因为出身这条门栏把我们当在外边了。大牛小鼠，16、17岁的一群孩子，最小的还有属兔的，当时只有14岁。都是坚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好孩子们。我们三中一共有十几位同学，有晏国生(同班)。三中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全校的同学欢送我们。我们戴着大红花坐在台前，家长也在台上，坐在我们的身后。孙若涵校长讲话，严长春的母亲代表家长讲话，声泪俱下。无论校长还是严长春的母亲都赞扬我们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孩子。全校的同学都为我们鼓掌，我们的内心也荣耀极了。我们都编到6连了。站台的大喇叭高唱着革命歌曲，我们各个精神抖擞，兴奋异常，战友们互相打着招呼，按照领导安排找自己的座位，在车厢中王树林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战友，46中学的初中毕业生。从此以后几乎一直在一起，从六连调到七连，从玉门镇调到武威，并且一直在一个连队，年轻时王树林嘴部比较美丽，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嘴”，老了，年近古稀了又得“嘴爷”之尊称。半个世纪的友谊啊，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西北大漠我们一起战天斗地，经历了几次的政治运动，可我们仍是好朋友。
那天，送行的家长们大部分都心情沉重，流着眼泪，握着孩子的手叮咛着。现在想，当时孩子们确实太小啦，家长真是不放心呀。我也站在妈妈的面前，妈妈拉着我的手说：“自己生活了，要不怕困难，要上进，一定常给家来信，家里的人都惦记你，都想你……。”妈妈的手冰凉，眼中充满了泪却没有落下来。妈妈是一位极坚强的人，无论妈妈遇到多大的坎坷从没哭过，我心里难过极了，我真想拥抱妈妈，可看到大家高涨的革命热情，把苦水又咽到肚子里去了。表姐早就泣不成声了，不断的说：“一定勤来信，让四姨（我妈妈）和大家放心。” 正在一起说话，妹妹风风火火的也从学校赶来了，她们开学了。妹妹眼快，大声说：“姐夫，出差回来了！”跑过去把正在人群中找我们的姐夫叫过来了。“知道你今天走，还真赶上了”姐夫气喘吁吁的说，顾不得满头的汗水，就把一大兜烟台梨给了我。后来这兜烟台梨成了战友们共享的美味。
站台上的大喇叭通知大家，去甘肃的同学们请上车，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家长拉着孩子们的手依依不舍，不仅仅是泪水了，呜咽声也同时在站台上响起来了。妈妈却没哭：“走吧，快上车吧，勤来信。”异常冷静。后来我问过妈妈，送我的时候您怎么那么冷静，没落泪呀？妈妈说：“怕你难过，怕你一个人在外想家。”我当时就哭了，妈妈怕儿子难过，把最苦的泪水咽到自己的肚子里，无奈呀。母亲的爱抚是无言的，后来我听妹妹说，列车走后，妈妈和表姐好像都傻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的擦着眼中的泪，回家到站都忘记下车了。看见邮递员总要问，有我们家的信吗？我常常遗憾为什么没在车站抱抱妈妈，即是慰藉母亲那颗心，也是我临别对妈妈的回报。原谅我吧，当时我太年轻。无法理解母亲……。
我可能到车厢的时间稍晚了一点，靠站台一面的窗子都挤满了人，伸出头拉着送行人的手，告别。我没能挤过去，站在窗边向妈妈挥着手，我估计他们没能找到我，但在焦急的寻找着，我大声喊着：“我在这呢！”没办法，太乱了，一点都听不到。呜……列车鸣笛了，缓缓的开动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颤抖了，难过了，望着渐渐远去妈妈的身影，我真的不在妈妈的身边生活了吗？真舍不得呀！……。这种难过太暫短了，随即又融入高涨的革命情绪，回到高唱着革命歌曲的战斗集体中去了。
1965年9月4日我们满怀着革命激情乘着西去的列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真正踏上了人生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