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校（作者：钱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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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母校
——上海市提篮桥区中心小学、上海市第五十八(澄衷)中学、同济大学学习经历回眸
钱平雷
这是我在1998年写的一篇散文，后来编入2005年出版的拙作《幸福相对论》一书中。这本来已经是过去多年的事情，但最近的一件事启示我，这原来属于怀旧性质的闲谈，却还有它的历史价值。前不久，我的中学母校澄衷中学（一度改名为58中学）120周年校庆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上海市《百年名校 江南文脉》丛书中有关澄衷120年校史的《诚朴是尚》举行首发式。我很荣幸地发现，其中有关58中学时期的研究，采用了本文不少的描述作为参考资料。我真的没有想到，怀旧文章还有它见证历史的作用。所以我又重新把此文的电子版找了出来，再尽可能找一些相关的照片，供《上海老底子》公众号选用。也让更多曾与这三所学校有过过从，但以前没有看到过此文的微友们分享。
只要上过学的人都有他的母校，除非是古代的家学，即使是学校的前身——私塾，也可以算得上是自己的母校。为什么人们要将自己上过学的学校唤作母校？这可能是把抚育自己成长的母亲与培养自己成才的学校作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以后也有人在文章中把学校特别是某种专业的专科学校称为培养这种人才的摇篮。在家中把同父母出生的男女叫做兄弟姐妹，那是仅次于父母的亲人。每个人不论生活背景、社会地位发生什么变化，他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为那是血缘关系。同样，与学校老师的师生关系、同窗读书的同学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无论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关系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那是因为有了学缘关系。至于毕业以后是否来往，那是另外一码事。有父母的地方是家，有老师的地方是母校。
说起我的母校，倒是很简单。从小学到大学就是三所学校——上海市提篮桥区中心小学、上海市第五十八中学、同济大学。这三所学校的名字在我上学时候都是与众不同的。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历史悠久。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上海一般的小学叫××路小学，而我的母校叫区中心小学。当我上中学的时候，一般的中学都叫××中学，可我的母校是以数字命名的一所重点中学。到我上大学的时候，经过1952年全国大专院系调整，大多数的大学叫××学院，我的母校却是解放前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冠有具体名字的全国重点大学。所以在填写表格中，学历一栏，我的母校就十分清楚，就是三行。
我的小学的前身叫唐山小学，后改名为虹口区第五中心小学（最近又与长青中学合并，叫长青学校）。据说建于20世纪30年代。学校的校舍在当时的上海市是属第一流的。当时的学生有不少是用包车接送的少爷小姐。这所学校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大的，校舍的教学楼呈E字形。从学校的大门口到教育楼的大门——被称为二门口，有一条长长的水泥路，道路的一侧是大礼堂、校长室、教师休息室、卫生室和事务室等办公用房；另一侧是大操场。除了大操场，在教学楼中间还嵌有小操场，置有攀登架、跷跷板和各类滑梯，甚至还有三座小山——在国民党军队废弃的碉堡上覆土形成的。学校的绿化也很好，有高高的白杨树，茂密的夹竹桃，矮矮的冬青树，花草四季不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沿着操场周围种植的柳树。每天在操场上做早操的时候，就会发现杨柳叶子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春天，杨柳爆芽，那翠绿的嫩芽在柳枝条上，随着略带寒意的微风轻轻地摇曳，那是在阳历三月，告示人们：春天已经悄悄来临；没多久翠绿的嫩芽变成了碧绿的树叶，这时已是百花齐放的春天了。以后叶子又随着季节长成茂密，呈现墨绿，此时是进入盛夏了；秋霜把它们染黄，秋风又把它们吹落。冬天里的柳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在寒冷的西北风中随风飘摇。每逢此时，我总在盼望明年春天那翠绿的树芽早早再现。看着杨柳的变化伴我走过小学的时光。这座学校的校园在当时尽是弄堂小学简陋的校舍中真是鹤立鸡群，加上其师资也是一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进入这所学校确是不易。要说这所学校，她不仅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姐姐、哥哥、弟弟的母校。我们姐弟四人都是从这所小学毕业的。但进入这所学校却各有一番经历，尤其是姐姐是立了“大功”的。姐姐钱丽臻从小聪明伶俐，去考这所小学时毕竟只有五周岁。当时进小学不像现在是就近入学，要经过考试选拔的。姐姐被考的题目是让她写一个“来”字。凑巧这个“来”字恰恰是姐姐会写的仅仅几个字中的一个。就这样她跨进了这座学校的校门。这所小学还有一所附属幼儿园，姐姐有位最要好的小朋友叫郭玲春，其姐姐就是幼儿园的老师。通过这个关系，使我哥哥和与我们相邻大姨妈家的二表哥柴慈钧也成为这所幼儿园的学生。说到郭玲春，我对她也有印象。她很有表演天赋，在小学五、六年级时曾被电影制片厂挑中在一部名叫《为孩子们祝福》的电影中当演员。以后她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去北京。从报上知道她是新华社的一名很有成就的高级记者。哥哥和二表哥因他俩的名字笔画较多，在幼儿园里，自己不会写名字就要留级，于是父母亲就将哥哥的学名从钱德禄改为钱平天。因为在中国钱氏大家族中，我们第32代世孙为“平”字辈。而大科学家钱学森的“学”字辈是第33代世孙。说起来我还是钱老的世叔呢！大姨父母打算给二表哥取个柴小二的学名，这当然是开开玩笑而已。因为哥哥改名，也使我的学名从钱德顺改为钱平雷。没想到钱平雷这个名字，超过了“德顺”这个现在只能称它为乳名的名字，而成了我的大号了。哥哥与二表哥在小学里也是同班同学，一次体育课，二表哥打破了哥哥的头，给一位叫盛璧的体育女教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给他俩的弟弟分别带来了祸和福。在我考小学时，因这所小学是公立学校，学费很低，一学期仅六元人民币。而当时一般私立小学却要几十元之多。况且学校的条件也是前者超过后者。公立小学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还能实行减免学费。因此考的学生多得不得了。按照规定，公立学校先招生，公立考不取，可以再考私立学校。考小学自然不会是笔试，是由老师按图考学生。我们的主考教师偏偏就是那位盛老师。由于哥哥是被打破头的，所以她认为钱家的孩子老实，“有其兄必有其弟”嘛！加上我大概考得也不错，于是就被录取了。相反，我的三表哥柴慈铎，本来是个很忠厚的孩子，因其兄打破了别人的头，被认为是很“凶”的孩子，株连到他，被淘汰了。几年后，小学就近入学，但偏偏到了弟弟钱平云上学的1958年暑期，几所小学采取联合招生的办法，弟弟又被母校所录取，这就是导致了我们姐弟四人都毕业于那所学校的缘故了。
▼提篮桥区中心小学是长青学校的前身
▼姐姐与她的同学坐在教育楼的"二门口“，前排右一是她终生的好友郭玲春，左二是姐姐钱丽臻。
▼她们的班主任吴幼文老师在指挥同学们搞活动。
▼在大操场上做早操
▼姐姐和哥哥钱平天在学校滑梯上
▼年近八旬的学生看望百岁的吴老师。郭玲春毕业于复旦大学，是新华社资深记者。钱丽臻毕业于上海交大，是宝钢的计量专家。
▼郭玲春重新坐到“二门口“，体验童年生活的滋味。
我上小学时，只有五周岁。什么事情都是懵懵懂懂的。班主任马庆明老师是一位很有教育经验的中年教师。她一直带我们到三年级，也从来不打骂我们，可她在孩子们的心中的威望却很高。我有时在家中“作”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你再这样，去告诉马老师！”我立即就老老实实不吱声了。由此可见老师在孩子们心中的威信有时超过了家长。我与马老师至今仍保持着联系，有时还通电话，偶然也去拜望这位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听她儿媳妇告诉我，得知我要去探望她时，她就像等候远离家乡的儿子将要回家来的心情等候我的到来。中心小学的师资是很优秀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硬件一流，软件也是一流。校长蒋丽似是一位与反动派有过殊死搏斗的地下党员。还有优秀的、在音乐理论上很有一套、会作曲的音乐老师何畏；我现在还牢牢地记得他创作的歌曲：“高高的蓝天，蓝如大海洋……”。他居然很欣赏我的嗓子，挑选我去参加由他指挥的少年合唱团。有一首合唱歌曲《我们的田野》，由一位叫韦爱伦的女同学领唱，她长得并不漂亮，而嗓子却特别甜美，加上我们和唱时的意境，使人处于一种极美的享受之中。另外如美术老师蒋松涛、历史老师何绍华、地理老师朱汉生等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非常称职的优秀教师。尤其是一位叫黄壮涛的老年自然科学老师，脑溢血半身瘫痪康复后，右手不能写字，又学会用左手书写给我们授课。但由于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扩大化，使数位业务上很强的老师如王少石、席才林等退出了教师的岗位。小学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我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吴梅琍。那是一位长得很秀气的青年女教师。有同学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小小杏花楼”。她同时还教我们语文和算术。说实话我是一个长得比较难看的男孩子，光凭外貌决不会讨人喜欢。但吴老师的心很细，她对我们的进步都会及时肯定，加以表扬。在号召少先队员捐献废铁碎玻璃的活动中我收集了不少，她让学校少先队大队的黑板报表扬了我，还让我出席了区少年积极分子大会。我从来也没被人这样重视过，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以后我的功课也突飞猛进，加上我的记忆力较好，地理、历史、自然这些小学高年级才有的课程都是“5”分。尤其是地理，班中惟一每次测验都得“5”分的，只有我一人。对文学的爱好也是在那时留下了根。现在看来我当时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尽管我在少先队里连小队长也没当过，但在毕业时仍被同学们选为优秀少先队员。凡事喜欢争上游的个性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我如今仍旧很怀念吴老师。听说她远嫁到天津，我通过种种途径，甚至写信给天津市公安局去寻找她的踪影，但没能如愿。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她祝福。按年龄来推算，她已年逾花甲，希望她能安度晚年，好人一生平安！
▼当年当我启蒙老师的马庆明老师
▼到她晚年，我去看望她时的马老师
▼我和陈梅生、张爱福同学的合影。马老师就是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
▼何畏老师仍旧与喜欢音乐的小孩子在一起
带着小学时代的“辉煌”成绩，选择当时提篮桥区中最好的一所中学——五十八中学，作为自己投考的初级中学。那是在1958年，在这所曾经叫澄衷中学建校五十八周年的时候，考进了名叫“五十八”的中学。1958年对我家来讲也很有纪念意义：姐姐考大学，哥哥考高中，我考初中，弟弟进小学。结果如愿以偿：姐姐进上海交大，哥哥和我进五十八中学，弟弟进中心小学。儿女们进了重点的大学、重点的中学和重点的小学，对父母来说自然是十分欣慰的了。五十八中学是1900年前后由一名叫叶成忠的企业家，用经商赚来的钱建造的一所学校。原名澄衷学堂。中小学合一。关于叶成忠，在上海滩也有他传奇人生的记载。他原是划舢板让人渡黄浦江的船夫。有一次，一位外国老板乘他的船去浦东，上岸时匆忙，把装有巨款和票据的皮包遗忘在船上。叶成忠发现后，停泊了舢板在岸边等候。外国老板发现没带皮包上岸，万分焦急，返回江边，发现叶在等他，真是感激万分。于是决定帮助叶做生意。结果叶做五金生意发了财。他拿了这笔财富创办了这所学校。1901年学校开学，第一任校长（应该是先当总习教，后任校长——《诚朴是尚》）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这位以后当过北京大学校长的大教育家。在我的记忆中澄衷中学中“澄衷”二字是叶成忠的名字的谐音。学校占地36亩左右，比中心小学大不了多少。学校教学楼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堂”字。主楼叫“蒙学堂”，旁边一座比较洋气的叫“世美堂”，另一旁还有两座小楼分别叫“恩粹堂”和“五爱堂”。学校原是私立学校，在大合营高潮中因认为叶成忠是靠外国人发财的，属买办，把校名改成第五十八中学，把叶成忠的铜像也推倒。改革开放后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眼光重新审视此事，又恢复了原来的校名——澄衷中学，又树起了叶的铜像。这是后话。说实话五十八中学的硬件，虽然是中学，远远及不上中心小学，教室的形状很不规则，采光更不科学，弄得许多教室在白天上课都要开灯，但毕竟是老学校，聚集了一大批优秀教师，甚至是教育家，有一位叫王震的老校长留了飘逸的白须，住在学校隔壁的弄堂里，退休后还经常到学校的校园来漫步。另一位叫吴希圣的老年教导主任，戴着一副茶色眼镜，讲起话既有水平又有气派，常年住在学校单身宿舍里。我在参加工作后，在铁路局与一位姓张的总工程师闲聊时得知他是吴的女婿。吴的妻子、儿女都常年住在苏州。吴在上海与他们分居。当时我真为吴老先生终身献身教育事业所感动。以后我见到张总的妻子时，半开玩笑地称她为师姐，并戏称张总为“师姐夫”。五十八中学在1959年时曾被定为重点中学。为此师生员工分年级专门集会庆祝，许多老师上台即兴发言，表示要提高业务水平，教好学生。1960年提篮桥区并入虹口区，虹口区的教育事业是比较发达的。原虹口区已经有了复兴中学和师大一附中两所市级重点中学，五十八中学与虹口、继光和北郊中学则成为区重点中学。但五十八中学确实拥有不俗的实力，如潘荻书、杨聪仕等教师后来均被华师大、教育学院相中，当上了大学教师。施宇生等教师支援了其他中学。除了这批“老教师”外，像后来的张载羽、朱培勇等中青年教师也都有相当的实力。有一次我在电视中发现在给全市化学教师进修讲课示范的居然是我高中时的化学老师马骁，他师大毕业来校讲课第一课的班级就是我班。因此我是他第一批学生，他现在是上海市的化学特级教师。
▼澄衷中学的教育主楼一一澄衷蒙学堂
1958年在当时称为“大跃进”时代，那股风也吹进了学校。我们被“四年一贯制”的教改定为试点，因此课程与当时的初一就不同。但大炼钢铁、勤工俭学之风也不断冲击着教学。班主任林友是一名归国华侨，被叫去大炼钢铁，班里几乎无人管。一会儿去高境乡劳动，一会儿去炼钢，通宵达旦。外地工厂在上海大量招工，大年龄同学被招去了一批。本来进了中学，相比在小学里，老师管束比较紧，动辄要排队，现在这类束缚都被当时乱哄哄的教学秩序冲得干干净净。数学测验一半以上同学开红灯。语文课只剩下写打油诗式的民歌。到了第二年当人们头脑稍稍冷静时，发现四年内读完六年课程的改革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时，我们又恢复了六年的学制。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体育项目——跳高，尽管我人长得矮小。初中时还有矮子的“美称”，但这并不影响我喜欢高个子才擅长的体育项目。另外还有两名伙伴——吴仁、朱长兴。三人时常赤脚活跃在沙坑旁。在我们看来，那双鞋有非常重的分量，穿不穿它，跳高成绩会相差20~30厘米。当时我哥哥在读高中。当我穿着短裤、赤着脚在跳高时，同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哥哥班的同学们会叫着哥哥的外号，指着我喊道：“三角，看你的弟弟！”哥哥见了，正在长身体的他，认为弟弟这般模样，有失他的面子，回家警告我不许继续如此。“习惯成自然”，他管他说，我管我干。直到高三，我仍在众人围满的沙坑旁赤着脚，随着人们的欢呼声中跃过横杆。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是五十八中学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我们在念初三时，学校曾树立过一位叫董文燕的学生标兵，她不仅包括数学、语文在内的各门功课都优秀，而且乒乓打得好，短跑也很快。在当时的学生群中，同时具备这样的素质是非常突出的，在我们这帮喜欢体育运动，又比较调皮的男同学中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虽然还谈不上是像如今的“偶像”，但说颇有影响力，还是客观的事实。因为她的事迹告诉我们，体育一流的学生，也同样可以做到学习一流。
▼戴红领巾的初二班级与班主任林学铭和副班主任李善通老师的合影
▼初中毕业照，上面前排就坐的有班主任尚汉惠、副班主任徐寿伯老师。还有初一的班主任林友、初二班主任林学铭，以及课程老师何世敏、秦秀璞、应志达、张云龙等老师。
▼如今是一群老翁、老妪学生与他们的班主任尚汉惠、课程老师管月伟合影
▼当年与我一起赤脚跳高的同学吴仁(左一)和朱长兴(右二)以及徐水根、俞顺贺同学一起合影。
▼当年58中学田径队部分队员合影。前排:黄璐敏(左)、董文燕。后排左起:蒋光明、黄云鸣(黄璐敏胞弟)、李维善(老师)、孙登武。
▼广受同学欢迎的马骁老师
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事情如“半农半读”冲击了教育质量。像我哥哥、二表哥等不少品学兼优的学生，在高二时就被军事院校或者国防工办抽走。体现学校水平的重要指标——高考升学率，在61届后每况愈下，62届的高考录取率低得惊人。听说董思林校长也觉得很没有面子，问及后面几届如何。大家估计63届比62届会好些，64届更好。由于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作用，加上学雷锋等号召，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学秩序也日趋正常。特别是“考不上大学，要去新疆”这一无形压力，迫使家长和学生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暗中抓紧学习。事实与预见倒是相符的。63届虽比62届略好，但录取率仍是不高的。64届据后来马骁老师告诉我是“打了翻身仗”。因为高三四个班级中有两班半的学生是在61届本校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动员”考高中的。其中(一)(二)班的学生均为本校初中升上来的，质量较高。结果考得出奇的好。当时录取通知书是由各高校寄到中学里集中的。然后在8月16日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大学的通知书。8月21日后再公布第二批、第三批非重点院校的通知书。我们班北大、清华、南大均有。像我这样功课属中上水平的同学周玉坤、朱林根也分别被上海交大、北京工业学院这类名牌大学所录取。听说(三)班班主任张载羽捏着一大把通知书真是又惊又喜，已经数年没有这样“丰收”的成果了。其实当年高考并不易。当我拿了录取通知书回家的路上，遇到同年参加高考的非重点中学学生的邻居，他说他们班的第一批录取通知书为“0”。由于当时处于“四清”运动中，有些所谓“成分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同学，尽管成绩不错，仍因政治原因被摒弃在录取队伍之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1965届，政治因素对高考影响更严重，五十八中学的升学率又降了下去。我们这一届的录取率超过了继光中学等其他重点中学，为五十八中学写下光辉的一页。
▼高中毕业了，与班主任胡祖濂，课程老师张载羽、陆康源以及邹瑞安、朱吉晖等老师合影。
五十八中学对我影响较大的是高二班主任黄立民。她是一位很有本事的历史老师。除了她能把课上得好以外，对同学的教育也很有风格。温和、慈祥又不失原则。像老师更像慈母。我们班原来在编班时，据说高中入学考试的总体成绩没有(一)班好。高一时，班主任生病，班里比较乱。黄老师在高二接任班主任后，是花了心血的。以我自己为例，高一三角课开红灯，这是一生中第一次走的麦城。但黄老师在仔细对我进行观察后与我交谈，认为我是有潜力的，并让我担任小组长，使我重新树立了信心。她对其他同学也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教学方式。到我们升入高三时，(二)班已经是一个很有生气的班级。以后虽然获得区优秀团支部等称号和荣誉，但班级良好的基础应该是由黄老师打下的。黄老师由于她丈夫受过冲击的原因，生活过得不舒坦。“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我与其他同学去看过她一次。1996年春节的年初二，不知什么力量又驱使我去探望她一次。她正在病中，但脑子非常清楚，还记得我上次去看她在1969年的某一天。在病榻边与她谈了两个多小时，真有游子回到母亲身边之感。她告诉我，她得的是肺结核，待病情好转会与我联系。8月份从马骁先生那里得知黄先生患的是肺癌，在5月份已经去世。我为失去这位老师感到悲伤，但又为我能最后与她见上一面感到安慰。但愿黄老师安息！如今，当我们高中同学会面时都会缅怀这位妈妈般的好老师。
▼当年不像現在拍照这么方便，黄立民老师与我们居然没有合过影。我让她的女儿刁维汉师姐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黄老师年轻时的照片，弥足珍贵。
▼我们班是虹口区优秀团支部
1964年暑期高中毕业了，那年报上宣传招生人数有限，因此大学并不好考。班主任为学生的投考志愿的填写可谓呕心沥血。当时志愿表分成第一张志愿表——重点大学可填10所。第二张志愿表——非重点大学可填8所。为了能确保被录取的最大可能性，家中把我第一张志愿表的10所大学都填上外地的大学。班主任胡祖濂看了我的志愿表，认为应填上一所上海的重点大学。因为毕竟上海的大学在上海招生的名额较多，放弃这机会太可惜。在看了我大量的志愿是填土木建筑专业后，建议我在第三志愿的地方改成同济大学，其余志愿依旧。那年的高考题目较难，我的数学考砸了。除了外语，其余科目的感觉也很一般。在宣布发放录取通知书前一个星期，我曾骑车去位于彰武路上的上海航空工业学校取姐姐从外地托人捎到上海来的东西。沿着四平路在冲着同济大学的大门的那条叫彰武路的T字路口转弯时，我还曾脸转过来，眺望了一下这所高等学府，但觉得自己考得不好，况且又是第三志愿，与这所学校肯定是无缘的。当时的心情真是“望校兴叹”！
8月16日，当我从胡祖濂手中接过同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真有点喜出望外之感。8月21日早于其他高校，同济大学早早就办理了新生报到手续，我也就正式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开始了大学生活。拎着行李步入这所当时占地面积在上海高校中排名第一的大学校园，真可谓目不暇接。“大学”这个概念在我脑中，最早的是上海交大，因姐姐在那里求学时就去过几次。因为是中学生的视野看大学的校园，觉得大得出奇。但是交大本部的占地面积只及同济的一半，同济大学的占地面积近千亩，是五十八中学的30倍！从大门口走到我的宿舍西南一楼的路程，比从我家到五十八中学还要长。幢幢大楼，茵茵草坪，加上小桥流水，确实给人带来兴奋之感。当时的同济，经院系调整已经成为一所以土木建筑为中心的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它是一所有九十多年历史的大学，早年的医科尤其有名，有“北有协和，南有同济”的说法。如今医科的知名度被土木建筑所替代。但有些基础课程如数学、物理的师资仍相当强。国内绝大多数的工科大学都采用该校樊映川教授等人编著的《高等数学讲义》。像体育教研组的教师也有不少是解放前的全国冠军。其中早年的“女三铁大王”即铅球、铁饼、标枪三项全国冠军的获得者潘瀛初也是该校的体育教师。因此虽然当时同济大学在上海高校的地位与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那样的专门性学院相仿，但因“同济”这块金字招牌，用今天的语言是隐形资产和品牌效应，在全国或是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是远远超过那两所学院的。那年同济的录取分数线并不低。据参加过招生的老师后来得意地说，与上海交大相同。但交大的政治条件或许更高些。到如今同济在上海高校的地位仍是“小三子”，在复旦、交大之后。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教委在选择任何试点工作时，总是在各省市挑选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所理工科大学，上海自然是复旦和交大。同济只能委屈地排除在外。但作为市场经济的今天，同济的这些专业倒是社会上很紧缺的，而且工资待遇也高。因为与基本建设的投资相比，工资占的比例是很小的。而交大的造船，复旦的理科专业毕业生待遇却是较低的。所以如今同济考生的考分已经不比交大低了。今年甚至还高些。我所录取的系全名叫铁路公路桥隧系，简称路桥系。当年带领我们新生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们，同济有四大名专业：工民建、桥梁、建筑学和给排水。路桥系中自然就是桥梁专业吃香了。因为桥梁专业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一级教授李国豪。我真是幸运，居然在150多名该系的新生中被选中，去读只有三十多名同学组成的桥隧班，成了一名李国豪的徒子徒孙。因为李是校长，故可以讲是他的徒子，但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他的学生，那么我们只能是他的徒孙辈了。尽管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也成了大学者、大教授，甚至是院士。1991年，我与曾是李国豪学生的张龙——上海市铁道学会的理事长，和李一起去北京开会，在车厢里，李和我们两人作为三代人一起留了影。张龙当时是上海铁路局局长，他是黄浦江上第一座大桥——松浦大桥建设的技术负责人，是李的嫡传弟子，在铁路系统也是一位很出色的桥梁专家。目前国家正值大兴土木的建设阶段，所以也是同济毕业生大显身手的时代。当年五十八中学兄弟班的同学严金楼、冯德湧也与我一起进了同济，在同济还遇到了小学里的同学彭杏林。
▼跨入同济大学校门
▼同济大学是百年名校
▼我的教室所在楼宇一一北楼
▼无梁殿一一簿壳结构大礼堂
▼园林一角一一三好坞
在同济六年之中，我既不是一名有名气的人，也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学生。进学校时，曾被叫去担任系学生会文娱委员，组织同学业余文化娱乐活动。自己对声乐也颇感兴趣，无师自通地用美声唱法练唱男中音，居然达到可以在全校大型演出中担任领唱的水平。在体育方面，一次偶然机会，参加同济大学所在的杨浦区举行的迎春长跑比赛，在有上百位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第五名。因此被校田径队看中，成为一名中长跑运动员。我读大学两年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同济东方红”在当时也算是很有名气的群众组织，其中陈敢峰这个兵团的头头有个很响亮的绰号“陈看风”。我在当时也算一名“东方红战士”。由于家庭受到冲击，因此做人还是比较谨慎的。在“东方红”中，是联络组的成员。联络组的成员来自各系各年级，但长时间呆在一起，结成了很深的友谊，超过了与自己班级同学的关系。我与妻子的姻缘，也是由联络组成员瞿伟廉的妹妹所促成的。由于有了与各方面人士接触的机会，客观上培养了自己的活动能力。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显示了较强的工作能力，做出了不菲的成绩。
▼同济大学最著名的学生宿舍西南楼
在同济，正正规规只上了两年课，以后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停了一年课后才“复课闹革命”。由于同济园内就“东方红兵团”一个群众组织，尽管里面也有派系，但对外公开只有一派，这对恢复上课还是有利的。我曾掌管班级的“教改”工作，趁着这个机会，我按照桥隧专业的课程，一门一门安排教师把课基本上完。在“文化大革命”中，名教授大多数靠了边，给我们上课的主要是中青年讲师和助教。因为是在“运动”之中进行的，其教育质量可想而知的。但我觉得读大学最重要的是学会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陶冶了自己的情操，提高了自己的素质。特别是那些从比较贫困地区和农村来的同学，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更可贵的是接受了文明的熏陶。所谓“教化”在大学阶段最能得到体现。而且一所学校一种风格，或者说一种校园文化，对你的潜移默化将会影响你的一生。像我们毕业后从事的科技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绝大多数不是在同济大学读书时获得的。但可以说我每从事一项新的工作都能基本胜任，有些还做得很出色，最主要是在同济懂得了如何在实践中获取知识的养分。即同济不是给了我们“金子”，而是给了我们“点金术”。
▼与彭杏林、瞿伟廉等同学的合影
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也常常想到我的三所母校。离开上海到外地工作返沪休假时会沿着唐山路去看看中心小学和五十八中学，也会到同济大学去看看老师和查查最新的科技资料。因为年代的远去和自己视野的扩大，发现母校都越来越“小”。其实校园还是那么大，而是自己的活动范围增大所造成的错觉。母校中联系最密切的是五十八中学，如今她又恢复了澄衷中学的校名。以应锡侯为会长的校友会很活跃，并时时寄来校刊，使我们知道学校所发生的变化。学校还聘请我担任校友讲师团的讲师。不过我至今还不曾去母校作过什么演讲。但我把自己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母校的培养。1997年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论文评比，我荣获一等奖。我把奖金中的一部分作为校友会的会费寄给母校，饮水思源嘛！有一年春节，与哥哥在访亲之余，沿着唐山路去看了两所母校，门卫都通情达理，允许我们这两个三十多年前的学子进去看看。中心小学的旧教学楼已被一幢很漂亮的新楼房所替代。比当年留下美好印象的校园要绚丽得多，看了很自豪。只剩下旧的大礼堂尚未拆除，它还能提示我们想起过去的岁月。至于五十八中学，如今20世纪初建造的澄衷蒙学堂已被用校友李达三名字命名的新教学楼所替代，新楼与世美堂连为一体。而那次与哥哥去看时的蒙学堂真是破烂不堪，如果把它带进21世纪实在让人太难堪了。同济大学已经很久没有去了，但几次做梦好像自己又在参加高考，在经历了艰难的考试后，最后被录取的学校还是同济大学。看来同济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深深地扎根在我的灵魂之中。可以这么说：下辈子如要考大学，还是选择同济大学！
初稿于1998年11月6~8日
鸣谢：钱平雷先生赐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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