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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证人的语言全世界只有一人能听懂|实务阡陌
这种情况确实非常少见，但一旦遇到还是相当麻烦。十几年来我只遇到过一次这么极端的情形，不过类似的情况却曾经听其他同行说起过，比如证人的语言很难被一般人听懂，只有和他经常交流的几个病友听得明白。由于证人大多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此种情况下，作证能力、取证方式以及证言证明力的高低问题都很有必要进行讨论。
有无作证能力？
作证能力是从生理角度对证人作证资格的一个限定，《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
法条链接刑诉法、刑诉法解释刑诉法第六十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刑诉法解释第七十五条：处于明显醉酒、中毒或者麻醉等状态，不能正常感知或者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据此，证人应当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感知案件事实；其二，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其三，具有正确的表达能力。那么，前文所说的那位患病的目击证人，是否属于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从而没有证人的资格呢？
个人认为该人具有作证能力，可以成为证人。所谓“正确表达”是指能够对自己认识和辨别的事实存在与否、状态如何以及性质怎样进行正确的描述，描述的方式不限于口头或书面，只要其想要表达的内容能够被他人理解即可。至于能够理解其表达的“他人”的数量多少则不应影响对其能否“正确表达”的判断：正常人的表达可以被很多人所理解，个别人因患病导致其表达不能被很多人理解，但只要有人能够理解，就不能认为其不具有正确表达的能力。当然，如果一个人的表达不能被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所理解，该人当然不具有证作证资格，因为没人知道其想表达的内容，作证的意义并不存在。
如何提取证言？
如果认为该人具有作证能力，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他提取证言。
实践中有一种通常的做法，即让能够理解其表达的人（比如前文所提案例中的患者母亲）作为翻译，本人所了解到的类似案例都是这样提取的证言，并且法院判决也都采信了这样的证据。
然而，上述做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如果将能够理解作证人语言的人作为翻译，则其就应当受到回避条款的制约，倘若作证人不是证人而是被害人，则其近亲属依法不能作为翻译，故这种思路并不能适用于一切类似情况；其二，此种情况下，能够理解作证人语言的人与典型的翻译人员有很大不同，后者具有替代性故而可以换人，但却具有不可替代性，无人可换，这种特征使他们更像是证人，但司法机关显然不能对证人同时进行询问并让他们互相翻译。
总之，将理解作证人表达的人作为翻译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障碍。个人认为，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作为替代取证方法：
1直接将其母亲作为证人即司法机关不对目击证人进行询问，而直接针对其母亲进行询问，母亲将其儿子的表达转述给司法机关，如：“我听我儿子说……” 这样母亲成为了证人，其证据属于传来证据，但在合法性上并无问题。
2对目击证人的进行录像并询问其母亲在上一个解决方案的基础上，还可以对目击证人对案发经过的描述全程录音录像，将该录音录像作为视听资料，配合对其母亲的询问作为一组证据。这样等于将对母亲的询问笔录作为主证据，将对目击证人表达的录音录像作为补强证据，以增强母亲证言的证明力。
上述两种方法取得的证据，在合法性上都不存在问题，具有证据能力。
如何判断证明力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两个问题，前者解决证据合法性，后者解决证据的可信性。上述情况下取得的证据仅仅是证据能力得到了保障，但证明力高低当然还需要进行判断。
个人认为，与任何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判断方式一样，此种情况下取得的证言也必须结合其它在案证据来衡量其证明力高低。当然，如果能够理解证人表达的人并不唯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多名“翻译”分别询问的方式，使得该组证据的整体证明力提高。比如当目击证人的语言只能被与其共同生活的几名家属理解时，可以对这几名家属均进行询问，让他们分别转述证人的语言，如果几人所转述的内容吻合，则整组证据的证明力肯定就具有了相当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