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戴笠与特务处的淞沪会战
印度专题：
淞沪会战：川军出川，赴国难，打国仗
在淞沪战场查看军情的日军陆、海军军官及日谍。
七七事变后，8月7日，国民政府党、政、军最高决策阶层和一些地方高级将领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国防联席会议，研究决策对日作战。
会议休会期间，众人三五成群，说起华北危机，战和不定，议论纷纷。
这时，应邀列席会议的戴笠接过话头，以坚定、高亢的语气说到：
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
一旁的国党老人吴稚晖出言揶揄：
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
戴笠应声作答：
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戴笠为黄埔6期。与其他黄埔同学不同，戴笠早在二次革命前后即在上海追随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在上海革命，耽误南下报考黄埔时间，因而屈从第6期。
后来，在北伐战争期间，笠为北伐军准备情报，曾经孤身潜入敌境，自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沿路刺探军情，策反北洋军阀，引导北伐军进攻，立功屡屡，因而得以在北伐战争之后建十人团、复兴社，日渐崛起。
——所谓十人团、复兴社，也有称为蓝衣社。
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和国军方面为备战抗战，消化军阀势力，强化军令政令统一，而由贺衷寒、戴笠、郑介民、康泽等策划、组织的相关军队、军事情报的非常设的情报组织。
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时期，戴笠看似仅仅为非常设的情报机构复兴社的特务处担任处长，军衔不过上校。
然而，戴笠和他的特务处既有狙击"暗杀大王"王亚樵，处决投日的华北大佬张敬尧，以及在两广事变中策反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以下，集体驾机投奔南京等等业绩，因而闻名军队内外，颇受蒋介石及当时军政大佬们的认同。
是以，戴笠说话，给参加会议的军政大佬们带来极大的震动。
8月7日的国防联席会议最终明确了不再退让，全面抗战的对日基调。
淞沪会战进入倒计时。
于是，作为当时中国军队情报主要负责人，戴笠秘密前往位于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的三级无线电传习所，亲自坐镇，指挥、调度淞沪会战相关军事情报工作。
经戴笠点名，特务处毛人凤、周伟龙、文强、余乐醒等干将，以及特务处负责行动的“四大金刚”陈恭澎、 赵理君、 沈醉、 王天木等人，强将精兵几乎全部调到了淞沪战场。
北伐战争期间，戴笠（左1）与蒋介石（中坐者）。
显然，这个看去极不起眼的三级无线电传习所，在淞沪会战期间，便成为了中国对日情报战的大本营。
——作为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的特务处对抗战影响之大，历来少为人注意。
现在流行的关于军统的文史资料及相关文章，即便是出自军统的沈醉等老资格当事人撰写的资料，大多受历史限制，只能辗转抄引，流于演义、戏说层面。因而，极少有文章详说军统对抗战方面的影响。
其实，早在七七事变之后，8月7日的国防联席会议之前，日本政府和华北日军企图以其强势军力压制中国，完成现地谈判，逼迫中国承认伪满状态，默认日本对华北蚕食，从而快速善后七七事变。
偏巧，当时控制华北的第29军高级将领，以宋哲元为首，均以第三方势力自居，对南京方面的善后底线要求阳奉阴违，首鼠两端，私下与华北日军会商七七事变善后方案。
同时，在日本扶持下的殷汝耕等，也在谋求旨在投日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扩大化……
局势危急之下，戴笠及特务处按照南京方面要求，专门策划、策动了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等部，发起了1937年7月29日的通州伪冀东保安总队起义。
史称通州事变。
当时，张庆余、张砚田等部本属地方割据武装，被日本人、殷汝耕收编，隐忍已久。因而机会到来，两人率部行动，袭击日军在华北撤侨的列车，破坏沿途铁道和军事设施，痛下杀手，一口气杀死日军、日侨500余人。
战后，日本学界通常认为，通州事变激起日本全面民粹情绪，日本国内充斥"增兵华北，惩罚暴支"的声音。
甚至，在战后日本人写的战史里，通州事变也经常为日本人拿出来当做日军侵华烧杀抢掠的借口。
不过，通州事变之后，日军在华北全面增兵，日本的现地谈判就此搁浅。
客观上，通州事变无论对殷汝耕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扩大化，或者对宋哲元及第29军高层意图借现地谈判与日协议，割据平津等意图，都是起着不留余地的直接掀锅、掀桌的效果。
淞沪会战期间的戴笠和杜月笙。
日本意图将七七事变转化成九一八事变而蚕食中国的计划，最终破产。
总之，通州事变在抗战史上争论颇多，但是，通州事变极大地配合了南京政府在华北的对日战略，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戴笠及特务处深得蒋介石等人信任，成为了南京最高军政方面实现其战略主张的特殊的助力机构。
淞沪会战在1937年8月13日开战，然而，国军势在必得的一网打尽日本在长江中下游势力的行动却最终失败。
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等人惊觉发现，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国军作战计划早已泄密，震怒之下，要求戴笠及特务处出动调查，限期破案。
淞沪作战计划最终定型于1937年7月28日。
当时，蒋介石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以快制快"、"制胜机先"，抢在日军行动之前，选择江阴水域，以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
国军就此计划，意图完成长江由上海、南京以上，至九江、武汉、宜昌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6000多日海军陆战队的分割包围，然后，突然袭击，各个歼灭日军。
这个计划属于最高机密，当日仅有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
8月25日，淞沪作战遭遇挫折，蒋介石决定亲往上海前线视察。
当时，考虑到日军完全控制战区的制空权，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上向蒋介石建议，26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椒茂，蒋介石的专车可以随同英国驻华大使的车队同行，可以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
蒋介石表示同意。
这天，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正好列席会议，会后，他向日军透露了这一情报。
淞沪会战期间，日军轰炸后的街头惨状。
不过，蒋介石在8月26日这天因事取消上海之行。
结果，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的车队在嘉定地区沪宁公路上，2架日机准点临空，一路追逐轰炸，汽车被炸弹炸翻，大使中弹，生命垂危……事件发生，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最高军事会议数次泄密，舆论哗然。
蒋介石为此震怒，再向宪兵总队和特务处下达了限期破案的命令。
很快，戴笠自国民政府军政中枢着手，几番调查，即将黄浚查获归案。
1937年8月26日，黄浚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公开处决。
黄浚案调查的同时，特务处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的军事情报机构，更是活跃于军事情报战线，全方位策应中国军队在淞沪对日作战。
在淞沪会战期间著名的815空战前，戴笠的特务处侦获日军“木更津”轰炸机队在无护航状态下突袭杭州笕桥空军基地、南京等地的情报。
旋即，特务处将情报转给中国空军，正在由河南等地机场转场至杭州笕桥空军基地的中国空军、南京方面的空军等部预作准备。
8月15日，日机抵近，高志航率队升空迎战，出其不意一举击落日机六架，击伤日机七架。
同日，日机16架空袭南京，也遭遇中国空军迎头痛击，击毁日机六架，击伤日机一架。
于淞沪会战阴霾之下赢得815空战胜利，中国军民欢呼雀跃，然而，坐镇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的三级无线电传习所的戴笠和他的特务处却不动声色，不敢丝毫怠慢。
淞沪战场地处上海市区郊外，人情世故复杂，日谍汉奸众多之外，战区地形特殊，混杂城市、平原、丘陵、海湾、滩涂等等地形。
为此，戴笠专门组织以余乐醒、文强为组长的参谋部战地调查勘测组，沿浦东川沙、金山卫、杭州湾沿线勘察，绘制作战地图，以应备战。
此外，特务处还在靠近海边、日本军营及战略要地的高楼大厦租借房间，负责接应、引导先期赶往淞沪战场的南京、湘军、川军、桂军等各路国军将领登高观察战场，预作装备。
现代战争，远程火力打击实为最为重要的部分。
当时，国军远程火力寥寥无几，处于绝对弱势，既无法与日军对抗，更兼观察、观测装备欠缺、落后，因而，国军每次火力出击，为求最大效率发挥远程火力威力，特务处以陈恭澎、 赵理君、 沈醉、 王天木、吴庚恕等人各率特工小组潜入浏河、大场、蕰藻浜前线，乃至敌后，负责国军火力打击的引导，战果观察。
淞沪会战期间，装备有德造150mm口径榴弹炮24门的国军炮兵第10团能够施展火力，在日谍汉奸侦查下，在日军强大战机、舰炮、重炮威胁下，几次进入战场作战，并且最终在完成战斗任务后安全退出战场，确有戴笠及其特务处之功。
引弹待发的国军炮兵第10团阵地。
9月4日，日军陆海军不断增兵，加强淞沪战场，淞沪会战攻守易势。
这天，蒋介石及南京方面为全面撤退淞沪战场考虑，预先向戴笠和特务处下达了组建抗日游击部队，以配合主力正面作战的“支电”。
就此，戴笠会同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杜月笙等人，以特务处培训班学员和上海帮会人员为骨干，紧急调动中央军校毕业生及尉级、校级军官，南京中央警官学校警官正科训练学员赶往上海，组建了一个由苏浙行动委员会指挥下的别动队，专门从事对侵入京沪杭的日军进行游击战、情报战。
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当时，中共江苏军委委员张执一、余纪一等人，也率领各自的工人队伍参加了别动队，对日作战。
戴笠更将其视为宝贝的，特务处当时在青浦、松江办的2个专门培训班的1000余技术干部全部补充进入别动队。
最后，戴笠按照正规军团级编制，在别动队总队之下，编有5个支队。
这可能是抗战时期文化程度最高的一支作战部队。
很多技术人才、大学生、教师，为热血激荡，扛枪走向战场，牺牲之大，非常可惜。
每个支队按照三三制，下设编有相当于营连排级的大队、中队、区队，全军1.08万多人。
编组期间，在浦东方向作战的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中将即下令，要求各部抽掉一批军士，老兵，输送别动队任班长副班长。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早年加入上海帮会，与杜月笙同为"悟"字辈，并且曾任桂军军长、集团军司令，时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刘志陆担任。
战事激烈，因应淞沪战争形势，这支刚刚组建，尚无系统训练，但是士气极为高涨的别动队即全面走向战场，分布在沪西、南市、浦东、苏州河两岸及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既要维护交通，治安，掩护主力国军作战与转移；更要以游击战对日军以狙杀、侦察、破坏、伏击。
其中，在宝山与姚子青等300勇士并肩作战的别动队第4支队的1个大队，以及特务处松江班500名学员，力战之下，生还者不过十之一、二。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战士。
当时，松江班大队长黄埔六期廖曙东上校作战为日军包围，面对急欲捕获他的日军，廖曙东于绝境中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而后拔枪自戕。
10月，日军以陆海空强大军力全面压境，淞沪战事艰难。
戴笠和特务处既要负责淞沪战场的军纪军法，更要指挥别动队配合、策应国军主力，转战苏州河、南市、奉贤和上海县，加入与日军正面战斗。
战至10月底至11月初，淞沪会战渐近尾声，国军主力除却在上海南市地区留下少许部队作战之外，余部紧急转移。
然而，并无正规军作战经验，对日作战尤为坚决，奉命阻击日军的张邺指挥的以上海帮会成员组成的第4支队，朱学范指挥的上海工会成员组成的第3支队，以及陶一珊指挥的由京沪杭地区高中、大学的学生编组的第5支队，依然坚持作战。
别动队为临时组建的非野战军作战部队，单兵近战武器相对精良之外，几乎没有装备机枪、迫炮等武器，更不要说远程炮火支援。
因而，一旦与日军正面鏖战，这些昨天还是工人、学生、帮会会员的上海民众一旦扛枪走上战场，迎面日军立体的空前的火力杀伤，伤亡之大，据传，当时杜月笙登楼眺望，跺脚叹息。
焦急之下，杜月笙利用其租界私交，想方设法营救这些坚持抗战的上海子弟退入租界。
不料，事情办妥，租界放行，这些别动队官兵作战艰苦，伤亡更大，在得到撤退命令之后，却无人愿意撤退租界。
据相关资料记载，别动队的支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颇多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军官，基层作战官兵更多上海的技术人才、工人、学生，虽然成军短暂，训练不足，但是临阵作战，其勇敢壮烈。
据当时目睹作战的文强战后回忆，这一时期别动队断后作战，多有浑身捆绑手榴弹，持枪向日军发起决死冲锋的勇士，面对日军狂轰滥炸，身负重伤却拼死阻敌的勇士……
这是上海最真实的抗战战史里极为光彩的一页。
同时，这这也是历史上极为沉重的一页。
上海本土的技术人才、工人、学生等青年精英伤亡惨重，很多写到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情不自禁为此深深惋惜。
最后，戴笠严令之下，别动队第3、4、5支队作战部队开始分散转移。
其中，戴笠、杜月笙等人尤其关照由京沪杭地区大、中学生组织的第5支队进入了租界。
戴笠检阅忠义救国军。后来，由别动队改编的忠义救国军，成为中国抗日战场对日作战的一支特战劲旅。
然而，等到清点人数，这支原有2000多学生组织的第5支队，连带轻重伤的人员，剩余已经不到500人。
战后统计，参战淞沪会战的别动队官兵，阵亡殉国者为2700余人，其余轻重伤者，更是无以计数。
1937年11月12日以后，淞沪会战结束，眼望日军前面侵入上海，戴笠满腔愤怒，也只得收拢特务处、别动队在上海的各部，向西撤退。
其中，伤亡惨重的别动队残部和青浦、松江两个特训班人员幸存者，合计近2000人，由陆军少将俞作柏率领，绕道撤退武汉。
1937年12月，鉴于戴笠指挥特务处、别动队参战淞沪会战之情报战、特种作战和正规战之战绩，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戴笠负责特务处、特工总部等军情部门合并，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这既是大名鼎鼎的军统。
此后，俞作柏率队自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抗日武装和爱国青年，在安徽省祁门县历口，即被整编为军统的教导总团。
1938年3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军统，要求军统“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
就此，戴笠以"忠心义勇救国救民"的口号，号召民众和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在教导总团基础上，编成了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忠义救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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