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失而复得的国际地位
1945年，在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内，驻越日军投降
抗战后中国地位的提高是飞跃性的。应该说，如果一些原先议定的事项能够实现，中国的地位会更加名副其实。例如中国军队战后赴日受降并参与占领日本原来已有方案，如果实现，那就与欧洲的四大国分占德、奥一样对日后国际格局会有重大影响。但是由于战后中国陷于内争，美国又为避免苏军进入日本而改变主意决定单独占领，原案便未实现。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仍然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例如中国对周边传统上的藩属地区（朝鲜、越南、琉球等）历来有很深的干预，但自晚清至抗战，所有的干预都是失败的，所谓失败倒不一定如一些“强国梦”者那样仅指未能保住藩属甚至变藩属为领土，而是说凡是中国支持的力量都遭到失败，而中国反对的力量获胜，即结果都与中国希望的相反。
但1945-1946年间的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则改写了此前的历史。这次华军出国接受敌国投降不仅是近代以来空前绝后之举，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当时支持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当时越共幕后运作的打民族主义旗号的组织）在中国受降区内因中国军队的暗助而坐大，后来终于打败法国支持的力量，使越南民主共和国获胜。但是，由于1949年后接着支持越盟的是新中国，而台湾的国民党由于反共成为南越的支持者，于是越南、大陆避谈国民党之“功”，而台湾避谈国民党之“过”，大家后来都很有趣地一致回避了这一段历史。
入越受降的卢汉将军与滇南美军总司令加里格将军
但是越南后来偶尔也承认：“因为华军在越南16度线以北，因此法军还未敢涉足侵犯”，他们才有了站稳脚跟的可能。而在由英军受降的16度线以南，情况完全两样。中英分别在越南北南两方受降的结果是后来出现了北越与南越，正如苏美分别在朝鲜38度线北南受降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朝鲜一样。(当然，后来1954年南北越的分界是17度线而非16度，其实南北韩1953年以后分界的“三八线”也不是1945年的38度线，但南北分治的基本格局都是1945年就有了基础)近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涉及了这一问题，提出了“1945年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对巩固新生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有利影响”之观点。
笔者近年在台湾查阅档案时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一谈，这里不便展开，仅简述我的观点：其实入越受降前，重庆政府的情报已经表明越南存在着多个反日派系，其中越盟最有实力，中国此前与他们已有联系并给予援助，还力促他们联合。重庆也知道实际控制越盟的阮爱国（胡志明）是gcd，但他其实与中国国民党也有历史渊源。
重庆政府当时对法国印象恶劣（不仅对维希政府，对“自由法国”评价也很差，其原因与法国战前迟迟不履行交还广州湾的承诺等殖民主义态度有关），支持越南战后独立的动机明确，因此权衡利弊，还是决定暗中阻碍法国势力重返，因而对与中国宣布入越受降几乎同时宣布成立的越盟政府实际上乐见其成。
1945年，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了独立宣言
尽管按盟国的协议，战后原盟国殖民地应该先恢复原地位后，再由独立力量与宗主国协商独立事宜，因此中国政府法理上没法拒绝法国先行重返。但是中国当局对越盟政府扩大实力包括武装几乎不加约束，却严格禁止法国军事力量在受降期间进入中国受降区，就连按协议与其他盟国代表共同参加受降仪式的法国亚历山大将军也不允许有武装。
这与16度线以南英国的受降方式完全相反。在那里法国军队几乎是随同英国受降军一道重返，越盟因而没法立足。而在北越，中国军队抵制急于重返的法军直到受降结束的最后一刻，甚至在海防港与企图登陆的法军舰队打了一仗，并将其击退。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做法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后来法国与大陆及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西方各国中最糟。大陆易手时国民党败军退入越南后受尽法国虐待，后来法国在西方列强中首先抛弃台湾与新中国互派大使，都与这一段历史有关。
因此，尽管中国军队入越受降前后只有不到10个月（1945年9月-1946年5月），但它对越南未来的影响正如苏军在东北的9个月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一样。尽管中苏军队撤走时并没有直接看到他们支持的力量获胜，但是如果没有这几个月，后来的历史很难说会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二战后十年内所有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国内的gcd有的（如中国、南斯拉夫）原已颇有基础，有的（如匈牙利、朝鲜）几乎完全是随外军进入，但外军的支持都起了很大作用，而那些gcd武装原来基础不亚于中国、南斯拉夫，但在关键时刻没有得到外军支持的国家（如希腊、法国和马来亚）后来的历史都大不一样。
所谓外军一般都指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军，唯有在越南，国民党军队不是基于社会主义，而是基于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考虑，实际支持了越盟，从而扮演了苏军在其他国家扮演的角色。
当然这个角色该不该扮，有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国民党其实后来是后悔了，所以他们也回避这一“错误”。但是无论从价值判断如何论其功过是非，从事实判断讲，以中国的实力和屈辱的过去，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无疑表明中国那时的国际地位如果不完全名副其实，至少也不完全是虚的。
众所周知，1949年时美国曾一度打算放弃蒋政权，当年4月南京失守后，在各国使馆包括苏联使馆都随当时仍有国际法地位的国民政府撤退广州的情况下，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没有走，而是留下来试图与新政权建立关系。
司徒雷登在未名湖畔
我们现在从解密档案中知道，5月初司徒雷登曾与中共代表、司徒当年当燕京大学校长时的学生黄华会谈。黄华提出了美国支持国民党问题，在华驻军问题和对中共“联合政府”的态度问题。司徒雷登一一回答：美国已经停止支持国民党政府，以他为首的美国使馆留在南京就是证明；美国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人在解放军到达前就会撤走；美国希望尽可能广泛地吸纳所有民-煮力量加入中共倡导的联合政府，它成立后应当帮助全体人民，美国将承认它并和它建立外交关系。
显然，司徒雷登在谈话中释放出美国准备承认新中国的强烈信息。但m接到黄华报告后却立即把谈话内容、特别是司徒雷登表示愿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等关键内容通过苏联驻中共的代表科瓦廖夫汇报给了STL，并主动提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留在南京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他们打道回府，他（m）将更高兴”。STL立即回电夸奖m，说他“同意m对美国大使的评论”。
于是一纸“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稿，关闭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就这样，本来无意继续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却在“一边倒”的关门决策下碰了壁。其实，海峡两岸的大小悬殊，绝非两德两韩可以相提并论，而且更为不同的是，由于两大阵营的对抗，两德、两韩很长时间两边都未能加入联合国，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和“五强”地位却都只为海峡对岸所有，大陆的新中国实际上是单边处于国际社会之外，只有在1972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才逐渐恢复了“国际地位”，并且凭着改革时代国力的迅速增长，再次站在当年依靠国人浴血奋战赢得尊重而建立的1945年“国际地位”平台上。
人民日报刊发《别了，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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