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蒂森论翻译 |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麦蒂森论翻译

作者合影

麦蒂森、王博、马园艺

Christian M.I.M. Matthiessen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M.A.K Halliday的主要合作者之一，他与Halliday合作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主要领军人物。Matthiessen的研究领域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翻译研究、语言演变、语言与大脑等，已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共包含八卷的重要著作《Matthiessen文集》也即将由Equinox出版社出版。

王博和马园艺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研究方向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及语言描述。二人已合作发表30余篇论文及专著章节，著有Lao She’s Teahouse and Its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Routledge, 2020)、Translating Tagore’s Stray Birds into Chinese (Routledge, 2021)与Systemic Func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Equinox, 2021）等。王博现任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研究员，马园艺现任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讲师。

 

语言学通讯推选文章

摘    要：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第四个十年，其适用性，尤其是在翻译领域的适用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领军人物之一，Christian M.I.M. Matthiessen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阐释了翻译的概念，定义了翻译的环境，并描述了译者在环境中所面临的选择。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国内学者深入探讨其理论及应用。本文介绍Matthiessen的翻译观与翻译的环境理论，并讨论如何从元功能视角进行翻译研究。

主题词：系统功能语言学；翻译；翻译的环境；元功能

文献来源：Christian M.I.M.Matthiessen,王博,马园艺.麦蒂森论翻译[J].中国外语,2020(1):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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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从历史上看，最早的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可追溯至人类学家Malinowski（1935）对语言及翻译的论述。Malinowski提出了语境的概念，指出翻译要在语境中进行。此后，语境思想被J.R. Firth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Michael Halliday接纳，成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Halliday（1956，1962）曾撰文论述机器翻译，较早提出了从词库中进行选择的理念。另外，Halliday（2009）还强调了翻译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的地位。他认为，如果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不能对翻译现象进行解释，那么这个理论称不上全面。早在20世纪60年代，Catford（1965）也率先将早期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theory）应用于翻译研究，并从层次（stratification）与级阶（rank）的角度详细讨论了不同种类的翻译对等（equivalence）和转换（shift）。

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House（1977）提出了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其中涵盖了词汇语法、语境、语域（register）、语篇体裁（genre）等多个分析层面。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多位翻译领域的学者肯定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并进一步将语篇体裁、语域、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等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如Newmark，1987；Bell，1991；Baker，1992；Hatim & Mason，1990）。

2000年以来，系统功能翻译研究数量增多，且日趋复杂（Steiner，2005），Matthiessen （2001）及Matthiessen （2014）是该时期的重要论文。两篇文章中，前者区分了翻译的环境的六个维度，重新定义了翻译对等与翻译位移；后者从元功能（又译纯理功能）视角深入发展了翻译的环境理论，介绍了元功能视角下的翻译对等和翻译位移。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学者仍较少讨论Matthiessen的翻译理论及应用②。因此，本文将对Matthiessen的翻译观、翻译的环境、翻译研究的元功能视角进行评介。

02

Matthiessen的翻译观

Matthiessen（2001）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比较及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翻译，而并非采取翻译理论家的视角。他强调从语言本身所处的环境及各语言之间的关系研究翻译的意义。他认为，当前翻译研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翻译理论或翻译科学只涉及人工翻译，而不研究机器翻译；同样，机器翻译也独立于翻译理论或翻译科学以外。此外，翻译研究不涉及跨语言研究，如比较语言学或语言类型学，而比较语言学及语言类型学也不研究翻译。再者，翻译研究较少涉及跨语言交际、多语言文本生成等类别的“翻译”。最后，虽然翻译理论大多独立于语言学理论，但二者可以互相借鉴，互惠互利。Matthiessen视翻译为语言现象，主张建立多语言研究（multilingual studies）体系，希望能借此加强翻译研究同跨语言研究、比较语言学、比较分析以及语言类型学等相关学科间的联系（Matthiessen，Teruya & Wu，2008）。

Matthiessen（2001）尝试将翻译在最完整的环境中语境化。这里的环境包括所知的全部科学领域。第一层环境是物理系统，从亚原子到整个宇宙无所不包；第二层是生物系统，即物理系统加上“生命”；第三层是社会系统，即生物系统（含物理系统）加上“价值”；第四层是意义系统，即社会系统（含生物、物理系统）加上“意义”。意义系统是构建意义的系统，它由表达和内容两个层面构成。语言不仅属于意义系统，同时也属于社会系统、生物系统和物理系统③。

翻译位于意义系统内部，而且是意义系统独有的意义过程（semiotic process）。翻译有可能发生于意义系统内部的同语言之内（即Jakobson所称的语内翻译）、不同语言系统之间（即Jakobson所称的语际翻译）、意义系统之间（即Jakobson所称的符际翻译）或其他层面的系统之间（参见Jakobson，1959）。Matthiessen（2001）认为，我们应该将翻译视为将经验理解为意义或转变为意义的过程。通过翻译，在一个语言系统中被理解的经验可以在另一个语言系统中再次被理解。他还强调了语言在翻译中的作用，并且将语言看作唯一的高级意义系统，并指出了语言在符际翻译中的独特地位。

与跨越不同意义系统的符际翻译相比，语际翻译处于相同的意义系统之间，因而更易实现。在语言间进行翻译，译者的任务是对接词汇语法系统和语义系统。即便两种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差异较大（如英语和卡拉姆语④），但只要它们都有词汇语法系统，成功进行翻译的可能性就存在。此外，语境的作用也不容小视。在进行语际翻译时，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语境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谈及语内翻译，Matthiessen（2001）主要介绍了方言翻译和语域翻译。方言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且主要位于语音层面，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词汇语法层面，而从语义层面看，方言之间并没有较大的不同之处（见Halliday，1978）。方言翻译极具发展潜力，David Webber和Bill Mann都曾使用计算机尝试盖丘亚语以及其他语种的方言翻译，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使用中古英语创作的作品也经常被翻译成现代英语。同方言翻译相比，语域翻译的难度则大得多，因为不同语域之间的差异位于语义层面，属于“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的东西”（Matthiessen，2001：70）。在不同语域间完全进行翻译几乎不可能，就像不可能将气象报告文本完整翻译成八卦闲谈一样。我们只能对不同语域的文本进行部分翻译，例如将书面语文本翻译成口语文本。从语境上看，这种翻译改变了语式（mode），但并未改变语场（field）和语旨（tenor）。

03

翻译的环境

在定义翻译的环境时，Matthiessen（2001）主要着眼于语际翻译，并且着重分析所有与翻译任务相关的环境。他认为，任何翻译的任务都具有多重语境，我们需要把这些语境或者环境确定下来。如果要使译文达到最佳效果，我们就需要使翻译的语境最大化。也就是说，翻译的语境越大，引导翻译的信息就越充足。翻译的环境（the environments of translation）越大，两种语言就愈发一致，差异就越小；反之，翻译的环境越小，两种语言的差别就越大。

语言由多个维度组成，它们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连续的系统，并共同确定了翻译的环境。翻译的环境共由六个维度构成，即层次化（stratification）、实例化（instantiation）、级阶（rank）、元功能（metafunction）、精密度（delicacy）和轴（axis）。Matthiessen（2001）从以上六个角度重新定义了翻译对等与翻译位移。下文将对六个维度逐一介绍。

层次化维度将语言分为不同等级的层次，包括语音、音系、词汇语法和语义层次。各层次之间为彼此体现的关系，如语义层由词汇语法层体现，词汇语法层由音系层体现。层次可分为两类：表达层（语音和音系）与内容层（词汇语法和语义）⑤。语境层位于语言外部，处于语义层面之上。从语境到语音，翻译的环境依次减小。语境层面是层次化维度中最大的环境，语音层面则是最小的环境。

翻译的第二个环境是实例化。实例化是一个连续体，它将翻译的目标——实例（即文本）同语域（register）和语言系统（潜势）联系起来。翻译位于实例一端，表现为从原文到译文的映射（mapping）或者改造（transformation）。同时，翻译又与处于实例化连续体中潜势一端的系统密切相关。语域位于连续体上，处于文本和语言系统之间，对翻译至关重要，在机器翻译领域亦称子语言（sub-language）。语域包括但不限于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商业翻译、法律翻译、圣经翻译等分类，分类越精细，对翻译的帮助就越大。从事翻译实践时，关于语域的信息对译文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信息越多，参考价值越大。有经验的译者通常掌握了较多的实例，借此指导翻译实践。

翻译的第三个环境是级阶。级阶是按等级高低排列的多个单位，位于上层级阶的单位由下层级阶的单位构成。例如，英语词汇语法层的级阶为小句—词组／短语—词—词素。小句由词组／短语构成，词组／短语由词构成，词又由词素构成。词汇语法层最大的级阶环境是小句，最小的环境是词素。不同语言都包含音系、词汇语法、语义等不同层次，但其层次内部的级阶却未必相同。

翻译的第四个环境是元功能。元功能多年前就已被应用于翻译研究，但并未得到系统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元功能指的并非是文本在某个语境中的功能，而是每个语言系统最基本的特性，是构建意义的主要基础。任何语言的文本都是这三种元功能的结合，即概念功能（包含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在译文中同时体现经验和语篇功能通常是译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原文和译文的对等经常在这两种功能之间产生冲突。译者通常都选择在译文中优先体现经验功能。一方面因为译者普遍认为经验功能比其他功能更重要，另一方面由于译者认为经验功能的对等更能反映译文的准确性。相比之下，语篇功能则常常受到忽视。事实上，语篇功能对于意义的组织、语篇流（flow of discourse）的实现、新旧信息的平衡、文本本身的连贯以及文本同语境的衔接都非常重要。Kim&Matthiessen（2015）曾撰写评述文章，对从语篇意义视角开展的翻译研究予以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在本文第四小节，我们将详细讨论元功能在翻译中的应用。

翻译的第五个环境是精密度。精密度连续体从一般延伸到精细。最一般的系统选项构成最大的环境，最精密的系统选项则构成最小的环境。在最大的环境里，原文和译文的差异较小；而随着精密度的增加，原文和译文的差异会逐步增大。精密度在机器翻译研究里亦称“粒度”（granularity）。四十年来，精密度概念始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概念，它代表了语言益趋细致的分类。如何在译文中保持与原文一致的精密度也是译者经常遇到的问题。

翻译的第六个环境是轴（axis）。轴共分两种：组合关系（syntagmatic）和聚合关系（paradigmatic）。组合关系代表的是结构，如哪种元素（element）在前，哪种元素在后，哪种元素可以和哪种元素组合。聚合关系代表的是系统，包含了系统中的选项。聚合和组合之间是体现的关系，即聚合关系由组合关系体现。例如，英语语气系统（mood）中的陈述语气（declarative mood）选项由主语（subject）在前、限定成分（finite）在后的组合关系体现，是／非疑问语气（yes/no interrogative mood）选项则由限定成分（finite）在前、主语（subject）在后的组合关系体现。聚合和组合关系位于词汇语法层，它们定义了文本的结构、语法类别及搭配，勾划出了译者所处的语境⑥。在聚合与组合关系里，聚合轴是更大的环境，组合轴是更小的环境。任何文本都包含聚合和组合的关系，但由于聚合关系与文本中不存在的、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实例相关，所以翻译的潜势由聚合关系所决定。

翻译的环境使我们可以定义翻译对等和翻译位移。Matthiessen（2001）将翻译对等和翻译位移分别置于连续体的两端。从译文和原文一致性的角度来看，翻译对等代表了原文和译文最一致的情况，翻译位移则体现了原文和译文最不一致的情况。翻译的环境越大，翻译对等的程度越高；反之，翻译的环境越小，翻译位移的程度就越高。Matthiessen（2001）发展了Catford（1965）从层次化和级阶角度定义的翻译对等和翻译位移，将对等和位移延伸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实例化、精密度和轴的维度（见Matthiessen，Wang & Ma，2017a）。此外，翻译位移不会发生在层次和实例化维度，也就是说翻译过程不能从原文的一个层次转移到译文的另一个层次，也不能从文本转移到语域或者到语言系统。但是，翻译位移可以发生在其他维度，比如从一个级阶到另一个级阶，或者从一个精密度到另一个精密度。

Matthiessen（2001）还从层次化、级阶和轴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了解释（见图1）。他认为，翻译的环境越小，采取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翻译的环境越大，采取意译（free translation）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一般来说，意译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翻译方法。如果译者采取意译方法，翻译的环境就有可能最大。如图1所示，在层次化、级阶和轴的维度，最大的环境分别是语境、小句和系统，与之对应的翻译策略趋向于意译；同时，最小的环境分别是音系、词素和结构，相应的翻译策略趋向于直译。

04

翻译研究的元功能视角

2014年，Matthiessen发表了论文“翻译中的选择：元功能视角”（Choice in Translation: Meta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对“翻译的环境”中的思想进行了拓展，并从元功能视角对翻译对等和翻译位移进行了界定。Matthiessen（2014：272）首先将翻译定义为“在语境中以选择的形式对意义进行重构”⑦。翻译中的选择既包括译者在解读原文时面临的选择，也包括译者在构造译文时面临的选择。其中的选项均存在于源语及目标语系统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之中。译者的选择可能是自觉做出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从层次化的角度看，译者可以意识到语义层面的选择，但可能不会意识到词汇语法层面的选择。译者之间也存在差异，不同译者从意义潜势中做出的选择都未必相同。在分析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文时，我们所掌握的不同译文的数量越多，我们就能对目标语言的意义潜势了解更多。同时，我们也会对译者在解读源语文本时面临的选择有所了解。

Matthiessen（2014）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视角，以不同的意义模式考察翻译。根据Halliday& Matthiessen（2014），语言的本质与它的功能紧密相连，任何文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概念功能（其中包含逻辑功能与经验功能）、人际功能以及语篇功能这三种元功能。这些元功能是语言的普遍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语义层面。每个元功能都包括多个系统，如概念功能包含及物性系统，人际功能包含语气系统、情态系统，语篇功能包含主位系统、信息系统等。因此，文本拥有四种意义，即逻辑意义（logical meaning）、经验意义（experiential meaning）、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及语篇意义（textual meaning）（见图2）。Matthiessen（2014）将文本的意义比喻为光谱中“无色的”白光，元功能分析则如同棱镜。棱镜可以从白光中折射出不同颜色的光。同理，元功能分析可以从文本中揭示不同意义模式。Matthiessen（1995）延续了Halliday制定的原则，采用红色、黄色、绿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际意义、语篇意义、逻辑意义和经验意义⑧。

在不同的意义层面，译者面临的选择各不相同：在逻辑意义层面，译者首先要选择如何解释源文本中连贯的逻辑语义关系，然后在目标语中的语义潜势中做出选择，从而在译文中对逻辑语义关系进行重构。在经验意义层面，译者首先要选择如何将事件解释为结构成分，即过程（processes）、参与者（participants）和环境（circumstances），然后在目标语的语义潜势中做出选择，从而在译文中对经验意义进行重构。在人际意义层面，译者首先要选择如何解释原文涉及的命题（proposition）、提议（proposal）及评价（assessment），然后在目标语的语义潜势中做出选择，从而在译文中重新确立原文的人际意义。在语篇意义层面，译者首先要选择如何解释信息以及决定原文信息流动的信息次序，然后在目标语的语义潜势中做出选择，从而在译文中重现原文的语篇意义。

由此可见，翻译是在逻辑、经验、人际及语篇系统中同时进行多种选择的过程，而译文则是多种选择后的产物。以图3为例，在不同的元功能层面，译者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表达“It’s lovely, darling.”这一小句。图中的纵向直线代表了概念元功能层面的选项，选项包括“It tastes lovely, darling.”、“It’s becoming lovely, darling.”等。斜向直线代表人际功能层面，选项包括“It’s lovely darling, isn’t it?”、“It must be lovely, darling.”等。横向直线代表语篇功能层面，选项包括“Lovely is what it is, darling.”、“It’s lovely that it is, darling.”等。图中备选的译法各不相同，具体内容则由目标语言的意义潜势决定，如“Is it lovely, darling, is it?”仅见于澳大利亚英语。我们可以结合这些选项来考虑译者最终选择的译文。同时，译者可能还会在翻译过程之中或完成初稿之后对译文进行修改，这时他很可能会意识到意义潜势中的诸多选项，进而从众多备选中做出选择。

此外，在从元功能角度考察译者的选择时，需要考虑的还有翻译位移程度的问题。Matthiessen（2014）用图4说明了翻译对等与翻译位移的关系。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在解读源文本还是在构造目标文本时，译者都需要从逻辑意义、经验意义、人际意义及语篇意义中做出选择。某个元功能层面的选择可能更接近翻译对等，而另一元功能层面的选择又可能更接近翻译位移。Matthiessen（2014）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经常对各元功能或意义层面上的选择进行权衡。

通过比较多语言文本，Matthiessen（2014）发现，翻译位移可以在同一种意义之内发生，包括（1）从语篇意义到语篇意义，如主位的位移（theme shift），（2）从逻辑意义到逻辑意义，如结构关系的位移（tactic shift），（3）从人际意义到人际意义，如语气的位移（mood shift），（4）从经验意义到经验意义，如过程类别的位移（process type shift）。此外，翻译位移也可以从一种意义到另一种意义，如将原文中的衔接次序（cohesive sequence）更改为小句复合体（clause complex）则会导致从语篇意义到逻辑意义的位移，将原文中的小句在译文中更改为短语则会导致从逻辑意义到经验意义的位移。

任何元功能层面的翻译位移理论上都可能发生。王博（2017）与马园艺（2018）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不同文本中的翻译位移，并细化了主位、语气、情态（modality）结构关系、逻辑语义关系（logico-semantic type）与过程类别位移的分类。然而，目前并非所有种类的元功能翻译位移都有实例支撑，只有结合人工与自动分析，通过大规模检索由多种语言文本构成的语料库，我们才能最终确定是否所有类别的翻译位移都存在（参见Matthiessen，Wang & Ma，2017a）。

05

结语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国内蓬勃发展的今天，作为系统功能语言的领军人物之一，Matthiessen的理论在国内语言学界较少得到介绍。因此，本文重点介绍了Matthiessen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的论述，包括翻译的定义、翻译的类别、现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翻译的环境以及翻译对等和翻译位移。在翻译的环境中，本文重点讨论如何从元功能视角研究翻译。

基于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已取得的成就，Matthiessen也为该领域的发展提出了规划（参见Matthiessen，Wang & Ma，2017a，2018）。首先，他肯定了从不同语域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的必要性，建议该领域学者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将词汇语法分析同语域分析结合（Matthiessen，2015a，2015b），总结译者在翻译不同类别的文本时做出的选择。例如，Erich Steiner（2004）分析的劳力士手表广告的原文及译文属指示类（enabling）文本，研究揭示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中语场、语旨和语式之间的差异，并指出了译者根据语境中的差异对译文作出的改动。同时，Matthiessen还建议将系统功能语言学指导下的文本分析同研究翻译过程的击键记录、视线追踪等科技手段结合，从不同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参见Alves等，2010）。在理论建构方面，Matthiessen主张采用多语言研究视角，将语言描述、语言比较、语言类型学等探讨多语言问题的不同领域联系，为各领域之间架设桥梁，使各领域可以互相吸收成果并相互影响（Matthiessen，Teruya & Wu，2008）。

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翻译结合的意义主要有两方面。首先，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门全面的语言科学，局部的语言现象可以放在系统中了解，而对局部语言现象的理解也会对整个语言系统的描述作出贡献（Halliday & Matthiessen，2014）。翻译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应该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由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支持的其他语言学分支比如跨语言研究（比较语言学，比较分析以及语言类型学）联系起来。其次，翻译研究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最早进行应用的领域之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大力探索。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为国内诸多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该领域的理论建设提供新的视角，进而促进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蓬勃发展。

注释

①本文主要总结Christian Matthiessen（2001，2014）论文中关于翻译的观点和理论，论文内容与框架经Christian Matthiessen审核，文字内容由王博和马园艺撰写。

②在国内学者中，黄国文（2005，2006）教授曾多次从功能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问题。他介绍了研究过程中的六个步骤，指明了理论的发展方向，并率先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古诗词英译研究。在近年的一篇论文中，黄国文（2016）举例证明了Matthiessen（2001）关于翻译对等和翻译位移分别位于连续体两端的论述，并结合《论语》及英译本中的例子为文本的四种意义模式按其重要性排序。

③语言以外的意义系统还有很多，如面部表情、手势、姿势、图形、绘画、图表等。系统功能语言学也研究这些意义系统，并揭示了语言及其他意义系统之间的异同（如O’Toole，1994；Kress & van Leeuwen，1996；Matthiessen，2007，2009）。

④卡拉姆语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地区使用的语言。Pawley（1987）将英语和卡拉姆语视为地球上差异最大的语言。Matthiessen（2001）认为，在表达一系列的动作行为时，英语多使用经验意义模式，将动作构建为一个小句；卡拉姆语则更多使用逻辑意义模式，将动作构建为多个小句，并将其结合为小句复合体。

⑤Halliday（2009：18）认为，依据传统观点，翻译位于表达层与内容层之间。基本的翻译技巧都源自“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相同的内容”。

⑥Matthiessen在访谈中强调了聚合关系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意义和价值（见Matthiessen，Wang，Mwinlaaru & Ma，2018）。

⑦悉尼学派的学者de Souza（2013）将翻译看作再度实例化（re-instantiation）的过程，并强调语言的使用者对文本的阅读（reading）。Matthiessen认为，将翻译看作对意义的重构是个更大的概念，其中也包含了再度实例化的研究模式（见Matthiessen，Wang & Ma，2017b）。

⑧意义模式的概念源自Firth（1957），但Firth指的是的层次上的意义，并不是元功能层面的意义。Matthiessen还特别录制了讲解元功能意义模式的视频，视频链接见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UwNTEwODU2OA。

作者新书

编者按

欢迎查阅知网或《中国外语》2020年第1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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