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仁丨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接口研究——界定、目标与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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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都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一些学者试图将二者合而为一，另一些学者则试图划清二者的界限。本文不太认同上述两种带有极端色彩的做法，而是认为二者既有核心分工又有界面交叉。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接口研究即是这种交叉性的研究。基于现有相关研究和学科性思考，本文在进一步梳理两大学科的关联与区别的基础上，尝试界定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接口研究，勾画其主要目标，并呈现相关接口研究的重要议题。希望本文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开展二者的接口研究。
关键词：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接口研究
作者简介：陈新仁，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理论与应用，外语教育与教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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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从社会、文化、认知等功能角度（Verschueren 1999）考察具体语境中的说话人意义，探讨支配语言使用（包括表达与理解）的原则与准则，考察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认知、心理、物理等因素，揭示语言使用的机制与规律。可见，语用学是“一门具有鲜明跨学科色彩的语言学研究分支”（陈新仁 2017a：1）（如图1所示）。鉴于语言使用背后存在不同成分或元素之间的互动，很自然，语用学与相应（分支）学科之间有可能、也有必要开展各种界面研究。语用学界面研究可以包括语用学与语言学其他内部学科之间的界面研究，如语用句法学或句法语用学、词汇语用学、语义-语用学、形态语用学、韵律语用学；也可以包括语用学与语言学外部学科的界面研究，如认知语用学（Sperber & Wilson 1986/1995；陈新仁 2011）、社会心理语用学（Turnbull & Saxton 1997; Muntigl & Turnbull 1998; Holtgraves 2002; Turnbull 2003）（但不宜与法律语用学、伦理语用学、临床语用学、语用翻译学等应用语用学混淆）。事实上，语用学与相邻学科（包括语言学内部学科和语言学外部学科）的界面研究是近十年来语用学前沿话题之一，不仅是第12届国际语用学大会（2011）的主题，也是我国第14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2015）的主题。
与语用学与句法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的界面研究开展较多（如Huang Yan在其Pragmatics一书中用三章分别讨论语用学与上述三个方面的界面内容）不同，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之间的界面问题引发的探讨并不算多（Thomas<1995>曾对二者的区别进行了探讨，详后）。如同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当然也是语用学家）Janet Holmes所言，“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之间的分界话题涉及各种具有挑战性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果加以细究会很有收获，却鲜有正式的探讨”①（Holmes 2018: 11）。值得注意的是，由Ilie与Norrick联合主编的文集《语用学及其界面》（Pragmatics and Its Interfaces）（2018）中包含了由Holmes执笔、题为“社会语言学与语用学：分界在何处？”（“Sociolinguistics vs pragmatics: where does the boundary lie?”）的文章，就两个学科的界面问题发表了见解。受该文启发，同时考虑到该文将社交语用学整体归于两个学科的界面研究，且未具体探究该界面研究的具体定位与范围，本文拟结合相关研究文献、笔者相关研究及学科性思考，拟从界定、目标与议题三个方面就两个学科的界面研究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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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的边界：包括语用学？
如果说语用学包罗万象，非常庞杂，那么，社会语言学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注意的是，翻开社会语言学的一些经典教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在语用学教科书中介绍的话题，同样在这些社会语言学的教材中出现了。例如，Ralph Fasold撰写的《关于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②（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1990）一书中的第5、6两个部分的内容分别为“语言语用学：会话含意”（Linguistic pragmatics: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和“再谈语言语用学：言语行为、礼貌、预设、跨文化语用问题、语用学的真正范围”（More on linguistic pragmatics: speech act, politeness, presupposition, cross-cultural issues in pragmatics, the true scope of pragmatics）。Fasold明确表达语用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自然语用学探讨基于语境的意义推理，就可以看作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话题”（1990：144）。又如，Richard Hudson 在其撰写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1996）一书中虽然没有像Fasold表现得那么“雄心壮志”，把语用学差不多整个囊括进来，但也包括了面子、身份等语用学领域中经常讨论的话题。再如，Ronald Wardhaugh在其撰写的《社会语用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1998）中也涵盖了礼貌、言语行为、合作原则、面子等语用学经典话题。可见，在这些社会语言学家们看来，社会语言学是可以涵盖语用学的，即便不是全部的话③。
让社会语言学与语用学显得界限不清的是一些语用学家（如Leech 1983, 2014; Thomas 1995）采取了社会路径开展语用学研究，形成了社交语用学（sociopragmatics）。这一路径不同于语用学最初的哲学路径（如Austin 1962; Searle 1969, 1976; Grice 1975），也不同于后来的认知路径（如Sperber & Wilson 1986/1995; Blakemore 1992; Carston 2002）。由于引入了诸如礼貌、面子等话题，考虑权势关系、社会距离、强加幅度等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Brown & Levinson 1978, 1987），社交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特别是与Gumperz④倡导的互动社会语言学，见Thomas 1995: 185）就似乎产生了重叠（如两者都研究称呼语、语码转换、礼貌等），因为社会语言学本身就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因而二者的边界就会变得模糊起来（Holmes 2018: 14）。也难怪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将语用学的一部分内容纳入自己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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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区别
针对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将社会路径下的语用学（即社交语用学⑤）研究内容纳入（微观）⑥社会语言学范围内的做法，一些语用学家表示不认同。Thomas是明确持反对意见的。她认为，（社交）语用学研究的是“互动中的意义”（1995：22），强调语境中意义发生过程的动态性。尽管社交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在一些话题上有交叉，但不能因此就把相关话题的语用学研究看作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就好比“说社会语言学与语用学一样，跟说语音学与社会语言学一样，都是很没有（或者没有多少）道理的”（ibid.: 187）。
Thomas指出，粗略地说，“社会语言学主要关注影响一个人讲话方式的、与相对固定的和稳定的社会变量（如地区或来源、社会阶层、种族，性别、年龄等）相关的系统性语言成分，而语用学主要关注的是与该说话人相对可变的特征（如相对地位、社会角色）相关的语言成分以及该说话人利用其（社会）语言资源实现特定交际目标的方式”（ibid.: 185）（这里的“语用学”其实指社交语用学）。她指出，社会语言学是静态的，提供一个特定社区在特定时刻的语言“快照”，而（社交）语用学是动态的，描写来自该社区的说话人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如何用它们改变事态或保持现状。
Holmes同样就（微观）社会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的区别提出了看法。她认为，“社会语言学描写不同言语社区中可获利用的语言资源，并提供关于社会变量如何影响（说话人）从这些资源做出语言选择的系统解释。社交语用学解释社会个体如何在互动中使用语言资源产生和解读意义，以及有时如何使用语言资源改变彼此关系”（Holmes 2018: 11）。
当然，（社交）语用学和（微观）社会语言学两个学科的差异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如研究对象、研究特性、社会人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语境的作用）进行探讨。我们不妨用表1来概括二者的区别：
Thomas认为，（社交）语用学寄生于社会语言学，把社会语言学对一个人的语言资源的描写当作起点；换言之，社会语言学告诉我们一个人拥有什么语言资源，（社交）语用学则告诉我们这个人用这些资源干什么（Thomas 1995: 185）。以称呼语为例，社会语言学会告诉我们Tommy, Tom, Thomas, Jef Thomas的区别，但不告诉我们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下如何选择这些可以指称相同对象的称呼方式，而语用学则告诉我们相关语境下说话人选择或更换特定称呼方式时试图传达的人际意义⑦。然而，Holmes并不支持Thomas所讲的社会语言学只是描写性而非解释性的观点。她指出，“尽管社会语言学研究确实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关于语言、方言、风格方面的描述信息，但当今很少会有社会语言学家愿意接受这一区分，以及赋予社会语言学单纯描写角色的做法。社会语言学家们不仅对描写感兴趣，也对解释感兴趣”（Holmes 2018: 12），具体说来，他们要解释“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用不同的方式讲话”（ibid.），为此，他们会致力于识别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及语言被用来传达社会意义的方式（Holmes 2013: 1）。
笔者认同Holmes提出的社会语言学同样具有解释性的观点（如果说语用学解释的是个体层面上特定语境下的语言选择，那么，社会语言学解释的是社区层面上受到社会因素系统影响的语言选择）。然而，本人并不认同Thomas那样明确区分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认为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非此即彼的看法。此外，Holmes和Thomas尽管都看到了两个学科之间的重叠之处以及不同之处，但却忽视了各自研究的语言使用属性发生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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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接口研究的界定与目标
Holmes认为，社交语用学就是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重叠之处”（ibid.: 13）⑧，两个领域可以“开展富有成效的接触”（同上 2018：27）。她以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和性别秩序（the gender order）为例，说明了社交语用学家所研究的各种社交语境中的面对面互动都证明了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规范的存在，交际参与者会强化抑或质疑这些规范。
笔者认为，Holmes将整个社交语用学都看作是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重叠之处或接口之处并不完全妥当。社交语用学中既有相对静态的部分，也有相对动态的部分；有群体性特征，也有个体性特征；有比较常规的部分，又有偏离的部分。笔者认为，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接口，实质上应该是那些静态的、群体性的、常规的部分，而那些动态的、个体性的、变异的部分则是更具语用学色彩的内容。当然，动态与静态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常规与偏离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处于一种过渡状态。我们不妨用图2来呈现这种过渡特征：
图2：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接口
概括而言，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接口研究关注的是社会群体或言语社区的共享语用规范、默认的语言行为或运用方式及其语用变异，而非某个具体的个体在特定语境下为实施特定交际目标而采取的语言行为或话语方式或临时性的语用策略（此为典型的语用学研究内容），亦非特定群体或言语社区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带来的语言形式变异（此为典型的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
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接口研究的目标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1）厘清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区别，进一步明确各自的目标与特点，避免或解决两个学科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必要的“边界之争”；
（2）理清二者的交叉地带和互动空间，进一步明确二者合作的内容与方向，合力探讨言语社区或特定人群的语用规范。诚如Thomas所言，“尽管社会语言学家确实讨论特定语言变体中的间接表达形式或言语行为表达资源”，但“关于特定社区的语用或话语规范很少有人能说出个一二”（Thomas 1995: 187）。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真空”，是因为相关话题基本上是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两不管的“地带”（个别例外详下）；
（3）澄清各自的一些认识，如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对社会变量所持的静态的、本质主义的看法，忽视了人们对语言常规的偏离倾向，以及一些语用学家过多强调语言使用的动态性、建构性，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趋稳倾向，同时揭示相关语言-语用现象在常规与偏离之间、静态与动态之间“物极必反”“相互转化”的实质；
（4）重新界定一些语言-语用现象的学科性质或归属。例如，关于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及语码混用（code-mixing）现象，Thomas（ibid.）认为，社会语言学会聚焦诸如场景、言语事件的性质、交际参与者的年龄或社会地位等因素如何影响语码的选择(如Milroy & Milroy 1990: 506-509），而语用学会主要关注语码转换是如何用来增大或缩小社会距离，或用来强化彼此共有的规范（如Scotton 1983, 1988; Burt 1990, 1992, 1994）。笔者认为，Thomas上述关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焦点的说法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语码转换及语码混用都属于语用现象，而非语言系统属性。社会语言学会聚焦相关语用现象中不同语码的社会属性，语用学会主要关注语码转换（或混用）如何用来增大或缩小社会距离，或用来强化彼此共有的规范，而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接口研究聚焦诸如场景、言语事件的性质、交际参与者的年龄或社会地位等因素如何影响语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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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接口研究的议题
基于上述关于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接口研究的主要目标，笔者结合现有研究文献，拟提出下列议题，供同行参考。
（1）社会因素（如性别、年龄、职业、地域等）对语言使用（如言语行为实施、礼貌表达、话语标记语使用）的一般性影响和制约，即语用变异。例如，一些学者探讨了不同社会群体（如男性与女性）在实施某些言语行为方面的差异，如恭维（如Parisi & Wogan 2006; Rees-Miller 2011；冯江鸿 2003；权立宏 2004）、致谢（如Eisenstein & Bodman 1993; Karafoti 2007）和道歉（如Tannen 1990; Deutschmann 2003）。
（2）特定人群关于语言使用的礼貌观。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已经比较丰富，如一些学者（如Herbert 1990；Holmes 1995；Mills 2003；陈明娟 2005；段成钢 2008；李梦欣，郭亚东，陈静 2019）结合言语行为（如请求、致歉、致谢、恭维等），探讨了性别与礼貌语言使用之间的相关性，另一些学者（如王玲、任娟娟 2018），结合言语行为（如致歉或致谢），探讨了年龄与语言礼貌观之间的相关性；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地域（如邓兆红、邱佳 2019）、城乡差异（如陈新仁、李捷 2019）或职业（如沈星辰、钱永红 2019）与礼貌观之间的相关性。
（3）特定人群中经常被用来实施身份建构、情感表达、印象管理等功能的表达方式。例如Ren & Chen（2019）通过问卷调查手段，探讨了中国研究生言语交际中亲属称呼语泛化使用（kinship term generalization）的情况；与此互补的是，Chen & Ren（2020）采用课堂观察的方式收集真实语境下的语料，剖析了中国研究生在论文研讨课中的称呼语泛化使用机制。Chen & Jin（in press）的研究发现名人经常会使用“老实说”之类的表达来进行印象管理和关系管理。
（4）特定社会意义（如歧视、偏见、刻板印象等）如何固化在语言系统中。例如，Chen Xinren & Daniel Kadar在2019年国际语用学大会上组织的“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on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Marginalization”的专题研讨就带有这种研究性质。
（5）特定文化或人群的礼貌规范如何固化在语言系统中。例如，Watts（2003）区分了礼节行为（politic behavior）和礼貌行为（polite behavior），前者是默认交际状态下人们对礼貌语言的使用情况，属于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接口研究对象，而后者研究偏离常规的礼貌情况，则属于典型的语用学研究范围。
（6）特定人群的会话组织方式。例如，Ochs（1976）曾考察过马达加斯加人（Malagasy）如何（不）遵守会话准则。Scollon & Scollon（1983）研究了加拿大阿萨巴斯卡人（Athabaskan）英语会话过程中的话轮转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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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社交）语用学和（微观）社会语言学都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前者研究“社会互动中的语言使用”，后者研究“社会中的语言”（Holmes 2018: 14）。二者尽管有着各自的学科目标、主要议题等，但也确实存在一些交叉地带或接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试图将二者合而为一，另一些学者则试图彻底划清二者的界限。本文不太认同上述两种带有极端色彩的做法，而是认为二者既有核心分工又有界面交叉，而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接口研究即是这种交叉性的研究。笔者认为，开展相关接口研究对于彼此学科的发展和相互合作大有裨益，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关于语言使用的基本规律、语言系统的发展与变化规律等的认识，“不同分支学科、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互补研究尽管摆脱不了‘盲人摸象’的弊端，但综合不同‘盲人’的收获却无疑会推动对‘大象’的理解”（陈新仁 2017b：16）。此外，本研究对语用学与其他相邻学科之间的接口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启示。
本研究聚焦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界面研究，针对Holmes（2018）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即不宜将社交语用学整体地看作两个学科之间的接口。在此观点指引下，笔者进一步梳理了两大学科的关联与区别，探讨了两个学科之间的接口部分，希望能有助于认识两大研究领域，促进彼此的沟通与合作。基于现有相关研究和学科性思考，本文尝试勾画了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接口研究的总体目标，提出了相关接口研究的重要议题，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粗浅的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带有明显的思辨与探索性色彩，相关文献的检索未必彻底，对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接口研究的目标和议题的呈现同样难免挂一漏万。然而，若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开展二者的接口研究，并做相关话题的进一步思考，本文的目标便实现了。
注释：
① Holmes认为相关问题探讨之所以缺位，是因为两个学科的学者们在20世纪90年代时都急于圈定各自的版图，时常发生学科边界争议。现在之所以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彼此都成为确立、安全的学科，谈论这个话题时不必带着防御的心理，甚至还可以凸显将二者看作互补学科的优势（2018：11）。
② 杨永林将书名翻译为《社会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③ 之所以不是全部，是因为语用学领域中偏向认知一端的研究似乎与社会语言学相去甚远。这一点Holmes（2018）也明确指出了，即像Grice（1989）那样采取认知路径研究信息接受者，解读相关意义的制约的语用研究与社会语言学没有交集，原因是这类研究不太关注社会语境，而是更多地关注认知编码和推理过程，因而可以称之为“推理语用学”（inferential pragmatics） 或认知语用学（cognitivepragmatics），因而是“无可争议的核心语用学领地”（Holmes 2018: 13）。
④ John Gumperz曾担任国际语用学协会（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的首任会长（1986—1990）。
⑤ 为区分sociopragmatics（主要关注人际互动的语用问题）与societal pragmatics（主要关注宏观社会的语用问题），笔者将前者译为“社交语用学”，将后者译为“社会语用学”。
⑥ 宏观社会语言学主要描写宏观社会与机构性制约、意识形态规范和价值的语言表征（Holmes 2018: 27），因而与语用学有很大的差别。
⑦ 其实社会语言学会告诉我们这些称呼方式使用的常规场合及传达的社会意义。
⑧ Thomas也指出“在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之间存在一些彼此似乎重叠的地方”（Thomas 1995: 186），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地方都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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