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九.一三”很平淡

原创邓伍文三家村 202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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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九.一三”很平淡

邓伍文

那年2月，我过了18岁，离开下放插队的农村参军。如果是公开的征兵，我绝不可能应征。身体瘦弱不讲，政审也不可能通过，因为我父亲是走资派，还背着“自杀未遂”的“叛党罪行”没做结论呢。

他多年低头认罪，老老实实不叫冤，干校才表示出一丝松动，宣布他可以参加革命群众的活动。父亲这才敢联系在部队的亲戚，试探性地提到孩子想当兵，人家是一级首长，很爽快地批准了我和哥哥同时参军。

当年，走后门参军很时髦，我们那个生产大队的城市知识青年有二三十人，连我共有三人是靠这条路跳出农村的；我中学一班同学里，有七八个是这样当兵的。

我们部队在福州，参军没几周，全班新兵集训报务，向南转移到泉州那边，大约在8月底或9月初回到福州。回来一看，营区空空，搞战备拉练，全连都拉到正对金门的前线去了。我们立刻变成临时的留守兵。

留守营区，活动多在室外。一是站岗密度大，白天夜里轮着转，同时又代为照看各个班、台的菜地，早晚锄草带浇水。营区在山边，向南很开阔，西边远远的就有个机场。相比泉州的宁静，福州的天空热闹多了，飞来飞去都是军用机。民航绝迹，是地处福建前线，根本没它的航线。刚充当留守时，飞机轰鸣而过，还抬头看几眼，没几天就不太注意了。自从8月16日公布了基辛格秘密来华的消息，随后布置加强战备，都会提到中美关系，提到“蒋匪帮”不甘心。“十一”不搞游行庆典，哪知道是北京出了大事，只相信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

隔了个把月，传达“林彪F党”的文件，才回想起早就看不见飞机了，一个个还瞎议论，到底何时开始禁飞的。

正式传达中央文件时，听到林彪叛党，个个士兵大吃一惊，而干部已先传达了，他们对战士保密，口风一丝未露，哪怕最信得过的战士，没有一个先于传达得知消息。军人守纪律，可见一斑。传达时，首长逐字逐句念完整套文件，讲解透了，才布置相关事宜，特别提到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事。

自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年年搞评比，成了部队常规大事，许多军营歌曲都大唱特唱，突出这种评比。每年的上半是初评，下半年就总评，以总评为定评，评上的发奖状、戴大红花、给家里报喜。这一年的下半年怎么个评法，应由中央军委决定。起初，部队的首长说得模棱两可，基层干部战士一时弄不清是继续评还是不评。

上半年的初评我落了空，私心“小九九”在个人名誉，早就琢磨年底总评后如何写家信汇报。那年头，来往通信，家人、亲友、同学之间，几乎没有不提“五好战士”四个字的，人家要问，要鼓励你争当，你得说实话，当上了没有。离家离校离乡后的表现如何，就看有无这一光环了。“九.一三”后连续几次传达中央文件，终于听到军委指令从此不评“四好”“五好”了，恢复传统的评功受奖，心里反倒踏实了。回想起来，“九.一三”无形中替我们这类人松了绑。

转眼到了年底，按常规，年年冬季征兵，要有新兵入伍，要准备老兵退伍。可那一年全停了。这事本来与我个人无关，可我老想着弟弟。

当初我们一家三兄弟一起奔来，我和哥哥参了军，人家拍胸脯答应好了，让弟弟再等一年，满18岁，就来当兵。不但我和哥哥，我们全家都企盼让弟弟到部队去锻炼锻炼，他让家里人实在太操心了。“九.一三”打乱了征兵惯例，弟弟只好老老实实呆在工厂里，最终也没当上兵。

我们福州炮司是正军级的单位，那一年正好有前后司令员交接的事。老司令员姓刘，老牌的少将，大概5月份交班上北京，去当解放军炮兵的副司令了。新的司令员姓王，连个大校都不是，有名的“火箭干部”，越级升任大军区副参谋长的时间很短，又要来当我们的司令了。“九.一三”之前，人人传说他是林彪看中的，带兵打仗有一套。没等他正式到任，林彪出事了，他干脆不来炮兵机关露面，天天呆在大军区的老位子上。足足拖了几个月甚至年把时间，才看到他的人影。

人们嘲笑他只是给林彪牵过马，连正牌的警卫都算不上；没打过仗，带兵差得远了；炮兵的一套，他根本不懂……如此云云。到任后，他一直很低调，也许他天生就是低调的人，端不出军人的架子，更无大首长的派头。总之，前后两任司令的威望，判若天地。连我们老的副司令的儿子，中学生一个，都大放厥词，压根瞧不起新来的邻居，好歹不认“司令叔叔”。而那位刘司令，前脚调进北京，后脚议论纷纷，是不是林彪线上的人，成了被关注的焦点。幸好，一阵风紧，渐渐就平静了，刘司令并没有被划进林彪那条线里。

确实，“跟人”还是“跟线”，是当年很热闹的话题。就像林彪，昨天还是“毛主席线上”的副统帅，才隔一夜，冒出“另一条线”，他变成另一种人了。人的大红大黑，线的忽明忽暗，谁也说不清。刘司令奉调进京没挨整，算是幸运了。同在解放军炮兵机关里，政委却被划进林彪线内，连他的秘书也倒大霉，隔离审查，勒令交代“黑线”问题。

政委的秘书姓谢，他的独生女在我们连当话务员，我们一直有联系。直到 80 年代中后期，我见到谢秘书，他仍然赋闲在家，天天读闲书、读外语，军委都没有给出审查结论。十五六年被白白耗掉了，一个人能有几个十五六年？何况是最富经验与活力的年华呢。他的女儿在我们炮司虽然没被清除，但性格明显改变，从此郁郁寡欢，至今更是情愿与“教友”们朝夕相处，也不来参加战友们难得的聚会。

军营里批判林彪，印象最深的是前任文书的一次演讲。他姓甘，是江西景德镇地区的老高中生，所念的乐平中学，为赣东北名校，校名由马叙伦题写。听说老文书在校时就能写能说，当过学生会头头，1968年春入伍，当年就入了党，深得连队干部信赖，到“九.一三”时，早已是非提不可的干部苗子了。那年头，全军连队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文盲、初小生很多，我就担任过连队夜校的文化教员，其实自己不过是初一都没念完的初中生。如果说初中生参军也是个宝，高中生就是宝中宝了，更不要说名校里的尖子生了。

那时军营里的批判活动，和社会上盛行已久的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小会一样，并无活体的批判对象到场，只是划定题目的批判发言，批判稿几乎没有不抄报纸的。当时，传达完“林彪F党集团”的文件，第二步，略缓时日，就组织群众性批判大会，每个分队都指定人发言。因为林彪事件尚未见报，抄报纸没门，指定人员的发言稿都按事先布置的题目硬着头皮写，即使有政工干部过目，卖力加工，也无法将一篇篇愤怒加谩骂的大批判稿润色到条分缕析的水平。每场发言的时间都计算过，一上午要排得满满的，才够威力。我们连队很牛，被安排发言的由两名排级干部带领一串战士，阵容可观，老文书成了压台的角色。

批判大会就在炮司小礼堂。直属分队加上抽调来战备施工的连队，至少六七百人，塞满了小礼堂。主持会议的首长，不断告诫别紧张，希望就像平常说话一样。可谁做得到呢，你让普通的战士上这场面，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十有八九抖抖惚惚。坐在这样的会场里，原本缺乏新意，我习惯开小差，指尖在裤腿上划来划去，练起美术字，两次被身边的指导员制止。认真听吧，就是领教干吼、空骂与乱堆辞藻，颇有点折磨神经。抬头做观察状，几位发言者只有一人稍镇定，懂得先试试话筒，自行朝下扳扳，他个子矮，姓张，是我们连电台的报务主任。

确实，其他人能把手中稿子顺利念完就不错了，念错了重念，一遍不行，两遍还不行，“螺蛳”越吃越厉害，只要不出大岔子，别正打歪着，便大功告成。谁闹出反革命笑话，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幸好没发生。个别人开口不慌，结束时也赢得一片掌声。

一个上午，前后发言的都是捏着几张纸走到讲台边，主持的首长同时预报，下面请某某人做准备。满场扫一眼，必有人攥着发言稿，低头默读呢。老文书被放在最后一个发言，他坐在后排，轮到登台了，在全场瞩目中往台前移步，那惯有的慢步似乎拖不动干瘦的身躯。以为他该掏发言稿了，依然垂着双臂，偏侧着头，左肩略高，稍稍站定，离话筒尚有一截，忽然开口：“林彪事件的出现，是一件坏事，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件好事，我今天的发言就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顿时，满场开始躁动：他莫不是在脱稿演讲？

老文书平时不多说话，开口音量也不大，特点是语速平缓，虽鲜有抑扬顿挫，但字字清晰，不拖泥带水，私下交流时会夹点小幽默、小玩笑，正规场合则注重逻辑把握。上述特点，当时我毫不清楚，以后接触多了，了解深了，才得出一二。

他当天的发言，与前面各位相比，不算长，口述时段落层次鲜明，先是肯定我党我军遭遇的是一件特大坏事，再转入必定可以变为好事，从哲学的高度讲事物的相互转化，涉及抽象的意义，便引用现实中的事例，层层剥笋。他特别引用了一个被称为绝好的事例——印尼共产党代表团的万言书，说这份国际共运史上难得一见的好文件，就是从一件坏事转化来。对于满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小兵来说，什么是印尼，什么是印尼事件，苏加诺总统、艾地总书记、苏哈托将军、翁东中校……一堆洋名词，要一一做简略介绍，大致明了即止。

讲演渐入高潮，临近收尾，逻辑中心紧扣在坏事转化为好事的条件上。那时论述主客观条件，自然是强调坚信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革命军人的伟大信念，老文书稍稍侧了一下身子，抬手指了指背后主席台上贴着的大幅《国际歌》，提高嗓音，放慢了语速：“还是这首歌里唱得好，‘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戛然而止时，并无肢体语言辅助，显得十分平和，不搞自我激动去诱导他人激动。

全场自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事后说过，那可是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特别是当天值班而没有到场聆听的人，听我转述，必有此话。并非开玩笑，不夸张地说，老文书的批判发言轰动了炮司上下，确实是我一生中听到的很难忘的一次讲演，尤其对我们连里更多的人有意识地去自我培训讲演口才，树立了活标杆。也启发了我们几个新兵，还得要看书、动脑子。

在批判林彪的热潮中，收缴了一批林副主席论战略战术之类的小册子，个人不许私留。收上来的，也不烧掉，就堆在连部库房的一角，和“黑修养”一样，书皮全扒了，正文内容基本完整。这些批判材料不久全交由我保管，因为我很快当了连队文书。一有机会，我就去翻阅，别人并不知道，我也不担心被人发现，独自细细地看。只是没人讨论，也不敢做笔记，不像读其他书能有个小氛围。以至事后忘得光光了，还自吹偷读过刘、林的禁书。

这些，都由“九.一三”而来，怎么看都很平淡。“九.一三”对于我一生，并无大影响。个人思想上独立思考，还要迟几年。

（旧稿，2023年9月12日修改）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

图文编辑 |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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