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李鑫首倡粉碎“四人帮”

三家村 2024-04-09

以下文章来源于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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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男，山东烟台人。1986年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9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研究方向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曾任《炎黄春秋》副总编辑。

著有《知情者眼中的周扬》《文坛拨乱反正实录》《周扬与冯雪峰》《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革命吞噬他的儿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他们无时代》《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编有《周扬新时期文稿》《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高层决策回忆》《亲历30年》等。

李鑫首倡粉碎“四人帮”

徐庆全

✦ 文章选自公众号“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李鑫同志治丧委员会”撰写的“李鑫同志生平”中说：“1976年9月，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李鑫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并直接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了贡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①

一个“并”字，讲了李鑫两件事，前一件事则非常具体：他是“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的人。这里，“首先”一词，可以理解为“首倡权”，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生平”是经一级组织审定的官方文书，为彰显其权威性，遣词用句非常严格。李鑫去世之时，当年直接参与粉碎“四人帮”决策过程的主要人物，除叶剑英元帅之外，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吴德等人都在世，未见有人对李鑫的“首倡权”提出异议。李鑫去世后不久，由军事科学院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的《叶剑英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在内，虽然各为其主，也未见有人对其“首倡权”提出质疑。

在学界，对于李鑫的“首倡权”有三种看法：一是忽略，二是肯定，三是否定。

忽略者占多数。研究者多聚焦在华国锋、叶剑英这个层面上，即“华主叶辅”还是“叶主华辅”的问题。即以有代表性的论者言，范硕先生及尹韵公先生论及这个问题时，先把“第一时间的首倡者”框定在华和叶之间。②韩钢先生考证最为详实，并“分为四个层级”来考查。虽然考查的范围扩大，并注意到李鑫“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但在论及谁是首倡者时，也在华和叶之间考量，略过李的作用。③

肯定与否定的意见也有。杨继绳先生认为：“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的秘书李鑫，华国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④对李鑫的首倡权予以确认；而李海文先生根据华国锋的回忆,则直接提出否定意见。⑤

✦ 为“生平”佐证的回忆

说李鑫“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生平”不是没有根据的，另有三条当事人的回忆可以佐证。

第一，武健华的回忆：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的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⑥

李鑫生平中讲到他的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

武健华时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以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副手的身份，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整个过程。而且，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

第二，邓力群的回忆：

主席去世后，李鑫曾对华国锋说，为什么不把这四个人抓起来？华国锋听了他这个话以后，就给先念同志通了一个气。先念同志讲，这个话你要记住啊，你要记住。最早在华国锋面前提出抓“四人帮”，李鑫确实是第一个。后来先念讲：李鑫这个人和“四人帮”斗争还是坚决的，他就是要保他的康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曾对胡耀邦说过，李鑫跟着华搞“两个凡是”不对，但在对“四人帮”的问题上，他是进了言的啊，李鑫不能当办公厅副主任了，但他提过这么好的一个建议，我们不能忘记啊！后来李鑫在社科院工作，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社科院不知道上述事情，在整党时不让李鑫登记。我同他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一个女同志)把这个事讲了，我说：我们能有今天，跟李鑫进了言有关系，这个事可不能忽视和忘记啊！⑦

邓力群的说法，源于直接当事人李先念。有回忆史料佐证，李的确知道内情。据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回忆，叶选基曾向熊向晖说过李先念见华国锋时的情形：李奉华之命去见叶剑英时，叶问李，来什么事？李回答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⑧

熊蕾的记叙与邓力群的回忆基本一致。华说的是“有人”，而邓力群根据李先念的说法，直接说是李鑫。李先念说，“这是好主意啊！”赞赏有加，再对华加上一句“这话你要记住啊”也顺理成章。两相对照，可证邓力群所言不虚。

第三，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的回忆：

我听李鑫同志给我讲过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说，9 月18 号，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完了，当天晚上，张春桥找李鑫谈话，当初李鑫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毛主席的很多著作、讲话、谈话的记录等等，都在他那儿，张春桥找他谈话要某些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李鑫不给他，张春桥就硬要，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凶，不欢而散。李鑫跟我讲，回家了以后，左思右想，越想这个问题越大，越想这个问题越不得了，他说我应该向党中央报告，他所谓的向党中央报告，就是向华国锋同志报告。他还跟我说，他本来是中办的副主任，⑨但是他不敢向8341 车队要车，他怕走漏了风声。他就骑了个自行车到华国锋家里，首先汇报了张春桥跟他要毛主席谈话的事情。然后李鑫说，华国锋同志，中央现在要出大事了，要出了不得的大事，中央必须采取断然举措，再不采取断然举措，这个国家，这个党要出大问题了。粉碎“四人帮”的动议，大概就从这儿开始。⑩

第一，纪不是直接当事人，他与李鑫直接交谈过，转述的是直接当事人的说法。另外，他的父亲纪登奎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虽未参与粉碎“四人帮”决策酝酿的全过程，也算半个知情者。纪认为，李鑫与华谈话后，粉碎“四人帮”的动议“大概就从这儿开始”，尽管用词是“大概”，但也肯定李的“首倡权”。

第二，9月18日的时间与武健华的回忆对不上，有误。9月9日毛去世后，华、汪等和“四人帮”斗争的焦点是毛的文件、文稿归属管理权的问题。毛去世不久，江青即向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⑪9月14日凌晨，江青就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文件、文稿的保管问题；9月17日，华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手迹、文稿、各种材料和书籍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保管，目前先把它们封存起来。管理权归汪（华）。⑫

在这一背景下，李鑫和张春桥为争夺“某些毛主席谈话的记录”大吵的时间应该在18日前。17日会议都定下来了，18日张再去和李鑫吵闹，不大可能。联想到14日江青给华打电话提出讨论此问题的要求，张李大吵，应该是在13日晚上：张向李要，李不给；吵闹过后，才有江青迫不及地在14日凌晨向华提出开会讨论之举。

12日夜，李鑫就向汪东兴提出“除掉他们”的动议，经此与张的吵闹，愈发坚定这一想法，愈发感到向华（党中央）报告是很急切的一件事情——如纪坡民的回忆所言。加之汪的推动，才有武健华回忆中的14日下午（或晚上），李去华家“边吃边谈”的事实。

综上，1、三条材料尽管表述上有差别，但都肯定“李鑫同志生平”中的“首倡权”。2、一条材料是孤证，“孤证不立”；三条当事人的回忆与“生平”对应，就不能说是孤证了。

✦ 否定“生平”观点辨析

目前对李鑫“生平”“首倡权”明确提出否定意见的，是前面提到的“李文”。作者主要针对武健华的回忆。她认为，武说李鑫首倡动议，“沿用的还是社会上流传的不准确说法”。她说：“从1985年开始曾多次采访过华国锋同志，为此，我曾专门请教过华国锋。他多次回忆，每次回忆谈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他做事严谨，特别交给我李鑫写的求见信的复印件，足以证明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所谓李鑫的求见信，是9月25日李要求面见华谈《毛选》五卷编辑出版的信。华约李9月29日下午谈话。

“李文”说：“李鑫、汪东兴、华国锋都回忆华国锋只见过一次李鑫，现在的分歧在于见面时间是9月14日还是29日？笔者认为29日有充分依据。

第一，有李鑫9月25日给华国锋信为证，如14日已见过面，他不会25日给华国锋再写信，要求面谈；

第二，9月14日时正忙于毛泽东的丧事，华国锋也没有时间和别人谈话；

第三，9月18日之前华国锋一直住在中南海，没有回过家；第四，9月29日与华国锋见面，是李鑫于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回忆，此时离俩人谈话的时间只有两年多。这个记忆比较准确。”

第一句“李鑫、汪东兴、华国锋都回忆华国锋只见过一次李鑫”，就比较武断：1、李鑫的回忆，是作者根据李鑫之子李赤子的话推出来的，作者所引李赤子的话并未明确这样说，更不能作为李鑫的回忆；2、汪东兴的回忆，源于武健华的叙述，且叙述中并没有说过李鑫只见过华一次这样的话；3、只有华一直肯定这一条。

而支撑“李文”的四条“充分依据”，也都有可质疑之处。

第一条，“如14日已见过面，他不会25日给华国锋再写信，要求面谈”。华是李的领导，下属有工作要汇报，还要规定见面次数？见了一次就不能要求再见？以29日的信来证14日没有见面，证据挨不上，情理讲不通。

李鑫之所以给华国锋写信要求见面，是他在23日接到了姚文元的信。从“李文”披露的内容看，姚信要求很具体：“请给我一个材料：现在的《毛选》五卷共几稿，其中公开发表过的几篇，有手稿的几篇，两者一共多少字。根据讲话整理的几篇，列出目录，说明哪些经主席看过。”

前文提到，“四人帮”很想把毛泽东的文稿控制在手上。既然9月17日中央已经有明确决定，9月23日，李鑫面对姚文元的要求，向华国锋请示并提出处理建议，是他分内的工作。这与“如14日已见过面，他不会25日给华国锋再写信，要求面谈”，是两回事，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

这次面谈，主题就是毛文稿的处理以及关于“四人帮”的一些问题。李鑫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是这样说的：

大约在六月二十六日，张春桥、姚文元找迟群、谢静宜去开会，商量修改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小册子的前言和按语，要我参加。从他们谈话的情况看，稿子已改过多次。会上主要是张、姚讲修改意见。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有参加这三篇文章的起草工作，批它们的文章我也没怎么看，提不出意见。我当时的感觉是，张、姚想抓毛选的工作。这以后，毛主席病重，张、姚、迟、谢都再没有为此事找过我，我也没做《邓小平言论集》的核对工作。这件事在粉碎“四人帮”以前，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向华国锋同志报告过，七七年十月我又向邓小平同志报告过。⑬

这里，李鑫也明确提到了9月29日华与他的谈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谈话，直接促成华利用讨论《毛选》五卷出版为借口来诱捕“四人帮”。关于这一点，且按下不表。

第二条，第三条，从9月9日毛泽东去世到18日开完追悼会，华的确忙，但再忙，谈话的时间也还能抽出来的。9月11日，华不就找汪东兴和李先念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吗？9月14日，李先念见叶剑英“回来后，把叶剑英的意见告诉了华国锋”，两人也有谈话时间的。⑭“李文”以一个“忙”字作根据，有些牵强。同样，要证明“9月18日之前华国锋一直住在中南海，没有回过家”，也需要具体的日程安排表来支撑，否则，也显得武断。⑮

第四条，是以李鑫的之子李赤子的回忆为论据。“李文”说：“那华国锋和李鑫的会面到底是哪一天呢？为此，笔者专门给李鑫之子李赤子打电话请教。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李赤子从云南插队8年，刚回到北京不久，与父母同住，他多次听到父亲回忆：29日下午见到华国锋谈了四个多小时,建议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无论是晚上还是下午，这只是细节的不同。相同之处是在9月下旬见的面。”

“李文”认为，距离谈话时间短，回忆更准确，在理。但是，作者既然“专门”给“李赤子打电话请教”，必然涉及到14日华、李是否谈话这个时间点。可从作者所引李赤子的回忆看，作者的取材也只是为29日谈话佐证而已，至于李赤子如何回应李鑫与华的14日谈话是否存在，却不着一字。显然，李赤子对14日谈话是否存在，至少是没有否定。其次，对“四人帮”“隔离审查”在9月21日叶剑英和华国锋见面后即定下来了，⑯29日，李鑫还有必要再向华提出“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建议吗？

这一点，恐怕作者自己也没有搞清。作者2017年在另一篇文章中说：9月23日，汪东兴和华国锋谈话后临走时提到李鑫要见华，华同意。“汪东兴回去后转告李鑫。李鑫很高兴，于25日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华国锋收到李鑫的信，于27日晚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同李鑫谈话”。[17]

“李文”虽然注意到“李鑫同志生平”这份材料，但因为作者立论的基础在于否定武的回忆——其实也就是否定“生平”的“首倡权”，当面对“生平”的提法时，就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以至于文章结尾时无法自圆其说：

尽管12日李鑫同汪东兴谈话时，提出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但是他同华国锋谈话时，华国锋早已决定隔离审查“四人帮”。用隔离的方式华国锋在10日就已决定了。

华国锋说：李鑫能对“四人帮”有认识，并能想到隔离审查的办法，这是好的。

李鑫对粉碎“四人帮”的贡献得到肯定，他逝世后，他的生平中这样写道：“1976年9月，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李鑫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

1、“李文”承认12日李鑫与汪东兴谈话的事实，但又指出华10日已经决定用隔离审查的方式处理“四人帮”，并说，29日这次谈话，“李鑫是否明确向华国锋提出隔离审查的建议，华已记不清了”，那就是否定李鑫是“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的人。

2、可是，作者又单引“李鑫同志生平”中“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这句话，并引申说“李鑫对粉碎“四人帮”的贡献得到肯定”。其实，“李鑫同志生平”这句话与武健华的回忆是一致的，并不抵牾，为何武的回忆就成了“沿用的还是社会上流传的不准确说法”，而“生平”就成为“肯定”“李鑫对粉碎“四人帮”的贡献”的证据了呢？自相矛盾。

是故，从整体上看，“李文”以华国锋的回忆证伪，“孤证不立”。李鑫作为“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的人则有“多证”。在作者拿出新的扎实的、可以否定的证据之前，不认“孤证”而认“多证”，符合学术范式。

注释：

[1] “李鑫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布的“李鑫同志生平”。李鑫，1958年进入中央机关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有两项任职：康生秘书；1975年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之一（排名最后），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参见“李鑫同志生平”；于光远：《忆邓小平和国务院政研室》，《百年潮》2000年第7期）。1977年2月，因主持撰写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了“两个凡是”遭人诟病，并在稍后被严厉批评，降职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此后，他基本淡出历史。1991年3月3日去世，其“生平”《人民日报》也未刊发，他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为也基本被淡化。

[2] 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尹韵公：《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纵横》2005 年第4 期。

[3] 韩钢：《粉碎“四人帮”的史实和疑点》，《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历史的真相与未解之谜——粉碎“四人帮”若干史实新证》，《北京档案》2013年第4期；《还原华国锋》，《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下引韩钢的说法，均来源于此，不再注明。

[4]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5] 李海文：《华国锋何时约见李鑫》，《百年潮》2013年第2期。下引“李文”的说法，均来源于此，不再注明。

[6] 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一）》，《百年潮》2012年第10期。下引武健华的回忆，均来源于此，不再注明。

[7]《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第70页。

[8] 熊蕾：《1976 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此文没有说李见华的具体日期，只是笼而统之地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按《李先念传》和《李先念年谱》的记载，李见叶时间为14日，可按武健华的回忆，14日下午或晚上李鑫才向华提出“除掉他们”动议的，李则是白天去见叶的，时间对不上。待考。

[9] 在探讨粉碎“四人帮”决策过程的文章中，一些学者对李鑫的职务并未搞清，多半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称之，武健华的回忆如此，“李文”也如此。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六卷），李鑫当时并未任此职（见该书68页）。这里顺便提一下，以免以讹传讹。

[10] 程敏建军整理：《纪念粉碎“四人帮”35 周年座谈综述》，《炎黄春秋》2011年11期。

[11]《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395页

[12]《华国锋年谱》1976年“9月14日条”、“9月17日条”。“年谱”是未刊稿，参与编辑的施滨海先生慷慨提供。

[13]《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总148.李鑫同志要说清楚张春桥、姚文元找他“核实”<邓小平言论集>和研究“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事情》。

[14]《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皖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8-449页。

[15] 1、唐山大地震后，华国锋迁居东交民巷15号宾馆。从中南海到东交民巷，也就两三公里左右，以那时的交通而言，华要回趟家甚至不用5分钟。当然，这只是一个常理推测，并不能肯定距离近华就回过家；2、但是，“回家”是人日常私生活的一部分，无论职务高低。即使对最高领导人来说，也不会留下“起居注”样的记录。用回没回过家来做证据，薄弱之极；3、毛去世后，在京的常委应该有轮流值班的日常安排，华负总责，比别人忙，是实情，但忙与回家不回家，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4、“李文”所引李赤子的回忆说，29日李鑫与华的谈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李与华级别相差甚远，照常理看，在国务院会议厅这种公开场所，谈话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家里“边吃边谈”才可能（李赤子可能把李与华两次谈话混在一起叙述了）。所以，14日华与李谈话的地点，除非有扎实的证据否定，在家里这种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16] 尹韵公：《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纵横》，2005 年第4期。

[17] 李海文：《粉碎“四人帮”前华国锋四次约谈汪东兴》，《党史博览》2017年12期。2018年12月6日，笔者致电李海文求教。她说：29日这个时间是与李赤子核实确定的；27日这个时间，是根据华国锋的回忆来的。

图文编辑 |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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