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

谨斋慎之三家村 202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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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8~2003.4

李慎之，无锡人。哲学家、社会学家。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发现另一个中国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

谨斋慎之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是什么样的思想、心理？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

然而照开放、改革以来又热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还不会离开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远，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是“亚洲价值”的摇篮与基地。

这些当然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学泰先生的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思考。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看到这一些，是不能认为完整的。

学泰把这样的中国社会称作隐性社会，以与大家熟悉的显性社会相区别。我以为能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努力在使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

据学泰的考证，中国近代最早注意游民问题的是杜亚泉先生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七十多年之后，才由王元化先生表而出之。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三年在他的《思辨随笔•游民与游民文化》中评述杜亚泉的见解说：

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一文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做不正规的劳动。其成份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

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色。

王元化先生说：“杜亚泉的这些说法都道人所未道……但是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

可喜的是，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以前五年，学泰就着手研究起中国游民文化来了。十阅寒暑，结果就是这部名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著作，所谓“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注意的问题”现在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但是，我仍然认为，虽然学泰用力甚勤，搜罗极广，但正如任何一门学科开始建立时一样，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对中国游民社会的起源与历史，特征与作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发挥。当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质，它所传世的文献，与历朝的官书不一样，是极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难也是极大的。

正如学泰所考证的那样，虽然游民的历史很悠久，活动很广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国》《水浒》《说唐》这几部书才能成为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进行各种活动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经历、志趣、情怀往这几部书上堆。其他如关于瓦岗寨、薛仁贵、刘知远、赵匡胤……等的著作虽然也属于类似的套路，价值却低得多。

游民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二十四史，也不可能有通典通志的，要了解、要研究他们，就非得像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那样一砖一石、一点一滴去搜罗，去组织材料不可。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

近几十年来，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出土文物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与游民问题有关的，如一九七三年居然在南通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价值（正统的文史学家或许会称之为“负面价值”）实在并不亚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

《花关索出身传》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只是张飞还是手软放走了关羽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归宗，但是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脸威胁父亲，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

这个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学泰，因为这是完全违背中国人古往今来一体凛遵的“孝”的道德观念的。过去历来认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无例外都不敢公开声言违背的，而游民意识之强烈竟能达到与正统意识完全对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后来与一些老同志说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举事之初，也曾有过许多完全可以与之相比的“大义灭亲”的事例，目的也就是为的“绝了回心”。

近读《血泊罗霄》，才知道秋收起义之后，工农红军在湘南也有过“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使我懂得了，与所谓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与行为，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怜了。

不能排除今后还在什么地方发现《花关索出身传》这样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认识。然而，守株待兔总不是积极的办法，我看今后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对中国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献以外，恐怕还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访，我知道学泰最重视的是“游民意识”，我相信这样的意识还肯定地存在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过去的学者没有足够重视，因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学泰已经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参考系，也就已经有了一个耳聪目明的优势，再进行发掘与研究，应该可以容易许多了。

学泰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游民知识分子”，有无数无名作家都可以归进这一类。只不知到现代才久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这些人与之关涉到什么程度。总之其中的品类是很不齐的，有的更多倾向于正统文人，也有充满游民心态，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场那样，抡起板斧排头向围观的老百姓头上砍去的。不知为什么，这个名词使我想起现在已名满天下的敝同乡瞎子阿炳。从现在的电影上看，他已经是被套进了“革命加恋爱”的框框的进步人士了。

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学生的时候还能在无锡的崇安寺（相当于开封的相国寺和北京的隆福寺这样的地方）经常见到他，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无锡人叫“拖爿挂块”），由一个烂眼边的老婆陪同，拉着二胡说唱故事。

我倒没有听他讲过什么“朴刀杆棒”，听到的全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形容入微，辞旨淫秽。因此，家里大人是不让听的，怕孩子坏了心术。但是他则因为听众多，当时物价又便宜，半天作场下来，不难得一醉饱。看了学泰的书，我几乎认定他就是一个游民知识分子。我总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倘能细心访求，也许对研究古代的和现在的游民文化会大有裨益。

学泰把中国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为他认为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产生。他当然要根据材料说话（即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他对唐文化与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唐文化是贵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

但是我总觉得，既然《礼记》首著“游民”之称，《管子》又有“游食”之说，商鞅都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中国游民的出现，其来源是否还能追溯得更远一些？陈胜吴广、黄巾赤眉到底只是纯粹的农民起义，还是也夹杂得有广泛的游民成份？

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国而论，其开国之君几乎都是游民（简直不妨称之为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们造就了一个被欧阳修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再往前一点的黄巢，杀人如麻，也是一个游民之雄。虽然这些人就个人而论，都是“其兴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们的社会基础与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应该是“其来有自”。也许通过持续的研究，我们竟能开发出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游民谱系来，那对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为什么对游民问题这么感兴趣？

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作“极左思潮”）即导源于一九一九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

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

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一九七一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去年此时，我为台湾的朱高正先生的《纳约自牖》作序，也曾谈到朱先生对所谓“五四”的激进主义的谴责，我说：“……就实际历史说，则秦始皇与作为其对立面的陈胜、吴广以及两者的结合正是‘中国激进主义，或曰极左路线’的活水源头，这种思潮以劫富济贫，分田废债的平均主义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为另一端，在中国几千年一直没有断绝过，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其结穴的杰作而已。”

我不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学泰就已经在对中国的游民问题进行研究多年，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了。今年春天，偶然结识学泰，就对他的研究大感兴趣，而且寄以厚望，希望他能给中国历史的研究打开一个新局面。

我把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并举，一方面根据的是毛主席自己的讲话；一方面根据的是辩证法的普遍原理，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

(《矛盾论》) 当然，秦始皇是真正的贵族出身，但是在他以后的许多开国之君，却有不少是真正的游民出身。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除了以异族入主中原者外，游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竟占绝大多数。不过他们成为“太祖高皇帝”以后，都要自命为“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而且总是要掩盖自己“少无赖”的历史罢了。

在这方面，被赵翼称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的明太祖朱元璋应该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个皇觉寺的游方和尚，从小就在“江湖上”混、深知游民的破坏力，当他一当上皇帝，就立刻把镇压游民作为第一要务，下命令说：“若有不务耕种，专务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他还整理天下田契图籍，“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大加镇压。他亲自制定的《大诰》可以说是集中国帝王严刑峻法、残酷暴虐之大成。这个痞子皇帝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大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说句实在话，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还记得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恐怖遍于国中，我曾问一位老同志，这算怎么回事？他回答我：“peasant vandalism and teenager brutality。”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了，但是十年以后，下乡知青大批返城，他们大概从自身的经历中增加了一些觉悟，口头上平添了一个词：“痞子运动”。事实上也非痞子运动不能说明当初的疯狂。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还会出现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痞子运动呢？它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呢？他跟我们自己也参加过的这场革命有什么关系？跟中国历史上的痞子运动又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透彻的答案。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搞现代化，但是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身上有多少非现代的东西，又怎么能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作为一个学者，学泰声明“本书不会介入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但是我认为，像本书这样的对游民问题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全面了解，对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及其未来的走向也有很大的意义。中国搞现代化已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至少与同在亚洲的日本比，成就是不能算大的，而且屡遭挫折，屡走弯路，其间中国社会的顽固守旧是一大原因，而游民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一百年来，或者说有史以来，中国只有到现在才第一次有了认真开始现代化的机会，也第一次有了真正消化游民的机会，然而由于人口的压力，游民依然存在，游民意识根深柢固，源远流长，也仍然存在，我们现代化的道路就非通过这个地雷阵不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同一般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很不一样。所以，由这本书开始的研究应该继续下去，扩大下去，深入下去。

游民问题的研究有没有国际意义？这个问题我倒是想过，但是因为对外国完全无知，因此也就想不下去。恐怕只有等外国的研究者读到这本书以后，再产生体会与联想了，一九八〇年，我第一次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碰到施瓦兹（Benjamin Schwarz）老先生。我问他在做什么研究，他说他在研究白莲教。我心头一震，马上悟到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与思想一般不能超出孔孟老庄，诸子百家之外的狭隘与脱离实际。外国人倒是常常能看到我们自己不注意的方面。学泰的这部书如果不但能够成为引玉之砖，引起外国人也来参加另外一个中国的研究，而且能够促进他们对本国同类问题（即他们自己的隐性社会）的研究，也许会有我们今天看不到的作用与意义。

不过，有一点，我积压在胸中几十年了，今天索性乘此机会一吐为快。五十多年前，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阵看了几本十八九世纪的西洋作家写中世纪故事的小说（即所谓哥特式小说），我忽然发现许多故事的中描述的情节与中国的小说或史书并无不同：一样是忠臣义士，一样是奸夫淫妇，一样是阴谋诡计，一样是柔情蜜意……但是其中的角色所用的语言亦即表达感情的方式，却与中国人的大不相同。

我因此而忽发奇想，认为如果把中西古人同样行为的不同表述方式罗列对照，一定可以发现中西文化的差别，甚至中西“国民性”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以为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流行的所谓比较文学要深刻得多，也有意思得多。

几十年来，也同一些朋友说过我的想法，一般是得到赞许的，但是到底也没有人来做，我自己又既无学力又无毅力，就更谈不上了。这次是因为看到学泰写花关索对关羽说的话又忽然想起这个念头，姑且写下来，以待来者。人虽然都是人，都有一样的七情六欲，然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其表现方式也大不相同，也许这就是人类所以分割为各种文明、各种意识形态的奥妙所在吧！

要研究游民问题，实际上不能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与全盘中国历史，学泰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农民、流民与游民的区别。然而因为游民实际上来自农民，而农民历来在中国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触到在完成现代化以前中国社会变化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即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这是中国历史所以脱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乱的大循环的根本原因。

虽然学泰力图分清游民不是作为人口的主体的农民，而是完全被社会抛弃的“脱序”农民，然而游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许竟不在圣人贤人以下，因为按照近五十年来流行的“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看，作为农民运动的先锋与渠帅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与领导人。他们当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后不是也一样要上“圣文神武”的尊号吗？

学泰对所谓农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如李自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和追求发展的农民。这样他就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这些都是极其精辟的论点。

学泰还研究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与市民同西方农业社会中城市与市民的差别，认为中国中古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存在着能够维持高消费的政治统治者，是以剥削和牺牲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城里人”与欧洲的自由城市“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城市的发展必将迅速地拖垮整个的社会，并带来经济的崩溃”，因此，决不能“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将使中国‘缓慢地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都是学泰的重要结论，有助于澄清近年来流行的“中国在明末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糊涂观念。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从游民问题入手将可以大大地拓宽研究的视野。

学泰在本书中做了许多极有意思，也极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作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

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

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

这个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而上之。

这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完全是荒唐无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学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以分析论证。

十来年前，我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我同他说，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他也很赞同。但是读了学泰的书，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们这个大传统到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的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

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

学泰分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认为这两部书是游民的经典，从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以及一部分礼俗而言。两者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学泰这本书里，有一个名词（或者概念）的用法是我所不能同意的，那就是“封建主义”。我认为封土建国，史有明文。中国在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前，照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一直是封建制度，其意识形态大略亦与西洋中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相当。把中国自秦始皇起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实在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在此以前的名家，如陈寅恪、冯友兰都是压根儿不用这个名词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不用这个词儿。）

然而究其实际，则与中国原来所说的封建与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当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封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义概念），因此，名实不副，只能乱人视听。

其实这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皇帝专制下的官僚制度。中国很早就以选举考试取士任官，被有些人认为在历史上是一种先进的制度。

然而这与中国上古、西洋中古的封建制度实在不是一码事。因为概念与名辞的错乱，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过毛主席要大家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而姚文元居然把它改为《分封论》的笑话。但是这个名词已沿用了几十年，尤其是当它指的是那两千年间人们共同的意识形态、心理习惯或思维定势的时候，确实也很难拿另一个词来替代它。我虽然也曾几次写过短文，力言其非，但是远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

十多年前我曾与一个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谈起这个问题，他倒很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又感到没有一个可替代的词。后来，我忽然说，就以最突出的标志命名，叫皇权主义如何，英文就叫emperorism，以与世界上现在已经用熟了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相区别。他倒觉得这个词儿可以考虑。事隔多年，今日重提。质之高明，以为如何？

一九九八年七月

刊于《博览群书》1999年第3期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本文由作者之子李三达授权发表

图文编辑 | 張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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