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读书百人百法百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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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易书生

（上接：古今读书百人百法百味①  ②） 

顾炎武（1613～1682，南明思想家）：万里行路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可翻过来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位思想家可以说也是旅行家，入清后，累征不任，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实地考察以纠正书本之误，进而“经世致用”，读无字之书。顾炎武生平有《日知录》等著作四十多种，于政治、经济、经史、舆地、金石诸学、靡不淹通，盖有“万里”之功。此外，他每年用3个月复习旧知识，其余时间学新书，这种新旧联袂读书法，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薛德温（1389～1464，明代朱学传宗）：专精不二法。“读书必专精不二，方见义理，若以鸿鹄之心读书，必不能造乎精微。”读书之要，一心不可二用，也不能小猴子掰苞米。

汪道昆（1525～1593，明代文学家）：藏书以备法。汪道昆家中书籍很多，有朋友侧目看了很久。汪解释说：“不怕它多，只是备检查资料用而已。人生真正要用的书，只要熟读几种就足够了。”然人生真正要用之书，列出几种却是困难，毕竟人生不同，选择必然各异。藏书以备却可通用。

叶奕绳（生卒不详，清初文学家）：约取实得法。读书，与其浮光掠影，一无所获，不如每天记一点，看似取之不多，但日积月累，终有实际收获。叶奕绳自称是天资迟纯之人,记忆力相当差，此法为克服自己之弱点而来，每读一书，抄其篇章、片断或警句，反复吟读，直至滚瓜烂熟、一字不漏，一年之中可积累三千多段精彩文字，如此定然天道酬勤。

陆世仪（1611～1672，清初大儒）：分类法。凡读书分类，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

李颙(1627～1705，清初大儒)：自以为师法。李颙父早逝，与母相依为命，家贫无钱入学，泣以对母，母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他遵从母教，自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遇生字则四处求教，至十五六岁已读书颇丰，二十岁被县令题匾“大志希贤”以表彰。李颙读书以“须看白文，勿先观注”，读书要原文，不明白的再看注释。依此发奋自学，终成清初“三大儒”之一。

郑板桥（1693～1765，清代画家、诗人）：精当法。郑板桥毫不隐晦地说：“五经、二十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才。”读书要注意选择，“当则粗皆精，不当则精皆粗。”“当”的标准既是适合。人书俱有性情，什么人读什么书，什么书适合什么人，本就有“内恰”，郑燮诗、书、画俱精，号称“三绝”，且一纸之上浑然一体，实得“精当”二字。

梅文鼎（1633～1721，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四不怕法。不怕难，难则钻研；不怕烦，处处耐心；不怕苦，勤耕苦读；不怕丢面子，不耻下问。作为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所著历算书达八十余种。仅以其所提中华民族应“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漏失”，足见有其独到之处。

王鸣盛（1722～1797，清代史学家）：竭泽法。王鸣盛以目录之学为“学中第一紧要事”，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明确地说：“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按此道理，知识如鱼，目录如网，用网在书海中打捞，焉能无获！其能在十七岁即才名籍甚、乾隆十七年会试获一甲第二名及第，于此读书法不无关系。近人郑振铎也把目录称之为“导路之南针”。智者所见略同。然，王鸣盛为官贪鄙成性令人不齿，有污他一身的才气。

戴震（1724～1777，清代经学大师）：贵精法。“学贵精不贵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精，就是要在深度上用工夫，把书读懂读通而能有收获，要得到切实的知识，要做点学问，就得专攻一项，认真而深入地钻下去。其所谓治学：淹博难、精审难、识断难，也是此法的深化。戴震学识博大精深，于天文、地理、历史、水利、数学等深有研究。《十三经》之正文与其注，无不能背诵。令后生末学叹服。

阮葵生（1727～1789，清代学者）：冷热法。按书的内容，分别采用冷看或者热读。

姚鼐（1731～1815，清代散文家）：三端法。这位学习古文的楷模人物，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基本抓住了古文的要害，又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个方面论述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如此庖丁解牛式的看文，岂有不得真味的道理，他能为“桐城派”奠基人之一，确实有实力。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切己法。“不切己者，虽泰山而不顾。”这种读书法姑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读，二是适合自己的书去读。他虽然师事名儒朱筠，但史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得此学习之力。

焦循（1763～1820，清代经学家、数学家）：求疑法。“于无疑处求有疑”读书法。这焦循的读书经验。焦循精于《易》学、数学，于天文地理、音韵训诂、史学方志、性理词章、医药博物、生物建筑，无所不通，一生著作300 卷，有“通儒”之誉。有好事者研其晚年总结读书经验后，列其读书公式：“读书、寻疑、深思、再读、再思、求解”。

梁章钜（1775～1849，清代楹联家）：基础法。“愚谓读史亦须循其序，如欲考典章，察人物，则应先读《史记》、两《汉书》，由古以逮今；如欲知世变，究时务，则须先读宋明各史，由近以溯远。其实，《史记》、两《汉书》为史学根底，不可不急读也。”凡学皆有根基，打牢根基才不至空中楼阁。

曾国藩（1811～1872，清代重臣）：“耐”字法。“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近年多流行曾文正公之传记和文字，政商学界粉丝不少，不论各自目的为何，曾公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习程朱道学，又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自诩，一生事业及修为，确有其非常之处。

吴昌硕（1844～1927，清代书画家）：翻选法。这位近代著名的书画家博览群书，曾对门生说：“书不能死读，先翻翻序，看看结尾，不好不看，好的翻翻，极有价值的才值得花力气精读，要不你有多少心血能花在上面？”

梁启超（1873～1929，清末思想家、文学家）：抄录读书法。“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录陈，什么办法呢？是抄书或笔记……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心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自一经手抄，当时意既专注，可使过目不忘，较之泛泛浏览者迥乎不同。”苏东坡抄《汉书》三遍，顾炎武一字不漏地抄写《资治通鉴》一遍，张溥每读一本书抄录六七次。我倒觉得，梁启超读书时围绕一个题目，有关则注意，无关则放过。一个题目后再换一个题目。此法可叫“题目法”，较之梁氏自荐的抄录法，更有力道，如此，读书如拾贝，收获丰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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