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远 | 如何认识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中国叙事：对两篇书评的回应与延伸

编者按：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六期请到复旦大学日语系王升远教授共同讨论他的新著《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本期的两篇书评请见：

本文为王升远教授对两篇书评的回应，刊于《文学》2018年秋冬卷（复旦出版社，2019年）。

如何认识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中国叙事

对两篇书评的回应与延伸王升远

元旦后的某日，康凌说想在其主持的“CCSA学术通讯”公众号上为拙著《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公开征集书评。CCSA公号的主打栏目是“Talk to the Author”，每期推出一本书面向全球学人征集书评。近年来，国内学界学术批评大环境让人难以乐观，无论是捧杀抑或棒杀，似乎都是“圈子文化”的产物，其背后多少都潜藏着党同伐异的学术利益考量，其症结在于评论的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CCSA书评征集中的匿名性和开放性令人瞩目，因为书目作者不得不在未知的、跨界的受容语境下接受匿名书评人严肃的学术审视乃至灵魂拷问。我注意到他们近期曾为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林东教授和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教授等名士的名著征集书评，并得到了学者朋友的热烈回应。此次征集书评，反馈之褒贬都不在虑中，但我忧心是否会有人不弃作者之微末、鄙陋，愿赐读小书并撰文置评。前几日，康凌兴奋地跟我说收到了两篇高水平书评，并嘱我撰文回应。书评拜读后，对两位作者学术思维之谨严、批评态度之诚恳、学养之深湛感佩不已。二文对拙著的肯定让人时有会心之感，唯有感谢，此不赘述。我想，不妨借此机会，就拙著的写作初衷、架构以及藏在纸背的区区“野心”略作陈情；同时，对二位提出的问题做出认真回应，并沿着其提示的方向略作延展。由于不知评论者的名讳和身份，为行文之便，下文权将《日本作为方法，北京作为题材》简称为《方法》，将《“国民使命感”与北京幻象》简称为《幻象》。二文惠我实多，对二位书评人的意见我大多赞同，毋宁说我们基本立场是一致。但在对拙著若干表述的理解上似乎稍见偏差、错位，我想不妨对此做些必要的辨析和展开，以就教于二位书评家与学界大方。

一、 “专著”与“体系”，“城”与“人”

 拙著出版后，得到了一些学界朋友的鼓励和谬奖，相关书评见诸《读书》《中国图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山东社会科学》《解放日报》等报刊。与此同时，在同一些挚友、畏友私下交流时，他们时而会提出过一些质疑，其批评意见大致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从学术专著的意义上而言，拙著缺乏理论系统性。《幻象》一文也指出，“通篇看来，全书围绕问题意识的核心展开论述，易于在整体上进行把握，但各章节的排序是如何考虑的，则有令人迷惑之处。排序是有意以点带面的方式推进叙述，以避免以线状推进的方式进行论述？如此安排理由何在？是否可避免线状推进论述中潜在的‘归并’风险。”

坦率说，对于拙著的章节排布我也很是不满，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问题”结构而成的所谓“框架”中，论著的“体系性”被消解了，从而给人带来了一种“碎片化”的观感。而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正是它的“未完成性（incomplete）”，这关乎到对著述体例和述学文体的不同理解。就“北京（北平）”这一特定视角切入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选题而言，惯常的切入思路有两种，一则是以时间为经，以特定题材文学史的构想描述日本文化人北京（北平）书写的历史流变轨迹；二则是以北京（北平）都市空间为纬，描述在相对确定的时间限度内，其内部结构的多元表象。拙著前三章属于前者，旨在为后续讨论提供一个可资参照的历史语境和脉络；而后面数章则并不属于后者的类型。若以北京（北平）为对象，则长城、紫禁城、琉璃厂、天桥、雍和宫、国子监等，各自都可回应不同的“问题”，如此说来，“北京（北平）”或许只能成为一个松散问题群之上的最大公约数，而拙著并不打算将“北京（北平）”对象化，毋宁说是要将其装置化、方法化。通俗地说，就是拿“北京（北平）”说事儿。

刘建辉教授在其名著《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中将上海作为“一个时时与日本‘国家’以及一个个‘日本人’的存在方式相对的外部‘装置’”来认识，并将其作为“理解近代日本的一把重要的钥匙”。[1]该著以点带面地对一个宏大的命题——日本近代之“起源”给予了深刻而有说服力的回应。而返观拙著，一则，自揣目前阶段尚无能力在有限的篇幅内提出并回应宏大的学术问题，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只能尝试在理论构想与“东亚经验”之间探寻“形而下的普遍性”[2]。二则，“不成方圆”必因“不以规矩”，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对某种既成“规矩”（或“确定性”）的警惕正是拙著写作的起点。日本侵华时期、尤其是沦陷时期的“北平”是当时东亚乃至世界国际关系局势的焦点所在，她凝聚了战时语境下中国内外诸多的复杂性。如绪论所指出的那样，她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能勾起日本人文化乡愁的中华‘古都’（文化北平），1928年南京被确定为首都背景下（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的中国故都（历史北平）和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具有重要现实政治、军事意义的所谓‘东亚建设的基地’‘东洋故都’‘兴亚首都’（政治/军事北平）。相应地，这三重身份的交错也使‘北平’在日本文学、文化文本中的表达呈现出多维交杂的异彩和巨大的张力。”[3]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毋宁说在方法上呈现出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下日本文化人北京（北平）题材文本所内含的诸种复杂性、及由此发酵而成的多岐性与不确定性才是拙著的首要追求。即便是描绘谱系、铺陈背景的前三章，拙著亦着力揭示不同政治、文化立场下日本文化人北京观察的多样性、差异性。这实则是对长期以来既有的宏观中日文学关系史、日本近代文学史叙事中因史料涉猎不足、细节掌握不够而导致的一元化、线性历史论述之反抗。我们若只看到了表象中显在的“干流”，而无视“支流”抑或潜在的“暗流”，那么历时性思考中的因果定性就会变得虚空难解。当然亦须承认，在此论题下，长城、紫禁城、琉璃厂等问题都有可进一步展开的理论空间，那些规划至今还沉睡在当年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章节目录中，但落实到操作层面，要在同一本书中多管齐下，却力有不逮，余下问题不妨留待再版时充实。三则，近年来一直在想，在认识论层面，有史以来人类制造的“概念”、“主义”和“体系”究竟是推动了我们对这个世界复杂性的认知，抑或相反，或许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个个“不及物”的理论体系大厦轰然崩塌，灰飞烟灭。在“绪论”中，我引述了陈平原先生的一段话，并非是引述名流以为屏障，实在是对此心有戚戚：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功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4]

尽管内容并不“精彩”，但我仍愿将拙著视为陈先生意义上的“专题文集”。如此说来，《方法》一文对拙著“各章节的关联性”的解析，庶几可为《幻象》作者指出的章节排序问题提供一个理解思路。大致如其所言，除绪论及附录外，全书正文十一章，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铺陈前近代至近代日本文化人北京（北平）体验之流变轨迹。第二部分（第四、五章）尝试从日本文化人对北平底层世界的观察切入，重审东亚“近代”的独特意涵，以及近代以降中日文化、思想关系逆转的复杂图示。余者皆可视作第三部分，处理的是侵华战争时期中日知识分子的“对视”问题。具体而言，考察“人道主义作家”阿部知二的北平题材创作意在揭示日本文化人战时精神结构中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幽晦与两难；关于佐藤春夫问题的讨论不仅如《方法》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佐藤在华北的活动乏人问津，这两章的写作旨趣是在理论上提出“国际中国学研究”在对象上的“第五层面”，呈现战时中日文坛交流中欲盖弥彰的“政治性”，为周作人附逆问题背后的复杂性提供新的认知视角；而再论周作人则旨在从译介学的视角回应知堂落水这一文学史公案中的疑点；摭出村上知行的“北京文人论”，是要为萨义德式东方主义的东亚射程献疑，进而提出“东方内部的东方主义”这一议题。与其说在建构一面关乎北京（北平）的知识之墙，毋宁说，是要提出某种视野盲区或者理论疑点，并尝试以北京（北平）为表述装置/方法进行昭示或质证。如此说来，它或许将永远是“未完成”的。

需要强调的是，除去前三章，其余各章皆关切同一对象，即极端语境下人的境遇。换言之，在“城”与“人”的关系中，我更为关心的是“城”中之“人”。不过，“人”始终受制于其身处其中的“城”，就如《方法》的作者以列斐伏尔、福柯和索亚等的空间理论为理据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城市空间的具体形态反映了近代北京城内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性别关系和国族关系，而其在文学/文化中的表象与构形又反映了这一立体的关系网络如何在殖民语境下被再生产”，而“整部著作未见太多内容用以考察北京城市空间在日本文化人笔下的表象。”确如其言，这是拙著的缺陷，也是修订版续写[5]时须补强的方向。

在前述基础上，《方法》进而以佐藤春夫笔下北京和南京形象的对比为例提出了“比较视角下城市/地区外域文本研究的意义与可行性”，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比较研究若不以“问题”为魂，只会徒有其表。如前所述，拙著是以“问题”的连缀结构成书的，类似于南京、北京之差异比较若与“问题”相关，自当纳入论域，否则似无必要。例如，《幻象》一文就提出了一个事关可比性的问题——“如何将日本文化人笔下带有价值判断的‘非文明’事物，放置于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比如在2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的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小说，以控诉压迫人力这一‘野蛮’行为。如郁达夫的《血泪》、陈大悲的《这么小一个洋车夫》，以及陈锦的话剧《人力车夫》等）以及西方视域下的‘东洋呈现’（如E.maharama写、汉俊译的《人力车夫》）之间来考察？”事实上，拙著第五章为回应“‘近代’的明暗与同情的国界”这一论题，也确将胡适、周作人、郑振铎等民国文化人以及小泉八云、毛姆、麦高温等西洋人士的人力车夫题材文本纳入了论域。当然这一切取决于文本与论题、论旨之间的相关度，若引用而引用，将使文章枝蔓丛生、流于散漫。 

二、“东洋”与“西洋”，“想象中国/北平”与“现实中国/北平”

众所周知，近代以降，从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到昭和初期的“（伪）兴亚（实）抗欧”，日本始终游弋于“东洋”与“西洋”之间。时至今日，在传统地缘政治、思想文化累积的基础上又附加了冷战结构，日本在东西方之间的犹疑摇摆与两难不决一仍其旧。非东非西的“蝙蝠”定位是把双刃剑，时而使其左右逢源，时而又使其不得不左右开弓。这自然是基于国家利益考量的现实文化、思想选择和政治权力运作，它隐喻了日本颇具异彩的近代化实现路径。明治以降，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政党政治等为表征的西方“近代”在日本可谓名实不一、孱弱不堪、且命运多舛，尽管经历了大正“帝国民主主义”[6]的洗礼，但以“三﹒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为分水岭，“西向路线”在昭和前期从命悬一线转而寿终正寝。

《方法》一文指出，“作者于绪论中在近代中日关系的语境下将上海与北京作为东方的‘西洋’与‘东洋’并置，并阐释后者在文化、历史与政治/军事三重维度交错下对日本呈现出的‘想象中国’与‘现实中国’的二重撕裂”，“北京是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重镇不假，但是否可将其直接定位成日本文化/文学视域下的‘东洋’并以此作为北京题材外域文本研究的基调仍有待商榷”。而在后文中，作者进而指出，“在探讨亚洲或东亚话语现代性时，东西对立的二元结构值得进一步复杂化”，“‘东洋’与‘西洋’并非仅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仅在空间概念上将西方单纯视作东方的强大另一极，便无法彻底理解近代日本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更难于从根本上解明属于东亚的话语现代性”。

事实上，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常是人为臆造出的产物，即便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然而，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可感的、虚构的“对立”却是近代以降东亚国际政治话语中常见的表述，成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民族仇视时行之有效的方案。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无论是在近代日本抑或晚清以降的中国，“西方”对于东亚诸国来说，是一个叩关闯入后倒逼后者开国进而融入世界体系的巨大“他者”，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政治、军事、文化对手。而明治以降“日本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毋宁说正是东西方文化“触变”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幕末明治时期出洋西望的日本政治家、文化人而言，“魔都上海”才具有了“西洋”意义。刘建辉先生指出，在19世纪中叶的东亚，

如果从日本看上海，则上海仿佛是近在眼前的代表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本身，虽然不是唯一的，但确实是走向西方的距离最近的“入口”。（中略）也就是说，许多出洋者在踏上上海和香港这两块资本主义的“最前线”和列强殖民地的“最前线”的土地时，首先接触到了“西方”，（中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以上海为首的各地所进行的“西方体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7]

刘先生在其著作中阐释了上海之于幕末明治日本人的“西洋”意义，这一主张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接受和认同。而拙著中对战时北平地位的表述，无论是“东亚建设的基地”“东洋故都”抑或“兴亚首都”，亦皆非主观定性之辞，实乃照搬了深受昭和军国主义宣传的日本文化人的相关论述。事实上，战时日本言论界、思想界和文学界将北平冠以“东洋故都”之名，这正是其泛亚主义、大东亚话语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拙著只是引述原文，以强调“时局”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塑形，并不代表引者立场。《方法》一文正确地指出，“‘东洋’与‘西洋’并非仅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这一表述确可成为对佐藤春夫的当头棒喝，但对于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北平题材创作中虚构出的“东洋”“西洋”二元对立（实则是日本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之对立），我是持警惕和明确批判态度的。正如《幻象》一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拒绝归类’的历史性呈现的同时，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日本文化人对北京的话语建构中‘东西’参照系的虚伪性”。我想，《方法》对我的批评恐怕根源于作者对加引号（汉语中的引号有引述、否定和强调等多重功能）的“东洋故都”这一表述的误读。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文中引述日本文化人论述时使用就是带引号的“东洋”和“西洋”，而我个人的论述则使用了不带引号的东方和西方。   

在此延长线之下，《方法》提到了佐藤春夫的东/西洋文明层级论。作者引述了拙著中这样一段话：“不同于近代以降中日知识界（尤其是留洋归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文明仰视、推崇的普遍认知倾向，在佐藤春夫的文明比较论中，东方文明是堪与西方文明相拮抗的、对等的文明‘另一极’。”作者以佐藤的《田园的忧郁》等作品为例，强调大正时期其对西洋文化/文明的种种媚态，而这是日本文学史的常识。若将拙著中的这段话置于其上下文脉络[8]中理解就不难发现，所谓“在佐藤春夫的文明比较论中”实则指向了佐藤写作《北京》的1939-1940年前后之状况。《方法》指出，“由此可知，佐藤春夫在昭和初期对于东洋文化突然的大肆讴歌无非是其对于战时环境下殖民话语建构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融入”。而笔者在这部分讨论的结尾处亦指出“‘右翼之雄’佐藤春夫的论调却与‘大东亚战争’的‘时局’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偶然又似必然的暗合。”这两种表述在表意上恐怕是大同小异吧？

在《方法》一文中，与“东洋”“西洋”问题似乎直接对应着“想象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关系，这里的逻辑令我颇有些费解。文中称，“作者于绪论中在近代中日关系的语境下将上海与北京作为东方的‘西洋’与‘东洋’并置，并阐释后者（北京——引者注）在文化、历史与政治/军事三重维度下对日本呈现出的‘想象中国’与‘现实中国’的二重撕裂”。作者继而又指出：

众所周知，近代日本文化人普遍对中国抱有浓郁的乡愁情结。但较之于明清以来的北京，让他们魂牵梦萦的“想象中国”却主要是凝聚着汉唐文明的长安（西安）。（中略）对日本而言的“想象北京”是停留在“前近代”的时间与速度的中国华北地区，而其“想象中国”则更多指向着古代中原。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详加辨析。首先，我注意到，作者提出的“想象中国”所对应的恐怕是拙著中日本侵华时期北平定位的第一重身份——“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能勾起日本人文化乡愁的中华‘古都’（文化北平）”（第13页）。但他似乎忽略了我在“乡愁”之前使用的动词“勾起”，这就意味着，“现实北平”只是在平/来平日本人“想象中国”的触媒，二者绝非等同关系。理论上来说，前者究竟是否是后者最理想、恰切的视窗暂且不论，但作为现实的诱发性触媒，它可以是北京、南京、杭州、长安等等，不一而足。同时，近代以降，交通设施日趋发达，东亚铁路网逐渐形成，对于日本文化人而言，中国不仅可望而且可及， “想象中国”与“现实中国”不可断然分立。令我不解的是，《方法》一文强调“想象中国”和“想象北京”的差异，其“靶心”何在。思来想去，恐怕是与第一章（第43-44页）中的一段表述有关：

对于近代日本人而言，北京可以是单纯的旅游目的地，也可以是日本人实地探察中国政情民俗/军事动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的视窗；可以是以之为镜鉴反躬自省的契机与思想资源，也可以是了解汉文化基本构造与底色、思考所谓“黄色人种”的近代困境与未来进路的现实基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各类文本中，作为个体的文人学者与北京这座城市的邂逅，极易在意识形态中被转换、放大为以北京为接点/舞台的，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间的摩擦、对立甚或冲突。

这段话中，我有意以“视窗”、“转换”和“放大”等表述来强调“北京（北平）”与“中国”的距离，以限定“北京（北平）”的意义发生半径。因此，“现实北京”不等同于“现实中国”更是文中不言自明之意。

其次，作者认为近代日本人普遍对中国怀有浓郁的“乡愁情结”，这一论断恐有不确。日本对中国文化的“乡愁”存乎于小部分文化精英（尤其是汉学家）那里确乎不假[9]，但这并不能代表近代日本人“普遍”的对华文化心理，更遑论情结之“浓郁”。须注意，不同历史时期日本人对华情感虽皆受中日关系阴晴冷暖变化的制约，但从明治时期到昭和前期，日本对中国/中国文化的“乡愁”淡而又淡也是实情。即便在日本文化人汉学教养尚存的明治时代，视中朝为亚洲恶友、“脱亚入欧”的风潮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选择，对日本人对华文化情感的冲击极大。时至大正、昭和前期，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国家利益更进一步绑架了日本人的判断，战争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再认识与再评价，不过是回应了现实政治之诉求。

再次，近代日本人“想象中国”指向何处。拙著第一章在处理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之前，较为详尽地梳理了前近代日本人的入华路线、在华活动及其涉华政治、文化心态，并已明确指出，“即便在北京成为元明时期的国都之后，其之于日本来华求学者的吸引力仍不及长安、洛阳二京以及江南。日本人称其国都为‘京洛’，足见长安、洛阳在一般日本人心中承载着远非北京可比的政治、文化意义。”问题是，《方法》一文何以如此确信让近代日本文化人魂牵梦萦的只有“长安”、“古代中原”，甚至在文化、思想层面对日本影响巨大的江南都不在话下，从言据性（evidentiality）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作者通过大量的文本阅读得出的结论，抑或是某种印象派批评？若是后者，似不足取。作者所提出的区域/城市横向对比分析更需要谨慎论证，切不可以大而化之的印象代替一丝不苟的“原典性实证”。

三、“方法”与“题材”，“国民使命感”与“面向历史的真诚”

《方法》一文在题目中以“日本作为方法，北京作为题材”作为评述拙著的着眼点，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提法。“以XX为方法”或“作为方法的XX”是日本学界热衷使用的一种学术句式。众所周知的如竹内好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沟口雄三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以及子安宣邦提出的“作为方法的江户”等，这些理论主张所彰示的是借以对抗一元化尺度、普遍性基准的多元性。然而，有趣的是，子安却通过对竹内“作为方法的亚洲”之阐释批判了沟口“作为方法的中国”之中国观念，并讨论了“中国”何以不可“作为方法”。而这一问题提起对我们关于“作为方法的日本”之讨论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子安指出，“竹内是在与‘实体’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方法’这一概念的。他说，东方在以反包围西方的形式实现近代化之时，己方并不存在什么构成对抗性价值的‘实体’，但是作为‘方法’可以存在。我将其解释为‘划了一条名为亚洲的抵抗线’。竹内并不是要面向西方树立起某种具有对抗性的‘东方性实体’，而是表达了可以之反包围或超越西方的某种作为方法的东西”，“在竹内那里，‘方法’是相对于‘实体’而言的”。与此相对，子安引述了沟口的一段话“真正自由的中国学，无论是何种形态，都应该是不将目的置于中国抑或自己内部、亦即不在中国抑或自己内部消解目的，反倒是将目的置于超越中国之上的中国学吧。换言之，就是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子安由此指出，在沟口那里，“‘方法’是相对于‘目的’而言的”。然而，“‘以中国为方法’，就是立足于中国作为中国独自存在这一中国认识来看待世界。我想，从这里出发所通向的与其说是‘多元世界’之世界认识，不如说是‘中国式世界’这一对抗式的‘一元化世界’结构，不是吗？这便是‘以中国为方法’这一中国认识的巨大陷阱。”[10]质言之，对“一元性”的对抗，若对新的“一元”缺乏必要的历史把握，操作失当，结果很可能是以新的“一元性”代替了旧的“一元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方法的日本”这种提法又将通往何处，这是一个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尤其是本书处理的“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是战争中后期曾试图“超克”“西洋”“近代”、以内容空洞的概念、术语堆砌出的“东洋”之“王道”对抗西洋“霸道”的日本。念之，不禁毛骨悚然。我愿重申，本书的写作初衷是将“北京”装置化、方法化，如果说上海是透视日本“近代”的装置，那么北京（北平）不妨视作透视帝国日本殖民扩张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脉络的装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不妨将拙著视作“北平作为方法，日本作为对象”的尝试，此亦写作之初衷。

如果我们将近代以降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和行动仅仅视为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意志流动，那就错看了日本近代史。考镜源流，其侵略“思想”最初源于民间。无论是19世纪初设计出入侵、占领中国之“秘策”（《宇内混同秘策》）的佐藤信渊，还是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之狂想的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甚至提出了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三省、最终直捣北京的日本近代化思想设计师福泽谕吉，都是布衣学者。《幻象》作者引述野村浩一的“国民使命感”概念作为理解侵华时期日本文学界民间动态的视角和理解拙著的一个维度，可谓宜矣。他敏锐地指出，“国民使命感”除了具有凝聚民族认同的“内向”维度，还具有外向型的“及物特征”。“也就是说，‘使命’一词本身蕴含了授予者、实施者和对象物这一三维关系。忽视了对象物之存在，则会将‘使命’的授予者与实施者（即‘自我’赋予使命于最深的日本）自然化，从而强行断绝与对象物之间的能动关系（这一认识方式引申到战争责任追问中，则极易使其获取悲情故事的主角位置而忽略掉原理性的追问）。”此说堪称洞见。在天皇制国家体系中，将非正义的帝国侵略扩张正义化之口实——诸如“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等——也极易从一种“国家意志”下沉到“个体意志”层面转而为两者所共享，成为“原子化的个人”参与国家意志的重要联结点。事实上，近代日本自由主义、政党政治弱不禁风、惨败而终的重要症结就在于，它始终夹在独裁军阀/法西斯政治权力以及被其动员起来的普通民众之间，两面开战，捉襟见肘。我们时常能够看到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抗集权政治的案例，但不要忘记，后者经常是背靠以“国民使命感”自任、自期而义愤填膺、面目狰狞的民众（以《幻象》的表达即“在于对象物之互动关系中伪造出的道德冲动”）而坐大成势的。例如， 1931年关东军轰炸锦州后，国联理事会以13:1的表决结果要求日本撤军。江口圭一认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显然已陷入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处境”，其后日本民众的反应发生了剧变，普遍产生了一种“国难来临”的强烈危机感，敌视中国和国联的情绪日盛。[11]大正时期“帝国民主主义”的衰微、昭和时期军国主义的抬头都与被动员起来的民众之参与关联甚大，毕竟“恶”之成势是需要基数的。《幻象》引述了铃木﹒泰莎﹒莫里斯（Tessa Morris-Suzuki）提出的“面向历史的真诚”这是一个同时指向了历史本身和历史叙事者的双重拷问，要求研究者“对他者的历史话语真诚地进行倾听”。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亚洲诸国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日、日韩、朝韩概莫能外。“倾听”他者的声音对亚洲和解是必要的，同时，“回应”他者的呼声和关切也不可或缺。至少，这是近代以降日本的亚洲殖民史带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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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建辉著、甘慧杰译：《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18页。

[2] 孙歌：《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序第15页

[3] 拙著：《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2月，第13页。下引诸段落引自拙著者均随文标注页码，不另注。

[4] 陈平原：《我想象中的人文学》，载《北京青年报》2008年11月1日。

[5] 这一工作已经断断续续地开始了。例如拙文：《史迹评骘、雄主回望与“浪漫远征”——保田与重郎<蒙疆>中的“满蒙鲜支”叙事》，载《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6] 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现代日本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10月，第274-280页。

[7] 刘建辉著、甘慧杰译：《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2页。

[8] 前一句是“应该承认，小说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抑’与对东方文明的‘扬’是互为表里的”。后一句是“在鲁迅逝世当晚，佐藤便在草就的《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一文中称‘几年前就想请鲁迅到日本来，以追求东洋人的精神。为着一般日本人起见，想以实例来显示伟大的人物即在现今也不一定全出自西洋的这种自觉’。显然，这种文明论并非是日本对外侵略之国策的直接产物，‘右翼之雄’佐藤春夫的论调却与‘大东亚战争’的‘时局’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偶然又似必然的暗合。”（《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第286页）

[9] 参见戴燕、贺圣遂选译：《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毕业于京都大学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青木正儿、石田干之助、宫崎市定、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均是汉学家出身，且这几人中除了石田，其他均为不同时期“京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10] 子安宣邦：『日本人は中国をどう語ってきたか』、東京：青土社、2012年12月、第295－297頁、305頁。

[11] 江口圭一著、杨栋梁译：《1931-1945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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