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 | 孔子是否作《春秋》？
孔子游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春秋》本为旧史，不过记事之书而已，后经孔子之笔削，遂得为经矣。盖经虽承旧史，然非为记事而作，以其别有圣人之义例存焉。此说实为今、古文家所共许，自古皆然，非若今日治孔子者，专据《论语》，而不知有《春秋》，适自狭陋耳。
庄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霣如雨。《公羊传》云：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
可见，《公羊传》明谓《春秋》有“修”与“不修”之别。盖“不修”之《春秋》，即孔子所据旧史也；若今《春秋》所见“星霣如雨”一语，实出孔子所修也。
不修《春秋》有二。其一，鲁史记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即此说也。且《春秋》上记隐，下至于哀之获麟，所记史事全以鲁为主，则《春秋》显与鲁史记最有关系。
其二，百二十国宝书。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又，《公羊传》徐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 孔颖达《左传正义》引沈文阿语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此数说皆以孔子兼采诸国史记，至有百二十国书之多。
至于君子修《春秋》，亦有二说：
其一，孔子作《春秋》。此说最为普遍，无论今、古文家，俱无异辞。如《春秋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春秋纬·考异邮》云：“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握诚图》云：“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元命苞》云：“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演孔图》云：“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说题辞》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因史记作《春秋》。”《盐铁论·相刺》云：“孔子曰：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能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世之后，天下折中焉。”《说苑·贵德》云：“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至公》云：“（夫子）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芥之患，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杨雄《剧秦美新》云：“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发。”《论衡·超奇》云：“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又云：“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定贤》云：“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书虚》云：“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齐世》云：“至周之时，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效力》云：“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秘书微文，无所不定。”可见，汉人莫不视《春秋》出于孔子也。
今人尚信《孟子》，其中有谓“孔子作《春秋》”之语。至于《公羊传》，其中实有明文。如上引庄七年《公羊传》所言“君子”，汉人多以为指孔子。王充曰：
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时鲁史记，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者，谓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如雨”。（《论衡·艺增篇》）
则《公羊传》尚未明言孔子修《春秋》，而王充乃申言之矣。
又，昭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云：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其词则丘有罪焉尔。
前言孔子削旧史而成《春秋》，此则言孔子以《春秋》为信史而笔其旧也。据此，“孔子作《春秋》”，《公羊传》可谓言之确凿矣。近人熊十力亦云：“是孔子自明述作之怀，为七十子之徒转相传授，《孟子》、《公羊》并见称引，绝不容疑。”
又，哀十四年，西狩获麟。《公羊传》云：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此谓孔子作《春秋》甚明，且谓孔子《春秋》，非详于记事，乃制义也。
其二，周公成《春秋》之书法。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
今文家尊孔子，以《春秋》义例悉出于孔子。然古文家欲尊《左氏》，乃有周公发凡之说，盖以义例之大端归于周公也，是以孔子虽修《春秋》，不过遵循“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而已。
可见，三传唯《公羊传》有“孔子作《春秋》”之明文，又谓获麟为异，盖天示以周之将亡也，是以孔子因以伤“吾道穷矣”，遂作《春秋》。据此，孔子作《春秋》之时间，当在哀十四年。何休注云：
麟者，大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故云尔。
盖麟本圣人之类，而孔子以麟自比，乃伤斯文将坠，此道不行，遂作《春秋》以垂法后世焉。故徐彦疏云：
《公羊》以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端门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笔。
然公羊家尚有一说。晋孔衍（369－423）另有《公羊传》本，其中有云：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左传正义》孔疏引）
显然，此传本与何休所据《公羊传》不同，其对“获麟”之解释，亦与何休不同。盖此本以孔子作《春秋》，成素王之功，故麟为瑞应而至也。据此，孔子实前于获麟而作《春秋》也。
范宁亦同此说。其《穀梁传》序谓“先王之道既弘，麟感而来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绝笔于斯年”。杨士勋伸其说云：“杜预解《左氏》，以为获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后麟至者，以麟是神灵之物，非圣不臻。故《论语》云：‘夙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礼器》云：‘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公羊传》曰：‘麟有王者则至。’《援神契》曰：‘德至鸟兽则麒麟臻。’是非有明王，则五灵不至也。当孔子之世，周室陵迟，天下丧乱，岂有神灵之物无故而自来？明为仲尼修《春秋》，麟应而至也。然则仲尼并修六艺，何故不致诸瑞者？”
然此说与汉代《左氏》说同。案哀十四年孔疏云：“贾逵、服虔、颍容等皆以为孔子自卫反鲁，考正礼乐，修《春秋》，约以周礼，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又，杜序孔疏云：“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徐彦疏亦云：“《左氏》以为鲁哀十一年夫子自卫反鲁，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经成。”盖孔子于哀十一年反鲁，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经成。故杨士勋云：“先儒郑众、贾逵之徒，以为仲尼修《春秋》，约之以《周礼》，修母致子，故独得麟也。”可见，贾、服之徒，盖以孔子先作《春秋》而致麟也。
对此，杜预颇不谓然，其《春秋经传集解》序云：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盖汉魏人习于孔子素王之说，不独今文家，虽古文家亦然。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此诚杜预所讥也。今文家谓孔子伤麟死而作《春秋》，则孔子以麟自况也；而古文家谓孔子成《春秋》而麟来，麟为书成之瑞应。麟死，则周为新矣，故孔子作《春秋》；麟来，则《春秋》成，而为新王矣。二说实同，皆以孔子为素王也。
故杜预谓二说俱非。盖孔子伤周政之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其欲制作久矣；其后感麟之至，自叹圣人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死相类，乃作《春秋》矣。是则杜预犹取《公羊》“感麟而作”之说，至于《左氏》之汉师旧说，则以为妖妄近诬矣。
《春秋》文辞简约，若不通以传，则不过流水账簿而已，别无深意可寻，焉能以经视之哉！至于释经之传，则有《公》、《谷》、《邹》、《夹》等，其中以《公羊》陈义最高，且书法曲折，思辨入微，遂得先立于学官矣。观乎有汉一代之政治施设，虽颇仍秦旧，然其大纲，毕竟由《公羊》绎出。其后两千年间，《公羊》虽未尽为独尊，学者亦不尽为颛门之学，然上至朝廷之议论，至于政治之规摹，下及百姓之日用，概莫不见《公羊》施化之溥博矣。
本文摘自《春秋公羊传》黄铭、曾亦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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