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改版不按发布时间显示推文，如您想及时看到榴莲EDU推文，请星标公号和点“在看”或“点赞”。2020年7月，高考放榜，一位叫杜青云的考生以718分成为了湖南省理科高考状元。
与许多高考状元不同的是，杜青云是一名复读生，而且不是一般的复读生。2015年时，年仅15岁的杜青云就以高考榜眼的身份考进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在所有人看来，北大光华的学子都意味着天之骄子，毕业后能够轻松找一份年薪不菲的工作，轻松实现阶级的晋升。但杜青云却在北大很挣扎，在大三那年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退学复读。杜青云出生并成长在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初中老师。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天资聪慧，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的杜青云是父母最大的骄傲。上幼儿园直接跳到大班，四岁上小学，各种考试第一，杜青云是父亲各种人情交际中的最大谈资，外界对他“神童”的夸赞也是父亲最大的精神满足来源。15岁第一次参加高考时，杜青云就考取了全省高考第二名。但那时候的杜青云对于选择大学并没有决定权，或者说缺乏信息获取渠道的他也并不清楚哪所大学适合自己。在父母的撺掇下，杜青云最后选择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可能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个地方阶级跃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是最容易跳出去的。”杜青云回忆说。然而，进入北大光华后的大学生活却不像杜青云所期待的一样美好。相反，他却感受到了被孤立、疏远，逐渐变得“边缘化”在新生群里，同学们讨论着托福考试、雅思考试和一堆他听不懂的专业术语。在宿舍里，室友讨论着哪个老师容易给高分，怎么选课比较好。杜青云完全插不上话，他还在研究培养方案里的“必修”“选修”，也没弄清楚GPA（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方法。杜青云也不是没有想过努力去融入到同学们的圈子中去。新学期开始前，父亲一次性给了他1万元生活费，这是杜青云第一次感觉“经济自由”。他开始试图模仿同学们的消费模式，他注意到很多学生会在课前买一杯星巴克咖啡，于是他自己也去买。“这并不是因为我渴了或是咖啡很好喝，而是因为其他人都在买。”当他在网上看到自己心仪的东西时，他也果断下单。其中有一次，他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台游戏机，这是他最大的一笔支出，但是玩一次就扔在宿舍的角落里了。他想融入到周围同学的圈子中去。“花钱时你才感觉到你和你那些穿着得体、谈吐得体的同学是同班同学。”他说。杜青云的钱包很快就瘪了，学期刚过了一半，一万块钱基本已经见底。父亲发现后，打电话过来骂了他一顿，于是他又回到了节俭的模式，并意识到“他们长达数十年的消费习惯不能通过快速模仿而习得”。在父亲的指示下，他加入了自行车社团。但大学的自行车社团和杜青云想的那种结伴出游、四处玩耍的模式完全不一样。社团成员们在讨论“全碳车架”、“高端骑行装备”，拖着一辆老旧自行车的杜青云再次感觉到了格格不入。一次活动，因为杜青云的自行车太老了， 学长借了他一辆，归还时，他没注意到自己不小心弄坏了一点自行车的车架。
学长气得发了条朋友圈：“刚买了两年的车被糟蹋成这样！”杜青云吓得连连道歉，并表示愿意支付保养费用。尽管他道歉后学长删掉了朋友圈，杜青云却还是被沉重的负罪感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好意思再待在社团了。后来，杜青云还因为自己对二次元的兴趣，尝试着加入过ACG社。但他又发现自己根本负担不起Cosplay服装、游戏卡牌等“必备品”。到了大二的时候，杜青云就已经发现自己已经在北大完全合不来了。“我觉得他们（同学）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摸清了那种门道，就能够衡量一个人的这种社会的经济价值、商业价值等等，然后他们就发现我这么一个湘西偏远地区来的孩子，没有任何的信息源，没有任何的社交圈子能够提供给他们。我就被他们逐渐疏远，他们也不愿意和我去交流。”杜青云说。
因为和室友有矛盾，杜青云向老师申请希望换宿舍，老师却对杜青云说，“我觉得他挺好的”。“他是个好人，那就是说我这个人不行么？”老师的话直接掐灭了杜青云最后的希望。注意力太过分散，加上没有的到过期望的成果，杜青云开始自暴自弃，连去上课、去听课的动力都丧失了，甚至连吃饭都开始缺乏动力了。“后面就已经变得那不叫懒了，就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社会人做事的动力。”杜青云说。大二下学期时，杜青云已经挂了四五科，并且失去了重修补考的动力。
这个从小以考试为长的“做题家”在最擅长的跑道上也尝到了彻底失败的滋味。杜青云打算转专业，然而早已过了申请时间。走投无路的他想到了退学，
打通父亲的电话后，杜青云说“我现在说一件你可能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我相信你会理解我。”
“不行！”父亲的语气急促且坚决。接着，电话那头传来不断的责骂声，“你知道退学了会有多丢人吗？”“人家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这场退学的拉锯战一直持续了一年，中间杜青云还被确诊了中度抑郁。但在父母的逼迫下，杜青云还是回去北大继续念了大三。情况越来越差，大三一学期下来，杜青云只通过了两三门考试，第二学期，走投无路的父母终于松口同意他退学。2019年5月1日，已经挂掉了20个学分的杜青云前往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办手续的老师问他为什么想要退学，他轻描淡写回了句，“不喜欢这个专业”。老师感叹，“今天这样的孩子好多”，然后啪一声给他的退学材料盖上章。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杜青云带着99%的挫败和1%的快感告别了“北大学生”的身份。退学回来后的杜青云，更加封闭自己，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房间内，拒绝与外界交流，甚至连家庭也已经不再信任，和父母的沟通大都是以吵架的形式进行。一次杜青云质问父亲，“你就想着清华北大，这四个字意味着名声和荣耀，那你究竟是爱我还是爱我带来的名声？”
而当父亲说类似“为什么别人都做得到，就你不行”这样的话时，杜青云也会怼回去，“你看看你自己的同学，有当局长的，有当公司老总的，你丢不丢人啊，还说我？”父亲往往默不作声。
好在，大学三年，杜青云并没有丢掉自己口中的“做题家本能”。2020年高考，他的裸分成绩为698分，加上20分的少数民族加分，名列湖南省高考理科第一名，比上一次高考又进步了一名。他拒绝父亲再用他状元的名头带他出去应酬，他和父母要求复读学校奖励的50万“状元奖金”作为他上大学的经费，不再用家里一分钱。在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调查选择了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入校第一年是通识课的学习，第二年分小专业，他准备选择感兴趣的政经哲方向。在清华，杜青云的生活状态以前好了很多，他说自己“舒服多了”。虽然依旧有感受到和周围同学的一些差距，在学习上也依旧不是很轻松，但他感受到了久违的人情味，友善的室友、同学和辅导员都让他更为融入。这次，他觉得自己不再是边缘人了。在一定程度上杜青云是幸运的，他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他第二次上大学时也刚刚十八岁，和同龄人无异。但是还有好多和杜青云一样也在大学里面临着同样烦恼的学生却无法和他一样重构自我。在百度贴吧的大学退学吧里，有不少学子分享自己进入大学后因为专业的不适或是遭遇各种矛盾后无奈退学的经历。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人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只要一次转学或者转专业就可以解决，但在国内的高等教育体系下却显得无比困难。
在国内的大部分大学，转专业是以学生成绩为标准的，只有成绩位列前茅的学生才有资格转专业。这是一个看似荒诞的制度，对专业不满意的学生又怎么可能学好，而在本专业如意得水的学生又为何要转专业。转专业已是如此艰难，转学成功就更是闻所未闻。绝大部分在大学阶段面临问题的学生只能硬撑着熬过四年。但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有大约1/3的四年制本科生有转学经历，相当一部分人本科四年上了三个、四个大学。美国大学是自由竞争的开放体制，学分可以随身带走，转学制度让学生在选择大学时挑肥拣瘦，不满意随时换，所以美国大学的学生是不断流动的。前美国总统奥马巴也是转学生，不过他没有像那些校漂族那样转来转去，他先是在加州的西方学院读书两年之后，转至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学院，在那里主修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再进哈佛读的法律。在今年的申请季中，哈佛大学共有57435名学生向哈佛大学递交申请，总体录取率创历史新低降至3.4%。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另一组数据：哈佛每年还会收到上千份的转学申请，录取率也是5%左右，而像康奈尔、布朗大学这样的常青藤盟校转学录取率甚至超过正常录取率达到30%。所以有的校漂族毕业时甚至顶着两个常青藤的牌子。中国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基本上一举粉碎了学生们的转学梦。它明文规定“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还列举了不得转学的五种情形，其中包括：“由招生时所在地的下一批次录取学校转入上一批次学校、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只有那些患病或者确有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学生，才可以申请转学。这意味着国内绝大多数大学生只能从一而终，难有机会改变当初错误和不合适的选择或者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复读几乎是这些学生的唯一选择！而复读带来的风险和心理压力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可能有人会列举一堆理由来说明中国高校并不具备美国式的转学条件，比如它的招生只以分数论英雄，学校之间大都互不承认学分，严进宽出的模式限制了学生流动的空间等。中美高等教育体制的确存在很大差异，但以此为由拒绝破除那些阻碍转学的问题，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常听见“以学生为本”这句话，如果我们的教育真的是以学生为本，就应该想办法在现有体制下为学生转学创造一些条件，哪怕门槛很高，但至少应该开启这扇门。给真正优秀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是这个社会应尽的义务，以学生为本应是教育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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