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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1月11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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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幼民
离开樊川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住过的最美丽的地方。
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考上西安美术学院,我便在樊川居住了十一个年头,和杜甫的“川龄”差不多。但樊川能够记住杜甫,却不会记得我。把自己和诗圣拉在一起,已经显得不自量力,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为樊川做任何的事情。
作为一个画家,我总在寻找别处的风景,从塞北的大漠戈壁,到江南的秀丽水乡,从黄河的峡谷绝壁,到云之南的村寨古道,异乡的新奇使我目不暇接,行走的欲望使心不能有片刻的安宁,我在无意间便冷落了樊川,就好像冷落了一个守候着我的家人。
因命运的安排,我曾多次迁徙,从北京到陕北,又到西安,再回北京,总是向着下一个目标匆忙奔走,对居住的每一个地方,我都把自己看作是客,不会像本地人那样,对家乡投入炽热的情感。当年我迫不及待地逃开,慌乱得有如败军之将,回京的调令让我昏了头脑,以至于临上车前也没有再看樊川一眼。
当生活归于平静,自以为把过去都遗忘的时候,樊川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不知是它想起了我,还是我在想念它。我终于明白,人经历过的一切,如同烙印一般,是不会被轻易抹去的。当喧嚣的世界使情感麻木,无止的竞争使身心疲惫,我就总想让心灵来到一片旷野,享受自由的呼吸,放纵诗意的梦想。樊川,不正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吗。尽管身在京城,心却时时寻了它去,似乎不以意志为转移。
然而我也十分担心,甚至不敢轻易回去看它。因为在我心中的,毕竟是三十年前樊川的印象。我知道如今人们的创造力,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千百年形成的环境搞得面目全非,而诗意这种东西是最容易被损坏的。
这似乎是个矛盾,有点“近乡情更怯”的味道,也许保持距离,用文字来慰藉思念,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樊川在西安市的南郊,属长安县管辖。有人说在汉代因是樊哙的封地,故得此名。还有人说樊川之名取自樊乡,远在西周。不管用的哪家的樊,反正很久远就是了。
从西安南门出发,跨过韦曲原,便看见了樊川。它向着东南延展,直到太乙宫脚下,长约三十里。左边是少陵原,右边是神禾原,像两条臂膀,护佑着宝盆似的川地。一条潏河从中流过,把川地划分成两块,河岸上树木葱隆,水渠纵横,田地平整,庄稼茂盛。古人对此地早有评价,说它是“天下之奇处,关中之绝景”。
若论山川的秀美,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但要说是兼具南北方特色的,却不多见。近观樊川纵横清流,乔林隐天,修竹蔽日,稻田菜畦交错,呈一派江南秀色;远观则见终南神秀,山势嵯峨,云遮雾绕,横亘天边。少陵、神禾两道古原,起伏壮阔,地势高隆,傲然百里,凸显北景之雄浑。原上沟壑,多是由水流冲刷成的绝壁,陡峭高耸,竟与陕北高原无异。原与川相邻,却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川里多水,可种稻,原上干旱,井深数十丈,百步之遥,竟成塞北江南。
在川里漫步,时常绕渠过溪,脚底沾泥,禾叶牵着衣袖,树木撑着绿荫。尤其到潏水边,濯足嬉波,一身爽气,心情也变得柔了。若到了少陵原上,人就有了一种想喊的欲望。极目百里,气压河川。行在高处,思绪也会变得腾飞起来,清逸舒泰。反观世间的苟苟且且,原本不是什么大事。
然而,仅就自然景观而论,还远远不能说明樊川吸引人的地方。它的故事,要比风景图片丰富得多。自然的造化,只是它美丽的外衣,祖先创造的文化,更赋予它千姿百态的风韵。
看看这里的地名,就知道与中华历史有着怎样的联系,杜陵,少陵,韦曲,杜曲,樊村,刘秀村,王莽乡,桃溪堡,朱坡,瓜洲,何家营,四皓村,终南山,太乙宫等等等等,周秦汉唐,历朝历代,都有人物和事件与这片土地联系起来。遍布川内的陵墓遗址,故道名地,寺庙庵观,名人遗迹,好似一座露天的历史博物馆,使那枯燥的史书记载,有了活生生的见证。
樊哙的邑地樊村,早在西周时就建乡了,距今已有二千多年。
翠华山下的四皓村里,住过张良请来的四个商山老头。太乙宫承办过汉武帝的祭祀活动。许皇后小小的封土,留下了少陵原的千古美名。兴教寺的灰砖塔下,静静地长眠着一代高僧玄奘。长安韦杜,让人不忘盛唐的繁华。何家营,就是杜甫诗中提到的“何将军山林”,至今还保存着唐代原汁原味的古乐。
那些无名无姓的遗存就更多了,我们学院旁边的山沟里,一片茂密的竹林中,就隐藏着几座舍利塔,不知建于何时。行至此处,总有一种敬肃之感油然而生。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历史车轮碾压的痕迹,积淀着厚重的文化,流淌过先人的心血,是不可轻视的。 我曾经就学和工作的西安美术学院,就坐落在少陵原边,这地方古称兴国寺,是唐代著名的南郊八大寺之一,院内古树参天,溪水潺潺,一条上山的台阶,可直登少陵原顶。画画的人多风趣,把院内的景点都冠了名,通向东山的桥就叫“卢沟桥”,少陵原上有个凸出的山坡,观景甚佳,就叫“好望角”。
兴教寺是樊川八大寺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得益于丝路申遗
这“好望角”可是名不虚传,在此一站,樊川景色,尽收眼底。青翠的神禾原,默默地与少陵原对峙,隐隐约约,似能看到香积寺的塔尖。两原间的川地,平坦开阔,每到黄昏,川底总是弥漫着一层雾气,显得苍莽而神奇。据史书记载,唐至德二载九月,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率唐军联合回紇军十五万,在香积寺北与安庆绪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此役歼敌六万,并一举收复了长安城。听说郭子仪的指挥部,就设在兴国寺。
我时常坐在“好望角”上,望着山川发呆,想象着当年两军的铁骑,搅着烟尘从原上冲下来,在川里厮杀的情景。这一片静寂的河山,在当时应该是旌旗蔽日,杀声震天,双方的军马往来穿梭,手起刀落,金甲迸裂,血流成河。往事越千年,不是我这个人多愁善感,而是这片土地,实在是容易引发人的“思古之幽情”。
每当我挤上破旧的公共汽车,蹒跚地行驶在樊川道上,车窗外,少陵原伴着汽车缓缓地伸展,一段段地映入眼帘。尤其是秋日的黄昏里,夕阳把原畔的荒草染成金黄色,望着原上废弃的土窑,华严寺遗址上孤零零的唐塔,卷曲的古柏,时常令我产生奇思妙想,甚至会觉得,车子正在驶向唐朝,说不定车窗外,会看见几个穿着窄袖长裙的仕女,或是头裹幞巾持弓挂剑骑马的武士。当如是,我不会有任何的诧异。
唐代的旅者,骑马经过这里时,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风景,“夕阳衰草杜陵秋”,韦庄的诗验证了我的感觉。只不过,唐人丰富的情感,能把一草一木都化成优美的诗,至今读起来,还会觉得,自己萦绕心头说不出的话,常常被唐人的一句诗就点透了。“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曾经照耀着大唐帝国的夕阳,依然暖暖地照在少陵原上,使这里的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怀旧的色彩。 樊川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唐代。这个长安城南郊著名的风景区,有点类似北京的西郊,所不同的是,北京的西郊多是皇家园林,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宫禁森严,可望而不可及。而樊川,却是由豪门贵族经营起来的。“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他们所建的庄园别墅,甚至可与皇家媲美。从韦曲向南,直至终南山脚下,数不清的亭台楼阁,山庄别业,林泉碧池,修竹芳草,鳞次栉比,遍布其中,真可谓锦绣成堆,步步珠玑。每到阳春,川内桃红柳绿,各个名园,粉墙映翠,万花争出。当时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贵妇名媛,纷纷来此踏青赏春,逸居会友,吟诗作画,欢歌宴饮。
大唐的皇帝们有着北方游牧民族放荡不羁的血统,他们不耐烦成天呆在方方正正枯燥无味的宫殿里,春天的郊野,融融暖日,和风习习,大地返青,连马儿的蹄子都痒了,更何况人乎。于是山野设帐,和着大自然的气息,饮酒作乐,成为时尚。唐人有话:“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饮酒不可过时”,足见盛世人的性格。
樊川华严寺是“佛教八宗”之一“华严宗”的祖庭
唐朝皇帝倒很注意与民同乐,甚至颁布法令,让百官旬休,选胜行乐。百官自然乐意,一时间,整个京城就像今日的“黄金周”,人们纷纷出游度假,乘车跨马,随仆携妓,只见长安道上,花车鱼贯,络绎不绝,休闲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旋律。
樊川此时是热闹的,人们摩肩接踵,以至树木无间地。长安城的士女们,头上插着名贵的花卉,争奇斗艳,她们身穿用金银线绣着孔雀和麒麟的罗衣,在潏水中映出了斑斓的倒影,春风舞动着长长的披帛,林间回响着她们的笑声。唐朝的女人们大胆而豪放,她们在休息的地方用竹竿挂起红色的裙子,围成一圈来遮阳,称之为“裙幄”,大概没有哪个男人,不对这飘动的红裙想入非非。更有甚者,和那些不拘小节的进士们在一起,“藉草裸形”,“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我想这情景,颇有点似法国印象派大师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我们曾以荒淫为名对之进行过批判,孰不知,我们的老祖宗在一千多年前就干过这种勾当。
长安侠少们更是不甘寂寞,他们“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鞍,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随之,遇好囿时驻马而饮。”他们随身还带着油幕,偶遇风雨能以幕覆之,尽欢才归。当然这帮贵少们通常恣意妄为,“骄骢踏烂麦青青”的事,时有发生。
游宴是要做诗的,若写得好,并被皇上看中了,就会受到巾上插御花的嘉奖。学士苏颋就得了一朵,“时人荣之”。
不光是贵族,平民百姓也有郊游的权力。当然他们没有彩车骏马,帷幄酒皿,只能徒步而往,口渴了,还得讨水来喝。但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春风春雨,普降人间,不分贫富。青年男女乘游春之机相互交往,樊川也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崔护“人面桃花”的故事。
崔护那年举进士下第,游春时可能心里别有滋味,兜里也不会有多少钱,不能招城里的妖妓陪着。所幸讨水喝的时候,碰到个小姑娘“妖姿媚态”,对他“意属殊厚”,相对于贵族们放荡形骸的举动,小姑娘倚着桃树的含情脉脉,更加能够打动人。正所谓考场失意情场得意,他在失落当中得到了一丝补偿。
这应该是确有其事的,因为有诗为证。唐人也为此演绎出一部动人的爱情传奇。我是在毕业留校后才知道,这故事的发生地离西安美院并不远,那庄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桃溪堡。
唐代樊川八大寺之一的牛头禅寺
崔护的艳遇是令人心动的,且不说村里有小姑娘貌如桃花,就说那村子,用篱笆围起来的草房,院子都有一亩地那么大,花木从萃,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风景。学画之人,职业习惯就是遍寻美景和美人,如此佳处,怎能不去。
看景不如听景,想得太好往往会落空。待寻到了桃溪堡。竟暗暗地埋怨起崔护来。
这是一个普通的村庄,普通得和周围的村子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仅没有遇到想象中的人面,竟然连一棵桃树都没看见。问过村中老者,得知村里原来是有桃树的,但在数次运动后被砍伐光了。老者指着一片光秃秃的坡地道,那里原来就是桃园,好大一片呢。
老者说,桃溪堡原来有城墙,有堡门,有石刻的匾额,后来堡门被拆毁了,石匾被拿去盖了牲口圈。我们不甘心见不到一点旧物,就跑到牛圈里去找,拿着铁铣东挖西铲,半天也没找见,只得作罢。
桃溪堡仅存一段旧墙,夯土中加杂着石块,高大厚实,上面长满了藤蔓和枯草,想来年头已久,但仍可窥见当年的雄伟气势。听说这桃溪堡原有四座城门,建有十字街道,是典型的关中古村堡,是在那狂热的年代里被拆毁的。
看来崔护并没有说谎,诗意环境的破坏,是缺失了诗意的后人干的事。
游春的传统,已成为一段佳话,让后人艳羡不已。不管唐人当初有着怎样奢靡的事情发生,它总是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奔放的性格和向往自由的潮流。也使后人在评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增添了许多新奇的话题。 樊川更应该属于诗人。千年过去,那些山庄别墅,早已不见了踪迹,显赫的王公贵族,连一抔土也没了。惟有那些壮丽的诗篇,还在流传。李白在这里游历,他可能没有挈妇将雏的拖累,也不必考虑种田糊口,所以他的诗是那样的豪迈和旷远:“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还有杜牧,他就是樊川瓜洲村的人,所以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樊川集》。韩愈在此建了一座山庄,雅静幽深,他与诗友孟郊、张籍等饮酒酬唱,切磋诗文,创作了著名的《城南联句》。白居易体恤民情,写出了《杜陵叟》。还有岑参、刘禹锡、韦应物、李商隐、元稹、许浑、钱起、罗隐、韦庄等等,都为樊川留下了动人的佳作。
西安香积寺,唐代著名的樊川八大寺之一
柳宗元生于长安,虽被贬千里,仍思念故乡,弥留之际叮嘱家人,一定要归葬祖茔。他的墓就在樊川的朱坡一带,只可惜芳草萋萋,无处可寻了。
但提到樊川的诗人,最重要的,还是杜甫。他老先生在此居住了十一年,穷困潦倒,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使得樊川赢得了一份千年不衰的记忆。后人因此感谢他,在相传是他的居住地建起了杜公祠。
我去拜访杜公祠的时候,还是诗圣被郭老喷了满头口水的年代,那时人们都懂得避祸,千年古人亦不能免,自然也被冷落。通往杜公祠的小路,几乎被野草掩了,荒凉寂静,来到门前,一柄铁将军冷冷地锁着,趴着门缝往里瞧,只窥见几孔破窑洞,别无他物。返身回来,心里只觉得凄凉。
不过我又想,这也许更符合杜甫当时的生活状态,你若在天宝五载来见杜甫,看到的可能就是这般景象。比起后世塑在享殿里的泥胎,此情此景,会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他在此居住的时候,除了吟咏诗词,还得从事生产劳动,否则拿什么填肚子。樊川这个地方,是容易养活人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遭遇天灾人祸,饭不够吃,各单位纷纷裁人。我们学院有一对教师夫妇被精减了下来,无处可去,就寻了两间破窑洞住下,在少陵原畔开荒种地,居然挺了过来。这情景,也许和杜甫相似。
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当不是瞎说,那地方野是野,只不过他当时并不老,才三十来岁。每日清晨,杜甫从门上挂着的草帘子底下钻出来,冲着神禾原伸懒腰,口中念叨着:“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然后趟着晨露,去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此,杜甫还是心生抱怨的,他叹息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荒野的寂寞,使他盼望有个好邻居,想喝酒的时候也能有个地方去借。
所幸他是个诗人,还有些诗友经常拉他去喝喝酒,到人家的庄园去蹭饭,否则,那日子真要憋闷死了。这个时候,他的心情会好一些,也能写出“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这样靓丽的诗句。
不过,当他在春日看到潏水边游玩的王公贵妇闪亮的衣裙,无度的狂饮,对照自己“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的无奈,这强烈的反差,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的体验。
西安樊川的杜甫祠堂
杜甫的伟大,是他没有囿于个人的遭遇,当一个怨夫,而是将这不平像刀似的刺入了社会的深层,剥开了繁华背后的腐朽。推己及人的人性关怀,使他的笔变得更加沉郁悲壮,视野更为广阔,从而写出了不少的好诗,《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等作品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诗里的诗人和现实中的诗人是不同的,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从古到今,人们只在诗论中对诗人不吝赞颂,却在现实生活中让他们贫困交集,即便是诗歌盛行的唐朝也不例外。
那些最伟大的诗人个个命运多舛,失业,贬斥,流放,能混得像白居易那样,被朝廷雇作闲人,就算不错的了。他们自认的好诗,却不为俸禄的发放者欣赏,这也难怪,人家要歌颂盛世,你却偏要说“路有冻死骨”,自讨没趣,不受人待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杜公祠的冷落,柳宗元墓的湮灭,杜牧墓在文革时的被毁,多少也能说明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直到旅游热兴起,他们才被当作资源记起,但这时却是为了钱,而不是诗。 西安美术学院落户在樊川,也算是与传统文化的一段机缘。唐代的兴国寺,早已寻不见踪影,只剩下一座清代建的小庙,顶替着此地的盛名。惟有堂前那两棵古柏,主干倾斜,树皮皴裂,但仍郁郁葱葱,向人们见证着千年的沧桑。
在西安的大学里,美术学院是离城最远的,大约有三十几里路。越过凤栖原,踏上樊川的古道,见少陵原畔一处树木葱隆的地方便是。东西杨万坡两个村子,紧紧地夹着学校的大院。远远望去,村庄联成了一片,若不是学院的水泥大门矗立其中,你简直分不出二者的差别。和都市的繁忙不同,这里的生活,和着樊川的农业节奏,缓慢而悠闲。
西安美院的大门,面向着樊川,只需跨过公路,便走进川道的田地里。学院里的人有个传统,每到晚饭后,总要到田里去散步。若有一两天没去,就觉得生活得不正常,少了滋味。
夕阳下的樊川,色彩异于平时,显得格外迷人。远处的终南山,变了蓝紫的颜色,连接起神禾原的苍郁,原下村庄的上空,笼罩着淡淡青色的炊烟。
我有好几次看到,在深蓝的天空中,升起了红色的月亮,让人觉得怪异和神奇。
川里春时有麦,秋时有稻,弥漫着不同的气味。人们沿着田边的小路,曲曲弯弯地向前走,跨过水渠上的小桥,一直来到潏河的边上,席地而坐,把水看够了,待太阳落了山,天都擦黑了,才慢慢往回返。
散步的人们,依兴趣的不同,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群体。这时谈的,大都不是俗事,而是艺术,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伴着秀丽的风光,人们的谈吐,也会变得才思敏捷,妙趣横生。
我以为,这田间的漫步,是樊川给予我们的最大优惠,我在艺术上得到的许多教诲,不是来自书本,而是得自同伴在田间的闲侃。
奔流的潏河,是樊川的骄傲,它从终南山中涌出,灌满了川里网一样的水渠,滋润着这片土地。它的河道,布满了从山中带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清湍的水流冲的圆圆的,刷成干净的白色。
碧水在石间穿来穿去,时而宽,时而窄,时而深,时而浅。
搬动石头,常常会惊出一窝小鱼,四散逃窜。
古人的诗文中,没少对它的赞誉,我们也因为有这条河,生活中增添了许多的乐趣。白石碧水,常常成为我们写生的首选,我相信,那时许多学生的水彩作业中,都留下了它的身影。
到了夏天,潏河又变成了我们的天然浴场。它水深过腰,清澈见底,学生们在水中尽情嬉戏,玩累了,躺在岸边的大石头上,将身子晒得暖暖的,再昏昏地睡上一觉,好不舒服。
我是从干旱的陕北高原上下来的,离水日久,所以对这条河的欣喜,超过了他人。 但正是这条潏河,却让我留下了最失望的记忆。
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河滩上聚集了大批的民工,他们用水泥砌成了笔直的河堤,将一条天然河流变成了人工河,自然的景色消失了,粗糙的水泥堤丑陋不堪。听说是为了防洪,这我倒是可以理解的,总不能为了我们画画,而使当地的生产受到威胁。但修了堤之后,潏河的水量却日益减少,到后来,竟然断流了。裸露的河床就像鱼的骸骨,被晒干了摊在大地上。
兴教寺是唐代著名僧人玄奘法师葬骨处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人们又在上游建了一座造纸厂。
突然有一天,一种酱红色的水涌入了潏河,并灌满了田间的渠道,大团的泡沫浮在水面上,甚至漫住了渠上的石板桥。整个樊川上空,弥漫着刺鼻的臭味。人们过此要掩了鼻子,加快脚步,往日悠闲的散步不见了,只能望川兴叹。
我们以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还在期盼潏河重新流下清水,把一切污浊冲刷干净。可没想到,这情景竟变了常态,隔三差五的,造纸厂就要排一次污水,昔日清湍的潏水被糟蹋成了一条排污沟。我如果是在这之后来到的樊川,以为潏河原本如此,可能还会忍受,可这一切变化就在你的眼前,让你完整地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扼杀的过程,就显得格外残忍。其实,扼杀了潏河,就扼杀了樊川。
被唐宋诗人无数次赞美过的樊川,让盛唐男女显示青春和活力的樊川,也是让我享受到灵气滋养的樊川,就这样步入了无奈与悲哀。
潏河的碧波,已经流淌了几万年,为樊川的先人们带来丰收与欢乐,它从没有伤害过人类,因为我还不曾看到史书上有它泛滥成灾的记载。人们对它的依赖,伴随了樊川发展的历史。可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里,它却在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项人间奇迹。
写到这里,连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文风与前边不同,但既然怀念樊川,我就不能克制心中的愤懑,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潏河是无辜的,它的受辱不是樊川的责任,而是人的耻辱。听说当地政府已经开始了治理潏河的规划,但愿樊川的自然生态早日得以恢复。 我最终离开了樊川,不久之后,西安美院也弃它而去,我们很轻易地割断了与它的联系,而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其实,樊川对我们的滋养,还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起码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会比别人多一点形象的理解,在构思一幅作品的时候,心底会浮现出它的影子,而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尽管我只是樊川土地上的一个过客,在此生活的时候碌碌无为,甚至也有过不敬,但我还是希望樊川接受我的祝愿,让唐人的诗情永在,让碧水青山长存。
七律 樊川怀古
漫原苍莽向终南, 古道残陵潏水寒。 射目秋风哀后泪, 断肠词赋布衣篇。 绯绯裙幄无觅处, 隐隐晨钟可问禅。 堪叹江山留胜迹, 却失李杜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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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插队,1971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编审、副总编辑。2011年退休。
原题
忆樊川
樊川公园
诗圣杜甫
陈幼民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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