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顺德“新三届”高考故事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原题
顺德“新三届”高考故事
40年前一场考试，让他们的命运拐了个弯
原编者按
今年适逢高考恢复四十周年。
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之后经历了数次变革。
1952年起，全国实行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至1966年，“文革”爆发，高考制度随即被废止。
当时没人想到，这一停就是11年。
直至1977年，高考恢复，积压11年的历届中学生，才又一起走进考场。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开会，决定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招生对象面向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当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中，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漫卷诗书喜欲狂！”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杜甫的这句诗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老老少少”，很多超过30岁，早已结婚生子；而通常在校的高中生，还不到20岁，有的地方出现师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一起上大学……
恢复高考入读大学的77级、78级、79级后来被统称为“新三届”。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政、商、学各领域的精英力量和中流砥柱。
本期顺德读本的主人公也是“新三届”，他们或是顺德籍，或长期在顺德工作。在历史洪流中，有幸通过高考改变了人生的进程：从轧钢工人变妙手神医，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高校内执鞭育人；从放牛娃到登堂“入仕”……
此后，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因为高考制度的调整还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却再也没有任何一次，能让身处其中的人如此深刻地感受到：
1977年，知识改变命运！
个人档案
陈建华
籍贯：广东普宁
年龄：58岁
参加高考年龄：19岁
入读学校：华南师范学院
专业：中文系
入读前职业：农民
现任：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教授
1977年，19岁的陈建华走进广东普宁县的燎原中学高考考场。他用从地上捡来的“好的钢笔”写下了他“最得意的一篇作文”。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他，曾经也做好了当农民的准备。成功被录取后，他把家里的锄头扔到门外。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毕业后，他走上高校的讲坛，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大学生。
陈建华(二排左1)大学军训合影
1959年，陈建华出生在广东普宁的一个村庄。陈建华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家教十分严厉，对子女的教育要求特别高。
1966年，陈建华正式入读小学一年级。在此之前，他只在乡村里读过半年的耕读小学。“五年的小学和两年的初中，所受的这段教育经历算是比较完整。然而，那时候学校的教学计划都是比较随意的，老师管得也不多。”他说。
1973年，陈建华幸运地得到一个参加高中考试的机会，并成功考上了高中。1975年高中毕业后，陈建华开始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从小长在农村的人，也做好了当农民的准备。”他说。
1977年，陈建华打听到恢复高考的信息后，就到普宁的一所师范学校报名和进行了约为期两个月的补习。他虽然接受了多年的教育，但是从小学到高中的知识并没有能形成一个体系。“在上课补习后，还要回家里干活。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还要做一些做手工活。”他说。
在他看来，当年的高考复习是用整个生命在复习。除了上课补习外，陈建华在晚上还约了三个同学一起复习。“我们基本就是在一个圆桌上复习，大家会提前商量好今天晚上是要复习语文或者是数学。那时候还没有电灯，四个人就借着一盏油灯的光在看书。桌底下放了一壶热水，渴了就喝点水。”他回忆说。
除了复习，白天时陈建华还要下田劳动。有一次，他骑了一辆自行车，车上载着厚重的货物，由于身材瘦小，在路上摔倒了，车子摔坏了，人也受了一点伤。然而，陈建华在地上意外捡了一支钢笔，他如获至宝，“要知道，当时做梦都想梦见自己拥有一支好的钢笔。”
高考当天，陈建华就带着这支笔去到燎原中学参加考试。关于高考当天的情景，由于时间过得太久，他能记住的并不多，但高考的作文他记得十分清楚，陈建华称之为“最得意的一篇作文”。
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陈建华后来知道他所写的作文得了很高分，一方面他以前自己看了很多小说，积累了一定的文学底子，而更关键的是原来他“猜中题”了。“此前有一次我和弟弟要去舅舅的家里，他们家在惠来县，骑单车过去要大半天的时间，从早上出发到下午两三点才去到目的地。那一次出门十分兴奋，一路上看到很多农民在田地里辛勤耕作，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一次出行打开了我的视野，回家后我就捉住了某些细节，带着浓厚的感情写了一篇杂感。”陈建华说，“当我看到作文题目的时候，发现能跟那篇杂感挂上钩，于是我就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把从普宁到惠来一路上的所观所感写进作文里。可以说，那篇作文，笔端带情，我一边写作，一边流泪。”
高考过后，陈建华继续下田耕作。他说当时的录取情况与现在的并不同，第一步是公布入围名单，如果成功入围了就代表你有机会录取，然后才是报考志愿，最后再公布录取结果。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分歧。“我除了对文学这一块有较多的接触，其他的知识可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的第一个选择是读中文系。确定读中文系后，又面临着要填哪个学校的选择。爸爸建议我填中山大学，他认为既然有勇气考试就要有勇气填一个更高的志愿。而妈妈则认为，我们是一个教师之家，填华南师范学院会比较好。后来经过自己的考虑后，我还是听从妈妈的想法，填报了华南师范学院。”他说。
眼看离放榜的时间越来越近，陈建华既期待又担心。当时的信息公布全部靠手写然后张贴，每所学校的录取信息一张一张地张贴。高考放榜的地点离陈建华的家大概有6公里的路程，每天下午在田里耕作完之后，他就骑自行车过去看榜单。“第一天过去看没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走了，第二天还是没看到，心里就有落差了。到了第三天，终于看到华南师范学院的录取名单，在名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的眼泪‘哗’一下就出来了，”他说，“回去的路上都看不清路，眼泪遮挡住视线，那一刻的感受无法用言语表达。有一种多年的幽怨突然间找到排泄口的感觉，因为本来自己就是打算做农民的，现在来了一个转机。”
“我从此就可以吃上白米饭了。”这是陈建华回到家后跟妈妈说的第一句话，他记得十分清楚。随后，陈建华把平时放在家里的锄头丢到外面去。“当时妈妈觉得我的举动很怪，我就告诉她我考上了，不用做农民了。”他说。
后来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县里有一个人在中山大学当老师，他找到陈建华爸爸说其实陈建华的分数已经上了中大的录取分数线。“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有点伤感，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错了。”陈建华说，“但华师给了我太多的爱，自己的能力本来也不是特别的突出，经过这么多年，也证明了选择华师是对的。”
的确，华师给了他很多的爱。
他清晰地记得在入学时花了2.8元在华师的小卖部买了第一支钢笔。“那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一支笔。”他说。
极其渴望改变命运的他，知道机会来了。然而他在学校发现，同学的层次很高，有些甚至就是中学的校长，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他就像是一张白纸。“生活阅历相差太大、知识结构相差太大，”陈建华说，“在农村出生的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基本是一片空白，很自然地就会有被边缘化的感觉，自己内心也有一种自卑感，所以基本每次照集体相的时候都站在最后一排或者边缘的角落。”
在找到差距的同时，他也不断去挖掘自身的优势。“首先能做到的就是勤奋，很多知识只能靠后天去学习，此外就是自己的年龄相对小，记忆力会更好，”陈建华说，“此外，要想得到人家的认可，只能在学业上做出成绩，当时为自己定了个最低的目标———保证自己如期毕业。”
为此，他十分努力地学习。每次下课，老师总会被学生围着提问，当中也会有他的身影。他说：“当时图书馆是晚上七点钟开门，通常没到六点半，图书馆门口就排了长长的队伍，宿舍几个同学就会分工，轮流去排队占位置。”老师在课堂上推荐的书目，他也会一本一本地去细读，从中寻找自己的专业方向，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就开始偏向于读古典文学，感觉那些书读起来很有味道。
陈建华对大学四年的总结是“精神极度充实的四年”。四年间他遇到了几个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师，如管林、曹础基、钟贤培等老师，都是德艺双馨的好老师。陈新璋老师是陈建华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对学生特别严厉，但内心充满关爱，指导又得法，很让人钦佩。现在，陈建华对学生也是爱和严相结合，对于所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都会与学生反复讨论，认真修改，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1982年，陈建华从华师毕业，被分配到韶关学院(早期称为韶关师专)，在那里一呆就是20年。
2002年，求新的欲望让他来到顺德，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任教，现在是人文社科学院的院长。“几十年来，自己还是喜欢当老师，证明当时选择华师真的是没错的。”他说。
个人档案
江佐中
籍贯：广东郁南
年龄：62岁
入读时间：1978年3月10日
入读学校：中山大学
专业：政治经济学
入读前职业：公社办公室资料员
现任：广东省政协特聘委员
“高考让我进入人生的另一个境界。”他至今感念，40年前那场高考，改变了万千个考生包括他自己的命运，让他有了机会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
“高考让我进入人生的另一个境界。”他至今感念，40年前那场高考，改变了万千个考生包括他自己的命运，让他有了机会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回忆那年高考，江佐中依然能记起高考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在那个特定年代，江佐中虚构了一个“文革”之后，课堂上老师教学生唱歌的欢快场面。如今，虚构早已成真。
1977年，江佐中22岁，在家乡郁南县宋桂公社党委办公室当资料员，江佐中的职责有两件，一是给生产大队、小队的辅导员做培训，一是负责公社的新闻报道。
这在当时已算是相当体面的工作。如果一切顺利，江佐中最有可能就是继续呆在公社中，争取一步步的升迁。可当关闭了十年的高考考场再次开启，江佐中感受到，这是时代对他的召唤。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消息见报，江佐中跃跃欲试。但因为一些过往的历史，江佐中高考的决定被公社的一个领导质疑，“说我没有资格”，但他却不以为意。
江佐中记起，13岁那年，准备升初中的他忽然接到通知，被分配到生产队放牛，当时出身书香门第、70岁的外婆就叮嘱他，不能因为放牛就不读书，“一定要读书”。
外婆的叮嘱与时代的感召让江佐中坚定了报考的决心。在江佐中家中抽屉中至今保留着当年高考招生报名登记表，登记表上字迹工整，没有任何的涂改。
时代的感召让江佐中坚定了报考的决心。在江佐中家中抽屉中至今保留着当年高考招生报名登记表，登记表上字迹工整，没有任何的涂改。
1977年的考生可以同时填报大学与中专的志愿，在大学填报表的“报考学校”一栏上，江佐中依次写着中山大学、黑龙江商学院、武汉大学和肇庆地区财贸学校。
“也管不上学校远近了，就是希望能够有书可读。”江佐中说，当时办公室的工作是一个亦工亦农的身份，工资由公社发，没有国家粮食供给，户口还属于农民。在那个年代，江佐中看到了太多一辈子在农田上耕作，一生默默无闻的人。
“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渴望脱离农民的身份。”
考试定于这一年的12月，备考时间相当紧张。在公社工作的江佐中并不缺学习材料，缺的是复习的时间。
据他回忆，在备考最为紧张的时候，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派他出差押坐货船运水泥电线杆，来回需要很长时间，他就把书本带着在船上看，不敢耽误复习的时间。
在同龄中，江佐中算是学习“上手比较快”的一类。因为外婆的叮嘱，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江佐中父母去世得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叔父在照料。13岁在当“放牛娃”的时候，50年代就高中毕业的叔父还特意给他买来初中教材辅导他学习。
江佐中一边放牛，一边自学，“放牛的时候就背毛泽东选集，回家叔父就教他代数”，这一段时间持续了两年。不但没有耽误学习，还为他打下了不错的“童子功”。
1970年落实政策，江家还是贫农，那年7月，大队党支部书记让他回学校读书。他一边上高中课程，一边恶补没学过的初中物理化学课程，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了民办教师。
成为同事的化学老师告诉他，高中其中一次化学测验中，他一个人的分数比其他2 3人的分数加起来还要多。
1975年被调到宋桂公社办公室。虽然家庭成分还是贫农，但父亲曾是国民党员的历史包袱，还是让他备受冷眼。
幸亏国家“择优录取，重在个人表现”的政策，使他得以轻装上阵。1977年12月，江佐中踏入了高考的考场。
据资料记载，这年冬天，有超过570万人参加考试，最终仅有不到30万人被录取。
江佐中是其中的幸运儿。不过，等待结果的过程却有些曲折。
1978年2月底，同时参加高考的陆续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从事后统计得知，这一年宋桂公社共有8人被本科录取，算是创下了纪录。
可江佐中顾不上为其他人高兴，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录取。进入3月份，公社收到第6份录取通知时，还没有自己的。江佐中有点坐不住了，他找到了在公社蹲点县教育局副局长：“如果实在考不上大学，请郁南师范一定要录取我”。
3月3日，江佐中终于收到了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马上去照相、办理户口转移等，3月10日就去到中大报到了”。
作为犒赏，他花了120元给自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提醒自己要时刻珍惜接下来的时光。“120元相当于我当时4个月的工资，大约半年的饭钱吧”。
时间开始了，成为了这批等待了十余年的学子们共同的心声。
大学的生活充满了新鲜。报到没多久，辅导员老师给同学们看了一次高考的成绩单，“当时中大的录取分数线是265分，我的成绩是320分。”
但江佐中还没高兴太久，入学的英语分班考试就差点将他击垮。江佐中坦言，那时候，除了数学物理化学接触过ABC之外，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分班考试的时候除了会写26个英文字母，其他都不会”。
巨大差距让江佐中倍感焦虑。在大学的头半年时间里，他陷入了无尽的失眠状态中，“压力大，晚上都是‘眼光光’，白天精神差，老打瞌睡。”因为担心自己身体会出问题，江佐中还将在公社农信社的一张定期存单寄回家里。
在这段时间内，他走路、吃饭都在背单词，夜里熄灯了就跑到路灯下看书。他像其他同学一样，给自己制作了英语卡片，正面是英文，背面是中文。
努力得到了回报，在随后的考试中，江佐中的成绩慢慢赶了上来，失眠症状也消失了。
结束被他认为是“神经衰弱”的大学磨合期之后，江佐中真正迎来了大学知识海洋的沐浴。
“那个时候我们都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江佐中回忆，每天结束课程之后，同学们都会跑去图书馆看书，每天晚上图书馆都是灯火通明的。因为位子不够，还要相互约定谁先到谁帮忙占位。
讲座也是一定会去听的，尤其是外国经济学、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这样的主题，肯定都是座无虚席，班里同学还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大概十来人，“小组名字已经忘了，但大体就是讨论课程，经济形势等。”江佐中还记得，当时就探讨过物价调整，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等问题，基本都是宏观经济领域。
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也在不断丰富着他的认知。他在上学前的关于新闻写作不多的训练，也在这个时间发挥了作用。
充实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四年之后，江佐中服从分配，去了新华社北京总社的经济参考编辑部，当了十余年记者之后，又到广东省政府研究室，转入仕途。
在新华社工作的十二年半时间，他先后在北京、广东任职，还有过援藏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工作一年半的经历。随后调任广东省政府研究室，并有机会到顺德区（市）挂职，从此也结下了他与顺德的不解之缘。
江佐中长于宏观经济领域的辩证思考，在当记者的时候他就到访过改革前沿阵地的顺德采访过，“1992年时顺德有12个镇，每个镇我都住过几个晚上，就是去采访”，采访不到一个月时间，江佐中就与同事写了不少内参和公开报道，剖析顺德改革开放的经验，出版了《顺德启示录》一书。2000年，在华南农业大学师从温思美教授在职攻读研究生毕业，被授予管理学博士后，又以毕业论文为基础，出版了专著《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基于顺德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1993年下半年，顺德进行了一场“悄悄”的产权革命，初步建立起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在当时引发了不少反对的声音。
“有人公开发表文章，指责顺德产权改革是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顺德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江佐中却为顺德改革疾呼，还为此写过内参。后来的事实证明，顺德“产权改革”这一步是走对了。
受到领导的信任以及对顺德感情，江佐中1998年后长期在顺德工作，先后担任顺德市（区）委常委兼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佛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社科联主席，最后在顺德区政协副主席的任上退休。现在还是广东省政协特聘委员。
2012-2017年，每年的省两会的抢唛环节，江佐中因其仗义执言而成为媒体追逐的明星委员。他别出心裁的抢唛方式和立足民生的议案都是媒体报道的焦点。
今年省两会期间，他创下了连续六年成功“抢唛”的纪录，他为广东的养老事业疾呼，直言“有的地方养老院被安排在了‘鸟不拉屎’的地方，却把市中心地段发展房地产”。
在过往的两会期间，江佐中还关注广佛金融同城、垃圾焚烧厂选址、全面放开二胎以及还电动自行车路权等等民生话题。
“最开心的是放开二胎与取消汽车年票已经实现，遗憾的是还有一些至今未能落实”。
现如今，回忆那年高考，江佐中依然能记起语文的高考作文题《大治之年万象新》。
他至今感念，40年前那场高考，改变了万千个考生包括他自己的命运，让他有了机会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
个人档案
何劲和
籍贯：广东佛山
年龄：64岁
入读时间：1978年9月
入读学校：华南师范学院
专业：中文系
入读前职业：大良西山小学教师
现任：中道改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如今，作为顺德区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顺德中道改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何劲和觉得高考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没有那时的高考，我可能一辈子只能在小学教书。”
1978年，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这一年有600多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这里面有一位名叫何劲和的25岁考生。
在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高中毕业后，何劲和一直在小学当老师。突然传来的高考消息，让他意识到“知识无用”的年代过去了，即将进入“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了。
如今，作为顺德区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顺德中道改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何劲和觉得高考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没有那时的高考，我可能一辈子只能在小学教书。”
何劲和有六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读书最多。1968年，他在朝阳中学(即现在的华侨中学)读初中。当时初中高中一共四年，学习的内容也较简单，只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都不曾学习过。“那时有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都觉得读书是没有用的。”
1971年，何劲和高中毕业。毕业后，他有两个选择，一是上山下乡，二是到小学当老师。已经有两个哥哥下乡了，何劲和就选择了当老师。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三件宝：医生、司机、猪肉佬”，意思是说这三个职业是最吃香，而教师排到后面去了。“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老师是不被尊重的，作为一名男人去当老师，我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在不能自由选择职业的年代，何劲和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先后在红旗小学(即现在的李介浦小学)、东方红小学(即现在的大良西山小学)担任语文老师。
在学校任教的7年，何劲和一直过得不舒心。“学生调皮不听话，家长不配合不尊重，教得很没意思。”他时常在想，难道一辈子就这样过吗？
正当何劲和哀叹生不逢时之际，1977年夏天，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全国恢复高考。何劲和听到这个消息时，报纸还没有刊登。直到《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才意识到大环境变了，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下决心参加高考。
从1977年10月21日报纸上刊登高考的消息到12月10号开始考试，只间隔了40多天，对于已经毕业7年的何劲和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1977年，我可能因为没有信心没参加高考，或者是参加了考不上，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第二年，1978年，何劲和参加了高考。
参加高考那一年，何劲和25岁。“有一条规定，25岁以下的参加高考可以正常录取，超过25岁的只有成绩特别优异才能录取，所以这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都要考上大学。
高考考试科目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总分为四百分，不考外语。由于何劲和从来没学过理科科目，他只好报考文科。
这时，何劲和感到幸运的是，过去7年一直在学校当老师。“我在学校教初中毕业班语文，辅导他们升高中考试，对课本的知识了如指掌。”但仅有语文的知识是不够的，其他科目的知识需要补回来。
何劲和参加了一个月的高考补习班。“补习班不是谁都可以上的，进去前有一个考试要求写一篇文章，及格了才能参加补习。”擅长写作的他，轻松地过关了。
白天，何劲和在小学教课，晚上，到补习班听课。在补习班上，老师将每个科目的考试内容都复习了一遍。“那时候记忆力好，学习能力也强，每次模拟考试成绩都排在前面。”此外，何劲和还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每篇1500字以上，一共写了30篇，几乎每篇都被当成范文。
即使在补习班上成绩“杠杠滴”，在高考前一个月，何劲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用来复习，“这是改变我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一定要拼了。”
除了不分日夜地备考外，在填志愿时，何劲和也选择了稳妥战略。第一志愿填了华南师范学院中文专业(即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第二志愿是暨南大学新闻专业，第三志愿是一所师范大专。
得偿所愿，何劲和以总分320多分考上了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语文80多分，数学好像只有16分，反正能考上已经很开心了。”
1978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有两届大学生入学。77届学生在1978年春季入学，78届的在秋季入学。何劲和属于后者，“中国高考中断了10年，也就是说停止了10年的人才培养，当时国家发展急需人才，所以在短时间内就举行了两次高考。”
这77、78两届学生是从二千多万考生中筛选出来的，是挤过“独木桥”的幸运者。骤然之间，他们从社会的底层变成了令人称羡的“时代骄子”。因为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加之服膺“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他们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何劲和，总是早晨6点出门，晚上10点回宿舍，四年下来，几乎天天如此。
那时，大学生普遍有“知识饥渴症”。“有十年的文化断层，只想抓紧时间把那些知识都补回来。”每天下课后，何劲和就快跑去图书馆，“图书馆还没开门就已经排起了长龙，跑慢点都挤不进去。”为了挤进图书馆，他曾有两双凉鞋被人踩烂了。
大学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全部对学生开放。何劲和回忆，当时还是禁书的《金瓶梅》也可以看到。在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我们中文系的，不仅要多看文学作品，还要学会分析，所以也看了很多文学分析、文学批评的书。”
工作五年以上就可以带薪读书，何劲和上学时每月领着30多元的工资。他就把一半的工资用来买书，“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阅读的习惯，不阅读就好像没吃饭一样，空空的。”
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大学生每月有27斤大米，普通人只有24斤。虽然每月27斤大米，仍然吃不饱，需要班上女生资助，但何劲和明白到国家对人才的重视。
“国家急需人才，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知识的人。我们遇上了国家建设的重大历史转折。国家对内需要进行改革，对外需要打破封锁。”何劲和说，如今很多大学生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而读书，我们是为了国家富强而读书，身上有一种历史使命感。
1986年，何劲和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在大学生稀缺的年代，研究生，就如香饽饽，每个单位都抢着要。最后他选择回到顺德，先后在外经委、旅游局、宣传部工作过，也被调派到顺德党校、佛山党校当副校长。退休后，他一直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社会治理上，开办了黄连社区大学，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年，何劲和回顾了自己人生轨迹，“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高考是国家改革开放释放的一个信号。没有那时的高考，我可能一辈子只能在小学教书。”
个人档案
古伟文
籍贯：广东梅州五华
年龄：63岁
入读高校：中山医学院(后并入中山大学)
专业：医学系
高考前身份：轧钢厂工人
现状：已从医院退休
这么多年来，能让古伟文念念不忘和打开话匣子的事，也就是当年改变他人生的那场考试。古伟文拿出中山医学院医学系78级(11)班同学的毕业合影，指着每一位同学轮流介绍，“我们这些人都是因恢复高考而改变命运的人。”
每天清晨，6 3岁的古伟文都会拎着一个帆布袋，来到家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从顺德第一人民医院退休三年后，古伟文说自己现在跟大街上的老头老太已经没有区别，只是偶尔在大学同学微信群里一起聊天，才会想起当年的青春岁月和人生。
这么多年来，能让古伟文念念不忘和打开话匣子的事，也就是当年改变他人生的那场考试。古伟文拿出中山医学院医学系78级(11)班同学的毕业合影，指着每一位同学轮流介绍，“我们这些人都是因恢复高考而改变命运的人。”
1977年恢复高考后，轧钢厂工人古伟文连续两次拼进高考考场，并在1978年的高考中，以当时顺德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大学。第二年，他工作7年的轧钢厂倒闭。古伟文感慨，恢复高考就像是医院里的呼吸机，在他迷茫、压抑，快透不过气时，突然打开氧气阀门，让人苏醒过来，看清前方的目标和脚下的路，给人重获新生的机会。
1978年1月的一天，顺德华侨中学门口张贴着参加1977年高考被录取的名单，理科考生古伟文从头看到尾，也没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名字。从人群中钻出来之后，古伟文一路沮丧着回到了3公里外的轧钢厂，继续上班。“第一次考得太差，连成绩都没公布。”
恢复高考前，23岁的古伟文已经在大良的一个轧钢厂工作了6年。1977年9月，古伟文从收音机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一针强心剂扎到血管里”。但是这个好消息并没有给他充足的准备时间，三个多月后，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唯一一次冬季高考中铩羽而归。
其实，这样的结果在古伟文的意料之中。因为他们这代人，当时已经跟理论知识“绝缘”差不多十年时间，“考试时数学题的格式都不会，就连写解答题要先写个‘解’字都不知道。”
1954年，古伟文出生在梅州市五华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亲原来是中山大学的讲师，后来辗转到顺德人民医院做医生。6岁那年，古伟文随父母来到顺德，并开始在这里上学读书。
小学毕业后，古伟文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年，古伟文在家呆着，第二年才开始上中学，“从67年到71年，两年初中两年高中，都是在华侨中学，跟何劲和是同班同学，我俩当时是‘一帮一、一对红’的同桌。”
四年中学，古伟文从课堂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基本上就是如何修理拖拉机、收割机和收音机，“那个时候讲究如何修理地球，而不是1234和A B CD。所以中学毕业后，我们连一元二次方程都不会，英语总共就学了四句话。”
作为城里的知识青年，中学毕业后的古伟文原本要去上山下乡，“我家六个孩子，就我一个男孩。那时上山下乡要走一个留一个，父母把我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送走，才把我留在城里。”1971年，留在城里的古伟文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
“其实并不觉得很光荣。工厂原来是一个铸造厂，每天在锅炉前倒铁水的工作又脏又累，还不如下乡干农活轻松。”唯一值得古伟文庆幸的是，在得知高考恢复后，他可以利用不上班的时间复习功课。
“虽然我父亲是医院的医生，但我们一家还是处于社会底层，急需改变这样的现状，也就只有抓住高考这根稻草。”
第一次高考失利后，给古伟文刺激最大的不是考得差，而是同学赵汝诚顺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他也是留城在一家机械厂上班，能考上是因为他有个‘秘密武器’——一个喜欢藏书的父亲。”
赵汝诚的父亲在家里藏了很多“禁书”，还有一些“文革”前的教科书，“我们下班后，都喜欢钻进他家里看书，他平时看书比较多，高考前复习也有资料书籍，能考上是真的有实力。”在第二年的高考复习中，古伟文想明白了一件事，要想考上大学就要有适合的复习资料和书本。
于是，古伟文向在北京的亲戚求助，借来了一套“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我们当时一起复习的人就把找来的书本拿出来交换着看，居然还有人找来民国时期的课本资料，但不管是什么时候的书，我们都要挨个看个遍，把里面的题目做个遍。”
每天下了夜班回到家困得不行，古伟文就用风油精擦在眼皮上，做完一套题才敢去补觉。“因为复习的时间很紧，距离上一次高考差不多只有半年的时间，我都24岁了，不拼尽全力，我这一辈子估计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恢复高考后，顺德的华侨中学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夜校补习班，帮助古伟文他们这样的社会人员补课。令古伟文感动的是，补习班的老师特别照顾他们，知道他们平时上班辛苦，就非常耐心辅导他们复习。古伟文除了上班之外，一节课也不敢落下，课堂上瞪大眼睛，耳朵里听到每一个知识点，都通过停不下来的手记在笔记本上。
相比热心的老师，古伟文在工厂里则经常遭到工友和领导的怀疑和冷言冷语，“当时我在厂里会通过收音机学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播的《许国璋英语》，有人会嘲笑我‘你一个倒铁水的，学这些鸟语能够有什么用？’”
“不理会别人的偏见，坚定自己的信念，有付出就有回报。”在高考复习期间，这句话常常默念在古伟文的心中。
在第二年的高考复习中，古 伟 文 也 有 一 个 秘 密 武器——最小的六妹。古伟文的六妹比他小六岁，高考第一年就金榜题名，“她在去大学报到之前，一直陪着我复习，所以我进步很快。”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时，古伟文上山下乡的两个姐姐，大姐在勒流已婚，二姐在海南岛。高考对她们来说，已经遥不可及，但古伟文和三个妹妹都还有希望。
他们兄妹四人都参加了1977年高考，除他之外，三个妹妹的分数都达到了大学录取线。但是四妹因为体检没过没被大学录取，五妹六妹在1978年的3月分别进入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医学院(后并入中山大学)读书。
此后两年，古伟文的四妹又一次考上大学，但都因体检原因难圆“大学梦”。原来，她上山下乡时，曾以身体不好为理由留在城里当工人，结果考上大学后，体检医生就拿这个理由卡住了她的大学之路。
古伟文的六妹是理科生，在她的帮助下，古伟文的理科成绩突飞猛进。
1978年7月20-22日，三天的高考几乎用尽了古伟文全部的精力。在家睡了三天之后，古伟文又去工厂上班了，因为他不清楚自己这次能否金榜题名，所以饭碗还是要先拿在手里。
到了8月成绩放榜，古伟文以361分的成绩成为当时顺德全县的理科第二名。当时，华侨中学的校长似乎还不太相信，借着上门慰问的机会，还看了古伟文的成绩单。填报志愿时，古伟文选择了六妹所在的中山医学院，“最小的妹妹成了我的师姐，我比她还大6岁呢，真是人生如戏。”
与六妹相隔半年后，古伟文在1978年秋季入了学。班里总共26名学生，最小的16岁，最大的32岁。“我的岁数不大不小正中间，但我却最自卑，总感觉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所以每次期末考试前，别人都去打球，我就在图书馆里拼命复习。”
古伟文读大一时，学校里有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借着他们的光，他们这些新生可以在食堂放开了肚皮吃饭。因为上大学前家里条件不好，吃饭还是半温饱状态，如今却可以吃到撑，第一次让古伟文觉得大学没白上。
与吃饭管饱相比，古伟文觉得大学里的知识也是“管饱”的。文革期间，社会上盛行着“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思想，让古伟文与知识“绝缘”十多年。来到大学后，他好像得了一种“知识饥渴症”，认为读书和学习是一种乐趣和人生积累。
“现在社会上又有人在传播‘读书无用论’，认为高考并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其实，时代在变，通往成功的途径不再像我们那时只有高考一条‘独木桥’，但人生不应停止学习新知识的步伐。”古伟文说，现在大学的录取率已经非常高，学生进入大学后更应该珍惜积累知识的大把时间与机会。
由于大学期间成绩优异，古伟文在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现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为了一名妇科医生。2000年，他回到了顺德第一人民医院，并带领团队自主完成了顺德第一例试管婴儿。
古伟文说，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升官发财，但命运早已发生改变。他遇到过三次命运的黄灯，都差一点变成红灯，拦住他通往改变命运的道路。而这三次黄灯出现在他23岁到30岁的青春年华中，也就是他参加第一次高考到留校工作的期间。
在考上大学后第二年，古伟文原来工作的轧钢厂倒闭，厂里的三百多名工人下岗。他原来的工友大都去了路边或集市上摆摊卖货为生，“虽然有个别混得比较好的，但大多数是为生计而劳苦奔波。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按照我的性格，估计也是其中的大多数。”古伟文说，这是他通过的第一个命运的黄灯。
第二个黄灯也是高考后第二年。1979年，全国高考招生简章中明确，一般只招收25岁以下(1954年1月1日出生)的未婚青年。如果没有在上一年成功考上大学，古伟文将失去再次参加高考的机会，虽然过了几年之后又取消了这一限制，但古伟文说，等到那时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在养家糊口的压力下，几乎没有可能再去参加高考了。
古伟文的5年大学生涯临近结束时，学校选拔留在学校附属医院工作的优秀学生，年龄线卡在30岁。当时29岁的古伟文就这样再次通过了命运的黄灯，在广州水平最高的医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如今已经退休三年的古伟文，每每谈起1977年恢复的高考，都觉得它像医院里的呼吸机，在人缺氧快要透不过气时，突然打开了输氧的开关，让人从迷茫中醒来，看清自己前方的目标和脚下的路，然后奋力前进。
个人档案
魏嘉娜
籍贯：广东韶关
年龄：63岁
入读时间：1978年9月
入读学校：华南师范学院
专业：中文系
入读前职业：广东韶关药品公司职员
1977年的一个晚上，收音机传来了一个消息：全国恢复高考。魏嘉娜不敢相信，后来又从多人口中核实该消息的真实性。当被告知这消息是真的时候，她感觉到自己头晕晕的，好像被幸运女神“咣”的一声砸中一样，“那是一种从地狱上天堂的感觉。”
魏嘉娜(前左2)与同学在华师旧教学楼前合照
在魏嘉娜的客厅的书柜里，其中一层摆放着《文学理论》、《先秦文学》、《现代汉语》等十几本书，书皮已泛黄，书页脆如枯叶。这是她读大学时的课本。每每翻开这些旧书，她都会想起40年前的高考。
对于当时出身成分不好的魏嘉娜来说，高考打开了人生另一扇窗口。1977年，魏嘉娜参加了570万人的高考，以失败告终。1978年，她再次参加，得偿所愿考上了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她的两个妹妹也先后考上了大学。
考上大学后，魏嘉娜渐渐地意识到，这个时代不再凭关系，而是凭你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知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魏嘉娜1954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山大学老师，母亲是干部。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她从小就喜欢读书，一直就读于重点学校，成绩优异。但她只读完初中，“初中三年没有学到什么，学到的知识全是来自小学。”
初中毕业后，魏嘉娜只能分配到药品公司当售货员。在当时，这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我有的同学由于出身成分好就分配到通讯、邮电等行业，最好的就分配到工厂，成分差的才分配到商业系统。”
魏嘉娜工作能力强，受到领导赏识，几年后就被安排到办公室工作，甚至被评上了“优秀员工”。
但魏嘉娜对读书这件事还是念念不忘。即使没有上学，魏嘉娜仍然坚持读书。记得有一次，在香港的亲戚问她想要什么礼物，她说，想要一本《辞海》。如今这本书还放在家里的书柜里，“那时候书籍是很缺乏的，只要有一本书，家里的兄弟姐妹就报数‘一、二、三’按顺序轮流看。”
除了读书外，魏嘉娜下班后还喜欢听收音机。1977年的一个晚上，收音机传来了一个消息：全国恢复高考。魏嘉娜不敢相信，后来又从多人口中核实该消息的真实性。当被告知这消息是真的时候，她感觉到自己头晕晕的，好像被幸运女神“咣”的一声砸中一样，“那是一种从地狱上天堂的感觉。”
考生报名参加高考时，需要所在单位同意。当时药品公司领导以戏谑的口吻说：“你想参加高考？你还想开飞机呢？”魏嘉娜初中毕业，离开学校已经有8年了，确实没有多少把握。但她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把握住，考不上了大不了再回来药品公司工作，不是特别辛苦，还可以挣钱。
1977年12月，魏嘉娜参加了570万人的高考，最终只有27万人被大学录取，然而魏嘉娜只收到韶关师范大专的录取通知。
“我没有上过高中，初中又没学到什么，只有小学的基础。”仅仅40多天备考时间，魏嘉娜觉得考砸了也是正常的。她回忆当时的试题，清晰地记得，政治科目有一道题是“周恩来的十件大事”，由于把时间花在复习上，没有看新闻，却答不上来，因此丢掉了15分，“要是答上了，也许第一次就考上了。”
随后，魏嘉娜分析，这次高考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数学，“第一年恢复高考是开卷考试，但没学过高中数学，那些几何、代数题目还是不会解答。”
1978年，魏嘉娜继续参加高考。但她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开始有计划地备考。既然数学是弱项，她就花了半年时间学习数学。母亲通过各种办法找来了很多课本和资料，魏嘉娜就从一年级到初中的数学重新学一次，一遍遍地做题，琢磨其中的知识点。后半年，她把没有接触过的科目如政治、历史、地理，自学了一遍，又复习了一遍。
那一年，魏嘉娜白天在药品公司上班，晚上在家备考。最让她苦恼的是，当时家里经常断电，她只能点上蜡烛，借着微弱的光继续复习。作为大龄考生的魏嘉娜在压力之下，一年内，体重从110斤降到了90斤。
那一年，魏嘉娜的数学考到25分，最后以将近300分的总分考上了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初中毕业的魏嘉娜能考到这个成绩，两个高中毕业的妹妹都觉得难以置信。恢复高考后，1977年、1978年，连续两年，魏家三姐妹都考上了大学，一个考上广州药学院，一个考上华南理工大学。“文化大革命，我父亲因为是知识分子被批斗。最后三个女儿都考上大学在韶关轰动一时，那时我爸算是扬眉吐气了。”
进入大学，魏嘉娜学习刻苦，几乎不出去游玩。“中断高考的十年是文化沙漠，书籍十分匮乏，而进了大学后，图书馆对我来说就是财富的金矿”。图书馆里的书，许多是魏嘉娜早就听过但一直读不到的，更多的是从没听到过的。
大学四年，每天晚上吃完饭，就跑到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晚上的开放时间是7点到10点，每次都是老师赶人了，她才愿意收拾书包离开。在四年的本科学习里，魏嘉娜如饥似渴地读书，魏嘉娜说，因为自己年龄大了，有一种补偿心理，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魏嘉娜是带薪上学的，每个月领到40多元工资。当图书馆满足不了她的时候，她会用工资到校外书店里购买自己喜欢的书。印象最深刻的是，买了一套《全唐诗》，但她坦言至今还没看完。
在大学里，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大32岁，最小的16岁。魏嘉娜记得，当时有一对父子同时考上了大学，最后毕业都做了校长。同学里绝大多数是当过知青，当过工人，有几位还是干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经历，但都十分珍惜能够上大学的机会。
大学本科毕业后，魏嘉娜工作经历丰富，先后在韶关、广州两地的中学当老师，随后又来到顺德酒店和企业工作。其间，从事过多个行业，她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
1978年，一大批人的命运被改变。任何阶层出身的人都可以参加高考。考上大学后，魏嘉娜渐渐地意识到，不再凭关系，而是凭你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知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高考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知识开始回归到重要地位。“后来没有参加高考的同学，职业升迁需要学历要求，他们只能边工作边读书，更辛苦。我算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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