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王任重、习仲勋 、马文瑞、秦基伟
马文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作者：王彦君
原载《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接受胡耀邦的建议，任命马文瑞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代替胡耀邦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当时的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马文瑞是实际上的常务副校长。而党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党委，党委名单由党中央主席直接批准，胡耀邦为书记，马文瑞为副书记(吴江：《十年的路》，第18页)。
最先捅出康生问题
马文瑞主持党校工作后，1977年12月8日，中央党校16楼的走廊出现了两份小字报，是哲学教研室的人揭发“康生罪行”的。在当时，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康生在党内积怨甚多，“四人帮”与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此时中央对康生尚没有明确的说法，党校历来是党内“恶斗”之地，弄得不好，会出大事。同时，党校又是康生经营多年的一块“自留地”，培植了他的势力，也迫害了很多无辜者。所以紧接着，又有人贴出了支持揭发康的小字报。
这个情况，引起“老延安”马文瑞对党内历年政治生活的一连串的回忆。延安整风之前，康生是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连毛泽东也不看在眼里。马文瑞记得清楚，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从苏联回国到延安，当时王明正吃香，于是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以后又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
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参加领导了整风学习。1943年7月，他做《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打成“国民党特务”和“敌探”、“叛徒”，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发现，紧急刹车，才纠正了错误，挽回了部分损失。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康生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第四卷，为他积累了政治资本。
文化大革命开始，康生如鱼得水，地位直线上升，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伙同“四人帮”，造谣诬陷，捏造罪名，残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京病死，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康生地位高、资格老，文革红人，眼下的小字报，把康生划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贴出后刚几天，马文瑞到任，迎头就碰到了这道难题，该如何对待呢?
马文瑞深知，早在文革前，康生曾是人所共知的中央党校太上皇，他指使人批判原校长杨献珍，使大批理论工作者受到牵连。看来中央党校要清理积案，平反错案，康生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康生在讲话
好在中央党校复校之初，胡耀邦就曾宣布：“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大家对学校领导，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在这种民主空气的影响下，学员的思想相当活跃，揭批康生的小字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据马文瑞的秘书忽培元回忆，马文瑞与胡耀邦曾有过一次对话。
胡耀邦问：听说16楼有一批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对于这样的小字报，我的态度是，一不提倡，二不压制，文瑞同志你的意见如何?
马：我赞同你的意见。不制止也是有理由的，根据《党章》的规定和党的传统，党员对任何人有意见都是可以提的嘛。
胡：嗯，问题是，康生虽然死了，讣告中他还戴着三顶桂冠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这也是中央研究决定的，需要经过同样的组织程序才好摘掉。
马：是呀，那是在1975年，那时候“四人帮”在台上，根据各方掌握和揭露的大量事实看，康生确有严重问题。至少揭批林彪、“四人帮”无法不牵扯到他。
胡：所以我说，现在不要压制大家的揭批积极性。
马文瑞说：康生这个人一贯的问题就是极“左”，好整人。
胡耀邦：还是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忽培元《长河》第577页)
事后，马文瑞对“小字报”明确地表示了宽容的态度。通过一次大会，校领导把这个精神传达到了全校干部中，客观上对揭发康生问题做了动员。大家心里明白：在这么多人贴小字报的形势下，不压制其实也就是支持揭发。揭批康生，成了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前奏。
为了把来自各地、各部门的学员反映的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报告，马文瑞指示校务部编写一个专门的《情况反映》。这个刊物，具体由校办公室主编。他给《情况反映》确定的办刊原则：主要是收集反映各地学员揭批“四人帮”和所反映的落实干部政策、党内民主集中制、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三天一期，文字不长，每期两三页，只印十几份，分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
他不光制定了办刊原则和具体要求，还亲自动手，每期稿件他都审稿、定稿。康生的不少问题就是通过《情况反映》报告给中央的。党校开展“三大讲”活动揭批“四人帮”，单独开了全校大会揭批康生、曹轶欧夫妇的问题。换言之，由党校捅出康生问题，是康自作孽的结果，而系统地梳理材料，是马文瑞一手操办的。他搜集齐了材料，伺机待发。不久，时机来了。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采用分组讨论的形式，马文瑞在东北组。在11月13日的小组会上，他凭着扎实可靠的材料在小组发言中率先揭发康生问题。参加小组会的大多数是老同志，他在发言时义愤填膺的神情和语调，引起极大共鸣，也有人为他捏着一把汗。
胡耀邦在马文瑞的陪同下视察延安
这次不同寻常的小组会发言，被印发会议《简报》，特别引人注目。马文瑞说：
在我看来，康生文革中的问题，主要是四个方面。应该说，康生也算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延安时期，我们就认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可一直不怎么好，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大家恐怕还记忆犹新吧，那是他一手造成的。解放后，他是四个问题。一是理论上的，早在1959年，康生就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1967年又说工厂中的按劳付酬“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我看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二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的态度，不符合马列主义，是唯心主义的。最恶劣的是文革中，他对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动机不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随意捏造，上纲上线。据党校工作人员揭发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点了379个负责干部的名，给这些同志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要统统打倒。
三是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是一伙的关系。他极力吹捧林彪，指使党校的人编了四卷“林彪选集”和一本“林彪语录”，吹捧陈伯达在中央党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四是污蔑否定中央党校的工作。康生说文革前的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大染缸”，“里通外国的黑据点”。完全是不顾事实，满嘴胡言。
马文瑞的这次发言，有备而来，揭发康生的多项罪行和问题都是与会者闻所未闻的。许多老同志长时间对康反感，但手中没有揭露康生罪恶的真凭实据。恰在这次会上，陈云也在小组发言中讲了康生的问题。马文瑞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表示“应对康生在适当的范围进行批判，并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
1980年中央做出决定，撤销1975年中央对康生的悼词和讣告，开除康生的党籍，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最现实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生前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政治思想原则。其实，广大的老干部、老军人、知识分子和群众早就对“四人帮”深恶痛绝，但是对毛泽东和他的文革路线，毕竟还不能贸然否定。大家都在等着一个有利的契机。
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一个尖锐的问题摆上了台面：究竟怎样识别真理?说穿了，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是不是真理，谁说了算?对此，党内高层和社会上出现了严重分歧，需要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马文瑞与习仲勋，两位陕北老人
1978年初，问题最先在党校，这个党内最敏感的机构被提了出来。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竟然成了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悲剧。其实，马文瑞在实际工作中，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个根本原则。而在党校工作中，他早就这样做了。3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就触碰了“真理需不需要检验，以什么来检验”的问题，党校的态度非常鲜明，人的认识、道理、结论有没有真理性，不能“自身检验”，而只能以社会实践来检验。
4月，哲学教研室按照马文瑞的要求，起草了一个《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审读时，马文瑞就在其中加上了“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的内容。在第一期学员最后学习党的学说课程时，就已经把这个文件发给全体学员阅读、讨论，征求意见。这一期的800位学员里就有上海市委派来的杨西光，3月学习结业，杨西光即奉调去了《光明日报》任总编辑。
这期间，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向马文瑞汇报工作，提到胡耀邦交给哲学室一个任务，即撰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马文瑞当即表示支持，让他尽快安排人写。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1984年10月《给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的信》中披露了其中的细节：“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并向时任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在孙长江刚刚写出初稿的时候，《光明日报》社转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请吴江修改。吴江看了那篇文章，觉得观点和基础都不错，但论据尚不足，刚好与孙长江起草的文章形成互补。于是在吴江的建议和支持下，孙长江把两文合写成一篇文章，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文简称《标准》)，又经多人修改，呈送胡耀邦和马文瑞。
当时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理论界和新闻界都清楚，虽然是一份学校内部的理论刊物，但它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与各大报刊的总编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矛头直指文革理念但又不太成熟的文章，往往先在《理论动态》上面世，带有征求意见和“投石问路”的性质。《标准》一文其实早已到了《光明日报》编辑部，但出于种种原因，《光明日报》希望党校《理论动态》先发。
《理论动态》5月10日刊出，《光明日报》于次日跟进，一个强大冲击波就此形成。《标准》的发表，在全国引起的反响，不亚于一次核裂变。它开启了一场从理论到政治的大讨论，很快在全国形成了思想解放的高潮。
一篇文章引起如此大的反响，马文瑞早有预想，发表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党内和社会注意。但是，出现反弹的强烈程度，还是有点出乎意料。代表性的意见就是文革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所谓“砍旗”说，他认为这篇文章“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以及李鑫、熊复等党内大笔杆子都积极站出来“护旗”。他们把持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以保持沉默来对抗大讨论。党中央主席华国锋亲自点了胡耀邦和党校《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的名。(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第138页)
胡乔木先后两次严厉指责此事，表示不能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说中央有两种意见，否则就是分裂中央。据参与《标准》一文修改的党校理论工作者阮铭回忆，胡乔木还到胡耀邦家里，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理论动态》不能再发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胡乔木走后，胡耀邦把吴江和阮铭叫到家里，转达了乔木的意见，并且表示打算冷却一下。(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04页)
两军对垒，形势严峻。吴江向马文瑞汇报了情况。马文瑞回答：什么“砍旗”，砍哪家的旗?这又是文革时期扣大帽子的遗风。他接着说：这样吧，你们也可以再写一篇文章，积极主动地回应一下，可从理论上找出更充分、有力的论据，以理服人。吴江很高兴，他也想继续写文章，对这个问题做理论上的进一步阐述。马文瑞说，那好，你们抓紧写，写好了我看一看，成熟了就在报上公开发表。是真理，就要坚持到底。(忽培元《长河》592页)
吴江走后，马文瑞又拿出《标准》一文，仔仔细细再阅读一遍，随后，把吴江和参加起草文章的同志召集来，举着那张《光明日报》说：文章我刚才又仔细读了一遍，没问题，观点是正确的。你们就放心写吧，不要有任何顾虑。(同上)
1978年6月4日，一篇针对各种反对意见，为《标准》一文做更深入阐发论证的重头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送到了马文瑞面前。马文瑞看后，同意公开发表。吴江将稿子送给了胡耀邦，同时给了他的老同学、在《解放军报》任副总编的姚远方。在解放战争期间，姚远方曾在罗瑞卿领导下随军采访;后来罗任总参谋长，姚在军报，曾在罗主持下起草文件。(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07页)
党内意见分歧严重，不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难以承受那种压力，连《理论动态》也不好继续刊登文章。据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回忆，胡对梁说：有办法了，去找大将，找罗大将。梁问：为什么找他?胡答：罗大将说要发，在哪里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信高，影响大，理论上强，现在用我们这个(刊物，指《理论动态》)不行了。胡耀邦将吴江送来的稿子装进大信封，交给梁，说：我已经说好了，你送去就行。梁送到了住在翠微路一个招待所一层的罗瑞卿手中。(同上)
为证实上述说法，笔者采访了曾在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任职的杨逢春。胡耀邦在党校工作期间，杨在胡领导下，曾多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干部路线方面的大块文章，彼此是老上下级。1978年6月，胡耀邦跟罗瑞卿通电话时，杨恰在胡身边。杨回忆说：当时我搞调查研究刚从安徽回来，到老领导耀邦同志处汇报，正赶上他跟罗瑞卿同志通电话。耀邦说：“是呀，现在形势不明朗，《人民日报》压力大，不好登。”我不知道罗瑞卿同志怎么说的，只见耀邦非常高兴，连连说：“能在《解放军报》登，那太好了!”
6月24日，《解放军报》在显著位置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参与论战，把这场大是大非之争引向深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于当天全文转载。在“解放思想”与“砍旗”两种力量的激烈斗争中，在许多重量级“大人物”气势汹汹地责难，迫使大讨论“冷却”的关键时刻，马文瑞支持吴江写第二篇文章，力挺胡耀邦逆势而上，坚决斗争;罗瑞卿及时出手，义无反顾地站在“解放思想”一边，改变了较量的态势。罗瑞卿曾大义凛然地说：“那篇文章，可能还会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梳理这段历史不难发现，那场大讨论从“冷却”到坚定的过程，实际上成了将论战进行到底并取得全胜的转折点，在实现这个转折的斗争中，胡耀邦、罗瑞卿居功至伟，马文瑞功不可没。
笔者同时采访了罗瑞卿、马文瑞两家的后代罗点点和马晓力。
罗点点回忆说：“听说有个很了解耀邦同志的人知道耀邦给我父亲打电话的事，当时耀邦说第二篇文章连《人民日报》也不好登，我父亲说，那《解放军报》登。后来大形势才起了变化。”
马晓力：“我父亲也说起了这一段。我父亲说，过去我对‘罗长子’(即罗瑞卿)是有点意见的。1959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罗长子当着很多人的面对我说，马文瑞同志，我们都是部长，可要带头发言啊。当然那时持这种态度的不止他一个，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父亲很感谢罗瑞卿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从此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我哥哥告诉我，当时的形势是：被错整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早就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趋于一致，反对‘两个凡是’在党内有强大的思想基础，不能全看成一两个人的功劳。”
《标准》一文见报后，1978年6月，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二期高、中级培训班，在马文瑞主持下，全校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全体学员第一阶段用8周学习哲学，按学校的教学计划，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上，突出了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集中4天讨论以后，马文瑞召开校党委会专门听取了哲学教研室的汇报。他充分肯定了学员们学习讨论的成果，并且要求把真理标准讨论的精神贯彻到以后各门功课的教学实践中去。在党校学习的那一期领导干部对此记忆犹新，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过摇摆。
在中央党校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第二期学员，共2000多人，不少是省部级干部，是地方的负责人，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在推动全国各地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彭德怀历史上是有功劳的”
在平反党校内冤假错案的同时，马文瑞关注着彭德怀的冤案。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彭德怀一直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连名字都没人敢提起。在这次会议期间，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彭德怀还是共产党员，他的骨灰应当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
出席这次会议的马文瑞看到了陈云发言的会议《简报》，十分兴奋，11月26日他紧接着在东北组发言，指出：
彭德怀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将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时，建议中央举行一个安放仪式，同时要向外界发布消息，因为他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甚至在国际上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这样做是应该的，是会得人心的。
马文瑞与彭德怀的交往有几十年。第一次是1945年，彭德怀从前方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马文瑞当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任组织部长。到了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彭德怀临危受命，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撤离延安时，马文瑞等几位西北局的干部随军行动，有些军事会议，彭老总请西北局的同志也参加，因而常见面。在西北解放以后，彭德怀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是马文瑞的直接上级，二人的工作联系更多了。马对彭的评价是原则性强，待人诚恳，对人民赤胆忠心。
正因为如此，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别的与会者施压让马文瑞揭发彭德怀的错误时，马悄悄找老朋友习仲勋商量。他俩认为，这怎么说啊?彭老总这人谁不知道!以后咱们再也没和他一起工作，能说什么呢?还是不言喘(不做声)吧。结果，马、习二人在整个会上在彭老总的事上不发一言。所以，马文瑞感到自己白天的发言意犹未尽，回到房间又连夜伏案写发言稿，准备找机会继续深入谈谈。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坐在他身边的是广东省政协主席、老熟人王首道，他拿出发言稿请王首道看看，帮着把关。
王首道看完发言稿，异常激动，把身子凑过来，说：嗯，讲得好，是应该给彭老总一个公正的结论!不然，他老人家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呀!过了一会儿，王老激动的心情还平静不下来，又一次把身子凑过来，严肃地问：文瑞同志，我有个请求不知可不可以?
马回答：你说。
王老说：我想同你联名发这个言。也就是说，我对你这个发言不仅完全赞同，而且还要求署上我王首道的名字。
马文瑞说：我完全同意。
于是在12月4日的小组会上，马文瑞代表他和王首道作了联合发言。他们认为仅仅给彭德怀个人平反是不够的，他们第一次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这其中还包含了习仲勋等一大批受到牵连的西北老同志的平反问题。马文瑞说：
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包括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内，这个问题现在值得考虑。我们对历史也得来一次回头望，也需要分清是非。当时彭的观点也许不够全面，但正如小平同志讲的，他向主席写信是正常的。彭的信的内容讲的某些情况也是事实，所以说他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我感到很勉强。我们的意见，不要把这次对彭的批判列为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应当把与这一案件关联的黄克诚同志也解放出来，建议黄克诚同志担任名誉职务。
实际上，就是不仅提出给彭德怀平反，而且要彻底推翻所谓“党内第八次路线斗争”。
马文瑞
马文瑞、王首道的发言上了《简报》，在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和支持。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舆论在民间已持续多年，而在党内正式的高层会议上把“彭黄张周”一起提出，并明确质疑所谓“第八次路线斗争”，当属这个发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即12月24日，马文瑞和王首道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彭德怀追悼大会。
建议在会议成果中加进两条
1978年11月起，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史家称之为“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会上，马文瑞针对一些人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11月24日小组会上的长篇发言中，列举了党的历史上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批驳了“两个凡是”。他说：
一个观点正确与否拿什么来衡量，拿什么做标准呢?要澄清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总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的，我们对毛主席有感情，但在座的谁对主席没感情?有感情也不能感情用事呀!假若按照一些同志的观点总是强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怎么行得通?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但不至于说他老人家做出的每一个决策和指示都是永远正确，永远管用呀！我还是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都着重论述过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实践论》对这个观点有重大的发展，而《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这两篇文章，都是在延安抗大给学员讲课时毛主席亲自写的讲稿，我当时正在抗大学习，听毛主席讲课，记忆犹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辈子最反对教条主义，如果我们教条主义地墨守革命导师和领袖讲过的话，不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办事，那么问题就大了。毛主席说过，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说过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但经过一段时间，证明并非如此。毛主席后来又讲，铁托是块铁，很硬。
1983年安康水灾，兰州军区政委肖华上将（右1）、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左1）在安康看望抗洪救灾的解放军官兵
12月14日，小组会学习讨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马文瑞再次发言，针对华国锋总结中讲的会议取得四点成果，建议再增加两条。他说：
建议再加两条成果，一是这次会议用了相当的时间，对“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而这个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讨论中，同志们对错误的观点和行为作了揭发、批评，澄清了是非，使大家学到了很多东西，对解放思想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二是会议对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作了揭露和批评，使他们多少也承认了一些错误，这对党和国家消除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会起很大的作用。
不用说，马文瑞的第二条建议最终没有写入会议公报，但他以正式发言的方式讲出来，是对坚持“两个凡事”的人的挑战，显示了老同志在大是大非上的定力。三中全会以后，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任命马文瑞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三天后的12月28日，胡耀邦回中央党校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应党校广大师生要求，马文瑞以自己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亲身体会，在1979年1月3日，又做了补充传达，传达中，马文瑞专门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
在这次两个会上，不论是中央全会还是工作会议，同志们都十分关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半年多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而且是关系到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四个现代化的前途的大问题。思想路线有两条，一是“两个凡是”，一是按实践来检验，这也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还是实用主义地高举的问题，是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重要斗争。由于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了争论(许多人对他们进行了批驳)，大家认为收获很大。
马文瑞列出了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错误态度，介绍了与会者对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进行严肃批评帮助的情况，指出他们的错误是根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髓，是阻挠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他再次强调，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有现实意义。
许多人在回忆中说，“马文瑞是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功之人”。他从在党校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从最初安排党校理论工作者起草和修改、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入手，到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多次发言，始终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最前列，为恢复和发挥党校理论阵地的作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革中多年“靠边站”的马文瑞，在中央党校这块前沿阵地上做了几件大事。三中全会后，年届65岁的他，走上独当一面的省委书记岗位，为他在党校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马文瑞与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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