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何小原：我的青春祭：从停课闹革命到上山下乡

原创：何小原新三届 2018-08-19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18岁时的作者

何小原，1953年生于南宁，1959年起在南宁市民主路小学读书，1965年起在南宁四中读书，1968年后插过队，进过工厂。1977年冬考入广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桂林日报，桂林市文联等一些文化单位工作，创作过一些散文，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后离开机关单位到企业，现已退休。

原题

从椅子岭到广西大学

（上）

作者：何小原

这是我的青春祭。我以此作为已离我远去的青春时代的纪念。我作为个人，虽然渺小如一滴水珠，一芥草籽，一粒尘埃，但正如一滴水珠可以蕴含大海的涛声，一芥草籽可以蕴含原野的苍茫，一粒尘埃可以蕴含天地的风云。我力图真诚地真实地写出我所经历的青春时代，主要是我的思想精神经历。我相信，我经历的，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命运。未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也许可以从这里，在一个侧面上，了解我们这一代人，了解这个正迅速远去的时代。

1977年的冬天的一个上午，南宁市有机玻璃厂食堂边的篮球场上，我独自在投篮。有机玻璃厂在南宁市南边的远郊，从这再往外走就是荒凉的农村，不再有单位了。这个厂是一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厂，长期经营困难，设备简陋，到处都呈现出一种黯淡、破败的景象。现在已接近中午吃饭的时间，按照不成文的规则，职工此时可以来打打球，锻炼一下身体，有时这种活动甚至会演变成一场小型的篮球赛，让捧着饭碗围观的职工增添不少乐趣。但今天却没有其他的人来，而我是连续好几天早早来球场活动了，而我的真正目的也并不是打球，我的真正注意力其实全放在球场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上。

每天这个时候，邮递员都会来到这里，将我们工厂全部的邮件、报纸交给厂里的工会主席老邓，他同时也管收发。他清清楚楚地看见我，我希望他能叫我，告诉我有邮件。这些天，已不断听到其他单位有人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消息了。而我却一次次品尝到失望的苦味。我站在罚球线上，投进一球、两球……“投进六个球以上就会有好消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自认为是一个富于科学精神的人，但这时却情不自禁地把毫无因果关系的事情联系起来进行占卜。我投进了八个球！但邮递员已离去了，老邓肯定已把全部邮件看了一遍，又翻看报纸了。一股巨大的失望抓住了我的心，我怏怏地将球放下，去拿碗，准备去食堂打饭了。忽然，老邓叫住我，举起一个小小的黄褐色的牛皮纸信封。

我狂喜地冲上山坡。这信封上印着“广西大学革命委员会”几个红色的字。我迫不急待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用粗糙纸张打印的通知书，里面简单地通知我已被录取为广西大学七七级中文系的学生，让我限期去报到。

一股巨大的幸福感霎时将我淹没了，我心中想到的是什么话呢？我心中反复盘旋的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艰难苦困，玉汝于成”、“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句子。

我明白，我的命运巳完全改变了，我将跨进大学，将成为一个大学生，将成为众人瞩目的“天之骄子”，将开展我最喜欢的读书生活。但冥冥之中似乎又有一个声音重重地对我说，其实我的大学已像高尔基那样地在人间，在社会底层里读完了。

大学毕业照

我1953年出生在广西南宁市的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我之所以特别说革命干部，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会立刻明白我们这个家庭属于一个特别的阶层。我父亲是一个“南下干部”，他1930年代在广西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属于被“一二九”救亡运动激发起来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哥哥，一个中山大学的学生一起激情澎湃地参加运动，之后，他哥哥回到课堂，成为一个高级工程师，走技术救国的道路，他则再也没有回到课堂，他去了延安，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他相信共产主义是真理，能拯救中国的危亡。

他选择的道路。对家族的历史和阶级来说，是一个叛逆，因为他的伯父何天炯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孙中山的重要战友。何天炯是同盟会的会计，和黄兴、胡汉民是同一个级别的干部，是国民党的早期领导之一。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也参加了同盟会和国民党早期不少的活动，但他的地位和作用，自然远不如他的哥哥，但凭借哥哥“党国巨子”的名望，他也做过好几个县的县长，在广东老家，是大地主和有名望的乡绅。

1949年，我父亲随着解放军胜利的滚滚洪流，参加“南下干部工作团”，随四野的大军接收广西的政权，他的第一个职务，是玉林县委书记。这时他还是单身，却是年轻的老革命了。他选择了我母亲结婚，我母亲当时以美貌、聪慧、追求进步而称誉玉林县城，她是厦门大学女大学生，这在县城里是很少有的。她出身玉林有名的大地主家族，但也是共青团玉林县委的干部。他们的婚姻，当时是被人们羡慕的。

我是他们调到南宁工作后才出生的，我童年早期的记忆确也是美好的。我记得家里有好几个保姆，我们每个兄弟都有一个自己的保姆。家里经常有很多糖、饼干和水果。父母常带我去看京戏，我对京戏的回忆和鲁迅在《社戏》中描写的完全一样，由于我的哭闹，父母不得不带我回家。但在我六岁的时候，家里发生重大变故了。

1950年代不断地发起政治运动，我母亲终于不幸成为牺牲品，她被人揭发在初中时参加过三青团。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能搞什么政治活动呢？但她被判定为历史反革命，我父亲是很讲党性的，很快和我母亲离了婚。我还记得在一个细雨霏霏的黄昏，我母亲穿着雨衣，推着单车，接我离开幼儿园。离开幼儿园后，我们却不回家，我坐在单车后坐上，母亲推着我，吃力地在一条陌生的泥泞的黄泥山坡道路上走。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回家，母亲也不回答我。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工厂的一间平房宿舍，这个工厂是我母亲劳改的地方，我的哥哥弟弟已先到这里了。

当我母亲听到我父亲很快又结婚的消息时，她躲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哭得天昏地暗，我心惊胆颤地依偎在床边。她将她的四个孩子紧紧抓住，不时将我们通通搂入怀中，她不停地号啕大哭，我们则不知所措。这幕情景是我永生难忘的。如果有谁在童年的时候经历过这样重大的变故，就会明白这变故会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中留在多么深的伤痕吧！

我们兄弟几人星期日常还要回到父亲身边，但要回到位于南宁市七星路自治区政府厅局长高干集中居住的第一宿舍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建筑在一大片梨园之中，由许多幢小别墅构成的宿舍区，还有一个很大的池塘，绿水荡漾，春天的时候，一大片如云朵一般雪白的梨花会将一幢幢小别墅遮蔽得若隐若现）。这第一宿舍门口门禁森严，门口有两个解放军荷枪站岗，每次进去都要被反复盘问后才得放进，每一次我们都感觉到受到了很大的羞辱。

进去后，我们背后常有阿姨指指点点，过去宿舍里常和我们玩的小伙伴有些也不和我们玩了。我们变成了低人一等的孩子。在学校里，我们常被要求填写各种表明家庭出身的表格，这个时刻，我们总是非常难受，因为在填完革命干部家庭之后，我们在社会关系栏里还不得不写上“生母，历史反革命”这样的字样。也许由于这些缘故，在我幼小的内心深处，是很敏感的，一方面很自尊自傲，另一方面又很自卑。

我六岁半的时候，母亲就安排我上小学读书，我读的小学，叫民主路小学。这是一所很好的小学，师资好，学生几乎全是干部子弟，这个学校有一股很强烈的精英意识。我在三年级以前，成绩很平常，三年级后，成绩忽然好起来了。有一个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拿到班上去朗读。

其实那作文回想起来是写得不好的，老是模仿范文的腔调，虚情假意。老师似乎看重的是我经常能用上“兴高彩烈”“万紫千红”这样的形容词。但这种表扬使我产生了能写文章的自信心和上进心。等到我上了初中之后，我确实成为从各方面看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各科成绩都居班上前列，我担当了少先队的大队委，常代表班级参加各种活动和发表讲话。

我们这一代人，常被人称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的，我们这一代人，在那种时代氛围中，是特别听党和政府的话，是特别相信报纸上宣传的一切的。我妈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没有使她“落后”，反而使她变得更加革命。她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加班是常事。她写私人信件从不用公家的一个信封一张信笺。

母亲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能回到革命队伍。她时刻都教育我们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热爱党和毛主席。“九评”发表的时候，在家里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人是轮流朗读的，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不可能懂得这些理论，我却觉得这些文章写得好极了，真雄辩，真雄伟，我一点也不怀疑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比苏联老大哥还更懂马列主义和更坚持马列主义让我非常骄傲。

但我那时最喜欢的书还是非政治性的课外读物，特别是一些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苏联版）《地球的宝藏》之类的书籍是我最心爱的读物。《地球的宝藏》是一本地质学科普读物，它让我沉迷于“火成岩”“水成岩”，让我常向同学讲述铁矿石、铜矿石形成的原因和找到它们的故事。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有影响的话剧《年轻的一代》，让我把未来的理想确定为做一个地质队员，父母的强烈反对也未能使我动摇。

我把地质勘探队员的生活看成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团体与旅游家、探险家的结合。如果不是后来爆发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会去报考地质大学。很多年以后，我到一家公司工作，有机会和一个地质大队合作开矿，多次到这个地质队总部做客，才知道那些地质队员的生活其实是那样的凄凉、黯淡无光，毫无浪漫色彩。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我是南宁市四中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学校随着报纸广播上的号召，不断召开各种各样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批判会、声讨会。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姓董的胆子很小的女老师，一天，她找到我，希望我把班上的事负责起来。她的神色非常紧张，她不是当权派、学术权威，政治历史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我感到她就像是一只可怜巴巴的小动物，在风暴到来之前要赶紧找一个山洞躲藏起来，离人越远越好。

我是一个才十三岁半的孩子，怎么懂得负责呢？但我却以自以为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无畏的气概应承下来了。反正学校也已经不上课了，每天只是开各种批判会。我找来五个出身最好的同学，组成“五人小组”，自封为革命领导核心，组织同学参加各种活动。我们感到除了报纸上号召的革命目标之外，我们也应该有自已的革命目标。于是我们将一个女同学拿来当资产阶级分子批斗了一番。其实她除了出身是资本家之外，就是学习成绩差一些，较贪吃贪玩，人缘较差而已。

不久，从北京传来各种各样的革命新生事物，各地的人们纷纷效仿。北京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自然是革命的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新生事物就是红卫兵。南宁市红卫兵的成立大会是在自治区体育场召开的，那是能容纳人最多的地方。南宁市各学校的学生都集中到了体育场。在主席台就坐的人除了广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学生领袖，还有几个从北京来的红卫兵，他们是贵宾。其中有三个走了下来，在跑道上慢慢地走，两个女生一个男生，都穿着很合体的绿军装，扎着军皮带，佩带的红卫兵袖章比我们的长上老大一节，很牛逼很酷。同学们的目光都投向他们，他们则不理不睬，态度高傲而冷淡。

我看着他们，忽而想到了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忽而又想到了沙俄的贵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头脑里便灌满了父辈们各种光辉传奇的革命故事，只恨生得太晚，不能参与，现在机会不就来了吗？我们很狂热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投身一切革命行动。英国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描绘了一个由“老大哥”领导和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少年儿童是“老大哥”最热烈最忠实的党徒，这个作者太有预见力了！

忽然从北京又传来了“老子革命儿光荣，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王八生儿会打洞”这样宣传血统论的粗暴粗鄙的口号，哪一个人是革命的，或者是被革命的，似乎都要由家庭出身来决定。每一个同学都受到了更严格的出身审查。我本能地感到不妙，这时我们兄弟们虽都已离开母亲，回到了父亲身边，但生母的问题，就像是一块原罪的烙印，是不会也无法去掉的。我就像是一个有案底的罪犯一样，预先感觉到要落网。

果然，我本是入选要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可名字被换下来了。第二天，我来到教室，其他四个“革命领导核心”的同学都不再理我，而且将我驱逐出教室！他们本来都是我最铁杆的朋友啊！而且过去他们是拥戴我为头的。我看见他们眼中闪着羞愧和惊慌的神色，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我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不许革命！我像阿Q似的失落。我和一个好友去市郊的青山（当时还不是风景公园，只是一个郊野林场）逍遥了几天。

我把不许革命的苦闷告诉了父亲。父亲告诉我一个革命故事。据他说，萧华在长征时因某个问题被赶出革命队伍，可是他就是不肯离开，赖在革命队伍里，最后还是又参加了革命。他意思说我也应赖着参加革命。这是我们父子之间少有的几次深入交流之一。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忙于工作，在吃饭的时候，他会几次中断去接听电话，有时甚至匆匆离开。他没有时间管我们的事情。但他是我崇拜的革命英雄。随着我的成长，这种色彩越来越淡了，最终他的形象在某个时期变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党的官僚分子，但这已是后话了。

我便赖着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幸而后来“血统论”似乎也受到了某种批判，出身差点也可以参加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了。我仍天天到学校去，看大字报或者写大字报。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写了通宵的批判各种封资修的大字报，和我们在一起的其中有一个是高中的同学。

在那个时候，同学间班级、年级的界限都被打破了。这个同学品学兼优，才华出众，具有学生领袖的魅力，他当时在学校很有名，他也如同我似的，因家庭出身的某个问题，在上北京的火车快要开动前被拉了下来。他后来在红卫兵大分裂的时候，成为与我们对立一派红卫兵组织的领袖，在他们那一派组织最危险，实际上已陷入绝境的时刻也不肯离开火线，不肯投降，死在巷战里。

在半夜的时候，这个同学慷慨激情地用小提琴拉起了《国际歌》。他披着一件军大衣来抵御深夜的寒气，脸上充满坚毅的神色，头微微倾斜着夹住小提琴，激越的音符从他弓弦下优美地流淌出来，他的形象很有一种油画感。我们都随着琴声唱起了《国际歌》，琴声歌声在寂静的夜色中飘荡出很远。此情此景，使我仿佛置身于苏联的一部电影《以革命的名义》描写的十月革命的某个场景。

后来开批斗会的暴力色彩也升级了。殴打“牛鬼蛇神”（各种阶级敌人）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成了革命性的一种证明，特别是出身军队家庭的同学，喜欢穿着军装，挥舞着有铜扣的皮带殴打“牛鬼蛇神”。打得越凶狠就越革命。

一次，一位被当成是牛鬼蛇神的老师被一群学生围在墙角殴打，我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也硬着心肠进去踢了两脚。我转身离去时，这个老师抱着头，蜷缩在墙边，满脸凄凉、哀哀无告的形象久久留在我心里，我情不自禁地忽然产生出一个疑问：“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打他就是对的呢？如果他们是资产阶级，我们是无产阶级；那为什么资产阶级就是错的，无产阶级就是对的呢？”

我大吃一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我这样不就是怀疑革命了吗？！不就是成为叛徒了吗？我想忘掉这个疑问，但没有用，越想忘掉它，它就越清楚地出现在心里，它就像毒蛇一样盘踞在那里，再也不离开了。

有一次，我趁着同学都不在，拿着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像前虔诚地向毛主席请罪。毛主席微笑地看着我，一时我的罪过似乎解除了，可是不会有多久，那个问题又像恶魔一般地出现了。《毛主席语录》是革命的红宝书，能解决一切问题。很多语录我早就能背诵了，但为了解决问题，我认认真真地将《毛主席语录》一字不拉地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但这本圣书竟然也不管用。它只是简单地宣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或者他宣称代表人民。代表人民当然是很好的，但问题马上就会跟着来了：“为什么代表人民的是他而不是其他人呢？”

我不能把这个疑问拿去问任何人，无论是父母、兄弟或者是同学。我简直要疯掉了。我觉得自己是得了精神病。我只好强硬地对自己说：“不为什么，无产阶级反正是对的，是正义的。”幸而，后来那个问问题的恶魔似乎对我也厌倦了，不再纠缠着我不放。我似乎也真的忘记掉这个问题了，我仍和其他的同学一样热情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是更热情地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们坐火车串联，然后徒步长征。“关心国家大事”，“经风雨，见世面”是我们最响亮的口号。我们将街头收集来的形形色色，经常是观点互相矛盾互相攻击的传单散发给农民，在田里犁田的农民从田里爬上来，欢迎我们，热烈地接受这些传单，我们不知道这些传单对农民最大的用途就是做卷烟纸和便后的手纸。

到了1967年的春天，全国各地原来是山头林立的群众组织忽然纷纷一致地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每一派都毫无例外地宣称自己“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但同时就攻击对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大派要做的事也是高度一致的，就是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自己是无产阶级。

广西的两大派是围绕着这么一个问题分裂的：每一派都各自拥护了一个原来的自治区领导干部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然后各自攻击对方拥护的领导干部为“走资派”，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我一个小孩子当然对这两个领导干部究竟是什么人都毫无认识，无法判断这一问题。但当时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似乎就必须参加一派反对另外一派。要解决这个问题真需要海德格尔的“激情一跃”了。我便“激情一跃”地参加了“联指”这一派。

幸运的是，后来我发现，我的好同学、好朋友多数参加了这一派（现在事后分析，可以看出两大派的分野是隐隐地有阶级基础的。参加“联指”的多是社会上层阶级或者他们的子女，参加“4.22”的多属下层阶级或者他们的子女，宛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分立）；更加幸运的是，到后来我们这一派算是胜利的一派，可以自豪地宣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方的那一派在党中央、毛主席失去耐心的情况下，胡乱作为“土匪”被剿灭掉了。

当时的两大派都像唐·吉柯德似的英勇地狂热地进行斗争，拒绝一切调和和妥协，拒绝相信与之搏斗的仅仅是一架风车而已。从“文斗”上升为“武斗”，最后进行的是血腥的内战。结局是悲惨和灾难牲的，但我们作为剧中人当时却毫不知情，我们充满了参加革命“天翻地复慨而慷”的豪情。

到了1968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一派红卫兵的胜利到达顶点，我们实际上已掌握了学校的一切权力，但我的命运又发生变化了。就在这年底，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大多数的在校中学生将下乡去当农民。那么我的初中，其实不过只读了一年书，搞了两年的运动，就要这样结束了。说心里话，我是不愿意下乡去当农民的，我渴望能上高中继续读书。

我虽然也像其他同学一样，写了下乡插队申请书，那是虚假的。但我知道，我已不可能升高中读书，我注定要离开学校去插队了，因为我“生母问题”的原罪又发作了。因不久前，我们的红卫兵组织与某个小的红卫兵组织发生了一些矛盾，可能是我在辩论中表现过于积极，对方突然很凶狠地揭发我生母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很有“绝杀”力量的，我方在场的红卫兵头头们一下子都哑口无言了，我也狼狈不堪。我其实也属于“头头”之一，我是常委。

当然，我不是真正的领导，我只是作为低年级的学生代表、“铁杆分子”选上去的，真正有权的是那几个高中同学，其中有一个后来就直接留校当了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他是第一把手。我想，他那时就一定把我从读高中同学的名单中划掉了，虽然他和我私交一直很好，知道我喜欢读书，渴望能继续读高中，遇见我总是亲热地叫我“小博士”（这是我在学校的外号）。但他肯定也认为，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是最重要的。

再见了学校！我要去插队了！

下乡的那一天，全南宁市的中学生都集中在朝阳广场开誓师大会，包括下乡的同学和留校的同学。下乡的同学都得到送上的一朵大红花和一套《毛选》，散会后就在锣鼓声中分成一队队朝自己插队的公社和生产队步行前往。在欢乐喧闹的锣鼓声中，我想，真正欢乐要庆祝的是留校的同学，下乡的同学内心，绝大多数是五味杂陈，就我自己，一方面，不能说没有一些按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去”的激情，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本能地产生的如同亚当被上帝逐出伊甸乐园一般的恐惧、悲伤和痛苦。

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叫沙井公社乐贤生产队，在市郊，但是在最远的市郊，大约离城十五六公里。后来在我们往返习惯后，大约步行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了，但去的那天却觉得非常远，走了整整一天，累得筋疲力尽，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

我们的村子坐落在一道低矮的山梁上，村前有一条小溪，平时清彻见底，可以趟水而过，是村民饮水洗衣的水源地，但到夏天的暴雨时，它就会变成一道凶猛的无法通行的巨流。村后是一片稻田，远处有一些树丛划出边界，树丛后便是深切的河谷，一条大河，邕江从那蜿蜒而过。山粱上农民的屋舍多用泥土、泥砖简陋筑成，一些围绕屋前屋后的橄榄树、扁桃树、毛竹丛给这个村庄带来了一些绿色。

我们村子最引人注目的景物，是村子中央的一棵古老巨大的樟树，这樟树十分高大，枝叶疏朗，在好几里地之外远远地都可以看见，七八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黄昏时分，大群的乌鸦围绕着这棵大树飞翔鸣叫，栖息此树。夕阳西下，百鸟投林，很有一些苍茫神异的气息。

村名叫乐贤，很文典，似乎应该跟颜回一类安贫乐道的贤人有点关连，但这个村子实际上毫无特别的文化色彩。这个村子的农民都姓黄，都自称祖上来自山东白马县，他们都说一种独特的称为平话的方言，南宁郊区的农民多数也讲这种方言。后来据学者考证，这些农民都是宋代名将狄青“平南”时的部下的后代。

这样说来，这些农民原来是一支边防屯垦军了。明清两代都兵民分户，这些农民是否也属兵户？无人说得清楚，但我们见到的这些农民早已“泯然众人”了，都是一些“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日后我读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著作，他论述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国民党改造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共产党改造了中国社会的下层。这时，我往往就会想起这个村子的农民形象。

共产党发起的革命运动之犁确实翻动重组了中国社会最深层的地基，不管它是好还是坏。这个村的农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也带上了不少“革命化”的色彩。每天生产队出工之前，农民都要集中到大樟树下的队部之前排队，学习一两段毛主席语录，唱一两首毛主席语录歌。每天吃晚饭以前，农民全家在饭桌前也手持毛主席语录，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完成这一半宗教色彩的仪式后才开饭。这种仪式多半由知青带领，在我们和农民同吃的时期里，始终保持了这让人十分不自然的仪式。

我在农村，第一关要过的便是“劳动关”。这并非易事，应该说，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不惟生活环境一下变化太大，过去我们从未真正干过农活，而且因我当时年纪还太小，插队时，我才十五岁半，个子又小，力气弱，不少重活苦活确实超过了这个年纪可以承受的程度。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上山挑松茅（带叶的松树枝柴火），那山坡的陡峭就是徒手攀登也非易事，我们却需要从松树林中的野草灌木丛中将松茅收集起来，先分扎成小捆，然后合成大捆，然后又用两头尖尖的扁担将它们穿起挑上山坡顶，当我们精疲力尽地向上攀爬时，不是后面的松茅捆被松树阻住了，就是更坏，散掉了，让我们欲哭无泪。

就是我们攀爬到了山坡顶，苦难也是刚开始呢！烈日下和脚下是一条长达十几里崎岖的山路，而那沉重的松茅担子我们挑不了十几步肩膀就火辣辣地疼起来了。当我们回到村里时，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形容：就像是从地狱中挣扎回来的鬼魂。

如果是在大太阳天给甘蔗除草，你的选择是：要么是给蔗叶割得浑身伤口，要么穿上长衣长裤热得你如在蒸笼一般。如果下田插秧，除了水泡弯腰，还会有无数的蚂蝗悄悄地在你腿上吸血，而过去在城里，在水里看见蚂蝗朝你游来，心中无法抑制的恐惧一定会让你仓皇而逃。郑也夫（现为北大教授）说他在下乡时就发明了“不劳动理论”，而且在知青中宣讲；甘阳（现为香港大学教授）说他插队时成天打架，自己打或者策划别人打；阿城（著名作家）描写的知青生活有一种道家的飘逸气息。而我经历的知青生活，就我自己和身边大多数的知青而言，是非常老实而又认真地去劳动煅炼的。

我们的工分本上，有好几次每月出工三十三、三十四天的纪录，因为晚上还加了班。过了大约一年，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和农民一样干活了。举一个例子。第一次我们挑菜进城时，中途休息了三十五次，有些知青在中途还偷偷把一些菜丢掉了，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挨到了菜场，菜场已经下班了；而半年后第二次我们挑菜进城，中途只休息了一次，挑菜的速度基本和农民一样了。烧窑挑砖，是一个重活，我们挑的每担砖都在一百二十斤以上，而且要走颤悠悠的“过山跳”，一干就是一整天。当我们穿着短裤，打着赤膊，浑身泥汗地担砖在“过山跳”上行走时，谁能分得清谁是农民谁是知青呢？

我在农村最喜欢干的活就是“看松茅”了。我们甫下乡，村子里便开过一个会，农民们议论：毛主席给我们派来这么多学生，又没给增加田，怎么办？农民们还是很有智慧的，无田可种，只有兴工取利，仿佛日后改革开放后要走乡村工业的道路，但当年无技术无资本，农民议的“工”，就只能是最传统的乡村工业：烧砖瓦窑。村旁的邕江提供了销售运输水道，江边本有几口旧窑，略加修理便可开工了。

因此我们在农村干的活许多与烧砖窑有关。烧砖窑的活多是苦活累活，但有一项活计是较轻松的，就是“看松茅”。烧砖窑需要许多的柴火，这些柴火只有到附近的山岭上去砍，砍了柴火后要晒干才能挑回来，为了防止邻村的农民偷盗，就需要派人上山去看守，这活计便叫“看松茅”，很幸运，有段时间，我常被派上山去“看松茅”。

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大片绵延起伏生长着郁郁苍苍松树林的山岭，这山岭将沙井公社和相邻的公社分隔开来。这山地属于国营的七坡林场所有，这片森林，也是附近农民柴火的来源，农民上山，可以砍野生的杂树，不能砍松树，如果是集体经济需要，申报一声，松枝也是可以砍取的。我经常上山“看松茅”。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个和我很要好的知青同学，他比我大不了多少，在很多方面，却像哥哥一样地照顾我。

我们不久就把村子附近的山岭熟悉了。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淙淙清澈、可以饮用的山泉水；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大片的豆捻灌木林，豆捻是一种可食而不可多食的甜味野果；我们知道将危险的可以引起皮肤过敏的漆树，和相似的可以安全做柴火用的盐子柴区分开来；我们知道有一条山谷，那里有许多的野百合，百合可以入药，夏天的时候百合花开放，十分美丽；我们知道野外在松树林里休息，应该到山脊高处，那里一般不会有野草和灌木丛生长，多年落下的松针就像一条金黄色的厚毛毯铺在地上，让那里的山坡既清洁、干爽又开阔，宜坐宜卧。

椅子岭是我们村子附近山岭的最高峰，在那里，视野十分开阔，可以看见我们村子和附近几个村子，可以看见邕江在原野上宛转流淌，那原野是那样的辽阔，天尽头，是淡紫色的山影和烟云，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看见南宁，那些遥远的让我们怀念的城市建筑物在太阳下发出模糊的白光。

但是，我怀念在椅子岭上看松茅的生活，不仅因为这是较轻松快乐的农活，更重要的是，我离开学校以后大量读书的自学生活，首先就是在这山岭上开展的，那寂静的松树林成了我最好的课堂。到了山上后，通常是我的同伴去巡山，我坐在松树下读书。

我首先阅读的是四卷本的《毛选》，因为这是最容易得到的读物。研读的结果，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让我熟悉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然后下一步我比较不一般的啃读，就是去啃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之所以如此，回想起来，重大的缘由，还是因为这是父亲家中最容易找到的书籍。

父亲的藏书，不算多也不算少，几部大部头的书，有《史记》《资治通鉴》《鲁迅全集》《红楼梦》之类的，但那些书，有些是我们自己在“破四旧”的狂热中烧掉了，没烧掉的是后来红卫兵来抄家时收走了，我记得红卫兵把《鲁迅全集》都收走了，因此父亲的书柜中留下的基本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无疑是艰涩的，但无所渭，因为我有大把难以排遣的时间。

啃读的结果让我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因为多年前困扰我的重大问题：为什么无产阶级是对的，资产阶级是错的在这里似乎得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极为清楚有力严谨科学的逻辑向我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即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是被这个基础决定，也为这个基础服务的。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又会促使新的生产关系出现，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的到来了。而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几个历史阶段，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必然要埋葬资产阶级，建立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阐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理，它的唯物辩证法还囊括了整个自然宇宙的真理。这宏大庄严的真理的叙述，在这寂静的山林里，让我体验到了一种得道的极度狂喜。我好像脱离了凡俗卑琐的人间，攀登上一个极高的山峰，不畏浮云遮眼，看到了别人没有看见的难以言喻的美景，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图景都在我眼前出现了。有一段时间，我把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像口诀似地背来背去。

但是我在椅子岭上超凡脱俗的读书生活，并不能取代我在山下凡俗严酷的生活。它虽然在我的精神发展中很重要，但其实仍然是我在农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必然是在山下在人间的凡俗严酷的生活。我们刚下乡时，都自发组成了几个学习小组，晚上政治学习，我还写日记，检查自己，要求自己努力向农民学习，“斗私批修”，改造自己“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等等。在严酷的生活中，这些“革命”的组织和生活不知不觉地都消散了、停止了，或者改变了。

我们最引以为自豪表现知青革命性集体性的知青食堂，也由于无人去挑水和油米盐柴之类的小问题（其实是大问题）解散了。我们变得和普通农民一样现实，每人都自顾自。我们在农村看到和体验的生活与报纸书籍宣传的反差太大了，无法不叛逆性地产生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我们在农村过的生活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这不是文学夸张，而是真实的实情。

我的一位同学，他的父亲是文化厅长，到宾阳去插队了，他在给我的来信中悲叹：“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饱饭啊！”他的来信被传阅，他的悲叹引起大家不约而同的悲鸣。饥肠辘辘在农村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始终如影如随地跟着我们。农民在田间休息聚谈时，主题永远是各种吃食。也会谈女人，但分量很小。经常会打赌，例如一口气吃五十个鸡蛋或者五斤猪肉之类，弄得大家馋涎欲滴，但打赌永远不会进行，因为没有人舍得拿出那些东西。

我们曾为了仅仅是吃上一碗有肉的米粉，走了好几公里到集镇上去，然后又赶回来，因为下午还要出工。劳动是那样沉重，生活却如此贫困。我们这个村子虽然是个郊区村，工分值却低到十个工分只值两角八分钱（壮劳力一天八个工分）。村子附近是金鸡火车站，南宁到金鸡站的票价是三角钱（一碗有肉的米粉是一角五分钱，一个波萝面包是五分钱）。开始我们曾经早上从南宁乘火车赶来生产队出工，后来当我们和农民一样算账时，就不再干这样算政治账的事了。村子里富的农民和穷的农民的区别就是家里有没有暖水瓶，什么手表单车收音机属于天方夜谭。

插队生活的痛苦，除了劳动的沉重，物质的贫困之外，还有一大部分是来自精神上的，观念的崩溃，或者“除魅”：我们无法找到这种生活的意义。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不少人在鼓动中一开始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激情，他们就像宗教徒一样，想在农村的劳动中找到劳动之上的“革命意义”，就像清教徒想在劳动中找到灵魂的救赎，但在黯淡的现实中，革命幻象消散了。我们无法相信，如果我们变成和这些农民一样，这种生活有什么美好之处。

这些农民是善良的，同时也是愚味麻木的，他们在困苦的生活中只是默默忍耐，近现代各种让中国天翻地覆的左右他们命运的力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他们一律逆来顺受，他们的人生，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动物性生存，他们挂在嘴边的生活格言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就算有时候他们对我们再教育，也是和教科书上说的大相径庭，我们请他们“忆苦思甜”，他们说，最苦的时候就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了，被民兵逼着押着去修水库，后来就饿死人了。

请他们回忆帮地主干活的时候，他们就说，地主对我们很好的，帮他收稻子的时候，有肉吃有酒喝，因为想让我们快点收完稻子嘛！唉，那是我们生活最好过的时候了！知青中逐渐弥漫着悲伤、迷惘的情绪。北岛、食指、芒克和顾城在白洋淀阅读现代派的文学作品，开始创作“白洋淀”派诗歌。我不知道广西有哪个村的知青有这么成熟的思想运动和文学创作，我们还是很幼稚的，但我们的“迷惘思潮”确实是对当时报纸广播宣传的思想的一种叛逆。

我们的反思主要是通过与同学朋友的通信表达出来，在这些通信中有时会对社会问题表达一些独特的离经叛道的看法。我们的叛逆还表现在开始唱“黄色歌曲”（印尼歌曲、苏联歌曲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电影插曲），这些“黄色歌曲”似乎变成了知青之歌，因为这些悲伤忧郁的歌曲应和了知青的心绪（我们听到有个南京知青写了首《再见，南京！》，但我们始终没有听过这首歌，后来据说这首歌作为反动歌曲被查禁了）。

我们的知青同学中有一个外号叫“大怪”的，他的爸爸是二中的音乐老师，他有一本“黄色歌曲”歌本和一把破破烂烂的吉它，他会唱很多“黄色歌曲”，大家收工后就跑到他房间唱歌。我们很想读书，可是找不到什么书读，大家开始后悔，“破四旧”的时候把这么多的书都烧了。“大怪”带来了半本《水浒》，半本《上海的早晨》，被大家当作宝典轮流看，但后来也变成了“大怪”的烟纸和大家如厕的手纸，因为当时根本找不到其他的纸，专用草纸是不可想像的奢侈之物。

还有一个知青同学小时候是习美术的，他带来了些经典油画册，一些经典名画给我很大的影响，那时我特别喜欢俄罗斯画家希什金画的风景画，他笔下的俄罗斯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美啊！这些画给我心灵带来很大的感动，我长久地凝视这些画，这些画不仅描绘了美好的大自然，而且还蕴含了一种温暖的、光亮的、永恒的人性之美。无论姚文元如何批判它们是资产阶级文艺都抹杀不了这种美，而在革命的“样板戏”中，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感受不到美。

我们的心灵实际上是渐渐地从从小被灌输的革命“神性”中脱离出来，去寻找人性，肯定人性，肯定人性之美。当时我们没有这种思想高度，但我们的心灵是朝这个方向走。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迷惘”在非知青群体之外不太容易得到理解，导致了我们高度的知青群体意识，我们拒斥知青群体之外的人。就像列宁说的，无产阶级在天涯海角凭着《国际歌》可以找到同志一样，我们和一个人聊天，几句话就可以从语言的气息上判别他是不是知青了。知青见面，惺惺相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相似！”

在我们劳动的田间，有一条南宁到凭祥的铁路穿过，每一趟火车通过的时间都很准时，农民把它们当作钟表一般来运用。那时我很羡慕列车员，觉得他们是很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去陌生的远方。每次列车飞驰而过的时候，我都惆怅地望着它们消失在远方。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我的一辈子都要在这个村子度过吗？当时的报纸广播宣传，知青去农村是要一辈子的。（未完待续）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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