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倪小英：孤独的口琴声与心底的芭蕾梦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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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倪小英：孤独的口琴声与心底的芭蕾梦

倪小英新三届 2020-08-25

编者的话：老知青小英的绘图小人儿书又有续集了，这一次她讲述知青时代无法排遣，像一把刀子撕扯心灵的孤独寂寞。有两样东西是知青们常带着的，笛子还有口琴，而唯有口琴是绝配，也唯有口琴，能吹出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

作者简介

倪小英，郑州八中六八届初中生，一九六九年元月初下放到河南省固始县汪棚公社连山大队院墙生产队插队，回城后在郑州骨科医院药剂科工作，自幼喜欢绘画，如今已退休。

知青五章

文 | 倪小英

绘画 |倪小英

牛棚里的告别

1968年年底，我已办好插队的手续，户口迁到了农村，只等着出发的那一天。那个时期，整个城市都是乱哄哄的，学生插队，干部下放，满大街都是背着绿挎包行色匆匆的人们。我的姐姐和哥哥都于前一年分别去了黑龙江兵团和河南农村插队，父母在省直机关斗批该团参加“斗、批、改，家中还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妹妹，一家人难得见一次面。

1969年元旦刚过，得知父母他们马上就要去干校，我赶在他们走之前去见上一面。父母所在的斗批改一团在省委党校，我到了那里天已黑了。

一进大门，满院子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那里面有许多我熟悉的名字，父亲的名字被颠倒着写在大标语上，用红笔画着大大的“X”。此时文革已过三年，我早已习惯了这一切。好不容易找到父亲住的牛棚，那真是一间名副其实的牛棚：屋内没有床，地上铺满了稻草，一群“牛鬼蛇神”横七竖八的躺在稻草上。

昏暗的灯光下，他们黑黢黢的脸和满头的白发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几乎看不出他们都是谁，但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国内知名的艺术家、画家和作家。在这些众多的白发中，我没看到早已满头白发的父亲。

那些“牛鬼蛇神”热情地招呼我进来，并指了指门后，我看到门后有一张破旧的小床，父亲躺在上面，他的腰病犯了，大伙把唯一的一张床让给了他，这深深的“牛鬼”情既让人感动又令人心酸，他们中的好几个人都比父亲岁数大，却都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的稻草中。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很伤感，怕父亲伤心，我故作轻松地向他告别，并说我插队的地方固始县是个好地方，种水稻，不用吃杂粮。一位年纪最大的老画家对我说，那个地方很有文化底蕴，如何如何好，说句老实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的文化底蕴在哪里，只知那个地方的固始鸡又肥又大名满天下。

说了几句，父亲催我快走：“爸爸的问题非常严重，我实在是顾不上管你们了，照顾好自己吧！”

牛棚里的人不能长时间的和家人会面，我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匆匆离去。

出了牛棚，院子里的冷风让我直哆嗦，我的心已经凉到了底，沉重得连腿都迈不开。想起父亲刚才的话，我非常害怕：不知父亲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什么样的噩运在等着我们。那一刻，我感到生活中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只有无尽的苦难向我涌来。

走了几步，远处有个步履蹒跚的人影晃动，走进一看，原来是父亲机关里的一位阿姨，我跟她很熟，那是位令人亲近的长者。她被打成了叛徒，无论如何我也难以把她和甫志高联系起来。听大人们说，她一直未婚，兄弟姐妹十人中，有三个是将军，其他大都官居显位，她本人也是抗大出来的老革命。

我慌忙过去和她打招呼，她依然和蔼可亲，明显地老了许多，我清楚地感受到她内心的沉重。她背了一个像农民工那样用被单包起的巨大的包袱，小小的个子被压弯了腰，说了两句话她急匆匆离去。望着她满头白发被冬日的冷风刮得乱糟糟的背影，想起牛棚中的那一幕，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我晃晃悠悠地站立不住，坐在马路边的台阶上，掩面而泣。

两天后，我踏上远去的列车，开始了我的插队生活。一年后，两个妹妹去了内蒙兵团。

这期间，我们家的七口人全部下放：父母在黄泛区的干校，姐姐在黑龙江兵团，两个妹妹在内蒙古兵团，我和哥哥插队，这样的状况，恐怕在全国也不多见。

孤独的口琴声

这世上还有什么琴声能像口琴吹出的旋律那样的孤独？

有这样刻骨铭心感受的人又曾经历了怎样的孤独？我想，那是整整一代人的孤独，是所有知青的孤独。

我们成长的青少年时代，大众的音乐教育远远不像现今这样普及，有根笛子吹就算不错，谁要有个口琴，那就是件奢侈品。二把刀的笛子演奏者吹出的笛声，很像五音不全的人在唱歌，远不及口琴吹出的声音清脆丰满。

小时候家中有个口琴，很老的那种，琴格还是木头的。不知是谁的，父母好像也不曾吹过，我们姊妹几个没事就瞎吹一气，没什么章法，吹出的琴声也让我们快乐无边。盼望着有个口琴，是那个年代大多数孩子的梦想，这梦想在插队前才得以实现。

那是个最普通的口琴，当时的价格可能是两三块钱。琴的结构已有进步，琴格已变成绿色塑料的，我们组的三个女生每人都带了一个，三个男生则有两人带了笛子。

乡下的农活很重，特别是农忙时，白天插秧，夜里拔秧，累的叮呤当啷只想睡觉，口琴常常被扔在一边，难得吹一回。有时累得躺在床上，浑身酸痛得睡不着觉，看看枕边的口琴，想起当初憧憬着有了口琴那一天，我一定狂吹不止的情形，真有些哭笑不得。

偶尔有口琴声响起的时候，那一定是想家的时候，一定是孤独的时候。

我吹口琴全是瞎吹，凡是我会唱的歌，有没有谱子都能吹出来。下雨的时候猫在屋里，那是难得的清闲。这时候，我们几个会一起吹，吹当年的那些革命歌曲，也吹小时候唱过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将那过去的事情》，虽然我们几个都是二把刀，众人合吹的时候我们依然乐得一塌糊涂。但琴声停止后，那亘古的孤独又会袭来。我知道，那是心灵的孤独，任何琴声都不能将它从心中抹去。

那几个男生笛子吹得比我们好多了，宣传队水平。有次他们探亲回来，拿着一张歌片大声唱，完了就开始吹，那悠远的旋律是蒙古民歌的风格，非常好听。“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一轮红日升，草原北京万里远，牧民和毛主席心相连。我爱马场……好几段，记不起来了。听了几遍，我就有些印象，拿着口琴开始吹，不论吹的水平怎样糟糕。蒙古民歌有些苍凉悲怆的感觉，我常被自己的琴声感动，我想，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无论什么样的人，在他痛苦的时候，都能在音乐中寻找到慰藉。

心情不好时，我会一个人吹。有时吹着也会走神，那时父亲还关在牛棚，一家人天各一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活才能回到从前，对我来说，那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从小喜欢芭蕾，对《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旋律非常熟悉，大部分都能哼唱出来，吹口琴时我常常把那些主旋律吹出来，这时，满脑子都是跳芭蕾的小人在旋转，我想起在家中的时候，没事我就画跳舞的小人，妹妹也画，我们俩画得满屋子都是。

琴声中，我还会想起小时候，我们系着红领巾，穿着白衬衣花裙子，在耀眼的阳光下奔跑着，无忧无虑……想到这些，我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让眼泪悄悄地流下来，心中的孤独又涌了上来。

有时我常想，口琴好像是专为知青而生的，又便宜，又轻巧，有没有音准搁到嘴边就能出声，口琴和知青真是绝配：孤独的琴声，孤独的心灵，孤独的青春岁月。

回城后，住在集体宿舍，我没事时还会吹口琴，想起难忘的插队生活，吹时还会有孤独感。有次电视上传出熟悉的口琴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将那过去的事情……”眼睛里又有泪水在转动。

孤独琴声相伴的岁月和青春早已远去，唯有口琴吹出旋律中的孤独，永远留在了一代人的心中。

袜子上的幸福

那天整理袜子时，想起插队时的一件事。

有天在田里干活，中间休息时，队里的几个姑娘媳妇捧着一样东西，好像很珍贵的样子，其中一个说：“千万别弄个坏了，这是从四队那找来的。”我好奇的凑过去一看，一张破旧的纸上画着些花草的图案，大概有无数人照着描过，那些轮廓线都快要穿透，许多地方已不完整，丁零当啷地快要掉了下来。她们准备将这宝贵的花样描在另一张纸上，然后再用复写纸印在布上。

看着一团糟的花样，她们不知从哪下手。我看了看说，“我给你们画吧！”她们吃惊地望着我，有些不放心，“你可别弄破呀！”随即把花样和一张同样破的复写纸递给我。“我不用那些，你准备描在哪，我直接画上去。”

对方更加疑惑，拿过一小块蓝布来。那蓝布就是那种叫做“阴丹士林”的布，她们把它称之为“橘布”（我不知道是哪个“橘”字）。我小时看的书上经常会有描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尚的都市女性都会用它做旗袍穿，我们小时候还穿过用它做的背带裤。阴丹士林布因其经久耐用不褪色而广受人们喜爱，只是现在早已见不到它的踪影。

我拿着笔迅速在布上画了些缠枝莲一类的图案，这样简单的花花草草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那些姑娘媳妇看着画好的花样半天说不出话来，她们感到不可思议“咋就画那么快呢？”“你怎么会画画呀？你该去当先生啊！”

在乡下，我几乎很少画画，既没纸又没笔，每天累得只想睡觉，偶尔画两下也是在破纸上瞎涂两下，她们很少看到。一位年长的妇女说到：“她性子灵巧的很。”

后来我才知道，这块画有花样的布，是要补在新买来袜子的后跟和脚尖处，那图案要用白色的线勾勒出轮廓，像国画的白描一样。然后把袜子底部剪开，缝在纳好的鞋垫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袜子经久耐穿，当然，也为了好看，姑娘们则要把这袜子送给心上人。这样经过一番乔装打扮的袜子，早已面目全非，看上去更像是一双小靴子。

以后只要有人需要画什么，她们都会来找我，我很乐意给她们画，举手之劳换来的是她们无尽的欢乐，何乐而不为呢？

田间休息时，那些妇女们都会拿出花样来绣，我坐在田埂上望着灰头土脸满腿是泥的她们，那平静安详中透出的幸福感常常令我感动。

一张小小的花样，就会令她们如此的快乐满足。我想，生在乡下的她们，不知心中可曾有过抱怨，抱怨上天不公，让她们注定一生都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这里。若是让我一生一世都在这远离现代文明的乡下度过，又会怎么样呢？

坐在田埂上绣花的乡下女子形象，好多年后我还会想起。她让我知道，无论生活多么清贫困苦，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永远不会改变。

回城之路

1971年的春天，我还在农村插队。那时经常有城里单位来招工，有些同学已经回城。我因为父亲尚未解放，这些好事不敢多想。

那时我们青年组三个男生全都去当了兵，另一位年龄最小的女生也去了父母下放的地方。我和另一女生默默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没过多久，城里的一家单位来县里招工，我们都兴奋地去报名、填表、体检，一切都很顺利，只等通知下来。几天后，听说有一个同学没通过，我们都认为一定是那个有些轻度残疾的女生被刷了下来。

又过了几天，公社让我们去县里拿通知，我们组那个女生兴冲冲地跑去了，我在家里焦急地等着她。她回来时，从她阴沉的脸上，我已猜到八九不离十：那位没通过的人就是我。

两天后，我送走了最后一个伙伴。我们同学多年，下乡两年朝夕相处，分别时都很难过。她可谓用心良苦，临走前带我在县里认识了她的熟人，让我进城时可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独自一人回到村里，天色已晚，我连灯都懒得点，坐在床边愣神。一会儿，村里的一位叫小游的农妇抱着孩子进了门。在乡下，她算是长相标致的女人，有着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笑起来楚楚动人，薅秧时节在田里喊几句山歌，清凉的嗓音令所有男人心旌摇荡，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她的容貌。她已知道我的处境，说些话来安慰我，说着说着还流下了眼泪。当时我并没太难过，反倒还安慰她。

送走了农妇，回到屋里，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突然感到有些害怕，慌忙把灯点上。柴油灯呼呼地冒着黑烟，发出淡淡的光，屋子里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三张土坯和竹子搭成的破床，一张破桌子，还有我的一个箱子。

在这间屋子里，处处都有同学们留下的痕迹，日子虽苦也挡不住我们嬉笑打闹，毕竟我们都还年轻。看着那两张空床，我想起插秧时节，我们累得满腿烂泥都懒得洗，耷拉着两腿在床边就睡着了。昨天还有最后一位同学和我作伴，如今她们都走了，剩我一人坐在这黑屋子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朝我袭来，平日里很少落泪的我爬在床上大哭了起来。

就这样哭着哭着睡着了，也不知是什么时辰，突然有人敲门，我迷迷糊糊跑到门前，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小英啊！别害怕，我是大队长，你被招工了，快给我开门！”原来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我迷迷糊糊的赶快开门，大队长说：“快收拾东西，天亮就进城，都等着你呢，我去找人送你。”他慌忙离去。

“我被招工了？”是真的吗？我赶快收拾东西，一个破箱子装进了我所有的家当。收拾完毕，我坐在床边，脑子恍恍惚惚：一切发生得这么快，我几乎反应不过来，恍若在梦中。

一会儿，大队长带着一个农民过来帮我挑东西。他到厨房看了看，把剩下的一点大米和一些有用的东西给了农民，让农民给了我两块钱当盘缠，再让我进城给他买盒烟，请他吃顿饭，难得他想得这么周到。

天还没亮，我们就要上路了。我扭头看了看身后那三间茅草房，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了两年多，那是我们曾经的家呀！想想多少次盼着回家的那一天，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竟没有了憧憬时的快乐。

就这样，我踏上了回城的路，这条路走得稀里糊涂又充满艰辛，我都不敢想，若是那天我没招走，以后的日子该是怎样......令我永远难忘的是我们的大队长，他的名字叫刘国才。

心中的芭蕾

文革那些年，文化生活化极度匮乏，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新闻简报》。收音机里，满大街上都是“穿林海跨雪原”“临行喝妈一碗酒”的声音在飘荡，那时的男女老少谁不会来上两段呢？京剧的普及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这八个样板戏中，只有两个舞剧，其余的都是京剧。在那个年代，对外的文化交流几乎是零，像芭蕾这样的舶来品愈发显得与众不同。随便一个草台班子都能演《红灯记》，但能颠着脚尖儿跳芭蕾的可就是凤毛麟角了。

我从小喜欢芭蕾，喜欢画舞剧中的人物，可那时想看一场芭蕾真是一种奢望啊！

我的芭蕾情结由来已久。今天的北京舞蹈学院前身是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北京市舞蹈学校。荣任第一任校长的是毕业于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女士，她主管业务，父亲任副校长管理行政。

那时的教学完全沿袭了前苏联的教学模式，我们小时候，常听父亲说起舞蹈学校招生的严格与苛刻，一个班里几十个学生，毕业时只剩十几个，被淘汰的占了一大半。那时家中有许多与舞蹈相关的书籍和刊物，那上面经常刊有许多芭蕾的剧照，还有著名女画家李克瑜的舞蹈速写。

李克瑜的速写

她笔下的舞者，形象娟秀，舞姿优美，令我痴迷。父亲说李克瑜常年住在学校里，难怪她的速写画的那么好，我喜欢芭蕾深受她作品的影响。

我常常看着剧照或画中的女演员，觉得她们就像人间的精灵：天鹅般优美的脖颈，仙鹤般优雅的颀长双腿，脚尖立起来旋转时如同仙女一般。我想，我若有那样的好身材，一定要去跳芭蕾。

虽然这样痴迷芭蕾，文革前我连一次正宗的芭蕾也没看过。直到有了电视后才看到。那时有电视的人家很少，大家都到单位里看，当我第一次在黑白电视中看到《红色娘子军》时，激动得几乎停止呼吸。那个年代的电视经常出故障，有时行频没调好，屏幕上人的身子就会扭成八道弯，越扭越厉害，人就像波浪一样来回摆动，直到最后屏幕上全是花条条。即便这样，我都一直看完，回家后抓起一张纸就开始画剧中的人物，那画画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芭蕾的过程。

后来省里的歌舞团也开始演芭蕾了，我才得以看到舞台上的芭蕾。每次看完演出，回家我们就学着立脚尖，穿着棉鞋比较好站，穿解放鞋也能立起来，非常艰难的走两步就不行了，有时还试图做个造型，那就更困难了。

想想穿着臃肿的棉衣，笨重的棉鞋立脚尖，那样子实在好笑，跟高雅的芭蕾风马牛不相及。唉！要是有双舞鞋该多好啊！这个愿望直到我三十多岁时才实现。

1980年代初，我妈妈调到歌舞团工作。有天回家后，她很神秘的打开一个纸包，我们好奇的围上去，啊呀！是一双足尖鞋呀！我妈妈跟舞蹈队的姑娘说我们爱立脚尖，她们就找了双旧鞋给了我们。我迫不及待地第一个穿上，惊喜地发现穿上舞鞋后，我也能走“足尖碎步”。

我妈妈颇为惊讶地看我走了半天，那时我儿子四岁多，他一脸茫然地看我立着脚尖高兴地哈哈大笑，不知我在干什么。我两个妹妹也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舞鞋“跳了”半天。后来我妈妈又找了两双舞鞋，我们一人一双就不抢了。

看着那双舞鞋，我颇为感慨。想想那时穿着大棉鞋立脚尖时，我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还没到农村插队。到乡下后，想画画连片纸都找不着，有时好不容易有块白纸，慌里慌张地爬在煤油灯下，在纸上画满跳舞的小人儿，对芭蕾的痴迷即使在艰苦的农村也从未改变。当我在为人妻为人母时，见到心仪已久的舞鞋，还会立刻穿上，那份欣喜的感觉一点不减当年。

1978年我结婚时几乎没买什么新衣服，先买了一台天津产的北京牌14寸黑白电视。那时的电视经常会转播新电影和各种舞台剧的演出。我在电视中看到了国外芭蕾舞团演出的《胡桃夹子》《葛培丽娅》和《吉赛尔》，这在以前是从未有机会看的。

《吉赛尔》中“坟场”那一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舞台上那些翩翩起舞的漂亮姑娘们，她们薄如蝉翼般的长长纱裙上下翻飞，梦境般的舞台美轮美奂，看得我如痴如醉，好多天后还沉醉在其中。

直到如今，在我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今天，每每在电视中看到芭蕾演出，我心中依然会涌动着激情。虽然《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这样的革命舞剧已鲜有演出，但只要“北风吹”的熟悉旋律响起，我就会想起那个远去的年代，想起芭蕾带给我的无尽的美的享受。想起我穿着大棉裤大棉鞋立着脚尖，想起纸上画满了跳芭蕾小人儿的我的难忘的青春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