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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徐小斌：埋葬青春的黑土地，我的兵团生涯
埋葬青春的黑土地
——我的兵团生涯
作者：徐小斌
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我是真正在最低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
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了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所以当我看到大腕儿作家们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又有几分羡慕：原来那时还有那么美好的爱情，为什么独我得不到上帝的宠爱呢？
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该算作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我只是向前走着。我努力去享受生命而不去思索终极意义。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从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掩掩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像章。矮小，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也算不上。
早就想远离家庭，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所以刚刚宜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里人。别人犹可，父亲听后陡然色变。后来听母亲说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底未眠。我听罢并没什么反应，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革命党一类的人充满崇敬，最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那时家里很清贫。父亲虽是教授，无奈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学毕业的母亲早早便退了职，变成一个爱唠叨的家庭妇女。从小，我只穿姐姐穿剩的衣裳。这回出远门儿，母亲亲自陪我去买衣物，我已经很满足了。收拾行装的时候，心里想着一种未知的新生活，暗暗地激动着。
离京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比肩接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成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围在列车的白线之外。这更加重了悲壮感，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奇怪的是我始终流不出眼泪。大概当时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遥远地向我招着手。痛哭失声的母亲大声嚷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
第一战役：水里捞麦子
当车轮终于停转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看见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一式的黑棉袄裤，腰里别着烟袋锅，都是弯曲的罗圈腿，一个个子高些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咱营二连的指导员，叫张国伟。”又指指旁边的瘦小个子：“他叫陈方，是副连长”。顿时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地呆住——临来时军代表曾介绍这里的连级干部都是现役军人。
我幸运地成为连干部第一个关注的人，因为张指导员紧接着说：“听说有个病号，坐牛车走吧，其余人步行。咱这疙瘩穷，也缺医少药，大家伙儿将就着点儿吧。”于是我被大家推举出来，指导员看看我又看看连长，嘟囔了一句：“咋这么小呢？谁把自个儿妹妹也带来了？”
好不容易到了连队，只见天苍苍野茫茫之中屹立着四排砖房。背景是一片黑土地。进得房中，只见两排光秃秃的大通铺，尽头是个装手提包的壁角。从那天起，来自五个城市的38个女孩子便挤在了这两排大通铺上。
正值九月。因为是农忙季节，仅休整了一天便下了地。下地前连里向新战士做了动员，是另一位副连长，绰号“大喇叭”。“同志们，今年是十年未遇的特大涝灾，前两批来的同志都表现非常好，已经在没膝深的水里捞了好几天麦子了，希望你们向他们学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好麦收这个大战役……”
清晨，集合号吹响了。我们走向那片黑士地。太阳像一团朦朦胧胧的红雾悬在地平线上。有人起头唱《兵团战士之歌》。“沿着田野，沿着群山，铸起那钢铁的战线，英雄的队伍阔步向前，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啊，光荣的生产兵团，英雄的生产兵团，当年开发过南泥湾，革命传统代代传。一手持枪去战斗，一手握镐来生产，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永远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大家和着，那场面很悲壮。
果然是在没膝的水里捞麦子。但是气氛很热烈，红旗招展，不断地有啦啦队鼓劲儿，人也便像疯了似的往前赶，好像命都不顾了。奇怪的是我即使不顾命也追不上人家，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跟着，机械地挥动着镰刀，一会儿功夫整个人儿都让汗水湿透了。连里的指标是一人一天包一根垅那一根垅是整整十四里长啊。
中午是老牛车送饭。因为涝灾，面粉都变得又黑又粘。馒头看上去像是一团泥。还有菜汤，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后来知道是炊事班在值夜班时打翻了煤油灯，煤油流进了菜汤里。
那天收工后，全排的女孩子们都瘫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但大家很快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青山之行
我们所在的那个县城叫德都县，又名青山。而我们连队的前身则是个劳改农场，叫二龙山屯。从刚来的那天起我们便向往着去一趟县城。麦收之后终于如愿了。
头天晚上大家便准备好。主要的目的自然是拍照片。离京前每人发了一套行头：一套军棉袄裤，一件军棉大衣，来了以后又发了一双黑色棉胶鞋。那时全民都有尚武习气，只要是草绿色的，大家便引以为骄傲。谁知到了连队之后忽又接到通知，说是这套行头是卖不是送，因此需要每月扣除一部分工资还债。仅军大衣便是36元，这笔钱在当时不能算作小数，因此大家怨声载道。好不容易把钱还完，又赶上连队放假，自然想出去转转，拍张穿军大衣的照片，也不算白交了那36元钱。
那时已是深秋，到处一片萧瑟景象。风已冷得刺骨。我们距离县城38里，没有车，便学当地的老职工，拦了一辆拉砖的卡车，一路晃荡着迎风而去。
这小小的县城使我想起电影《龙须沟》的场景。刚下过雨的地里到处一片黑泥，寥落的几家小店铺肮脏阴暗。我们到唯一的一家照像馆照了像。每人两张：一张全身，一张半身，都借了带五角星的军绒帽。一周之后寄过来，确实有人照得很棒。但我的那张却是闭着眼，脸似乎也有些浮肿，无论如何不能算精神。
那天我最关心的是吃。当时到处卖一种油酥糖饼，确实很好吃，我们每人都买了不少。中午，我们在小饭馆里吃饭，那还是到东北后第一次吃上米饭。那大米好吃极了，雪白香糯，嚼在嘴里口感极佳，余香满口。菜是茄子肉片、烧豆腐和猪肉炖粉条，都是极多的油，虽然烹调技术不敢恭维，总算是吃到一次正经的炒菜。
在东北的五年间我只去过一次青山县城。至于糖饼倒是托人买了几回，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味道不如第一次好。
女生排众生相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脱离了学校还叫“男生”“女生”。总之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大家都习惯于这么叫。关于排的划分大概是很讲究的。那时的“阶级观念”很强，加上形势十分严峻，（此问题后面再详谈）因此分为“持枪排”和“农工排”，“农工排”实际上又分两个档次，我便被分在那最低一档的排里，叫做“女生七排”。
七排有38个女孩子。按照三个女的一台戏的说法，应该说是够热闹的。
有几个姑娘怪怪的，很有特点：第一位就是北京姑娘张眉。那时干部子弟仍然扎堆儿，张眉一副来头不小的样子，小矮个儿，大头，最奇怪的是她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身段神情，俨然已是成熟妇人。看她的脸，有一种特殊的美，一双很大的眼睛，一半都被长长的睫毛遮蔽着，永远都从睫毛下看人。她的嘴生动美丽，性感，总是艳艳的，能讲一口纯熟的吴侬软语。据说她出身于一个影视世家，这在当时，是很有些神秘感的。
第二位是上海姑娘陈阿美，远远看去俨然一位美人，在那个时代算是打扮得很出色的了，经常穿一件当时很时兴的闪光劳动布外衣，孔雀蓝的毛线勾花领子衬出雪白的脸，艳红的唇，且身材十分婀娜。近看稍差一点，因为有满脸的雀斑，一双近视眼虽大却不明亮，翘起的小嘴巴里隐隐看见两颗大门牙，尽管如此，阿美仍然算是相当出色的。与张眉不同的是，阿美非常能干，扛二百斤的麻包上跳板是常事，连最棒的男生也不得不服。
季小安季小舒是两姐妹，却有很大的不同：姐姐小安墩墩实实，一副劳动妇女的样儿，妹妹小舒却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圈子（女流氓），长了一双笑眼，并不漂亮却很有经验。几年之后因为与双鸭山青年曹喜正做爱被当场抓住，成为全团名噪一时的人物。
再就是大云子和小辣子。大云子叫李云，个子比旁人高出一头，满脸的壮疙瘩，会唱许多“黄歌”，据说也是北京女流氓，辈份比季小舒还大。小辣子则身高仅一米四六，却生了一副妇人态，一扭三道弯儿，笑起来声音有如一串乐谱儿，叮叮咚咚的带劲。虽是小个儿，谁也不敢惹她，其泼辣无与伦比，耍起嘴来大云子季小舒之流也要甘败下风。
对面是女生六排，漂亮人儿居多。头一个是二班长沈冬。真正的天生丽质，一张白里透红的桃花脸，嫩得连汗毛也看不见，水汪汪一双眼清澈见底顾盼生辉。真真是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这样的美人儿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于美丽中更有一股英气，性格也很泼辣（关于她的泼辣后面还要提及）。
这些女孩子的青春，无一例外地留在了这片黑土地上。
军事演习
公元1969年的冬天，黑龙江大雪封山，冰天雪地。到处都是一片战备的狂热。毛泽东的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写在了连队的土墙上。动员会开了几次，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战争就在今冬明春打响。
我却是个例外。很奇怪或许我脑后真的长有反骨，每当所有人都相信什么的时候我却总是产生质疑。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我都是只张嘴不吭声。成天背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准备打仗”，心里却有个声音发出相反的呐喊：打不起来，肯定打不起来。
终于，夜半的紧急集合号吹响了。“快！同志们！全连紧急集合！”陈美丽和高小明几乎同时从铺上跃起，“五分钟之内打了背包，马上到外面站队！”
呼啸的寒风一下子冻结了人的思维。大伙都呼噜呼噜地往前跑，于是我也跟着往前跑。多么像一群被驱赶着的胡羊！我冻僵的思维里忽然蹦出这么个念头。胡羊。呼噜呼噜。没有目的，没有方向。
“同志们，我们刚刚获悉苏修空投特务已在附近着陆。副连长大喇叭的声音在朔风里飘响：“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抓住外国特务，保卫祖国边疆……现在，目标，北河套，跑步前进！”
我全身的弦儿都绷紧了。苏修特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朦胧的睡意一下子消散了！从小就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起作用了！一股热血在心头萌动。我拼命地跑，不断用笨拙的大棉手套揩去挡住视线的白色冰霜。狂风奋力地掀起厚厚的积雪，然后把它们扬向整个世界。塞满乌拉草的棉胶鞋踏出一个个黑洞洞的大脚印，然后，又迅速被大雪淹没了。
突然，脚下一滑，我忽然一下落下去。是个松软的大雪坑。还没来得及出声，暴风雪就没过了我的胸口我拼命抓住一根老树的枯枝。
“卧倒！”狂风刮来断断续续的口令。
我仰起头，看到夜空中并排驰过三发照明弹。
“喂，已经喊继续前进了你怎么还不起来？要冻僵了！”
一个苗条的黑影一步窜到眼前。压低的绒帽子下是两道秀丽的燕翅般的黑眉毛。
是高小平！我得救了。
东北的寒羚真叫冷！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严寒。仿佛五脏六腑都冻得凝结在一起，连语言动作也冻僵了似的变得迟缓。前几天，气温竟低达零下52度！就连最不把老天爷放在眼里的“大喇叭”也下令停工一天。这天凡是外出的人脸上都冻起了大泡。戴口罩的就更惨了。一揭口罩，竟生生能揭下一层皮！几天后，化脓流水，奇痒难熬，不少人脸上都留下了暗褐色的瘢痕。
“喂，是七排副吗？”一个黑影挡住去路，听声音正是大喇叭。
“是我。什么事？”
“你马上集合女知青，到连部开批判会！”
“快点！刚才一排一班的林杰把我给打了！这件事性质严重，要马上处理！”
“林杰？不可能！到底为什么？”
“今晚是连里布置的军事演习，事先没通知各排，目的是考验大家。我化装成外国特务蹲在8号地桥墩子底下，没想到一排一班那帮楞小子，黄朋上来就把我给扭住了！林杰左右开弓，打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
看到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忍不住扑哧一笑。
“笑啥？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大喇叭瞪了我一眼“依我看，这是林杰搞阶级报复，谁不知他爹是驻外大使？哼，里通外国……”
“副连长我觉得你这么讲毫无根据我敢保证，林杰肯定不是故意的，大家都是出于对苏修特务的义愤，这可以理解……”
“高小平同志，你不要总是袒护你们北京青年，你……”
“这根本不是什么袒护！”小平的声音朗朗的，在风雪里特别好听，“你应当有点涵养，我觉得为这件事开批判会，只能降低连干部的威信……”
“那……他就白打我了？”大喇叭像刚遛完场的马似的呼呼直喘粗气。
“你就当他是打苏修特务呗！”小平咯咯笑起来“反正开批判会，我们七排不参加！”
那次批判会没能开起来。不过后来大喇叭还是报复了，因为一件别的事。
秃子队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灌木丛绿了。水泡子上面的冰层融了，露出了寒冷而美丽的蓝色。
春风里，兵团战士们在播种，送粪，踩格子。姑娘们用各色纱巾把脸裹得严严的，远远望去像是黑色沃土上盛开的报春花。
在整个漫长的严冬我们没有煤烧。大喇叭说让大家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胜严寒。开始大家还在簌簌发抖中背顺口溜：渴时想想上甘岭，饿时想想老红军，冷时想想罗盛教，热时想想邱少云。可后来想谁也没用了，屋里的冰柱已挂了满墙，每天都面临着冻死的危险。没办法，只好去雪地里扒豆秸烧。消耗一大堆豆秸只能烧开壶水，因此喝开水成为我们最大的奢侈。
天气渐暖之后，女孩的秘密渐渐败露了。譬如有一回，我和小平出去办事，小平刚刚摘了帽子，便有小孩子跟在后面起哄：一男一女笑嘻嘻，赶快拿出照相机，咯嚓一下没照好，照出公鸡和母鸡！……小平气得回头大喝一声：公鸡是你爹。
秃子队闹的笑话层出不穷，直到引起全连男女知青的一场大战。春播时节换班吃饭，孙玉借调到机务排帮忙，急着吃完饭去接班，一头扎进人头攒动的卖饭窗口，伸长胳膊把碗塞进去“二个馒头，一个汤！”
“哥们儿，排队嘿，夹塞儿买肉吃了不好受哇！”
一只硬梆梆的大手一把抓住孙玉的肩头。
“干什么？！看清楚点！耍什么流氓！”孙玉可不是好惹的！她有一张著名的利嘴。黑皮肤，尖下颏儿，一剪了头发，和男孩子一般无二，难怪猴子认错了人。
“你他妈说谁哪？”猴子是一排一班的，叫侯白龙，是全连把尖儿的小伙子，哪吃过这个亏？特别是当着众人，更不能灭男子汉威风：“谁让你剃秃子，你们这帮女的真他妈给北京人丢脸！啐！”他用筷子使劲敲着碗，“这年头儿的事儿真是瘸子屁股——邪了门儿了！”
一排的几个男知青跟着起哄。
“你说话嘴干净点儿！”孙玉急了，“我看你这纯粹是皮球掉在汤锅里，说你是混蛋你还满肚子气！”
轰地一声全笑了。猴子脑羞成怒，竟动起拳头来。两个人撕掳在一起，一时间，劝架的，看热闹，说怪话的，食堂里乱成一片。
直到黄朋进来大吼一声：“猴子，你吃错药了？跟女的打什么架？”
猴子虽然气得满脖子紫筋，可还是辨得出班长的声音，他撒开手跳起来。“班长，她……”
“废什么话？！干活去”
“慢点走，一班长！”小平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她紧绷着脸，声音十分严厉，“今天的事你回去要处理！男生动手打女生，这在全连还是头一次！这个风必须刹住！侯白龙必须向孙玉道歉！”
“七排副，事情没这么简单吧？”黄朋居高临下连看也不看小平，“难道你们排孙玉就没责任？还是大家都做点自我批评吧。”
说完，他拎着手提饭盒扬长而去。整个食堂的男知青像是听到什么号令似的，不约而同地跟在他身后呼地走了。猴子还回头冲着小平一笑。
“不像话！”小平怒气冲冲，“我马上向连里反映这件事，姓侯的不当众道款，这事儿没完！”
秃子队的所有姑娘都义愤填膺，直挺挺地站得像一支支上膛的枪。
从那时起，小平和黄朋再不说话，全连的男女知青也互不理睬了。
两次住院
在兵团，有好长时间我都是在病中度过的。我的胃本来不大好，到了寒冷地带就更加胃酸过多。一年到头似乎没什么真正感到舒服的时候，重病却仅有两，次第一次的直接起因来自家里寄来的包裹。我把香肠分给众人，却唯独我吃了后上吐下泻不止，最后终于被送至团部医院。第二次更严重一些，据别人后来告诉我，当我被背上二八车的时候，手指甲已经乌紫，平时要好的女伴已经在哭，认为就此再也见不到了。
但我的生命力实在很顽强。譬如第一次住院，不过是到团部刚打了一针便缓了过来。打针的是个男护士，也是知青，101中的，个子很高，总穿着一双大皮鞋，老远就听见动静。我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清醒过来之后我觉得很难为情。我从小在一个封闭的家庭环境中，朋友很少，几乎没接触过什么男孩子。上学之后就更自闭了。那时北京学生严格地分男女界限，男女生之间根本不说话。因为我身为少先队副大队长，与男生队干部谈工作时竟然用写纸条的办法说——“不敢大胆开展工作”——几乎每次提意见时辅导员都这么说。
可我对那个男孩的感觉很好。他也很关注我，虽然不怎么说话。每天每天，他总是很守时地来看我。本来我以为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对有些人很防范。对我却很例外。大约是因为当时我看上去比同龄姑娘小很多吧。病友们也都略去我的名字，“小孩儿小孩儿”地叫我。
第二次住院没再见到那男孩子，听说是走后门儿当了兵。病房里的人却依然叫我小孩儿——是两个同龄的东北姑娘。对我，她们倒是满热情，可两个人之间却像乌眼儿鸡似的，恨不得你吞了我，我吃了你。
“告诉你，小范可不要脸了！双市有名的烂菜花儿！你知道她和刘大夫……”高个儿的小彭趴在我耳边叽咕。
所谓刘大夫其实是个本地的男护士，小眼黄牙，一副瘴头鼠目的样子。不知哪点值得姑娘们争来夺去。
矮个儿的小范常常穿着内衣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真佩服她的御寒能力。
小彭的皮肤又糙又黑，可她也有笼络刘大夫的办法。每天在杯子里泡一个酸梨——据说凉水泡酸梨是刘大夫最爱吃的东西。
“刘大夫，小心酸倒了你的槽牙——槽牙倒了可不好镶哇。”每当小彭用“兰花指”捏着削好的酸梨柄，羞羞答答地塞给刘大夫的时候，小范便在病房的另一头叉着腰，嚷着。
“我牙倒了，你着什么急？！”刘大夫的声音比酸梨还酸十倍。
于是，小范冲过来，一面用拳头擂他，一面用最动听的声音发着嗲：“该死该死！坏刘大夫！”
于是，小彭那黑呼呼的眼眶里便像要喷出火来。
一天半夜，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悄悄把被子打开一道缝——小范床上一张男人的脸！我差点叫出声来。但我立即认出刘大夫，与其说是用眼睛，还不如说是用感觉。我看到那姓刘的抓住小范使劲揉捏。
我用被子死死捂住脸。我还只有十六岁！未谙世事，却先目睹了这么一场丑剧！我只想哭，想失声痛哭。
凌晨时分，刘大夫拿着一支体温表走到我床边。我大被蒙头，不理不睬。
“小姑娘，快试表吧。”狼外婆似的声音。
一只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握着体温表伸过来。我抬手一挡，体温表悄然无声地碎了。
刘大夫勃然大怒，“好你个不识抬举的！你个小北京油子！你就这么金贵！好，我们这庙小装不起你这大菩萨！你走吧！今天就给我走！假条儿也休想让我给你开！”
“我不要假条，现在就走！”我反而坦然了。
那时我虽然还处于某种混沌状态，但心里确确实实有个准则：被掠夺的一代人，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正直和纯洁。作为人的正直和作为一个女孩子的纯洁。
遥远的北河套
出院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坏。后来发展到每天凌晨4点泄肚子的地步。厕所距宿舍百米开外，我需要顶着寒风百米冲刺，往往来不及穿更多的衣服，只在内衣外面裹上军大衣，但黑龙江的冬天实在冷得难以想象，那风像尖刀一般从大衣的缝隙里钻进来，刺得全身剧痛，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毛骨悚然。
不知从何时始，风变暖了，阳光变成一片片金色的流苏。美丽的水泡子，白晃晃，蓝晶晶，唱起昔日的歌。灌木丛在风中沙沙作响，发出和声。每一棵树里似乎都流动着新鲜的血液。旧的、枯萎的一切沉沉睡去，新的有活力的将开始呼吸。
夏锄大会战开始了
北大荒的太阳竟然也很毒。全身都像被火烧着了似的。这锄下去，连龟裂的土地也蒸发出灸人的白烟。每粒灰尘都可以随时爆炸。我不停地揩去挡住视线的汗水，这是苗，那是草，别搞错了。
我们这次提出的口号是：大雨小干，小雨大干，不下雨拼命干，宁肯死在地头上，也绝不死在炕头上！昨天大喇叭在誓师大会上念决心书。
“对，活着就要拼命干，死了埋在黑龙江畔！”全连打雷般的声音。
我强睁被汗水浸红的眼睛朝前看，漫无边际的沃野，有许许多多的红点点在远方飘动，那是排一班的红旗。送饭的老牛车将缓缓走向那里，中午的饭又吃不上了。
我后面只剩了全连闻名的后进战士大云子。“你这么玩儿命干嘛？悠着点劲儿，他们也不能把咱们吃了！”
大云子脸上的厚粉被汗水冲成了道道细沟，她怪模怪祥地笑着，竭力不露出左边那颗金牙。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嫩得一掐冒水儿，真是个小可怜儿！我要是有你这副小模样儿，早到陈发根那儿泡假条子去了！那小子见了漂亮小妞儿就压不住火儿！”
“你少瞎说！”我拉着长锄拼命往前赶，大云子在一边笑弯了腰。
“嗬，还挺正经哪，告儿你，别瞧现在男男女女都装正经，不出两年，哼！”大云子掏出块花手绢擦汗，脸上的粉被汗一染，显出种难看的青灰色，“瞧这老爷儿，真受不了！这两天晒得都脱皮了！不成，我得找陈发根开假条子去！”
看着大云子汽油筒似的背影，我想起大喇叭在做动员报告时说过的那些让人肚儿颤的话。“一人一天包一根垅包到头儿！谁也不许接谁！过去俺们连有这种情况，这给某些同志造成了一种依赖性！都吃一样的大茬子饭，咋不能干一样的活哩……到不了头，哭也得给我哭出来！”
远远的哨声。全连都在吃饭了。可我被拉下这么远！……前面的凹地里，隐隐约像是个水缸，哦，是的，每隔四里路有个水缸，说不定还剩半缸清水呢。不，就是浑点儿也没关系，就是渗着毒药我也认了！
走到了我欠起脚尖儿趴在缸沿上看——空了。只剩下一口渗着泥沙的水底子还不够猫喝的呢。只好把水缸翻倒，像只狗似的钻进去，趴在那儿啜着，舔着泥沙卡在嗓子眼里也不在乎。眼睛被汗水杀得又涩又痛。
这时，呼悠悠的热风一下子转了向。天边那朵乌云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云层里，响起一阵阵低沉的闷雷声。我的头发被一股骤然的强风高高掀起，紧接着，又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得透湿。
我机械地锄着，一刻不停不断地用舌尖舔去流到嘴里的咸滋滋的雨水。身上的衣服变成一层冰凉沉重的铠甲。一阵大风，我的上下牙齿不由自主地磕碰起来。
天渐渐黑了。
北河套，你太遥远，太遥远了！
地头批判会
夕阳的最后一缕余辉洒向黑土地的时候我终于锄完了十四里。迎接我的，竟然是一个地头批判会。
排长陈美华首先发言。“有的人哎，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出身剥削阶级，又不注意思想改造。在劳动中怕苦怕累，依赖性强，对连里的规定阳奉阴违……而且，小小的年纪就思想复杂……”
我觉得像是坐在一个闷罐车里，周围是一片嘈杂的喧闹声。我记起很久以前的一个中午，我梦见自己走进一个奇异的世界，周围奇形怪状的留声机发出不谐和音，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被冷汗湿透了。
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的嘴一张一合，好长时间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看着陈美华那慷慨激昂的样子，我蓦然想起麦收时壁报上曾登过两封家信。一封是上海姑娘刘月琴的“反动”家书，另封是陈美华的革命信件。
“青年们普遍想家，到处一片哭声。”月琴写道，“这里的医疗条件很差，听老同志讲，前些时有四个青年因为拉痢疾，无药治疗而死。这儿的水缺钙缺碘，容易得大骨节病，特别是体弱的。妈妈，请您给我寄来一点钙片和维生素吧！来这儿以后，连里没放过一天假，庄稼多（占地7000多亩），人手少，所以每天的活都很重很累，这里的伙食简单无法下咽，馊菜，冷馒头，还蒸得半生不熟，粘粘糊糊，上星期，竟然让我们吃了一次豆猪肉……”
听说这封信是刘月琴写完了又撕碎扔在地上的，可不知怎的被洞察一切的陈美华截获了，竟花了一晚上时间拼贴好交到了连部。
陈美华的革命家信被抄成漂亮的长仿宋，作为鲜明对比放在这封信旁边。
“……今天是伟大祖国成立二十周年光辉节日，在这举国欢腾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边疆儿女挥动红彤彤的红宝书，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激荡喜泪流，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每天早上，太阳还没起身，起床号就吹响了。我们披着朝霞，踩着露水，迎着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看我们的广阔天地，黄的是麦子，红的是高粱，新翻的土地黑油油……”
“战争也许就要在今冬明春爆发，前方的战士需要粮食，我们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爸爸来信嘱咐我的话我一定注意，越是在政治空气不浓的地方越是要注意改造自己……我想我们一定能用自己的双手，打出一个红彤形的新世界……”
两封信公布出来之后，月琴一个人深夜跑到8号地去撞康拜因，还是林杰把她救了。
“说呀，你平时那么能说会道那么会讲故事，怎么今天卡壳了？”平时笑眯眯的“外婆”不冷不热地说。
我依然在发呆，不大相信眼前的事实。如果说我有一种什么抗拒的本领的话，那么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视而不见。我的脑子经常会脱离现实而飞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当时就是。我忽然想起了一首歌，一首童年时的歌。“六月六，狗洗澡，河堤柳梢知了叫……”这大概是因了我的眼睛一直睁着北河套那蓝色的水泡子，很想跳进去洗个澡，于是想起了“狗洗澡”。
批判会结束了。在深浓的暮色中大家往连队走去。我依然落在最后。脑子里不断重复着同一旋律，后来，我不由自主地唱起来：六月六，狗洗澡……声音很大，在辽阔的静谧的田野里很好听。前面有人回头看我，她们大概以为我疯了。
挽救“失足青年”
果然如大云子所说，两年之后，连里男女青年开始交往了。随着交往的加深，开始有了被称作“爱情”的东西。但是这个词在那个年月绝不代表一种美好。倒是恰恰相反，好像与作风不正、甚至流氓一类的词儿很靠近。
季小舒和曹喜是连里头一对尝禁果的。也是活该倒霉，恰适那时师里正派了两个管理员来连队蹲点。一位姓曲，一位姓李。两位管理员堪称为中国扫黄的鼻祖，对此等事情深恶痛绝，于是大会小会不断地批斗，甚至劳累一天之后还开会直到深夜。有一天，三班长王林燕开会回来软软地倒在了炕上，问她，她脸色苍白地说：“什么叫卵子？”说得小辣子捂了嘴咯咯地笑。
大约曲李两位是负责补上生理卫生课的。一个月下来，开会者们变得心事重重。季小舒倒像是没事儿人一样，显然是经过修炼的。那位年轻些的曲管理员常常到排里来转，可惜那时张眉沈冬一流的人物已经走掉，没人再敢扇他的耳光。偏有那贫嘴刮舌喜欢在领导面前讨巧的爱跟他穷逗。他越发得了脸，更频繁地来，直到发生了“于青事件”团里派他去处理他才又兴致勃勃地走了。
于青原也是我们连队的，中学时和我一个学校，是校宣传队的主力，她和一个叫石婷的女孩合作演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她唱石跳，很是天衣无缝。常常把大家感动得涕泗横流。于青后来进了团部宣传队，又调到广播室当播音员，许多人羡慕得了不得。可是万没想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因为当了广播员，竟酿成了一场大祸。
广播室只有她和一个绰号“烂酸犁”的男人，有一天，趁着没人，那男人强奸了她，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却在全团引起轩然大波，材料发得遍地都是，而且写材料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整个强奸过程写得纤毫毕现，不厌其详。全团的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快赶上老三篇了。这样的压力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当然不堪忍受。可惜那时太小，很多事情不懂，其实真应当在她最危险的时候全力地帮助她。她被折磨得只剩了一口气离开兵团的时候，她妈妈来接她，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后来她上了石家庄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再没回过北京。
差不多在于青事件的同时，连里也出了事儿：一天深夜紧急集合搞军事演习，连干部们查铺时发现一排一班的林杰的半导体扔在铺上，打开一听，正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在播音。这下可坏了，林杰因为偷听“敌台”的罪名而被全师游斗。斗臭之后回连负责扫厕所。十冬腊月，天气寒彻骨髓，我们常常看见林杰在用镐头凿厕所里屎尿结成的冰，凿一下就要偏一下头，以免那冰渣子把脸刺破。那时因为歉收，连里一直吃粮票，林杰如此大的劳动量，粮票却只有大家的一半。我们看不过去，都攒了粮票集在一起，由高小平悄悄送去。每月我剩的粮票最多。
一年之后，林杰走后门当兵了。离开连队时林杰已骨瘦如柴。
传达“913事件”中央文件
在正式传达文件之前，连队里早就在悄悄传递着一个骇人的消息。有一天，三班副严晶慧把我叫到一边，十分神秘地在我的手心上划了一个“黄”字，悄声告诉我听说他出问题了。我问：“是黄永胜？她点点头，然后又在我手心上划了一个“林”字，说：他好长时间没出来了，你注意到了吗？我点点头，那样子完全是在做地下工作。没过多久，连里正式传达文件那一天，全连都齐了，连平时从不开会的小媳妇们也都来了，大家都敏感地感觉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六排长王文路在传达文件之前反复强调要严格保密、不许记录一类的话。然后用天津口音读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那文件在排里流传了一天，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悄悄的把它抄了下来。全连人惊得缓不过气来。传达过后很久，还有人小声在问：这文件上说的林彪和党中央的副主席是一回事吗？
但是不管怎样，“九一三事件”还是使“革命者们”伤了元气，自那以后，再没有过夜半紧急集合一类的事了。
父亲来接我回家
在家里，最爱我的是父亲。但父亲是个羞于表达感情的人，表面上，他对我们姐妹一视同仁，但是从外婆到母亲都尖锐地感觉到一种不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爱超过了她们所能容忍的程度。我走之后，父亲一直郁郁寡欢。后来听说我生病，父亲常常彻夜不眠，后来又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再后来，当他听说我们的箱子上都写了名字、随时准备牺性时往回运的时候，再也不能忍受了。不远千里，他来到了这座小小的德都县城。
我对着镜子好好梳了一下头，好像刚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病了那么长时间，竟然变漂亮了！皮肤是白里透粉、桃花瓣一般的颜色，眼睛也比以前更加明亮，那种鲜润和媚气是现在任何一个靠化妆品取胜的姑娘所无法比拟的。我当时还不明白，那其实就是青春啊。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所以当父亲在团部见到我时真有点喜出望外。已经是整整两年没见面了。我和爸爸都流了泪，周围的人也都忍不住哭了。爸爸含着泪说了一句：长胖了些，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背了一个极大的口袋，里面装着交通大学的亲属们带给孩子们的各种东西。
1972年的秋天我回到家里。过了几天，妈妈陪我出去逛街，在王府井的一家照像馆我照了一张照片。20年之后再看这照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照片上的姑娘只有13岁。那个圆圆脸、梳刷子的小姑娘，清纯可爱，露出左侧的一颗小虎牙，在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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