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韦定广：冲破“固化”，迎来新的解放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韦定广，江苏盐城人，1954年出生，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大国际问题研究所法学博士。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上海），博导，大校军衔，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近年来出版《“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人类解放主题》人民出版社《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人民出版社《历史悬崖上的思考》人民出版社《全球化与世界政治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散文随笔集《风景与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

原题

“西天取经”记

作者：韦定广

编者摘要

1978年，走向大学的路跌跌撞撞，磨洋工的汽车走走停停……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僵化”的真实面貌。恢复高考如同一声春雷，它是冲破固化，打破僵局的第一声，那就是：人的解放。

2008年12月，江苏省在南京隆重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会议主办方邀请我在大会上做个发言。

按照这类会议通常做法，会上发言的有不同方面的代表，例如《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胡福明先生（时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先生等。

巧的是，在我前面发言的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何永康教授。何教授是我在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自恢复高考后，长期担任江苏省高考阅卷语文组组长。

何教授发言主要讲恢复高考的意义以及当时77、78两级学生进校后如饥似渴读书的情形。于是，我发言首先接着他的话题，来了个自我“曝光”：“幸运的是，我就是刚才何教授发言中提及的中文系1978级学生中的一员……”

紧接着，我讲述了1978年金秋10月报到入学的故事。

纪念活动的邀请信和新闻报道 

一

1978年10月初，同一屋檐下走出来三位考生，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可爱的H老友和我妹妹，一文一理，分别录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和气象系；我是南京师大中文系。两校入学时间接近，前后相差两天，所以三人决定一道出发。

在收到录取通知的高兴与激动过后，就开始为如何去南京报到犯愁。

很羡慕现在的孩子们报到入学的状态：轻松地拖着一只小巧灵珑的行李箱（有些还是家长帮着拖），戴着耳机走下飞机或跨出高铁；到了学校，用随身带的信用卡或手机，将一切用品全部搞定。

40年前可没这么轻松、简单。

首先是国家或者整个社会就没这个条件：飞机是有的，但必须是极有身份的人才可享受的待遇；高铁如同神话故事，即使慢吞吞的绿皮火车，非但一票难求，而且距离我们家乡十分遥远……

那时全国物资供应普遍贫乏，什么都需要票证；每家每户的生活大体都属于“贫下中农”层次。因此，本着能省则省和尽其家中所有两条原则，什么都得预先带上；由此就形成了当年入学时的“标配”：每人一只大木箱，容积大小取决于能否将一年四季的破衣烂衫、棉袄球鞋等全部装进去；一个铺盖卷，连同棉被、蚊帐、草席等；还有就是一只大网兜，里面有面盆、热水瓶、茶缸等洗漱用品。

可以想象：这么多东西摊在地上一大堆，再要将它们随身带着上下汽车或再乘公交，是何等的艰难。那时，似乎也没有托运这一说。更何况，三个人的行李合并一处，几乎如同一座小山般压在我们身上。

或许年轻朋友读到此处会大惑不解：家长们送一下不就得了？说得轻巧：来去长途车票你给报销？再说了，那时好像也没有这个风气。

无论如何，该准备的还是得准备，能带上都要带上。离出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有了。感谢我和H友都“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练就出能够肩担手提的本领。

我们找来一根扁担，一头是两只木箱加一些零碎用品，另一头是一只木箱两个铺盖卷；挑担的自然是我，剩下的一只铺盖卷H友扛上，我妹妹则努力将其余小件全部拎在手上。平地搬运的问题解决了，但感觉这样上下汽车还是很麻烦的。

不过临出发前一天，有“好消息”传来：某天某日，恰好盐城粮食车队有大卡车去南京，到时可将我们带上。后来回想起来，不知是幸与不幸。反正在当时愁云顿消，我们仨连同家中父母兄妹等喜不自胜。

算算日子，该动身了。当时我们家住盐城下面的一个小镇；因此，是从这个小镇开始整个行程的。

小镇距离盐城近70里，1970年前每天有一班轮船与盐城保持交通往来。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通汽车了，但班次很少，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因而几乎每趟车都有可能严重超载。上车如同拼命，问题是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行李。幸而两家的亲戚朋友再加上几位中学同学帮忙，终于在大呼小叫、下托上拎的一片嘈杂混乱中，将全部行李稳妥地安放在车顶。远远看去，就像汽车长出了一个大大的脓包，既滑稽又有些惨不忍睹。

安置好行李，我满头大汗、惊魂未定地挤进车厢；未等找到立身之处，车门“呼拉”一声紧闭，汽车开始上路了。

破旧而笨重的汽车一路歪歪扭扭、不断喘着粗气；车厢里人挤人，密不透风。现在想来根本没有任何旅途快乐可言。然而，当时的我们却很兴奋，因为这不是一次无目的旅行或简单的离去。

伴随我们离去的，不但有盖着大红印章的入学通知书，还有一张公安部门签发的户口迁移证明！两张薄薄的纸片加在一起，既代表着我们身份的改变、发展前景的无限可期待性，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生存空间的根本性转移。这些改变、变化或转移，在此之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因为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比登天还难！然而现在，仅凭自己的一纸考试成绩就实现了，怎能不令人兴奋？！

二

汽车走走停停，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盐城。待汽车停稳后，又是一阵紧张的忙碌，才将行李从车顶全部取下摆放在地面上。还好，有人帮忙将之运到粮食车队。进一步明确明天早晨的出发时间后，我们去城里闲逛。

三人对盐城并不陌生，特别是我在这里，还留下了许多童年时的美好记忆。盐城是有点历史的。当年范仲淹在此修筑过海堤（“范公堤”），南宋背着小皇帝投海的陆秀夫生于盐城；在20世纪，则有“盐城二乔”（语出毛泽东，“二乔”指胡乔木、乔冠华两人）以及下乡知青董加耕等。有历史，有名人，就有风景；即使没有大的风景，也要想办法凑出个“八景”、“十景”来。记得高中时的写作课上，本人曾借用“盐城八景”之一的“登瀛夕照”（“登瀛”为桥名），写过一篇名为《登瀛远眺》的作文，大获老师青睐。昔日的盐城，是我们眼中的大城市；然而想到即将要去的六朝古都南京，又有点瞧不上眼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不到，我们就心急火燎地赶到车队，忙着将一大堆东西搬上汽车。是那种装货用的大卡车，四、五辆一道出发。我们与开车的司机并不熟悉，所以沟通未免有些障碍。俗话说：“赶早不赶晚。”我们几个一心想着早点儿出发，但师傅们并不着急。一边抽着劣质的纸烟，一边闲扯着无聊的话题。看着他们漫不经心的样子，我们心里直嘀咕：“怎么这样磨蹭啊？！”阿弥佗佛，磨蹭到快九点钟，终于上路了。

汽车慢慢驶出盐城，担忧也渐渐离我们远去。

广阔的田野上，到处都洒满阳光。三三两两的农民在田间辛勤地劳作，或收摘棉花，或在晚熟的稻田里拔草……曾经十分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劳动以及熟悉的人物。尤其在我，1976年4月进水泥厂做工人前，本是纯粹的农民。除了耕地和罱泥没干过（这两项劳动按惯例，都由专门人去完成），其余各种农活无一不能胜任。

“就凭那两张纸，这一切从此就都将离我们远去？”

迷思中有些恍惚，高兴中又掺杂着几分怀疑。

随着汽车的颠簸，习习凉风中睡意开始涌动。突然，车停了下来。看着我们满脸的疑惑，一个年轻师傅说：“一辆车坏了，需要靠边检修。”

“车坏了？”不太明白，但也无可奈何。荒天野地，没有喝水休息的地方，只能站在路边大树下乘风凉。

10月中旬，临近中午的太阳还是有点火辣的。暗暗估算一下，才走了总里程的五分之一左右。前路漫漫，何时才能将车修好？

记不清中午饭是怎么解决的，印象深刻的，是时间在焦急与盼望中一点点流逝。和我们惴惴不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司机们若无其事，一直聚在树荫下抽烟、喝茶、说笑话，全当没这回事。“真的是车坏了吗？”站在我身边的妹妹轻声问道。面对她一脸的疑问，我苦笑着摇了摇头，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干活时的情形。

有一段时间，农村响应领袖“农业学大寨”号召，全面推行“大寨式记工”：要求农民如同工厂的工人一样，每天按时按点上下班；傍晚点人头记载出勤情况，到年底再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性别以及体能等，采取“自报公议”方式评定每天的分值；最后将此分值乘以具体人全年出勤天数，所得便是他一年的劳动报酬。

例如：某人男性，50岁，体质偏弱，“自报公议”后被认可的每天分值是7分，全年共出勤300天；那么，7分×300=2100分。再假设该生产队当年每个工分是一角钱，则此人全年的劳动报酬便是0．1元×2100=210元。按照这种核算方式，任何人只要出工就有报酬，至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结果都一样。由此形成了人们后来概括的“出工不出力”现象。

田野不同于工厂车间，地广人稀、干活分散，甚至许多农活是由一、两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在偏僻角落里完成的。因此在听钟声上工后，找个地方睡觉或打牌的情况非常普遍。

“司机们会不会也是这样想的？”我心里思忖着，但没有将之告诉另外两位，担心会导致他们心情沉重。盐城到南京，350里左右，快跑起来最多六、七个小时。路上不耽误，下午三点左右就可以到达。“然而，现在这样……”

正当绝望的小虫开始挣扎着露出触角时，突然一位司机对我们喊叫了一声：“好了，上车吧！”听到这声招呼，顿时如释重负。

笨重的大卡车又继续颠颠簸簸地奔驰在高低不平、飞沙扬尘的土路上。

东台、海安过后，如皋、姜堰、江都……盐城渐渐淡出思绪，期待中的南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人们说两所大学的校园都很漂亮，究竟是什么模样呢？两年前在南京有半年多时间，为什么没想到去看一看？不过，那时怎知能有今日？看也是白看。或者，徒增几分伤心罢了……中文系，中文系怎么读呢？每天读小说或谈诗论词？盐城师专的万恒德校长说：‘南师中文系比南大中文系还厉害’；他还说‘毕业分配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到中学’……所以力劝我填报。那么，会是怎么个‘厉害’法？”

伴随汽车有一阵没一阵的吼叫与轰鸣，我斜靠在副驾驶座的车窗旁，有一搭没一搭地胡思乱想着。车过六合，就快到南京长江大桥、快到南京了。太阳虽已西沉，但天色尚明。估计能够在天黑前将我们送到南京大学。想到这里，心里不由一阵欣喜；看了看正全神贯注开车的年轻司机，疑云慢慢散去，感激之情油然而升……

正高兴间，突然发觉几辆卡车都靠在路边停下了。还没等我们醒悟过来，一个年长的司机走过来跟我说：“到了！”

“到了？”我茫然四顾了一下，“不是还没过长江大桥吗？”

“对的，这里是江北的泰山新村。我们的车不过江，从这里拐向西到安徽去。”“啊？！是这样啊？！那，那我们怎么办？”我如同挨了一闷棍，完全被打蒙了。“特别是还有这么多行李……”我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哀求着。

“没办法，因为我们的车不能过江。”司机口气很肯定地回答道，“没关系，你们可以坐公交车嘛！”

他说得越是轻松，我们仨的心情越是沉重。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几个人七手八脚，很快将我们的行李全部搬下车堆放在路边。然后，几辆大卡车呼啸着，迅速从我们身边扬长而去……

三

盯着远去的卡车楞了片刻后，我们将懊恼与抱怨暂且搁置一旁，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过江通往市区的公交车站。不知不觉中，太阳没了踪影，天色已晚。“老天保佑，最好是能够找到直达鼓楼广场的车辆!”因为报到通知提醒我们：南京大学在此广场附近。

还好，不远处就有一个公交站牌。仔细看了看不同路线的停靠站点，没有到鼓楼广场的，但其中有一路可达山西路广场。我在南京住过一段时间，知道从山西路广场到鼓楼广场距离很近，并且肯定会有公交车相连。无奈之下，只能“曲线救国”了。于是我们如同蚂蚁搬家一样，来来回回，将所有行李搬运堆放到公交站牌下。然后三个人都眼巴巴地瞅着来车的方向。

“好，有车来了！”掩饰不住的喜悦化为夸张过度的欢呼。

“注意！做好准备，运作要快！”如同子弹上膛的战士一样，三人或怀抱大木箱，或肩扛铺盖卷与手提装着面盆与热水瓶的网篮，紧挨着站在路边，等候公交车进站。公交车慢慢停靠了，乘客也快下完了，就在我抱着木箱急着往上挤时，车门后的女售票员突然大吼道：“不行，不行！下去，下去！”我楞了一下神，还没等反应过来，车门“啪”的一声关上了，眼前的大巴如同逃跑一样窜出站点，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大概觉得我们东西太多，放在车上占地方。”我妹妹在一边分析道。

应该是这么回事！

想想也是啊，正好是下班时间，车上本来就已经人满为患了，那儿还容得下我们这么多行李？然而，问题是我们也得趁早过江啊；假使迟了再没有公交怎么办？

“又是一辆车来了！”

真的，远远地又来了一辆可以去山西路广场的公交；我们照例早早地就做好准备。然而，或许由于没有下车的乘客，它到站后并不减速；也不管我们如何满腔热情地打招呼，丝毫不愿搭理我们，呼啦一下开跑了。

一辆，又是一辆……

天渐渐黑了。正当我们几乎陷于绝望时，突然一辆公交停在我们面前，车门“啪”地一下打开了。倚在窗口的售票员连声喊道：“快点，快点！”我们一听如遇大赦，忙不迭地将东西传递上车。上车后人背靠车门站定，一个劲地“谢谢，谢谢！”

公交很快驶上南京长江大桥。小妹从来没出过远门，更没有见过万里长江长得啥模样，所以当车开上华灯初放的大桥时，两眼放光。而我，则在想着到了山西路广场后怎么办……

“山西路广场到了，赶快下车吧！”售票员催促道。

车门打开，我们慌里慌张地将一大堆东西搬下车，堆放在路边。“去鼓楼广场的车在哪儿呢？”吩咐H友和小妹看守行李，我边问边找，很快搞清楚是在广场的另一个方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带着行李，穿过两个红绿灯街口，才能够乘上去鼓楼广场的公交。

幸亏扁担、绳子没丢掉。就如同昨天出发时一样，我挑着担，H友扛着铺盖，小妹双手拎两只网篮。鼓足勇气，努力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寻机而行；前后招呼，确保在过红绿灯时不走散。歪歪扭扭、踉踉跄跄，几步一喘气，终于挪到了去鼓楼广场的公交车站牌下。

正是晚高峰时间，徒手上车都很困难，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东西？因此，泰山新村时的场景再度出现：一辆又一辆公交从我们面前驶过，或者是不让我们上，或者就是根本上不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来了一辆乘客稍微少些的车。大概司机和售票员看着我们守在路边也怪可怜的，打开车门后主动招呼了一声。这声简单招呼真如同喜从天降，让我们长久地念念在心、感激涕零……

上车后喘息未定，鼓楼广场站到了。一阵忙乱后，站在鼓楼广场边茫然四顾：“南京大学在哪儿呢？”

此刻，已经是九点多钟了。或许是因为比较晚了，印象中那时的鼓楼广场既没有辉煌灿烂的灯火，也没有熙来攘往的人流；甚至是冷冷清清、路灯灰暗。试图走着去，不认识路；想着找个问路的，总也不见人影。正当我们愁眉不展时，身边来了辆三轮车。

“去哪儿？”

“南京大学。多少钱？”

“两块钱。但东西装上后，人就只能跟着走了。”

“好好好，没问题！”

逢凶化吉，何乐不为？三轮车夫将全部行李装到车上，我们一路跟着小跑：从广场前的一条大街向南，很快右拐进一条小道。缺少明亮的路灯，路边尽是些旧房子。“对不对啊？不会搞错吧？”

正当我们心中泛上几分疑惑时，突然眼前一亮：镶嵌着“南京大学”四个字的大门楼出现在我们眼前……

“啊，终于到了！”我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

“哈哈，几个人挑的挑、扛的扛，就如同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几年后我们回想当时的情景，不约而同地如此感慨道。

怎么不是呢？

不但报到入学过程是这样，而且以后几十年的问学之路、人生之路，不就是上上下下、反复求索的“西天”取经吗？特别是几年后，我妹妹还真的漂洋过海，去留洋学习……

许多年后看电影《漫长的一天》，我又联想到，我们这也是“A LONG DAY”!

四

讲完了“a long day”，可能会有细心的读者发出这样的疑问：你老兄在如此隆重的场合，首先叙说自己当年报到入学的故事，这和你的发言主题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可大了——

会议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那么，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有人说是经济发展，有人说是生活改善，有人说是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这些都对，但我觉得最根本的价值，还是体现在人的解放方面。这一点，正是我当时在会议发言中要着重阐释和论证的内容。

“解放”相对于“束缚”。回想改革开放前，旧制度条件下的三个“固定化”，将每个人捆绑得死死的。

一是身份固定化，即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干部就是干部……而这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先赋”性的（即主要由出身“命中注定”），任何人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要想改变比登天还难；

二是居住空间固定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先赋性的），僵硬的户籍制严格限制人们异地迁移，将每个人牢牢地、永久地束缚在极其狭小的空间范围；

三是发展前景固定化，对于社会的大多数人而言，最初从事什么工作，往往就是一辈子看到底了。同时在我们的教育宣传中，每个人都只能作为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或一块“砖头”而存在，若没有“组织”的“召唤”、同意或批准，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革开放，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不断打破甚至消除三个“固定化”，使每个人学习、生产与创造的能力获得释放；另外不断为个人奋斗正名，鼓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理想。由此，解除人的各种束缚（制度的与精神的、外在的和内心的），不断拓展个人自由发展的领域与空间。

恢复高考，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某种意义上，恢复高考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第一声“春雷”；而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就是第一批得益者。首先有了人的解放，然后才有教育、科技的进步，才有经济的腾飞与社会面貌的深刻改变。更何况：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人、发展人，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来形容，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会议结束后，胡福明先生走过来跟我说：“你讲得对，讲得好！是这么回事！”

然而，问题是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不承认这一点，或者是对此认识不足……

个人经历中的“A LONG DAY”早已成为过去，但民族进步或思想解放历程中的“A LONG DAY”还远没有结束！

聊以欣慰的是：从盐城到南京，现在不但有了高速和高铁，而且早已开通飞机客运；原本漫长的、几乎令人生畏的里程，如今变得既轻松惬意又便捷快速。

只是这种轻松、便捷于我个人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2020-9-7

于苏州晚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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