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黄肇炎，1943年生，籍贯上海，出生地四川合川。1967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系。长期在云南三线国防企业工作，曾任总工程师。1987年进入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退休前任昆明市给水工程设计院书记、副院长、高级工程师。著有长篇回忆录《嘉陵旧梦》，有文章在《老照片》等发表。
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来到了，人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怀念自己的父亲。我也来追忆我那普通人的父亲，让他那相对平凡的一生，在历史上多少能够留下一点痕迹，不要完全湮灭在浩渺的时空之间。我父亲名黄承祚，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现为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严家栅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3岁便被送到上海一家小衣作店（裁缝铺）当学徒，每天学手艺，兼跑街、做家务，起早睡晚，做了3年多。到16岁时，父亲生了一场病，那时学徒得病老板是不管的。经亲友介绍，到上海新普育堂（具有天主教色彩的慈善机构）医治，因这里治病不要钱。父亲的病治好后，没有回衣作店，而是留在堂内帮工，学习医务工作。起初在门诊部外科室换药，后来调至手术室，给医生当助手，上麻醉药、学做一些小手术等，干了6年时间。1924年父亲到苏州阊门外的内河招商局轮船公司，当了三年售票员。
1927年，常熟当时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完备的新式民营医院刚开始兴办，需要招进部分医务人员。经堂兄黄承熹介绍，院方知道父亲曾经做过外科医生助理，会一些小手术，便接受父亲进院工作。父亲通过长期的实际操作，医疗技术得到较大提高。刚进院时他的月薪22元，至1930年，升为助理医师，月薪40元。医院还颁发了一份医师证书。这张证书我曾见到过，是油印后填写的，有院长签字及盖有医院的公章。这段时间父亲与同院的护士顾幼琛结婚。她就是我的母亲，嘉定县人，其父是城里教私塾的先生。母亲上过师范学校，又受过护士培训。按现在的说法，应该算是中专生。父母在集善医院成家后，有了小孩。是双职工（在那个年代少有），有不算少的收入，生活是不错的。但好景不长，一场攸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浩劫降临了，这就是抗日战争。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集善医院被国军第5军87师借用为医疗中心。9月，常熟沦陷，医院被日军占领。父母回到马陆乡间暂住，这时已是有3个小孩的家庭了。在第九陆军医院
当军医
11月12日，淞沪会战以国军失败而告终，上海为日军占领。处于沦陷地的民众，心中是极其痛苦和悲愤的。对于父亲来说，想要寻找一条合适的反抗出路，更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找一份工作来养活家庭。1938年春，黄承熹介绍父母亲到驻在湖北沙市（今合并到荆州市）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九陆军医院（下简称九陆医院），找院长张振鹏安排工作。张是他的同学及朋友。一路艰辛，历经千难万苦，终于到了沙市九陆医院。张振鹏院长接纳了他们，先安排在伤兵收容所。这是设在靠近前线的，负责收容、伤情初步处理，和及时向医院转运的机构。后来到院本部工作。在九陆医院，父亲任外科医师，军衔是少尉。这段时间，正值抗战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为激烈、最具重要意义的大会战——武汉会战的时期。这次会战从1938年6月开始，到10月结束。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国军动用军力为110万，日方军力为35万。双方大小战斗数百次，国军伤亡人数约40万，日军伤亡14万。由于双方军事实力、武器装备等种种原因，10月27日，武汉最终为日军占领。但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战争是惨烈的，在九陆医院这段时间，父母度过了人生最残酷的经历。我听母亲多次说过，一仗打下来，负伤官兵是成百人地送来。不少人因伤势严重，剧烈的疼痛，哭的、喊的、叫的，白天晚上经久不息。当时缺医少药，缺乏器械，伤员截肢只得用木匠的锯子。病床不够，更多的人只能露天睡在地上。到处是流血，经常有人死亡……1941年夏天，来了新的院长，父母亲和一部分人员就失业了。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九陆医院等野战医院众多医务人员在这场民族生死拚搏中，付出的艰辛和做出的贡献，应该载入史册。豫丰纱厂
之酸甜苦辣
此时，豫丰纱厂迁建合川，需要各方面的人员。父亲进入纱厂当医生。从此我们家结束了漂泊的境遇，有了稳定宽裕的收入，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过上了安定的生活。1945年9月3日，豫丰纱厂同人庆祝抗战胜利（第三排胸部带△箭头者为家父）
1947年4月，我的妹妹出生，母亲不再出去工作，专心操持家务。父亲工作认真，为人平和，热心助人，和同事、工友、邻居相处和谐，比较受人尊敬。1947年豫丰纱厂时期的父亲
1952年，“三反”运动来势凶猛。旧管理人员基本上都被认为有问题，凡是与钱、物沾边的人，都有贪污嫌疑，统统关进“老虎队”，由厂警保队看管，再组织一些人对他们进行审查、斗争。父亲也进了队，但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割颈、剖腹、上吊的时有发生。事态严重，不得已先把父亲放出来救人。有的被抄了家，有的判了刑，父亲医院的何宗汉医生自杀。父亲从此的历史问题就从一项变成了两项：当过国民党军医，有过贪污行为。由于家中经济比较困难，母亲通过县劳动局安排，到私营大昌铁厂去当医生。铁厂在盐井区（那时还设有区级行政机构），离家20多公里。公路还在修筑中，先要坐船到盐井，然后步行5公里。厂里没有女职工，连女厕所都没有一间，她是唯一的女性。卫生所还没有建立，要靠她独自一人创办。而家中除父亲外，有三个小孩（大哥、二哥在城里上中学），四哥十几岁，我十来岁，妹妹六七岁。母亲自己也是50几岁的人。家庭和铁厂的实际情况，母亲也看出来，要出去工作是不现实的，不久就辞职回了家。1957年夏天家庭照（左起前排母亲、父亲，后排妹肇燕、四哥肇煜、大哥肇炯、笔者）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父亲接受“三反”的深刻教训，多做事少讲话。加之对病人服务热情，态度温和，人缘比较好。另外，好像工厂不是“反右”的重点。父亲除了例行的写历史交待材料外，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医院还是有人犯“错误”，受到处理。1950年代，我的印象是父亲很忙。纱厂有4000多职工，东津沱已形成了近两万人的居民点，职工医院要为这些人服务。医生不多，看门诊一个上午要看50 多个号，经常如此。还要做手术，他除治疗创伤、接骨头上夹板打石膏以外，已经能做阑尾切除之类的手术。那时有政治学习的规定，每天都要参加学习、开会，晚上10 点以后才能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忙着上班去了。转眼就是难忘的1958年，工厂在“大跃进”，职工越来越多，但住房建设却再也没有了。我家的房子要一分为二，客厅和厨房让给另一家工人。我们只住两间卧室，做饭在自己搭建的小厨房里。父亲18斤的口粮吃不饱，上海农村的三哥寄来30斤粮票，这是他们全家从牙缝中省下来的。父亲只是在很饿时偶然加一点餐，宝贵得舍不得用。一位同事要去外地出差，找父亲换粮票。父亲是助人为乐，把手中的全国粮票换了四川的。十多天后，1961年8月23日，四川省人委（即现在的政府）突然发出布告：从即日起，原有的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重新发行新粮票。政府的目的是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但这种做法未免有点蛮不讲理，太过于巧取豪夺。这是老一点的四川人至今痛恨李井泉（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一件事，其实与全国的大环境分不开。父亲极其珍贵的粮票变成了废纸，气得要死，但又无可奈何。从此，他更加沉默寡言。长时期的饥饿，他70多公斤的体重，下降到50来公斤，人变得消瘦，整日无精打采。我见他每天上下班都是弓着腰，埋着头，双手互插在袖笼里，慢拖拖地走着。 1961年大饥荒中的父亲
大饥荒的情势是极其严峻的。我亲眼看见过有人吃观音土做的饼子。那饼子掺了极少量的米面，还在锅里烙成焦黄色，吃了普遍拉不出屎来。到处是肿病病人，饿孚遍野，经常听到说有饿死人的事。在四川，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下半年。就在这样的饥饿中，1963年5月，父亲年届60退休了。我从高中起就开始申请入团，但因家庭历史问题，入团如同蜀道之难，在政治上抬不起头，长期被歧视，受到冷眼相看。我为了争取进步，经常靠拢组织，积极汇报思想。答复总是：“对你父亲的历史问题，要交代清楚，要划清界线……”“四清”结束后放了几天假，我回了一次家，向父亲询问他历史问题的情况。先问了当国民党军医事。父亲说：“解放前那是没办法，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再问贪污一事，父亲马上就变了脸色，说：“我没有贪污！……那种情况下，那么多人咬定你就是贪污了。我不承认，过得了关吗，活得下来吗？”说完就走到一旁去了。第二天，母亲转告我，父亲说：他的这个儿子“偏德”。“偏德”这个词，可能是上海方言。我在《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中都没有查到，我思忖就是“不讲道德”的意思。我记住了父亲的这个批评，但当时没有细想。几十年过去，社会进步，思想开放，受启蒙影响，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反复思考，觉得父亲这两个字一针见血。我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讲亲情，置父亲养育的深重恩德于不顾，反过来去抠所谓“历史问题”的伤疤，确实有违道德。更可悲的是，这是表面上没有人强迫的情况下，我自己主动的行为。还认为是对组织忠诚老实，党性强的表现。说轻点是忘恩负义，说重点是人性泯灭。文革中，父亲的态度是只旁观，不参与。他来信告诫我不要参加。退休后，父亲攒上一点钱，就喜欢回老家去看一看，那里毕竟是他的生身之地，童年和青年时代成长的地方。父亲想要躲开政治运动，但政治运动却不放过他。1968年10月，重棉四厂革委会按中央的部署，要求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回厂参加运动，父亲也在名单内。因为他属于国民党“残渣余孽”。其时，父亲已退休5年多，正和母亲在成都四川大学我大哥大嫂家闲住。大哥是苏联列宁格勒（现恢复原名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留学生，1960年归国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教国际法。大嫂是他的列大同学，在川大教历史。文革中大学停课闹革命，大哥回了川大的家。一大早，我到菜园坝火车站接到了惊惶不安的父母亲，并送他们上了回合川的汽车。父亲这次一回厂，就进了“牛棚”。1968年7月进“牛棚”前的父亲，和母亲
1971年的春节，是我探亲所见最惨的一次。过年没有见到母亲——因为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她被关进县革委会办的“学习班”，过年都不准回家。母亲进去的原因是她与父亲一道，也在九陆医院工作过，虽然是普通的护理人员。这时她已是近70岁的人了。父亲说，他先是被专政队关押，集中居住，不得自由行动。几个月后，他们十多个老的退休人员被允许回家吃、住，但必须每天进厂，与在“牛棚”中的其他人员一起，接受组织审查和群众教育，写交待、接受审问、挨批斗，有时会挨打。有一次，专政队干部叫他们“牛鬼蛇神”站成一圈，然后甲打乙，乙打丙，丙打丁……依此类推顺着打。还说“这是你们表现的机会，要狠狠的打。谁不打打谁！”那天轮到医生胡正朴的时候，胡为难地说“我已经是‘有罪’的人了，再打人那不是更有罪了吗？”专政队干部就说他“态度不好”，叫来几个人对胡殴打，胡被打倒在地上还用脚踢。结果肋骨打断三根，受了重伤。那个时候有些人会这样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毛有一段最高指示：要“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既然是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当然是越凶残越“革命”。查来查去，就是那么点事。于是，对他们实行监督劳动，改造思想。父亲等被安排扫马路，清运垃圾。这样，在厂区的几条大路上，每天都可以看见几个老头，拿着大扫把扫马路。或者是拉板车，车上装着烂木头、砂灰、断砖头等建筑垃圾。拉车时，经常配对的是一位叫易继甄的工程师（原在国军工兵部队服过务），人们说：“两个老头子，拉个破车子。一个是聋子（我父年老听力衰退），一个是瞎子（易老高度近视）。”再后来，父亲被安排回医院去干消毒工作，每天洗药瓶、输液用具、手术包等。那时一次性的医疗用品不多，需要清洗的东西不少。父亲进“牛棚”有三年多的时间，1972年春节，我听父亲说他“解脱”了。是医院党支部的一位女支委口头宣布的，没有给书面的东西。大意说：经过组织长期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与所交待的基本相符，没有发现新问题。经研究，决定予以“解脱”等等。1973年初，父亲和母亲再次到成都川大居住。这时我大哥已调到四川师范学院教俄语，结束了十多年的两地分居状况。他原工作的政法学院在“砸烂公检法”的浪潮中，已被宣布停办。 1973年10月28日下午，是一个星期日，我突然得到一封电报，是成都发来的：“父于27日病故，请速来”。我吃了一惊，这是真的吗？但拿在手中的电报是真的，只能承认这是事实。第二天一早，我取道曲靖、昆明，于31日赶到川大。见到了母亲，与几位兄长会合。二哥、四哥从合川来，三哥从上海来。妹妹是知青，也从乡下赶来了，还带着她吃奶的儿子。母亲非常伤心，一直在饮泣着。父亲走了，带着深深的困惑和伤感。纵观他的一生，苦难多而安乐少。这些苦难，除了物质层面的以外，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也即政治的层面。建国后，因为“历史问题”，他承受了20多年的压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连我们子女的前途都受到影响。然而，所谓的“历史问题”竟然是在抗日战争中当过国军军医，亲手救治了众多在战场上负伤的官兵。参加全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正义事业，怎么就成了罪过？这难道不是一个荒唐的悖论吗？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孰功孰罪？谁忠谁奸？我相信，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评判。2013年5月16日
黄肇炎读本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
“民间历史”网
2013年6月4日
图文由作者提供
全文1.8万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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