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钱理群，1939年出生于重庆。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先后任教，现已退休。他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
原题
回顾八十年代
作者：钱理群
不要将八十年代过于理想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即使是你所看到、并且十分向往的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在有着确实“可贵”的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的因素。
后来者应该站得更高，在继承、坚持的同时，也要对之进行质疑。我们并不迷信进化论，后人不是注定了必然超过前人，但作为过来人却又是真诚地期待着新的一代能够超越于自己。
赵园著《艰难的选择》
这是一个作者自己回忆、而让我感到震动的历史细节：在“文革”期间，“为防梦话，我曾在临睡前将小手绢衔在口中——虽然我实在并无反动思想”。作者因此问道：“未来年代的人们还能否想象我们所经验过的恐怖?还能否由这一代人的文字间，读出那恐怖岁月的阴影?”如果不能体察这一代人这种刻骨铭心的恐怖记忆，大概很难理解他们的学术。正是在经历了禁止一切独立的思考，扼杀个体生命的自由意识，以消灭知识与知识分子为目的的“思想改造”，并且把外在的禁令化作了自我内心的“需求”(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怖之处)，也即知识分子自身的奴化，从而推向了绝望的极端以后，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成了新的学术。于是有了对研究对象的独立发现，同时又是真实的自我的发现与展示。我曾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本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这是我的《狂人日记》：第一次发现‘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第一次明白：数十年‘时时吃人的地方’，‘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也未必无意之中没有吃过人!于是有了我的第一次‘反戈一击’：面对几十年形成的，几乎渗入灵魂、血肉的观念、准则、理想、信仰，第一次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同时有了我的第一次‘挣扎’，第一次灵魂的呼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里说的不只是我自己，或许也包括赵园在内的我的许多同代人，以及《艰难的选择》这样的一大批“起步”之作。而且这样地与鲁迅相类比，也并非想攀附前贤，不过是强调这一代人从以对人的奴役为主要特征的“革命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与五四那一代挣脱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文化”的束缚是同样“艰难”与伟大的。这时间上至少间隔了两三代的两代人也因此而结下精神上的不解之缘。这一代人“学术”的最初形态与特点，都应该从这样的思想的挣扎与解放、觉醒中得到描述与说明。比如，正是因为有了那个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而被剥夺了存在权利的时代，这才会有了这一声“认识你自己”的呐喊——这本是五四先驱对希腊哲人遥远的呼应，现在又被赵园郑重其事地当作自己著作的题词；有了以“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作为自己的持续(甚至终生的)研究对象与课题的学术选择，并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讲述热情：就这本《艰难的选择》而言，不仅有了“上篇”、“下篇”，还要将“不能或未及写入本书‘正文’的缺乏连惯性的思想和印象”写成“余论”，并且宣称“打算继续写下去，直到无可再写为止”，于是又有了“附录”：“附录一”，“附录二”，以至“附录三”。自己写不够，还要朋友也“海阔天空”地“写一点”，黄子平兄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似乎还不过瘾……。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学术现象：子平当时即已意识到：“仿佛不是我们选择了题目，而是题目选择了我们。我们被纠缠上了，命中注定的，要与它撕掳不开。”不可重复的欲求与热情同时也是那个八十年代的读者的。只要想想这个事实就足以使后代人瞠目结舌：仅这部《艰难的选择》一年之内即重印三次，印刷总数达六万余册。据作者说，类似的“严肃的学术著作”还有“印至一二十万册之多”的。作者这样不知疲倦地述说，读者也这般如痴如迷地倾听，这样的知识饥渴，对知识者如此的关注，对学术著作这般的青睐，就是在五四时期也是未曾有过的。这里也存在着某种误解(例如有些人还分不清“文学”与“学术”)，免不了幼稚之嫌，但其中的真诚与纯洁却是无可怀疑，并让人永远怀想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学人的学术选择。一切出于这样的一种学术冲动(推动力)，如赵园所说：“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己的生命”。因此，这样的学术必然是主体投入的：“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几乎闻‘主观’而发抖，他们恨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整个儿地藏起来。……我们现在终于有可能随随便便地谈论‘主观’了。”这主体意识的恢复与强化本身即是一种解放，既是“自我表达乃至宣泄的欲望”的满足，又是自我的反省与反思，因而不免是“今是而昨非”的不断质疑与否定，更是在自我(思想力，想象力与表现力)的挑战中寻求生命的扩展与升华。学术在这里不过是生命的实现方式，是对“人”(自我)的生命深度与力度的永远的追求。这样的学术同时又是介入式的，它的“问题意识”产生于现实，它的思考却是有距离的，更带专业性、学理性的，是更根本、也更超越的，学术的价值正是实现于“现实性”与“超越性”二者的张力之中。这一代人是既向往“连带着生活的、文学的感性血肉，充溢着、喷发着人生气息的”研究境界，又“追求理论发现，追求对对象、对自我超越的姿态”的。这样的学术选择本身，即包含着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理解与把握方式，一种发现与叙述方式：把现代文学史视为“现代知识者的精神产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历史的一种表现形态”；“试图由心灵的创造物去接近创造者的心灵，由这些心灵去亲近那整个文学时代；试图凭借历史知识、艺术理论和个人经验(包括审美经验)探寻这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同时由这特殊世界去‘复原’那个时代的感性面貌”。这样的“对现代文学作品的思想史兴趣”与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对学术风格的一种选择：充满了诗的激情，同时又是冷静的反思。王晓明因此在关于本书的一篇评论中，提到了赵园的矛盾：“我不怀疑赵园是想当一回冷静的研究者，可到头来她还是更像一个热烈的抒情者”；既渴望着自由地坦露自己，却由于积习，更因为经常提及的内在的恐惧，又使她提笔时不免有意无意地曲折掩映，她不满意于此，一再称之为“病态”，却又不能摆脱，这挣扎(不仅是思想的，更是文字表达的)之苦，也同样属于这一代学人。但正如王晓明所说，“也唯其如此，赵园的情感表现自有一种深沉的意味。一旦她的深埋的激情穿过各种思考与表达的障碍，迂回而出，那种独特的深厚和凝重感，那种饱满的力度，就远非一般的抒情议论所可比拟”。不可否认，以上的学术选择，也是自觉的“扬长避短”：既是一种智慧，也包含着无奈。这一代人被称为“学者”，其实有几分尴尬：他们是在“批判封、资、修”的文化国策中成长起来的，无论于“中(特别是古代传统)”于“外”两方面的文化修养都是先天不足的；比如说吧，在这次重读中，我就注意到，赵园的这本专著很少引述，所引的也大都是马克思的著作，鲁迅的著作，还有部分的俄国思想家、文学家的论述，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学术的“根底”(记得一位友人在读我的《心灵的探寻》时，也有类似的“发现”，曾对我当面谈过)，这自然是既狭隘又可怜的。更为尴尬的是，我们有机会闯入(或者说是“误入”)学术界时，都已是“高龄青年”(这是一个有几分可笑，又令人心酸的称谓)，全面更新知识结构已无可能，我们也试图作些弥补，却都收效甚微。于是我们只能避开“纯学术”的研究，发挥自己人生以及内心经验都比较丰富的优势，以一个“觉醒者”的眼光，“反戈一击”，作一点历史的反省、反思的工作，用我近年爱用的说法，即是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为后代人真正的学术创造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与历史当事人的总结。命中注定的，这只能是“过渡”的一代“学人”。赵园说：“我们参与着‘积累’。我们的成绩将沉积在土层中，成为对‘天才’的滋养。”但似乎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尽管也有人曾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弱点”(包括知识结构的缺陷)上大作文章，试图从根本上否认这一代学人的存在价值，但他们也都报以苦笑而置之不理，依然走自己的路。这种自信、自尊与自重是建立在这样的自觉意识上的：尽管具体的学术选择必然地存在着时代与历史的局限，但在其背后，却存在着也许是更为根本的知识分子立场的选择，而这显然是有着更为长远的意义的。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概括为“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立场。这样的知识分子立场在现代中国本来是五四那一代人所开创的；我们通常讲“北大精神”，按我的理解，就是指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所建立的这样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范式。
问题是，以后这样的精神却逐渐失落，以至鲁迅有“五四失精神”之说。而到了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当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以至被专政的对象时，这样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立场也就丧失殆尽。赵园这一代学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以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正在于对这样的中断了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与学术)传统的恢复与承接。因此，当赵园及她的同代学人宣布，“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以‘学术’为业的人”，追求“人生意境与学术境界的合致”时，实际上就是在要求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以及学术摆脱任何(政治的与商业的，等等)依附关系的独立与自由；而这一代学人学术上的强烈的自省性，则更是鲁迅批判传统的直接继承，怀疑与否定不仅指向外部的一切奴役体制、观念，更指向自身的奴性，这正是显示了批判的彻底性的。
赵园在本书中，以“寻梦人”概括中国知识分子(以及自身)，表示更“关心作为创造者的知识者的心灵状态”，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天马行空般的狂想，放纵的艺术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缺少一个真正瑰丽动人的‘童心世界’”而感到遗憾，以至沮丧，正是表明了这一代学人是怎样地期待着被长期压抑的学术的创造力的大释放，向慕着为人与治学的“大人格、大境界”啊!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精神构成了八十年代中国学术(而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前沿)的核心与精髓，它的具体学术成果(包括本书在内)，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它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学术精神范式的重建所奠定的大格局与基础，却是弥足珍贵，并具有长远的生命力的。这一代学人各自学术个性的明晰化与分离，恐怕要到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有意思的是，赵园本人十分重视她与同代学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谈到八十年代外部学术环境(特别是她具体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小环境)对她的形成与成长的意义，她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相信我及我的同代人所做的，只是在‘总体估量’中才有意义”(《邂逅“学术”》)。但赵园之为赵园，还在于她在努力认同于同代人的选择的同时，更是顽强地维护自己“这一个”的思想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以及个体生命的不可侵犯性。在《十年回首》里，她谈到了在一次演讲之后，“突然怀疑自己被讲台所操纵”，“被操纵于听众的情绪”，于是，“对讲台感到厌倦”，进而作出了反省：“交流的渴望，是极其正常而不可抗拒的诱惑”，但在演讲中却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表演”；她质问自己：“你为了‘交流’而牺牲了真诚。这代价是否值得？”而这样的“演讲”所显示的学者的存在方式，作者与读者(听众)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思维与表达上的“演讲风”，与此相应的心态……等等，正是八十年代中国学术潮流的重要表征。赵园恰恰是在对之产生的厌倦中，更清醒地认识了真实的自我实在需要、适合什么，于是她郑重地、并且不失时机地自动地“由八十年代的氛围中脱出，与某些联系脱榫，回到更宜于我的‘独处’与‘自语’状态”，“回到我的性情，我本有的态度、方式”。赵园的这一“脱出”发生在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我自己几乎在同时也产生过这样的对“表演”的厌倦感，也有过“脱出”的念头(参看拙作：《自说自话：我的选择》)。但我终于没有做到，这也是由我的性情所决定的。在我看来，无论是赵园的“脱出”，还是我的在困惑与矛盾中的坚守，都是对自我个性的追寻与坚持；因此，从表面上看，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人生、学术之道都显示出不同的风貌，但在内在精神上却依然相通。
1981年，钱理群（左三）与研究生同学吴福辉（左一）、赵园（左四）、温儒敏（右一）合影赵园在“确认书斋之为我的‘生活方式’”以后，“在日复一日的读与写中”，又“体验着自己的被制作，被写作这行为制作，被那一套‘学术话语’制作，被学术方式制作”，她发现“学术已压杀了我们的有关能力——像张爱玲那样活跃的语言感觉，那样富于灵性的想象与联想”，于是终于有了赵园式的一声呼叫：“这‘职业化’的娴熟令我恐惧!”(《代价》)。这呼叫出现于“学院派学术”成为九十年代的学术潮流时，实在是意义重大的。赵园十分清楚，学术“这份职业是适合我的”，她对命运的这一安排甚至“怀着感激”，她恐怕永远要在书斋里生存下去，那几乎是唯一的她的去处，她不可能反对学院派的学术，但赵园之为赵园，或者说她的难得之处，正在于她“依赖书斋环境，同时知道其代价”，敢于正视与揭示学院学术的负面，所存在的学术“陷阱”，“保有了这一份自省、自审的能力(也无论这能力是否有妨生存)”(《代价》)。赵园从八十年代学术氛围中的自动“脱出”，对九十年代学院派学术(以至学术自身)的质疑，充分地表明了她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选择)，而鄙薄另一种选择(急进主义的，革命的选择)，学术界很多人却对此保持可疑的沉默，又是赵园著文公开表示：“厌恶于(这类)随时准备着将鼻梁涂白的‘反思’，厌恶于那永不吝于‘向过去告别’的轻浮，尤其不能忍受对‘历史’对前辈选择的轻薄的嘲弄。在我看来，那是对生命的亵渎，对他人生命的轻薄。那一代人毕竟经由‘革命’，寻找过人生之‘重’。即使在理念的外壳被抛弃之后，甚至在‘污秽与血’毕现之后，仍有这‘重’在。”赵园在这里所要维护的，依然是人的生命选择的尊严与自由。是的，在“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一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上，是不能作出任何让步的。几代人(连同我们自己的)的充满血和泪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这是一条“底线”，往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就由“人”变成“奴”，由“知识者”变成“帮忙与帮闲”了。在反思历史，包括对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进行历史的总结时，我们要敢于正视与校正曾经有过的失误，同时也应警惕：我们是否放弃得太多了?就要结束这篇或许过长的序言时，我又看到了一位九十年代的北大研究生的一段话：“我向往八十年代，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搭上八十年代的末班车。——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有三个可贵的特点：一是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二是不屈不挠地参与历史的热情，三是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空前自觉。”
不知道这位青年学生的意见在他的同代人中间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至少证明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还是给后代人提供了某些可供怀想的东西，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个成员，我是因此而感到了某种欣慰的。当然，我也想告诉这位年轻的朋友：不要将八十年代过于理想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即使是你所看到、并且十分向往的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在有着确实“可贵”的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的因素。后来者应该站得更高，在继承、坚持的同时，也要对之进行质疑。我们并不迷信进化论，后人不是注定了必然超过前人，但作为过来人却又是真诚地期待着新的一代能够超越于自己。
当然，我们这一代的路还没有走完，但不过也只是沿着已经选定的人生与学术之路，走到底就是了。赵园，你说呢？
赵园，河南尉氏人，1945年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先生，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早先主要关注领域为现代文学，而后转向明清之际士人的研究。赵园自从事学术研究以来，即致力于经由文学探究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艰难的选择》是这一方向上的最初的成果。
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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