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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丨马雅：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1950年代许多中国人的愿想。
后来，苏联一落千丈，从“老大哥”沦为“老修”，最后竟落得比美帝还惨。要不然，也不会有毛主席同尼克松的握手。
可苏联对我仍有魅力。在西方呆了几年以后，更平添了好奇，想拿西方作对照，亲眼看看这个当初的“明天”。所以，1983年在比利时学成归国时，我选择了走莫斯科的路径。
留学西欧时的作者
不懂俄语，在当地也没熟人，作为公费生，我投奔了使馆。没想到这从前的“老大哥”，对“小兄弟”还真给足了面子，使馆占地之大，建筑之气派堂皇，完全第一流。单说宴会厅，便可容纳千人，让人不禁遐想举办盛大舞会的帝俄宫廷。
正赶上雪后初晴，我第一时间就到了户外，漫步在无边无际的白桦林，试图找寻普希金或托尔斯泰的足印。可对于我，普希金“太年轻”，托尔斯泰又“太老”。其实，我更喜欢屠格涅夫，他在《父与子》中，对绅士阶层的式微，流露惋惜；又对民粹党人的强势，表示担忧。我也喜欢契科夫，他的《樱桃园》和《三姊妹》，对未来有憧憬，而带着淡淡的哀愁…… 蓦然回首，这些先知先觉的认真求索，被简单地夸张为“进步”，而他们对激进思潮的存疑，却被刻意保留。
似无由头地，我想起了英国。
节假日时，我所在的比利时鲁文大学，经常组织出游，为初来的中国留学生开眼界，当然，也附带着洗脑的意图。那次，我们去了伦敦，下榻的旅馆紧靠海德公园。早餐过后，电视上正直播北京公审“四人帮”的实况（1981.1）：张春桥沉默，江青咆哮，被扭下公堂……
伦敦唐宁街10号外，1981年
我们同学们中有“老”有少。只见十八九岁的本科生们一脸迷茫，年长些的研究生们，也表情“不甚明朗”。按说，把这几个曾搅得天下大乱的人推上法庭，大家应觉得出了口恶气，可众人的心情，却只能说用“复杂”两字来形容。虽然可以肯定，十之八九的人都觉得庆幸，这篇儿总算翻了过去，终于可以做点事情。
海德公园里有“言论角”，民众可自由发声。而步行不出几里，就是英国的国会。可这所谓“自由和民主”的获得，并非一夜成就。早在1215年，英王约翰不得已向贵族和大地主们妥协，签订了《大宪章》（Magna Carta)。从此，王权不再至高无上，有事得和“别人”好商量。而到了1689年，英国又有“光荣革命”，拥戴信奉新教的威廉和玛丽上位。从此王权旁落，形同虚设，议会掌握实权。
这好几百年的光阴里，只有在国会对抗王室的内战期间，由总司令克伦威尔下令，砍了英王查理一世的头（1649年）。然而，英伦不久便自我“纠偏”，迎回王室，继续走改良的保守老路。天下基本上太平。
比利时鲁文大学79届全体中国同学（本科生、研究生），1981年摄于波恩
从伦敦去温莎古堡的路上，我们途径田园和村庄。绿树绿草，白羊花牛，星星点点。圆石铺就的村镇街巷，车来人往，一如既往；久经岁月碾磨的街石，发着古老的幽光。抛开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不算，英国最后一次被异族征服，是1066年法兰西的威廉公爵，跨越英吉利海峡到此称王。而唯一的暴力革命，则是克伦威尔领导的内战。可以说，英国人对本土的战乱，相当陌生；对于革命，也不那么上心。
相比之下的法国，从1789年起，截1871年止，不足百年，总共爆发5次革命。像1789年的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开始，以1804年拿破仑称帝告终……这期间，不知人权改进了多少，只知精英被杀戮太多。搞笑的是，当初路易十六为搞垮英国，不惜倾家荡产，派军队、大撒钱，支援美国独立。到头来，法国民不聊生，他自己上了断头台。
如今，人们若去法国，观光罗浮宫，去凡尔赛，登艾菲尔铁塔，尽是王公贵族大资本家给自己的评功摆好。有几多革命遗迹被人寻访？美国倒是独立了，可法国没能拼过英国，二战时又让德国给打趴下了。
毋庸置疑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潮，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非常流行。而十九世纪的欧洲，革命正风起云涌。
布鲁塞尔，1982年
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作了12年的研究。他批判性地吸收了亚当. 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时参照了恩格斯对英国工人的社会调查，在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
简要之，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其他思想的探讨，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必将实现的观点，这在当时和后来，都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和思想界，意义极其深远。
与此同时，西欧的资产阶级却迫于形势，开始对工人让步，如英德两国，政府允许成立工会，工人也有了劳保。于是，工运中有人提出，不必搞暴力革命，可以走议会道路；甚至，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也有质疑。这就是“第二国际”，后来发展成西欧和北美的社会民主主义。
可是，马克思的思想朝东一拐，到了俄国，就演变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俄国本来就有专制的传统，因此，搞起血腥和暴力，比法国大革命更胜几筹。结果，沙皇没了，柴可夫斯基、门捷列夫也没了，贝利亚、李森科却横行于世…… 集体化”导致数百万人的大饥荒，“大清洗”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和流放。斯大林是恢复了沙俄的疆土，甚至扩展了势力范围。可难道这就是革命的目的？
在朋友家，1980年
此处，姑且不提俄式革命对其他国家命运的影响。
因为行将归国，又要从西方回到东方，所以，在西方遇到的几件“葛事儿”，不知不觉地浮现眼前：
乍到西方，不止洋人觉得我们新鲜，就连海外的同胞也对我们好奇。于是，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华人，邀请三五同学去他家聚会。他太太虽同属留学生，却充当全职家妇，专事相夫教子。而比利时政府鼓励生育，他家的四个子女，全归国家供养。
此人乃国民党将门之后，对聊“打仗”最有兴致。据称，其父1948年曾参与太原战役，跟徐帅交过手。不管他吹得怎样天花乱坠，可结局在那儿明摆着。
不料，他的话锋一转，突然扯起了韩战，扯起他们在台湾的许多人，当年都因志愿军打胜仗而欢欣鼓舞，都为中国人能打败洋人而骄傲。
我听得一头雾水……也许是血浓于水？也许是鸦片战争后，但凡中国人都有这”同心结”？记得他曾拍着胸脯，跟我们预言：假如中国人能团结起来，中国将无敌于天下！
在医学中心校园
又有一次，在医学中心。午餐时，一绿眼红发、满面雀斑的中年女士，与我接近，问我是否来自“红色中国”？
当我回答说是从北京来的，她马上自我介绍，说她刚从英伦到此不久，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执政以来，她和先生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比京的欧盟总部暂时栖身。
我好生奇怪：至于么？
她跟我控诉起保守党解散工会，镇压工运，置劳工于死地。
哦，原来她是工党（即社会民主党）。依我从前所受的教育，保守党和工党本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都是资产阶级统治欺骗人民的工具。
所以，我一本正经：反正你们议会制，轮流坐庄，总是有机会滴。
她更一本正经：除非撒切尔下台，否则坚决不回去！看上去咬牙切齿，不共戴天。
要不是多年后见识了川普时代，我一直以为她是狂热左翼，喜欢咋呼。
以后我们在校园中偶遇，她总是友好地点头致意，给我某种“同志”式待遇。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把我当成左派，当然，她并没有什么恶意。
而更绝的是另一出。某周末，我的导师邀请我去他乡间的别墅做客，说是为一位刚从法国来的学者朋友作陪。因为此人对中国有研究，于是，导师想起了我。
与鲁文大学的校长和导师，1980年
这学者高个子，人精瘦，绅士派头十足。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他竟跟我谈起了宋朝！显然，他知道的中国，比我了解的法国要多的多。这是我第一次从洋人的角度，远观中国的历史。从前我并不关心宋朝，因为它不是让我引以为荣的汉唐。
他说，宋朝的经济很发达，文化也很繁荣，中国后面的朝代几乎无一能与之匹敌。然而，宋朝像一只过熟的果子，从心里烂了。他年长博学，自然，他说我听。
可说着说着，他话题就转到法国，告诉我，法国就是今天的宋朝：歌舞升平，不知大难临头。那是1981年，法国政府刚换届，保守党的德斯卡被赶下台，换成了民主党的密特朗。
形势有那么糟？
他自信地点点头：异教徒的移民大批涌入，本土人群不信宗教，左倾思潮泛滥，眼看要中空了法国……
结束谈话前，出于礼貌，他问我读过哪些法国人的书？
我脱口而出：《红与黑》。
他眼睛一亮。我迟疑了一下，又补充道：还有《九三年》。
眼见着他目光黯淡下去，估摸着他是个老右，于是把《约翰 · 克里斯朵夫》咽进肚里。
而他又目光一闪，说：你应看看托克维尔。
我曾翻阅过他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蜻蜓点水，多少有些印象；但我对他的思想认知甚少，着实不成敬意，所以不提。
事后我问导师，他跟我说这些干嘛？
导师笑笑：他是我的朋友，也算是前总统的智囊，下野后忧心国是，到我处来散心。敢情！在法国说话没人听了。
当时的我，确实没听懂他的深意。可时隔多年，他的话渐渐发酵。
莫斯科的地铁，1983年
且罢。因在莫斯科的时间有限，我还得去走马观花：
红场真的很小，从前雄伟的印象，是出自于拍摄的视角。街道显得凌乱，也许由于融雪，看上去还有点脏。令我震惊的是，当年华丽而如今显得有些陈旧的地铁里，人们表情阴沉、冷漠，没见一个好脸。
这不禁让我怀想中国。记得那还在“文革”末期，我从首钢实习的医院回家，搭乘长途车。一上车，人不多，却见几位“大男孩”扎堆儿，一望即知是回家探亲的知青，我曾是其中之一，马上倍感亲切。
他们有说有笑，甚至眉飞色舞。见到我，更来情绪。
其中的“头儿” ，清了清嗓子开讲：那赫秃子（这马上让我竖起耳朵）在“二十大”上，恶毒攻击斯大林同志……
这时，有人从旁插话：到底攻击了啥？
却被人马上止住，那“头儿”才得以继续：
会场里有人突然发难：尼基塔同志，请问那会儿您在哪里？赫秃子倒挺沉得住气，大声说：那位同志，请你站出来！可会场里既没人起立，也没人吭气。于是，赫秃子冲着那发话人的方向，理直气壮：当年，我就在你的位子上！
我听了，忍不住咕咕地笑，这引得那”头儿”粲然一笑，而他的笑颇具感染力，大男孩儿们都笑起来。接着，所有的乘客也都跟着笑起来。于是，那辆破旧、颠簸的长途车，载满了一车哄笑。那天，我特别开心。
可是，在莫斯科的地铁上，我丝毫没看到任何类似的“不轨”迹象，有的只是比比皆是的不开心。当然啦，我只是匆匆过客。
莫斯科的红场，1983年
说是匆匆过客，就是匆匆过客。我到红场周边的商店，想买点纪念品，特别是俄罗斯套娃娃—“玛特廖什卡”，这是我从小的夙愿。商店很大，可想见往日的繁华，然而大多数货架上空空如也，摆的尽是面包和土豆，真让我吃惊不小！再看看周围顾客和售货员，一个个都沉着脸儿，好像谁欠了谁似的。
虽说作门脸的市场上货物匮乏，可使馆里的伙食却好过预期，“鸡鸭鱼肉”自不待言，还有樱桃、草莓、嫩黄瓜一类鲜货。这倒奇了，我问使馆的人：这算怎么回事？
他们说，市面上像这样有几年了；而使馆里吃得好，是有保加利亚这样的卫星国“进贡”，大使馆享有“特供”。
啊哈。
人说，哀莫大于心死。
可我怎也没料到，到了1989年，才六年以后，苏东就解体了。
记得那时刚去鲁文大学。饭后，我们留学生一起在校园散步，当时还讲求集体行动。大家溜达到树林边上，恰好是山林的豁口。举目远望，一座山城尽收眼底——房屋错落有致，间或可见教堂的尖顶，河水穿城流过，景色一派祥和。
大家静默地观望。
突然，一位年龄最小的研究生，调侃似地发声：马克思的理想，终于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
开始，众人都愣住了。可过了一会儿， 本科生开始笑，最后，大伙儿全都笑了起来。那是1979年。
无独有偶地，王震同志1979年访问英国时，也发出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感慨。
苏东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