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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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浩潮,广州人。初二时因文革中断学业,在务农及在工厂工作期间,坚持自学,1977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学习。1981年赴美,在加州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1984年毕业后任资深软件研发工程师。从小喜爱文学,从事业余写作多年,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著述甚丰。
序
中美将于1979年建交的消息,深深地影响了正在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学习的我。美国代表着全球最先进的科技水平,课堂上老师是“言必称美国(原话是:言必称希腊)”,同学们以最大的热情在苦读英文,从美国回来的海外学者,频频在校园内举行学术讲座。
能到美国去深造,是每一位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理想。能被入选国家公费留学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然而形势发展得很快,我居然在不久获得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我们这一代人大都经历过上山下乡,所以有上山下乡是“土插队”,出国留学是“洋插队”的说法。这两段艰辛经历都为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相同之处是突然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了“舒适区”,在全新的环境中从零起步,生存下去。
“土插队”的挑战是艰辛的劳动,艰难的生活环境及前途渺茫对精神的折磨。然而“土插队”的时候,熬不住还可以逃回广州。“洋插队”是在外国人的世界里打拼,注定走上了单打独斗的道路。其中之艰辛,只能自己面对。当时国人对外所知有限,以为外边是遍地黄金。出来时背负着家人的期望,是“背水一战”,退回去没有人会理解。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们这一代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的环境比其他人都要艰辛。从一穷二白的国家出来,父辈没有为我们提供留学的经济条件,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工厂,磋砣了多年宝贵的青春岁月,使我出来时已近而立之年。初中学的是俄语,之后英语仅靠自学,幸好上大学三年努力学习英语,总算有点基础,然而要在美国求学与生活,水平仍远远不足。离开了以前熟悉的社会制度与亲友关系,需要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语言、文化、种族、社会制度的环境。
按照美国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规定,我们不可以在校外工作,然而我们不得不非法工作以支付生活费和学费。除了寒暑假之外,我们必须同时在学校保持Full time student(全职学生)的身份,否则会被移民局驱逐出境。我们只能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一辈人干了二辈人的事。
我们真的就如大庆人当年所说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没有美国发明的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与股市的起伏,影响着全球的经济与金融市场。美国,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的基地遍布全球。美国,掌控着全球的政治话语权,美国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全世界。
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离乡别井,远渡重洋,前往这个被全球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移民目的国。
有人梦圆,有人梦碎,更有人梦碎之后还要在人前假装梦圆。
没有美国,就没有那么多机会与选择,就没有那么多焦虑与不安,思念和牵挂,就没有那么多的家庭破裂,天各一方,就没有那么多贪腐之后的潜逃。
没有美国,就没有那么多学子在科技和学术上有所作为,学成归国的学子使中国的科技突飞猛进。就没有那么多留学生荒废了学业,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和父母辛苦挣来的金钱而一事无成。
每一个留学或移民美国的第一代中国人,背后都有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以下,就是属于我的故事。
惜别
1984年,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关于自费留学的第一个官方文件。
其实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政府就默许普通人办理前往美国自费留学,然而这一政策直到1984年之前都没有正式公布。
广州有些消息灵通人士得知这个消息,当时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还未设立,需要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签证,那时候申请的人很少,几乎所有人都获得签证,连那些根本就不是读书的人也一样通过。
1979年8月路过东方宾馆,看到设在11楼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星条旗在飘扬。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隐约觉得这面旗帜与自己有点关系。一年多以后,我在这里取得赴美留学的非移民签证。
邓小平曾经说过:“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对于我来说确实如此。我的祖辈、父辈为我留下的海外关系,为我提供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近年来网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记录了我的祖父袁迪(袁迪是祖父的别名,祖父的本名是袁仲明)创办的妙奇香酒楼,是广州早期的著名酒楼之一。据祖母回忆,祖父当时不仅创办了妙奇香酒楼,而且是广州及香港几家“奇”字派的酒楼的股东,在广州还创办了新奇奇、妙奇奇酒楼,在香港创办了奇苑酒楼。我家的客厅上曾悬挂的一个长镜上书:“袁仲明先生大厦落成誌喜”,下款是:“奇奇酒家鞠躬”。“奇奇酒家鞠躬”的意思是几间“奇”字派的酒家联合恭贺。
祖父的生意重点在广州,在香港的酒楼则全权委托姑妈及姑父管理,所以就有了姑妈一家人在香港定居及发展。姑妈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就是我的表哥与表姐。
姑妈在香港经营酒楼的时候,常常要应付港英政府派来的英国人卫生官员的检查。那位卫生官员收受贿赂有他的“潜规则”:进门的时候把西装外套挂在门口附近的衣架上,然后在店面、厨房转一圈,出来的时候如果一摸西装口袋里有钱,则马上说一句:“All right.(满意)”,然后扬长而去。为了防备他的“突然袭击”,店里的伙计们约定最先见到他的人都要大喊一声“钟馗(道教俗神,专司打鬼驱邪)!”大家马上把他认为不卫生的东西收拾好,当然还要把事先准备好的钱放入他的西装口袋。只懂几句中文的英国人开始时还会奇怪地问:“谁是钟馗,什么是钟馗?”以后习惯了也不再追问。
1937年日寇发动“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战火很快蔓延到广州,祖父仓促结束了在广州的生意,携家眷逃到香港,不久在香港忧郁而终。
1941年,日寇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之后对英美宣战,很快也占领了香港。香港的酒楼也倒闭了,有的表兄回国参加抗战,姑妈一家人在大陆和香港之间做些小生意,艰难度日。
日本人把全部英籍公务员关进集中营,那个卫生官也是其中之一(其实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至少还有吃有住,否则当惯老爷的英国人如果被赶出来在中国人的社会里根本无法活下去)。姑妈在得知他关在集中营之后,不知道是出于“战略眼光”,预测日本人迟早战败,英国人还会回来,或者仅仅是出于怜悯之心,尽管自己生活也很艰难,还是买了烤鸭和面包去探望那个卫生官员。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英国人重回香港,那位卫生官也官复原职。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正在做小贩的一位表哥,十分高兴。为报答当年姑妈在他被关在集中营时的接济,他通过关系把几位表哥送进公务员、警察、海关等政府部门工作。几位表哥有了经济能力以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把最年轻的表哥送去美国留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饥荒时代,父亲在祖母和母亲的多次劝说下,终于给在香港的姑妈写了一封求助的信。姑妈从此不定期地给我们寄一些港币来,当时真是雪中送炭。另外一位表姐也常给我们寄一些眉豆、花生、生油、猪油、腊肉、衣物等等。我来美之后,曾多次面谢那位表姐。
记得那时候的外汇是这样送来的,邮局送来一张通知卡,下面有一句话:国家保护侨汇政策,是国家的长远政策(即使在文革最动乱的时候也没有改变这个政策)。凭通知到银行取钱和优惠券。
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位在香港的表兄回来广州办电子表厂,请大哥在业余时间去厂里做技术指导,由于他常常来往于港穗之间,我们把希望能帮助我办理自费留学的想法让他带口讯给在香港及美国的表哥们。
当初想出国留学的初衷并非是要去美国深造,而是看到不少人以取道前往美国留学之便,滞留在香港。想想多少人以生命危险为代价偷渡,现在有不必冒生命危险的“合法偷渡”的途径,不妨试试。
表兄们对我的想法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觉得大陆人的英文程度不行,美国大学不可能接受。后来有一位广州的亲友以自费留学的身份去了美国洛杉矶,并去拜访了在那里的两位表哥,他们才相信了。
对于我“合法偷渡”的想法,几位表哥商议了一番之后,觉得我还是去美国较为有发展前途。按照他们的说法:香港人希望去美国就相当于大陆人希望去香港一样,所以既然出来,当然去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
1980年秋季学期开始之后不久,在美国的表哥为我寄来美国一所私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用于申请赴美签证的I-20表格,介绍该大学的一本印刷精美的书,证明他的财产足以支付我的学费及生活费的经济担保书,以及一封中文信,信中说明表哥们会为我提供旅费及首期学费,无需挂虑。
这些日子里,因为不知道能否实现,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告诉女朋友。看来是到了让她知道一切的时候了。
永远难忘那一个晚上。平时我都住校,星期六晚上我们约定在流花湖见面。我骑着自行车先到,把车放好之后,站在路旁等她到来。在昏黄的路灯的照射下,远远地看到她熟悉的身影骑着自行车越来越近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她不同意我去留学,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约会。想到这里,一股难以形容的痛楚忽然袭上心头……
流花湖的夜色像往常那样迷人,花前月下是一双双情侣。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多少愉快的晚上,然而今晚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口。再难还是要说啊,我终于把一切都告诉她了。并且说明我是去留学,是非移民的签证,能不能学成,学成之后能不能在美国发展,都是未知之数。
一阵沉默之后,她终于说了一句:“你放心去吧,我等着你回来。”那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紧紧地拥抱着她,泪水夺眶而出。
那段日子,我们知道约会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她带来了一个月饼,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湖面泛着银光,我们在广州西湖(流花湖又称西湖)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
下一次我们在中国度过中秋节的地方,是三十多年之后的另一个西湖。我和太太、儿子回国旅游,在杭州西湖的那天晚上,恰逢中秋佳节,旅行团为我们准备了月饼,乘船泛舟湖上,品尝月饼并欣赏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平湖秋月。但见皓月悬空,湖天辉映,水月相溶,不知今夕何夕……
下一步需要把材料递交给学校。学校提出要把有关材料都译成中文,我英文程度有限,幸好有彭泽波同学的帮忙(他从一千多名1977级新生中被选中成为四位出国预备生之一,自学英语很有成绩),把所有文件都译成中文,我自己也对这些文件的内容有了更准确的了解。
把申请的材料都交给系总支书记林群老师之后,她只说了一句:“会为你转呈上学院。”
递上申请材料后心里有点打鼓,会不会被批为“投奔美帝”呢,接下来的几天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接下来林老师告诉我学院把材料退回来了,因为没有“IAP-66表格”,看来他们真的不懂,IAP-66表格是访问学者申请签证使用的,留学生是用I-20表格的,附上一张纸条说明之后,请林老师再递上去。没想到过几天又退回来,理由是文件没盖公章。I-20表格上的主办人员签名就可以,并不需要盖公章,再附上说明递上去,这回没被再退回来,相信被接受了。
过了几周之后,一个下午正在宿舍自习的时候,生活委员黎对贞同学进来把广东省公安局签发的中国护照交给我。赴美留学的手续就只剩下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签证这一关了。
第一次前往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在东方宾馆门口就看到竖着一个告示牌:今天是美国感恩节,本馆闭馆一天。没想到是这样认识美国的感恩节。
在美领馆所在楼层前聚集了一批准备申请赴美签证的人群,大家在那里交流经验,了解到当时美领馆对自费留学签证的签发已大大收紧,但大学毕业生及在读生都全部通过。
从领事馆的中方雇员处了解到:我只能在开学前六十天申请签证,我来得早了点。
当时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当选下届总统呼声很高的共和党候选人里根扬言要与台湾恢复关系,里根的对台政策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和愤怒。局势发展下去会不会影响中美双方的留学政策?看来要尽快争取到签证,以免夜长梦多。
那年月走后门成风,我也不能免俗,了解到中方雇员都是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通过关系去学院找到他们的老师,请老师给中方雇员写了张条子,递给其中一位,果然有效,他破例让我提前进去办理签证。
那天我带上所有文件,还附上一张华工的成绩单,佩戴上华工校徽,进入签证室。
那位签证官很年轻,大概三十多岁,穿着很朴素,一件衬衣外面套一件毛衣。看了我的所有资料之后,他用纯正的普通话跟我说:“你没有问题。可是你来得太早了,请等到开学前六十天再来。”
虽然没拿到签证,但至少得知自己的条件没有问题,感到放心了一些。
2022年2月20日
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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