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洪光华：那年12月，我们的冬季高考

原题

那一天，我们正在高考

——中大77分析班同学忆当年

作者：洪光华

2014年12月12日，在美国一科技公司工作的同学梁红健在我们班的微信群中留言说：“37年前的今天我们正在参加高考，大家记得吗？”一石激起千层浪，群里顿时炸开了锅。

我们班，是中山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1977级，班里有56位同学，全部来自广东、广西。我们1977年考试，1978年入学。因为1978年入学的有两个年级，1982年2月、9月有两届毕业生，所以只好叫“七七级”“七八级”，以年级区分而不是用毕业届数来指称。

考试详情

 “文革”后恢复高考，此消息1977年9月份正式公布，12月开考，时间非常仓促。当然，其实早些时候已有小道消息透露说要恢复高考，已经有人在读书复习作准备了。

可能是基于公安工作的特性，北京的李庆喜同学反应极快，马上晒了他当年的准考证！

 1977年广东省高等、中专学校招生准考证（第    类）

准考证号：韶No.698990

考场：英德   分考场：横石塘

姓名：李庆喜

选考外语    

考试时间表

准考证上盖着“广东省英德县高等、中专学校招生委员会”的红色大印。

    当年，广东省高考在12月11、12、13号举行，12号下午的考试按文/理科分科，分别考物理和化学、历史和地理。外语非必考科，大部分考生在11、12号两天就考完了。

    在广州做商检工作的林峰同学保存的“文物”最多，除了准考证，还有《考生须知》《体检通知》（1978.01.12印发）《中山大学新生入学须知》（1978.01.15印发）。从中可知，考生体检的时间在1978年1月份，中大报到的时间在3月9~11日。英国的海归博士，现在广州一家生物公司工作，当年来自广西的梁宏晞同学说：3月9~11日报到时间是后来改的，他拿到的通知是1~3日，结果他3月初就到中大报到了。

     陈仕荣还记得广东省高考的部分题目：

    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

    政治考试有一题是“三个世界理论”，还有一题为“用辩证唯物论批判四人帮的形而上学”；

    物理考试有一题：“挂着重物的气球升到一定高度后，去掉其中的5千克重物，问气球最后能升多高（忽略空气阻力）”。

梁宏晞记得广西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日子”。

从《考生须知》《中山大学新生入学须知》等文件中可以发现，恢复高考，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高考的做法。这个时期，通知中的“文革”八股文已基本消失，比如行文必见的“最高指示”、政治口号已经不见了。有“文革”印记的只余“遵守革命纪律”“提高革命警惕”等少数用语。

时代的印记，尚有须携带“粮油迁移关系”来报到，“来校路费按国家规定：‘国家职工由原单位按火车硬座或轮船最低轮位发给车船费；其他学生因路途较远、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可持证明向所在县（区）招生委员会申请补助。’”如今已经没有“粮油关系”，也没有当时国家职工高考上大学的那种情况了。

高考动力

参加高考的动力是什么？

李庆喜问：“还记得那时高考动员的口号吗？有志青年要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深圳工作的高华南同学接着补充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班里面同学入学前工人、农民、教师、下乡知青、退伍军人、在读高中生等等各种不同身份的都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做决定并复习参考，各人的心态都不一样。

李庆喜：“恢复高考时，我在英德的化学矿山当工人，一个月41.82元工资，过得还蛮潇洒。也许是1972年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就已经点燃了我的大学梦。”

在汕头政府某局工作的周雄同学：“考大学时，我已在汕头市一家集体企业当学徒一年多，月工资18元，那时候有一份正式工作是很难得的。知道可以高考还是很兴奋，积极投入。白天上班，晚上复习。那时经常停电，常常在煤油灯下学习到深夜。单位领导也支持，上学时，还送我棉被、蚊帐等生活用品，真的非常感谢！不恢复高考，我们中很多人一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感谢邓大人当年的决策！”我接了一句：“还有华主席等一拨领导人！”

已经荣休的广州同学黄庆华：“我的动员来自于我想改变命运的决心，不想在化工厂当一辈子倒三班的工人。高考完了，当天还得上深夜班。我最幸运的是上大学前我已在那家国营工厂工作了五年半，当时的政策可以带薪上学，每个月有39元呢。”每月39元确实不少了，当时最高的学生补助是每月20元。

伍先声读中大前在一家药厂工作，而且已经在广州业余大学上夜校，他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高考。既然他原来就是大学生，我们就选举他做了学习委员。

班长刘德育现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工作，他说：“我当年退伍后回到家还没有工作，听到能高考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名了。我真正读到书的是在初一，初二‘文革’就开始了，一直到高二毕业，几年时间都在搞运动，根本没书读。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去了海南，后来就当兵了。所以，考试的内容我必须从头学，找来‘文革’前的高二、高三课本，夜以继日地，用一个多月时间硬是把数理化啃了下来。考完出来心里面完全没底，结果接到了中大的录取通知书，真是幸运啊！”

南京做植物研究的陈仕荣同学也参加进来了，他说：“当时家在农村，种田太累，当兵政治成分不够格，只有高考，才有机会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班里的团支书魏建华，上大学前是广西一中学的教师，现在是新疆红帆生物科技的董事长，她回忆道：“我听到高考的消息乐疯了！可父亲刚刚去世不久，家里经济困难。但是我下定决心，再困难也一定要上大学！后来妈妈白天上班，晚上帮人家做棉袄，多挣点钱来支持我读书。”

梁宏晞：“当年我做地球修理工，高考没觉得多难，倒是78年的春节全家人过得特开心。我是在除夕当天接到的录取通知书！”

“地球修理工”说的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简称“下乡知青”、“知青”。“文革”中，城市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于是把这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分散去农村，中学毕业就必须到农村去自食其力。

林峰说：“当年参加高考的动力是惧怕去农村插队。当时广州规定一家只有一个子女可以留在广州，我哥已留城，不读大学，明摆着我得去下乡。”

高考趣事

我当时下乡在广东曲江县大塘公社大塘大队上街村，全大队十个知青中有三个考上大学：王川—湖南大学，李兵—华南工学院，我—中山大学。可惜了我中学的同学、农友刘华，平时学习成绩比我还好，因为复习偏重于“文革”前的高考题、竞赛题，结果反而只考取了中专学校。我的中学老师刘金升辅导我时就很肯定地跟我说，那么多年没有高考，题目一定着重于基础，要我从初中的课本入手复习。

1977年12月12日下午考完试，几个农友在我的房间里讨论着这两天各自的考试情况。天渐渐黑了，谁都没有气力去做饭。不知谁说了句，“咱们回家吧。”对，回家！这个钟点已经没有开往韶关的长途班车了，走，走回去！约20公里的路，我们走了回家。約莫晚上十点多了，一进家门把父母吓一跳，没想到我这么晚还走了回来。我也没想到，敬爱的刘老师惦记着我的考试，这么晚了，还在我家跟我父母谈论着。

微信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大洋彼岸已经夜深了吧？红健同学继续参与：“记得刚从六中（今恢复中大附中校名）分校回正校上课的第一天，一进课室，老师通知，谁想参加高考，马上到大礼堂考试三天，成绩前1%的同学可以提前毕业参加高考。”红健当时是高二学生，本应在1978年才毕业。“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又依依不舍中学时代的提早结束了。本来已经不用上学，我还是每天回到六中。大学开学军训时，我的一个没有提前参加高考的同学好友，还跟在我们军训的队伍后面跟我聊天。”

林峰也是应届生，他接着说：“记得那时我在广州七中的农村分校，父亲来信告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天早饭后，老师通知了20来个同学，让我们马上到教室考试，最终在五个班的同学中选出了10个人，可以提前参加高考。分校派手扶拖拉机送我们去灌村镇拍的报名照。在农村分校半天劳动半天上课，获得高考资格的几个同学就申请劳动课负责放牛，于是我们每天背着书包追着牛群去水库边吃草，边放牛边看书。”

杜达安同学说：“回忆起高考年代，感触太深了！我属于老三届（指‘文革’时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八年知青，1977年刚被招回广州工厂一年多。听说老三届参加高考被嘲笑，报名受阻，我反而赌气要考一考。那时刚好邓小平视察广州，有人反映情况，我们这些老三届才赶上末班车报上了名。考完还是因为年龄大而落榜，还是因为邓小平，他指示允许我们这样的考生走读。这时，我才真正考虑读还是不读，因为当时知青不算工龄，不带薪，三十多岁了还要家里养怎么说得过去？厂里动员我去读，‘要不先去学校看看再决定？’到了中大，老师给了我课本让我试读，说，你若读可以给助学金，若不读，这书就送给你了。真是感谢老师的谆谆善诱啊！若还在工厂不上大学，几年后，可能就与工友一样下岗了。”

当时为了大学尽量多培养学生，政府就让第一轮没有被录取的当地考生用走读的形式上学。后来，中大为这些同学都安排了住宿。现在老杜已经退休，他原来在广州疾控中心也算名人了，2003年‘沙士’爆发，胡锦涛在广州视察检验室，作为专家，他是主要的接待人员之一。

杜达安，1947年生人。我们班还有年纪更大的——黄亮勋，1946年出生。最小的胡萍，1977年还是高一的学生，1962年出生。最大和最小的同学相差16岁。班里的同学可以说是父子同堂啊！同住一宿舍的黎宪纲和陈缵光相差15岁，老黎要小陈叫他叔叔。现在老黎的两个儿子，都在中大毕业好多年了。

我们这一届

班里头最多是1954、1955年和1957、 1958年出生的，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1972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即后来被批“右倾翻案风”的那段时间，他大力推进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结果。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正好在1972年在学校学了点“真本事”，结果高考就用上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在广东北江中学（当时叫韶关市第六中学）读初中，有一段时间学校经常举办数学竞赛、作文比赛，那真是一段黄金般的日子。

我们那一年考试，尤其是广东的考试是空前绝后的，高考居然开卷！就是因为开卷，数学中有一道解析几何题，谢谢刘老师借给我的参考书，我现翻书找到相应的定理，“因为”“所以”地证明出来，结果100分的题，得了97分！

在新加坡独自创业的陈戈同学回忆说：“我也是应届生，没有怎么复习，考试时带齐课本和资料去抄而已。记得我的高中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和我一起去考，结果我和数学老师考上了，物理老师却落榜了。”

当年的特殊情况，题目难度不高，考的是基础。虽说当年录取率低，但平时爱学习的，基本上都能选上。我认为广东省开卷考，考查了考生学习的涉猎范围和学习能力，效果是好的。

说我们基础差，看看差到什么程度。记得刚入学的英语摸底考试后，获得老师表扬我沾沾自喜。拿到卷子一看，可能就是刚刚及格的分数吧，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我这样在班里还算分数高的？要知道，我这60多分的成绩里，26个字母就占了26分啊！问题是，就是这样的英文基础，四年后毕业时，班里五十多个同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同学考入了美国的大学继续深造。今天，何茹同学还在德国西门子工作，徐岩同学在美国克利夫兰大学做教授兼系主任。

很多人说七七级、七八级是个不可复制的神话，毕业生个个是人才。数一数他们在当今领导人所占比例，这个说法似乎有些道理。可我认为，这两届人的成功是时代赋予的。首先，“文革”十年，停滞、甚至倒退了十年，人才断档，恢复高考我们占了先机。其次，从历经磨难的40后，到朝气蓬勃的60后，十年来社会上积蓄的人才，很大部分就被这两届高考网罗了。其三，经历坎坷的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虽然他们的文化基础薄弱，虽然当时刚刚恢复正常轨道的大学师资也未属正常，而且知识陈旧，教学资料、教材、器材缺乏，但学生求知的渴望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和毅力，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足以在那个充满机会的时代里让他们脱颖而出。

成功非偶然，天才亦需勤奋。举两个例子，看看当年我们是如何刻苦学习的。黄卫光同学，大学四年里，只在入学初的军训时看过一场电影。刘治平同学，大学时考试分数并不高，原因是，他听完自己系的课，或者已经懂了干脆不去上自己的课，跑到物理系、生物系去旁听，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毕业后他考上了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生，再然后又到美国读生物化学去了。王雁同学也很神奇，影视成了她的本行，是一级导演。所谓触类旁通，我们班有一多半同学因为兴趣或适应社会的需要，最后从事了其它的专业。

打到“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人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积极奉献的年代。那是激情洋溢的岁月，而且持续亢奋了好几年。恢复高考无疑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正是因为其正确性，所以得到全国人民的真心拥护和积极响应。

我们参加高考，不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这一代人，真心希望自己可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自己的力量。而被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我们的老师们，他们的积极性彻底地释放了出来，刻苦更甚于我们。他们努力而迅速地追赶着世界先进水平，无私地教导着基础薄弱而且参差不齐的我们，让我们在短短四年间学到了许多许多。

更重要的，在那开放的年代，我们学会了思想、学会了学习，学会了不受条条框框束缚地创造性地思维，这才会有所谓的七七、七八“神话”。

（原载《南方都市報》2015年4月24日，本帖增加了多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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