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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丨德特里克堡：谣传泄漏新冠病毒的神秘地方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易桂鸣，曾下乡插队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曾经编辑青年刊物近十年，后自费留美居美。2018年起在自媒体推送文章约四十篇。
德特里克堡一词的网络点击率飙升，发生在新冠病毒肆虐的2020年之后；德特里克堡的传奇故事，始于岁月静好的上世纪的1931年。这地方当年只是马里兰州费德里克县（简称“费县”）一个被遗弃的破旧小飞机场，一度隶属于州国民警卫队，当地人称之为德特里克营地。
“德特里克”之名源于费县本地一位居民，他的名字叫“费德里克·路易斯·德特里克”。德特里克曾经是一位美国军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比利时战场上救死扶伤，后来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令人尊敬的著名外科医生。为了表彰他为美国军队医疗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后人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费县机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二千多万美国年轻人纷纷入伍服役。为了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美军的士兵、水手、飞行员和陆战队员们的足迹，遍及亚、非、欧；除了面对大炮、子弹的屠戮，他们还要冒着生化武器的攻击。1942年，美军获悉，日本帝国皇军正悄悄地在中国东北展开一场细菌战，军方高层无比震惊。因为当时美军已经开始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展开你死我活的逐岛撕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及早行动。美国政府因此决定开始研制生物武器。
威斯康辛大学生物化学家包德文教授应政府之邀，受命组建团队，他选中了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市西北50多英里外、偏处卡特丁山脚下废芜的德特里克旧机场。1943年3月9日，此地被重新命名为“德特里克堡”。自此以后，德特里克堡，成了美国军队生物武器实验的大本营，同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德特里克堡后来经过陆续购进周边大片农地，面积逐渐扩大到占地一万三千多英亩，为保密性强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九十多年来，德特里克堡在美国和美军医疗事业发展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德特里克堡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研究毒素和抗毒素的实验基地之一。美国科学家在这里创建、应用于传染病研究的实验室设计、设备和操作程序，广为世界各地研究所釆用。科学家们在这里发明了许多应对各种瘟疫的防御方法，从农作物真菌到伊博拉病毒——德特里克堡在诸多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头羊作用，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
可以理解的是，德特里克堡早期的研究重点，是细菌战武器的开发。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细菌武器变得不再重要。尤其是美国在日本使用原子弹，迅速有效地结束了一场人类血腥大屠杀之后，世人认识到了原子武器的威力，生物武器的研究、发展已经不重要，不再是美军的当务之急。
194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惊讶地发现，曾经的二战盟友苏联，继续进行细菌武器方面的研发，并且取得长足进展。当时东、西方两大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冷战的帷幕徐徐拉开，苏联帝国咄咄逼人的做法，给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美国不愿输在生物武器竞赛的起跑线上。于是，由中央情报局牵头，美国政府专门组建了一个特别应对机构。德特里克堡内当时的研究项目，引起中情局浓厚的兴趣。因此，中情局也在德特里克堡内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生物化学团队。
在波光诡谲的冷战年代，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经常抓获许多对立国的嫌疑人。中情局希望发展一套审讯方法，希望能够有效地让嫌疑人曝光身份、披露秘密，甚至可能让他们编程以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有这样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根据当时的中情局长阿兰·杜勒斯的指示，中情局研究开发了一个“心控实验”项目，绰号叫“蓝鸟”、“洋蓟”，还有后来的“MK-ULTRA”试验——这是一个超级绝密实验。它的基本方法，是给实验对象使用“麦角酸二乙酰胺”（德语：Lysergsäurediethylamid），简称为“LSD”的药。据称，食用麦角酸二乙酰胺后，当事人会出现“麦角中毒”。这个现象，早在中古世纪就为人所知，故又被神秘地称为“圣安东尼之火”。因为当事人食用中毒后会产生幻觉（与现代LSD幻觉不同），出现颤抖、抽搐和坏疽等症状。
弗兰克·奥尔森，是“MK-ULTRA”试验中最著名案例的当事人。奥尔森是中情局的一名雇员，他在德特里克堡工作过10年，熟知这里深藏的秘密。因为见过太多，奥尔森产生厌倦心理，打算辞职不干了。他的上级和同僚，视他为可能泄露机密的危险人物。在一个工作团队的聚会上，奥尔森的直接主管加利伯偷偷在他的饮品中放入LSD。
9天之后，奥尔森在纽约市的一个旅馆跳楼死亡。这事情被当地的报纸报道了。中央情报局下结论说，奥尔森死于自杀。但是，奥尔森的家人则认为，他是被人谋杀后从窗口扔下去的。家属坚持表示，杀害奥尔森的目的是灭口，为阻止一向直言不讳的他辞职后向外界透露德特里克堡内部中情局的秘密……1975年，奥尔森死了22年之后，他的家人决定起诉中央情报局。奥尔森的妻子坚持说，她丈夫生命的最后几天，没有任何怪异行为。“自1953年以来，我们一直难以理解奥尔森莫名其妙的自杀。他死亡的原因被掩盖了22年。”除了状告中情局之外，奥尔森家人还要求纽约市警察局立案调查此事。纽约曼哈顿区检察长莫根汉表示有意展开此案的调查。
消息传到白宫，福特政府陷入被动局面。不容置疑，如果案子成立，奥尔森家人，还有纽约市调查谋杀案的探员，将有机会迫使联邦政府公开德特里克堡深藏的秘密。当届政府的高级幕僚们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危害性。切尼（后来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在一份备忘录中提醒福特总统：案子将逼使中情局“曝光绝密的国家安全情报。”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切尼建议福特总统出面公开“表达歉意”，“表示与奥尔森妻子和孩子见面的意愿。”
福特总统接纳了切尼的建议。1975年7月21日，在白宫㮋圆形办公室。福特接见了奥尔森的妻子阿莉丝和她的三个孩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美国总统，召见一名残酷地死去的中情局雇员的妻子，并代表美国政府向家属道歉。这家人随后又来到位于维吉尼亚州兰利的中情局总部，与局长威廉姆·考比见了面。考比局长为奥尔森之死向奥尔森家人表示歉意，并且保证此类事件将“永不会再发生。”考比局长解释：“在那个年代，一些人失去了控制。他们做事太过份。政府有管理不当的问题。”
会见之后，美国政府律师向奥尔森家属提出给予750,000美元的补偿，作为交换条件，家属撤下对政府的诉讼。经过犹豫之后，奥尔森家人接受了律师的建议。由于接受了政府的和解协议，奥尔森的后人放弃了他们的法律权利，从此再也不能状告中情局。
2017年，美国一家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制作、播出了一部关于奥尔森神秘之死的专题系列电视剧《杂草丛生》。电视编剧指责美国政府故意伤害不同政见者，然后掩盖死亡真相。但是，剧作者却以不能曝露信息来源为由，拒绝提供更多的具体事实……
德特里克堡内曾经有一幢“470号”大楼，一度是费县最高建筑物。当地居民有不少关于这幢7层高楼的诡异传说。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是关于一名在楼内工作的科学家，炭疽菌中毒死亡后，他的尸体被密封掩埋在楼内的墙壁上。
这是一幢早巳经过时的实验大楼，无疑是发生在费县的诸多惊心、危秘事件的历史见证物。1953年，美国陆军生物战实验室耗资一百三十万美元，建起了这幢独一无二的“试验工厂”。有人把它称之为“炭疽病旅馆”、“炭疽病塔”——因为它的目的是用来小规模生产生物武器剂。楼内有两个2,500加仑、三层楼高的发酵罐。虽然这个建筑设计成全密封和处于负压状态，大楼外表依然装上假窗口和窗台，目的是为了使这个庞然大物与德特里克堡内其他办公建筑物融为一体，以免引起特别注意。墙上覆盖着淡绿色的涂料。楼内有几层楼面地板，由钢铬板架组成的脚手架式展示台，5楼的人可以看到3楼下的工作人员在操作。两个巨大的箱形容器，用来完善细菌制剂生产，为基地内其他试验和发展项目提供小量生物细菌剂来源。四通八达的管子，插入两个大容器，通向大楼底层的地库——在那里，无用的生物剂被冲洗、处理变成无害物质。整个大楼的许多部位，让人联想起好莱坞电影的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的实验室。
建于1953年的470号楼，是一个生产生物制剂试验车间；它作为美国当年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一部分，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应对来自苏联的生物武器威胁的计划之一。自1954年至1965年，这个建筑被用来制造细菌炭疽杆菌（炭疽病的原因）、图拉弗朗西斯菌（肠梗阻的原因）以及猪布鲁菌（布鲁氏菌病的原因）。
德特里克堡的470号楼虽然从事炭疽病菌研究，实际用于军火兵器的大批量炭疽病菌的生产，却由位于阿肯色州和印地安那州的大型工厂完成。德特里克堡并不从事大批量炭疽病菌生产。1950年、1960年时期，在大楼的第一、第二层，那些与致命毒剂打交道的科学家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全部在楼内彻底淋浴，然后换上平民便服才下班回家。这些科学家回到家后，从来不谈论他们白天干的事情——他们被禁止对外人谈起自己赖以谋生之术。
470号神秘大楼的顶层，配置着強大的通风系统，使整个大楼内部处于“负压”状态（这是一种额外的安全措施：即大楼外面的气压始终比大楼内部气压高）。假如外出的门被无意打开，或者假如大楼的墙壁出现裂缝，空气只会进入楼内，而不会外溢。如果任何污染物泄漏在楼道里，它们亦不致于散播到大楼外。
据了解，1958年，470号楼内的一名技术员，当他试图撬开发酵罐底部被卡住的阀门时，无意间释放出约2,000加仑的炭疽芽孢杆菌培养物。多亏了大楼本身的设计和安全措施，泄漏的培养物被孤立在一个房间内。所以没有污染费县和当地社区。也没有人因此染病——包括那名技术员。这次事故的结果，倒是向世人展示了德特里克堡早期生物武器开拓时期所釆取的生物安全实践的有效性。
但是，至1965年，470号楼生物制剂的生产停止，所有的生产和操作设备随后被进行彻底消毒。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69年宣布，美国单方面撤出与苏联及东欧国家集团的生物武器竞赛。德特里克堡内的许多建筑和设备被转交给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当时除了470号楼以外，那些用来研究生物武器研发的大楼，将近70英亩的土地设定为该研究所的范围，划归到国家癌症研究所名下，进行了消毒和重新装修交付使用。470号楼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则一直延续到1970年。但是，这里不再生产传染致病剂。
1970年代，470号楼进入空置状态。全面消毒处理开始，一直延续到1971年6月。整个大楼内部，安装了具有固体多聚甲醛的电热板，通电后，在密封建筑内释放出云雾状气体。与炭疽病细菌类似的模拟细菌，被留在建筑内，做为标志显示消毒气体是不是有效。陆军部随后进行了广泛测试，没有发现此前在这里生产过的任何生物剂残留证据。他们从大楼内1,500个不同位置取样，进行炭疽杆菌检测呈阴性。陆军部宣布，大楼宜用，即使没有受过炭疽杆菌免疫的人也没有问题——虽然没有建议翻新改建。
美国癌症研究所于1988年接手470号楼。该所期望装修改建后，把它变成癌症研究实验室。当时这幢大楼已经闲置了17年，被人用来堆放档案或者多余的实验设备。因为大楼原来的独特结构（且过时的）设计，改建被认为极其昂贵。
2000年9月，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和科学应用国际公司的安全专家，对净化后的质量保证测试数据，进行了全面审核、分析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建筑物中有任何污染残留。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又对去污成功与否进行了测试：额外的790个取样测试显示，不存在鲜活或死亡的炭疽杆菌证据。样品测试分析，不仅釆用了常规培养方法，而且还运用了以基因为基础、更敏感的聚合酶链反应技术。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470号楼的现状每况愈下，其结构性的问题令人震惊。由于年久失修，大楼外表的砂浆和砖块隆起、弯曲，楼顶开始漏水，梁柱发生锈蚀，内部表面石膏墙也出现裂纹，油漆起泡——大楼对与之紧邻的其它建筑构成了威胁。
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工程师卡罗尔·希勒，在1999年提出推倒470号楼的建议。希勒曾经为前苏联拆卸其生物化学武器设施。他是这个方面的专家。他指出，470号楼的问题，不是什么炭疽病毒，而是噪音和震动，最重要的是担忧拆卸工程会中断相邻建筑物内的科学研究工作。另一名国际著名炭疽病毒专家乔治·安德逊，在拆卸470号楼前，详尽地审查了大楼内存档的全部文件，面谈过许多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仍然住在费县的前雇员。他了解到，在470号楼工作的人并没有任何人死于炭疽病毒。倒是在德特里克堡另外的设施里工作的人员中，有3人因为所从事研究的生物武器引起的感染而死亡：一名微生物专家死于1951年，一名电工1958年因为吸入性炭疽病而死。第三名工人死于玻利维亚出血热——但是这些人的死亡，与470号楼无关。
2003年，经过公开听证会之后，马里兰州政府批准了470楼的拆除计划。当年的2月至12月间，这座一度是德特里克堡地标的神秘建筑物从地平线上消失：施工人员拆除作业时，防范的不是可能的炭疽病毒污染，而是石棉和铅漆；施工人员也没有在470号大楼的墙壁内发现任何死人的枯骨残骸……
2019年8月2日，德特里克堡当地的《费县新闻邮报》发布了一则消息：“德特里克堡一个陆军研究所未通过安全检查被关闭；所有研究项目不定期停止。”
据该报介绍，这家被关闭的军队实验室，是一个专门研究细菌和毒素，并负责调查疾病暴发起因的生物防御研究机构。它为政府、大学和制药公司从事付费的研究项目。这次遭到暂停，是因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检测后发现，该机构未达生物安检标准。它“不遵守当地的程序；缺乏对在生物控制实验室里作业的工人进行定期重新认证培训；其废水净化系统也未达到联邦‘有选择代理计划’设定标准。”
该所拥有900名员工，属于美国联邦“有选择代理计划”注册单位，它获准拥有和使用“致病物质”。它曾经处理过“埃博拉”致病原。但是，它用于保护三级和四级实验室员工安全的标准操作规程存在不足。尽管如此，在陆军医疗研究所授权区域之外，CDC没有发现传染性病原体，或致病物质。这次检查之后，CDC在7月下令该实验室停止正常运行，吊销了它的研究工作许可证。
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主流媒体之一的《纽约时报》，三天后也跟进报道了这件事。据披露，这个研究所的问题可以追溯到2018年5月。当地的一场暴风雨，冲毁了该所一个巳有数十年历史、用来处理实验废水的蒸汽灭菌设施。该研究所的科研因此停顿了数月，直到一套使用化学材料的新型净化系统安装到位为止。但是，新系统要求实验室改变相关的操作规程。在6月份的检查中，CDC检查员发现，研究所没有始终遵循新程序。检查员还发现，以化学材料为基础的除污系统有机械故障和渗漏，尽管渗漏只限于实验室内，并无涉及外界。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德特里克堡内其它政府实验室（包括CDC和国家卫生研究所）也被发现有不同程度的违规行为。2009年，德特里克堡内国家卫生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也曾经遭到暂停处罚。原因是它的储存病原体（一只研究埃博拉病毒用的非洲猴子），未在其数据库中恰当地登记入档。更有甚者，德特里克堡陆军研究所曾经雇用过的一名微生物学家布鲁斯·埃文斯，曾经是2001年骇人听闻的邮寄炭疽粉导致5人死亡事件的嫌疑人，但是他从未被正式起诉。埃文斯死于2008年，死因是自杀。
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医疗研究所的科学家，当时正在研究一种引起妥拉血症的病原，又称之为“鹿蝇或兔热病”——一种鼠疫和委内瑞拉马脑炎。这些全部是在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项目。科学家们还在德特里克堡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研究当时闻之色变的埃博拉病毒。埃博拉、耶尔森氏细菌，还有土拉弗朗西斯菌（妥拉血病）病原体，列入美国联邦政府健康与人类服务局“有选择代理计划”名单上，被视为对公共卫生和健康构成威胁的一类病原。
正是因为德特里克堡研究项目的高度敏感性，在管理中出现过各种问题，媒体曝光后，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所称的土地、地下水污染问题，引发不少利益团体的纠纷。费县一家房地产投资公司，拥有与德特里克堡相邻的土地92.8英亩，发展商计划在这块土地上建732套房子。2014年，地产商起诉美国政府，指控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当地的废物处理中“过失，私自侵入和滋扰”，造成即将开发的土地地下水污染。地产商索赔三千七百万美金。可是，美国巴尔的摩巡廻法院法官凯瑟琳·布莱克否诀了这个案子，她裁定地产商“无法证明军队有责任进行环境清理活动。”
另一起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发生在2015年。费县当地一百个家庭，联合起诉德特里克堡，控告军方在越战期间处理橙剂有毒化学品鲁莾和疏忽，最终导致在德特里克堡工作或住在附近的一批人患病，甚至死亡。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安吉·派普的起诉人的母亲，死于肾癌；她的妹妹死于脑瘤。这家人住在离德特里克堡一英里的范围之内。该案原告集体向美国政府索赔七亿五千万美金。但是，马里兰州政府卫生局无法在德特里特堡附近找到癌症聚集群模式。他们指出，费县地区癌症发病率，与全国和本州类似。州卫生局的调查没有在费县两英里的范围内发现癌症聚集高发的重要证据。
一年后，同一名法官凯瑟琳·布莱克否诀了这个起诉案。她的结论是，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军方在处置危险废物时不够谨慎。
事实的确如此：这个案子的原告，和指控德特里克堡是新冠病毒源的阴谋论者一样，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起诉原因与事实不符。橙剂化学品，与新冠病毒一样，根本不是德特里克堡的研究对象。橙剂化学物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植物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阿瑟·高尔斯顿发明的落叶剂类产品。美国本土试验主要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美国军队早期计划，是准备用这个产品对付日本帝国。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军队放弃了这个方案。而在越战期间使用的橙剂化学品，主要产地在新泽西、密执根、佛罗里达等6个州，唯独德特里克堡所在的马里兰州不生产该化学品。费县根本不存在什么橙剂污染源。所以，这个官司败诉也不足为奇。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诸如此类官司、负面新闻曝光后，人世间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心杯叵测者就拿德特里克堡的事情来炒作。最臭名昭著的是由美国的宿敌俄罗斯出资支持的“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Global Research Canada），这个成立于2001年的组织，推出美国911、大气暖化和病毒“阴谋论”，拉扯上德特里克堡的前生今世的恩怨纠葛，散播谣言称正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源自德特里克堡。遗憾的是，这类指责，像本文提到的两起败诉的官司一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根本经不起推敲。
由于它所从事的研究项目，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德特里克堡也是大众文化钟爱的素材来源。美国好莱坞拍摄了不少于十二部涉及德特里克堡八卦新闻的电影、电视剧；其中的人物、故事虚虚实实，真假难辨，的确在不少观众的脑子里留下各种难以抹去的记忆，包括许多与事实不符的传说。比如，1995年一部名叫《爆发》的电影，说的就是发生在德特里克堡陆军医疗和传染病研究所内、来自扎伊尔的埃博拉病毒泄漏的悚目惊心的故事……
专家一再指出，对任何国家而言，有关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的阴谋论，存在明显逻辑错误。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发了生物武器，但是因为担心一旦释放传染性疾病而无法控制并且可能适得其反。于是，美国科学家改弦更张，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研究战场上让士兵丧失能力的病原体上，而不是研究如何用病毒在战场上消灭对手。生物武器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也正是基于对生物武器缺乏军事用途的认识，促使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放弃了生物武器。德特里克堡的研究从此转向，它的研究注重在全人类公共健康与全球卫生防疫福祉。
至今为止，德特里克堡内的研究工作涉及联邦政府四大部：国土安全部、农业部、卫生部和国防部；它的7,800名员工，分别来自军队各兵种以及联邦部门，有将近30个各司其职的下属机构。
2020年3月30日，《费县新闻邮报》报道，在关停了大约8个月后，CDC重新批准德特里克堡陆军医疗和传染病研究所全面恢复运转。马里兰州的美国参议员卡尔丁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赞：“美国陆军医疗和传染病研究所对传染病的传播和控制进行重要的研究。在我们继续与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博斗时，确保他们满负荷工作的能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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