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力，1952年生。1968年到山西蒲县插队，1969年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文物书刊资深编辑，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编审，已退休。著有《中国文物》《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合著）《中华文明史》第三卷《秦汉美术》（合著）。发表文物，艺术类论文多篇。
原题
在紫禁城上班的日子
——故宫城隍庙上班记
作者：李 力
1976年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直到2007年在出版社《文物》月刊退休。古人说白驹过隙，几十年光阴倏忽而过，许多事都淡忘了，只有刚到出版社的一段日子仍有较深印象，那时社里办公地点在故宫紫禁城内，我在故宫西北角楼下的城隍庙里，度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记忆中留下吉光片羽。文物出版社办公地本来在北京五四大街29号，也就是著名的沙滩老北京大学“红楼”，因1976年夏的唐山大地震，使“北大红楼”这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损坏，需做全面大修，原楼内包括国家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等单位，全部临时搬至故宫紫禁城里办公，文物局机关在慈宁宫，出版社在西华门内刚建成的仿古建筑新楼。第一天上班，是从故宫北门神武门进去的，沿着御花园外的红色内墙向西到头再折向南，一直走到故宫的西门——西华门附近，见到沿着西华门城楼两侧，与城墙平行建起了一排共五栋仿古建筑新楼，一水儿的大屋顶，重檐歇山样式，砖砌的外立面涂饰了红黄色为主的彩绘，显得非常雄伟。五栋新楼从南到北按数字编号，出版社在最北面的5号楼。进入楼内，不禁愕然，里面尚未做任何装修，四周是刚抹好的水泥墙，全无隔断，一层楼面一个大开间，几百平米的面积，仿佛大剧场般开阔，全社都安置于其中，办公桌一簇一簇散布着，每一簇就是一个编辑部。空间大有回声，一个人接打电话，周围人都得听着。最奇怪的是全楼只向东的一面有窗，向西的一面是顶天立地的高墙，无一扇窗子，楼内光线暗淡，全天靠灯光照明。故宫西华门，仿古建筑新楼，此为东面（朝向故宫），真窗很快得知，西华门这几栋新建的仿古高楼，在故宫内部被称作“屏风楼”或“影壁楼”，它们与紫禁城无涉却与北京饭店有关，甚至被戏称为北京饭店的“附属建筑”。原来，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国门初开，大批外宾涌入，为此天安门东侧的老北京饭店建起新楼，落成后有中央领导前去视察，发现高层的客房向西可远眺看到中南海内某要地，北京饭店是涉外饭店，所以当然不行。为遮挡视线，临时决定在西华门城楼两侧紧急建起一排高楼，这便是“屏风楼”及其名称的来历。楼的建造非常迅速，砌墙用一种体积很大的空心砖，我们上班时楼前还堆着余下的砖块，那是一种我从未没见过的新型建材：浅灰色，每块有普通砖四五块大小，内部满是蜂窝样空洞，体积大分量轻，所以楼得以很快建成。楼的性质决定了朝西的一面外窗全部为盲窗（仿真窗样式的假窗），还做成仿古棂花窗扇，实为真墙；仅东面朝向故宫的窗子是真窗。听老故宫人说，为建这五栋高楼，拆除了原西华门两侧城墙上登城的马道，破坏了西华门古建筑的整体原貌。故宫西华门仿古建筑新楼，此为西面（朝向中南海），假窗我们在“屏风楼”上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那几座楼后为中南海警卫部队驻地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大内档案库房。文物界一直有要求将其拆除，恢复西华门原貌的呼声（现在网上也有帖子），说这是紫禁城内最大的违章建筑。从“屏风楼”出来，出版社又搬到故宫西北角楼下的原紫禁城城隍庙，这是一处很大的四合院建筑，有前后好几进院子，北边外院做文物印刷厂的排字车间，内院里一个大院是各编辑部办公室。没几天，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毛主席逝世了。全社职工在一起连夜赶制白纸花，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文物局系统的队伍排在天安门东侧狭窄的南池子路边，连长安街和广场上的追悼会场都看不到，只听见路边扩音器里华国锋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念悼词。紧跟着“四人帮”垮台了，当人们还被蒙在鼓里时，出版社接到一个特别任务，马上编一套有关江青的历史资料，送中央政治局。那时我正在社总编室等待分配，这个任务交总编室进行。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堆江青的老照片，有她三十年代在上海拍电影时的大特写海报，有她和前夫唐纳及另外几对电影明星在杭州六和塔下的集体结婚照，有上海老报纸上她和唐纳婚变以及唐纳为她闹自杀的新闻报道，还有她在延安时与毛主席的生活照。照片都是黑白的，尺寸也不大，但令人吃惊的程度还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是大家从未见过也难以想象的场景。社里摄影师将这些照片翻拍放大，编辑排版后每张照片下加了简单的文字说明，连夜赶印装订成册送走。我记得很清楚，这套照片资料限量制作了不到三十册，上面要得特别急，据说是只给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参考的。后来揭发材料多了，才知道这些反映江青早年生活的图片和资料，正是她多年的心病，“文革”期间不知有多少知情人为此挨整甚至丢了性命。不久，我被分到《文物》月刊编辑部。《文物》1950年创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是文物考古界最知名的专业刊物，在国内外享有学术盛誉，1966年因“文革”停刊。1971年经郭沫若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于1972年恢复出版，是十年动乱尚未结束时，全国最早复刊的三家刊物之一（另外两家为《考古》和《考古学报》）。郭沫若提议，周恩来总理同意《文物》等刊物复刊的批示1976年我到编辑部时的《文物》，还遗留着明显的“文革”痕迹，封面刊头仍是康生题写，章草味十足的“文物”二字（1977年第3期起才改郭沫若字），扉页用一号宋体大字印毛主席语录数条，每期按稿件内容或政治形势选不同的语录，如当年10月“四人帮”被抓，《文物》第11期扉页语录便是：那时的稿件中也常引用毛主席语录，语录的原话一律使用黑体字排版，绝对不允许出现错误。当时有一个逻辑是，毛主席语录不能印错，印错了也不能更正，因为毛主席的话是不会错的，是不能更正也不允许更正的，谁敢更正他老人家的话呢？所以大家对稿子中的黑体字总是高度紧张，校对时常常翻过来调过去的看，有时甚至正着校完了反过来倒着校，一个人校完了，再两个人对着相互读出声来校，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好在一直没出什么大问题，听说有的书刊就因为毛主席语录印错而全部化纸浆重印。当时“文革”已近尾声，随着与美国、日本外交关系的改善，国门逐渐开放，新出土的文物成了最适合与洋人打交道的工具。“文物外交”蓬勃兴起，文物局专门成立了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简称“出国文展”），带着新出土的文物周游各国展出，文物考古成了社会上最抢眼的新闻。那些年因战备深挖洞和生产动土，各地考古新发现特别多，为随时掌握情况，《文物》在各省建了通讯网，聘请当地文博考古界的老同志，刊物热心的作者和读者担任通讯员，他们经常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来编辑部报信。记得中原和南方省里的几位来得特别勤，如河南的贾峨，河北的郑绍宗，山西的陶正刚，广东的麦英豪，湖北的谭维四等先生，这些后来各省文物考古界“大佬”级的人物，那时都是编辑部的常客。一会儿说西安城郊打井挖出了大陶人（兵马俑），宝鸡扶风西周铜器窖藏出土《史墙盘》，上铸铭文二百八十四字；一会儿说河南发现商王配偶“妇好”墓，出土青铜器和玉器近两千件；还有山西大同发掘了北魏文明太后的永固陵，云南大理三塔维修中发现大批南诏时期的佛教文物……，等等。一位陕西省考古所的徐锡台先生，个子小，嗓门尖，语速快，口音重，说起当地的新发现，总是激动得满脸通红，而且连说带比划，我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他的话，但还是常常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当年那些近似于“井喷”式的考古发现，几乎全是经《文物》、《考古》两大杂志发表而公诸于世，确实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2001年，我为三联书店编辑已故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纪念文集，才知道就在那些年，受国内文物考古事业烈火烹油般形势的感召，张先生曾经考虑放弃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请求夏鼐先生接受他回国到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刚到《文物》没多久，就有了一次出差的机会，参加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清代木兰围场学术考察交流。本来，这个活动是请编辑部清史专家王庆成先生，王先生身体不适，便让我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去见见世面。到了承德，才知道这是一次高规格的活动，仅邀请了京津两地明清史和文化界学者十余人，被安排住进了避暑山庄内著名古建筑“文津阁”。文津阁是乾隆年间建造的皇家藏书楼，史载此阁是乾隆皇帝亲自踏查选址，专为存贮巨卷《四库全书》而建，为清代有名的七座皇家藏书楼之一（其余六座为北京紫禁城内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此为“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还有江苏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此为“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古代砖木结构楼阁，坐北朝南，重檐前后廊卷棚硬山造，楼顶覆黑色琉璃瓦，门窗红绿色彩相间，雕梁画栋，古朴典雅。阁外表看是两层，中间还有一暗层，全部为屋檐所遮挡，所以实为三层。为了有利于书籍的保存，前后均设廊檐，窗棂覆碧纱，中间的暗层更是遮光蔽阳，可以有效滤除和屏蔽阳光中紫外线的照射，起到保护室内藏书的作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编撰抄录完成，共收书三千四百余种，约八万卷，近四万册，分经、史、子、集四部分。后又陆续抄写六部，分藏于南北七座藏书楼中。入藏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是七部中的第四部，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相较其他六部《四库全书》是保存最好的一部，据记载还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历史文献价值。1915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被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现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就是这样一座有历史意义的珍贵古建筑藏书楼，不知何时起被改造为一个高级招待所，1977年我们入住时，楼内有多套客房，房间内都铺着纯毛厚地毯，有豪华的席梦思床和带浴缸的卫生间。主人介绍说这里接待过中央首长和重要贵宾，还具体指出哪间客房哪位首长住过，我住的一楼进门右手第一间套房，据说就曾是总设计师下榻过的房间。楼内除一层和三层为客房，第二层即暗层做了餐厅和会客厅，设两张大圆餐桌，饭菜是在外面厨房做好送过来的，食物精美，山珍海味都有，还吃到当地有名的野味鹿肉。餐厅隔壁是装饰古朴的客厅，墙上挂满名人字画，摆放全套硬木仿古家具，大条案上设笔墨纸砚，供下榻的领导和名人挥毫留墨宝。当时一位在承德工作的北大老同学来访，见我住在如此知名的古建筑中，感到十分惊讶。参加这次考察的几乎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叶圣陶父子，叶老先生那时八十多岁，眉毛特别长，说一口浓重的江浙话，他儿子叶至善先生也近六十岁了，时刻照顾着老父亲。还有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和夫人，唐先生早年因文风相近而结识鲁迅先生，后致力于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他个子不高，脸色红红的，夫人是个小巧的南方老太太，几乎从不大声说话，每餐只在饭桌边坐一会儿，就回房间去了。印象最深的是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先生和历史系几位资深老教授，当时身体还都不错，经常和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出去，或逛庙或爬山。我至今保存着一张与郑先生等几位南开老师在避暑山庄某景点的合影。照片中的郑先生站在中间（今网查先生彼时七十七岁），宽额方颐，身材略高，腰挺得很直，脸上是一种饱经沧桑的明朗。说来惭愧，我这个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那时不知道先生也是北大历史系出身，抗战前后曾担当过北京大学教学和校务管理方面的重任，是胡适做北大校长期间最信赖的左右手，1948年底胡适离京前，将北大校务全权交由郑先生主持。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先生才被调离北大，到南开历史系任教（做到南开副校长）。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晓的，如果那时有心，能当面向先生请益多少珍贵的往事啊。1977年在承德避暑山庄，与南开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在一起，后排右二郑天挺先生，右一王玉哲先生，右三杨志玖先生，左一林树惠先生，前排右一本文作者世纪之交后某年，我与家人再游避暑山庄，文津阁已粉刷一新，恢复原貌，楼前有导游小姐滔滔解说，但门窗紧闭，只可外观，要再进去怀旧绝无可能。想到当年我们一行人曾在楼内吃住多日，颇有恍若隔世之感。先说出版社，时任社长为出版界前辈王仿子先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高履芳女士（王冶秋夫人，文物出版社草创者）。由于1972年《文物》复刊和各地重大考古发现的宣传需要，我社几乎是京城最早恢复工作的出版单位，急需历史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员，而彼时大批业务干部还都在外省五七干校。许多人听到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来联系，国家文物局老局长王冶秋趁此机会网罗人才，冒着一些人还未解除审查的风险，将社科院文科几个研究所、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批高水平学者及资深编辑从干校调回北京，集中到我社，甚至团中央、电影局，乃至公安部系统的一批干部也破例接收，安排了行政工作（后来国家走上正轨，这些干部又陆续返回原单位，我在总编室熟悉的一位原公安部大姐，回部后还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检察员，参加了公审“四人帮”）。那时到我社最知名的是金冲及先生，起初做副总编辑（1980年出版社搬回红楼后任总编辑）。因城隍庙条件有限，金先生一直与我刊的正、副主任，一位编务老先生和我这个小编辑，五个人挤在一间东厢房办公，时间长达三年之久。金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出身，早年以研究辛亥革命著称，是上海史学界有名的笔杆子，文革前调中央文化部，从文化部干校到我社。他每天骑辆半旧的二六自行车上班，一坐下就手不释卷，常说自己是文物考古的门外汉，为了适应新岗位，挤时间将《资治通鉴》通读了两遍，以此鼓励我们年轻人抓紧时间学习。他是大手笔，经手起草的文章和改定的稿子逻辑清晰，文字简洁，绝无赘语及矫饰之辞，连标点符号也一丝不苟。他待人和气，就是对我们年轻小辈，说话处事也极为谦虚，我与先生同室坐班三年，亲炙先生言传身教，实乃今生有幸。
金冲及先生后来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主编撰写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大书，出版《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等专著，听说还参加了国家一些重要文献的起草。他的学者本色，令我感佩之至。
与回社参加新年聚会的金冲及先生（左二）等老同事，右二老社长杨瑾，右一月刊廖英大姐，左一本文作者
《文物》月刊主任王代文，来自中华书局，文革前吴晗主编著名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部主任，他是新四军出身的苏北籍文化人，写字改稿全用毛笔，有点私塾先生的味道。副主任杨瑾（女），原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建国初期与其夫薛德震先生一起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北京人民出版社（薛先生曾长期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代文后来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杨瑾任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多年，我与此两位前辈那三年亦坐同室，获益匪浅自不待言。那些年考古发掘中伴随古器物出土的，还有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新疆吐鲁番高昌文书，等等，都是一般田野考古工作者难以处理的。有识者向上面提议，应抓紧组织国内健在的专家学者对其整理，否则将来人才断档，研究工作将难以为继。为此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古文献整理组”（后正式建制为古文献研究室），邀请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唐兰（1901-1979年）、张政烺（1912-2005年）、唐长孺（1911-1994年）、商承祚（1902-1991年）、朱德熙（1920-1992年）、杨伯峻（1909-1992年）、罗福颐（1905-1981年）、顾铁符（1908-1990年）、胡如雷（1926-1998年）、孙贯文（1915-1982年）、李学勤（1933-2019年）、裘锡圭（1935年生）、马雍（1931-1985年）等诸位先生，从各地集中到北京，由文物出版社代为安排，与我社同在一处办公。就在城隍庙前院阳光最好的正殿里，摆开十几张办公桌，这些学界耄耋老人和中年才俊先后在此上班，与各地考古发掘人员协作配合，共同进行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先生，年高体弱仍不负重托，主持古文献整理小组工作（后兼任古文献研究室主任），老人眼睛仅有微弱视力，寒暑假期间还常住北京，由学生扶持前来上班，我多次在城隍庙的小夹道处为老先生让路。社科院历史所马雍先生的一个学生是我集体宿舍室友，所以我和马先生熟悉，他是学界名门之后（其父马宗霍，章太炎弟子，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名家），少年有才名，精通数国外文，年轻时就参与翻译了大部头的外国古典名著，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杨东莼等合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与厉以宁合译）等。他学贯中西，触类旁通，最长于新疆出土古文献研究，是著名中亚西域史专家和学术组织者，有史坛“达才通人”（张政烺先生语）之誉。马雍先生早年做过胸部大手术，取掉了一根锁骨和数条肋骨，致一侧肩部塌陷，半边身子佝偻，因知识渊博口才好，只要谈起出土文献和学界要闻，立刻两眼放光，嗓门高亢，口若悬河，恣肆汪洋，仿佛拼上全部身家气力，不说个痛快绝不收声，尽扫病弱之躯模样。彼时旁边无论何人，绝对无从插嘴。此乃马先生之独具风采，圈内无人不晓。他见我的钢笔字不错，曾很认真建议我学书法练毛笔字，说这是一条可上进之路,还帮我分析从那种字体学起最好。多年后回想，以马先生的聪慧，早知我们这一代人少时荒废了学业，学问上已难有建树，他看出书法在中国有振兴之势，给我指一出头的捷径，可惜我年轻懵懂，未曾动心。直到退休才拾起毛笔，加入老年书法爱好者大军，而马先生早已过世多年了。大名鼎鼎的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还有四川于豪亮、广州姜伯勤、湖北朱雷、新疆吴震等先生，那时都在五十岁上下的壮年，精力充沛，每天早早就到城隍庙，往往是第一拨提着暖瓶到开水房打水的人，真比我们年轻人上班还积极。社科院考古所杨泓先生乃考古界后起之秀，那时是《考古》杂志编辑，又是我刊“文物丛谈”的栏目作者，竟日游走于东厂胡同考古所和城隍庙出版社，谈天说地侃大山，是我们最早熟悉的业内同行。总之，彼时故宫西北角楼下，老旧的城隍庙内，集中了十年动乱刚过，坚冰初融之时，全国劫后余生最优秀的一批文史考古界精英，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们与这些大学者前后院上班，近在咫尺，朝夕相处，有了问题随时跑去请教，往往当场就能得到满意的解答。他们甚至能告诉你应该去查哪年出版的哪本书，哪种杂志，在第几卷，第几册，第几期甚至第几页，而且绝对不错。我最爱听老先生们暇时聊天，多少文史圈的前尘往事，多少考古界的名家轶闻，都在那些叙述中鲜活起来，大师们逝去的身影，穿过岁月的长河显现出来，耳濡目染之间，感受了前辈学者的博大精深，汲取了任何书本上都没有的独特学养。《文物》编辑部那时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沈玉成先生，大家都叫他老沈。老沈是“摘帽右派”，这是我刚到出版社就知道了的，1957年划的右派，到1962年大多已摘帽，但不知怎么又有了“摘帽右派”这顶无形的新帽子，所以私下里还是被看作另类。老沈那时四十多岁，瘦削而不失精干，戴一副白色珐琅架近视眼镜，说一口江浙音普通话，一双聪慧的眼睛在镜片后时而闪着狡黠的光，于一群老人聚集的社里显得很年轻。那时沈夫人在南方老家，他一人住集体宿舍，和我们几个刚到社里的大学生住同楼同单元，天天下班在一起聊天做饭，成了我最先熟悉的编辑部同事。早听说右派多有才又桀骜不驯，老沈正是如此，他北大中文系1955级本科毕业，留校后做游国恩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专攻先秦两汉文学。1957年因参加系里文学小社团而中招加冕，后来金灿然主持中华书局，将一批有才华的右派收至麾下，老沈遂入中华，文革后期下干校，再由干校到《文物》。他是江南才子，写一手秀气的小字，钢笔毛笔俱佳。中华的作者本都是文史界大家，老沈得以结识名流，如鱼得水，业务强自视高，被认为有傲气，右派帽子很晚才摘掉。年轻时的沈玉成先生，1955年北京大学毕业留影
老沈到《文物》性情依旧，见刊物作者多为考古人，文章不讲究修辞，就直接动手剪裁润色，改完的稿子容不得别人置喙，连编辑部主任二审动个把地方，他也据理力争，恨不得全改回去。一次有位年长的编辑对他改完的稿子提出些意见，他完全不予接受，脸红脖子粗和人家大吵，也是中华书局来的老主任对他知根知底，连连摇着头说：“老毛病又犯了，老毛病又犯了!”老沈虽与编辑部许多人相处不好，对我却很关照，或因同为北大校友，又见我年轻事少，好文史且喜欢动笔，所以成了我编辑工作的第一位引路人。周围都是有学问的人，编稿子时遇到不懂的，我往往张口就问，周围的人也张口就答，这时老沈就会断喝一声：“别告诉她，让她自己去查书！”他说查书也是学问，如果你总等现成的，永远学不到真本事。那时他骑着一辆公家的破自行车，去见哪位大作者，都在后座上带着我，说是让见见这些给刊物写稿的衣食父母，也让他们认识一下新来的小编辑，现在想来，就是领我去拜山门的意思。先去叶圣陶先生家。我在承德出差时就见过叶老先生，去他家还是第一次，地址已经忘了，只记得是独家四合院，廊下盆里鲜花盛开，玻璃缸中金鱼游弋，老人抱一猫咪坐在藤椅上，笑容可掬。（此文已写完，偶见马未都《背影》一书，忆他与叶圣陶老人的交往，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由叶老长房长孙，即叶至善之子叶三午带去叶老家，地址为东四八条71号。他说：“这是我年少时进去过的最阔绰的院子了。迎门有影壁，三进大院，正院有垂花门，内设抄手游廊”，而他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时，老人也是“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笑容可掬”。又知此四合院今已成为叶圣陶故居陈列馆。补记于此。）我从老沈口中知老人早年为儿童写白话小说出名，二十年代初与茅盾、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主持过开明书店，建国后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工作中力推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词汇乃至标点符号的规范化，被尊为编辑界的“祖师爷”。老沈带我趋前问候，为让老人高兴又说我早读过他某某小说，是他的忠实读者，令我既紧张又尴尬（因我连那书名都没听过，更别提读过，当时真怕被老人问起露了馅儿）。又去启功先生家。在西城护国寺附近一条名小乘巷的胡同里，极狭窄的过道，自行车七拐八扭转进去，周围满是私搭乱建的大杂院，一间面积很小的厢房里，一张大床占了多半地方，记忆中启先生坐在床上靠里的位置，仿佛坐在农村的大炕上，其余空间所剩无几。先生相貌和体形都圆圆的，笑起来眼睛像两道弯着的月牙，满口牙掉了多半，自我解嘲是“无（齿）之徒”。那时启夫人已过世，先生与一个侄子同住，侄子上班，家里没午饭，出去吃小馆。老沈是常客，总跟着先生下馆子，老沈说每顿饭也不过几元钱。那时启先生人和字还没有后来那样大名声，编辑部都知道老沈和他是忘年交，常托老沈代为求字，老沈也说要帮我求一幅启先生的字。但我听老沈说自己并没有启先生的字，他们的交往是一种文人间的精神契合，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也去过鼓楼中学，找他大学同学白迺祯（白化文）先生。后来知名的北大图书馆系白教授，那时是北京鼓楼中学的语文教员，住在学校一个阁楼里，顺着一道简易楼梯爬上去，进楼顶一间大屋，无窗还是窗小，室内光线很暗且空空如也，桌椅全无，仅在地上靠墙处放块大木板当床，被褥卷成一个行李卷。白先生家住北大，只周末回去，夫人李鼎霞是我们历史系图书馆的老师，那时中学教员想离开中学非常困难，白先生很晚才调回北大，他是老沈落魄时最好的朋友。 又去过罗尔纲先生家。甚至还到前三门大街的一栋居民楼，访问了刚从外地迁到北京，被安排在革命博物馆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章龙先生。因老沈突发奇想，说如果可能让我帮助罗先生记录口述历史。再后还去过故宫旁边的皇史宬，南池子路东一处著名古建筑，是明清时存放皇室档案的地方。为防火，大殿不用一根木料，全以砖石起券砌筑，内藏数十个金漆大木箱，箱中贮存皇家文档，号称“金匮石室”。《文物》作者鞠德源先生接待，他是故宫博物院原明清档案部的专家，负责明清档案的保管和研究，他先带我们看了大殿内的“金匮”大木箱，极厚重的材质，每个木箱近一人高，两臂左右伸展开那样宽，呈纵列摆放。地面是一道道砖石砌筑的凹凸槽，箱子均置于凸槽之上，便于防水防潮。那天天气很好，无风无云，因无足够大的台面展示，鞠先生指挥手下人从箱内取出一本巨册文档，足有四个八开本那样大，直接平放在殿前清理干净，铺了衬布的地面上，他戴着白手套轻轻翻开页面给我们“开眼”，那是一种雪白柔韧的宣纸，绸缎般光洁，用一种细丝线装订而成一本大册，每页都以鲜艳的红笔勾画出边框和格线，中间是竖行毛笔正楷字，极其严整精美，让人怀疑是否人工所为。鞠先生肯定这是宫廷文案高手一笔一划书写，绝无问题。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皇家档案，那册似是皇室玉牒，宗族名籍类内容，我们围成一圈，蹲着欣赏这本大档案多时，站起来几乎腿脚麻木，但都意犹未尽。鞠先生说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乱中翻出这里的文档，用来做炮架的支撑并任意踩踏，损毁了不少珍贵文献。这次到皇史宬之行有人现场拍照，留下了我与老沈等人唯一一张照片。在皇史宬考察皇家档案，右二沈玉成先生，左一明清档案专家鞠德源先生，左二本文作者1980年，沙滩红楼维修工程结束，文物局机关和出版社从城隍庙搬回红楼办公。此时京城各中央机关、科研单位陆续恢复正常，老沈学术归队，去了社科院文学所，后任文学所古代研究室主任，主持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我与老沈见面机会少了，但时时还能听到他的消息，知道他们这些文革前的老大学生，都已成了各科研部门的中坚和骨干，担负着国家重点项目课题的研究和写作。又听说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竟是经过老沈妙笔生花的编辑加工，才得以在国内面世（黄仁宇早期行伍出身，在国外多年，该书的中文原稿多有晦涩难解之处，老沈受中华书局之请，用了一年多时间，对全书文字梳理润色，查证引文，使之达到出版标准），此书1981年由中华书局首版推出后迅速走红，洛阳纸贵，反复再版，成了社会上人尽皆知的畅销书。而老沈这一长期不为外界所知的工作，正是在故宫城隍庙《文物》月刊上班期间，用晚上业余时间完成的。李力专列
王燕：我在世界银行工作20年
陈锡文：我与中国农村50年
卜新民：始终听从内心的呼唤
崔清明：评职称考外语，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霍宪丹：我的西政故事与法学教育历程
任虎成：司考之路，
一个非科班生的“半路出家”
尚林：天安门的大红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