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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丨江青：最“平凡”的人，“船王”董浩云先生二三事
江青，1956年入北京舞蹈学校。1963年后在港台主演影片29部，获台湾电影最佳女主角金马奖。1970年赴美，在纽约创立江青舞蹈团，曾任香港舞蹈团首任艺术总监。任教于加州柏克莱大学、纽约亨特大学、瑞典舞蹈学院以及北京舞蹈学院。在世界各地进行舞台编导创作演出，包括纽约古根汉博物馆、大都会歌剧院、伦敦Old Vic剧场、瑞典皇家话剧院、维也纳人民歌剧院、柏林世界文化中心、北京国家大剧院、罗马歌剧院等。勤于笔耕，创作舞台和电影剧本，共出版著作八部。（题图摄影：李小镜）
原题
最“平凡”的人
纪念董浩云先生百年冥诞
作者：江青
1970年我离开亲人，只身到美国洛杉矶。久居好莱坞的卢燕女士，以前在台湾的某次影展，和我有过一面之缘，她知道我人生地不熟的，怕我孤单，虽然事业家庭两忙，也会趁空找机会约我小聚。就这样，我在卢燕家中举行的一次“罗安琪京剧社”的聚会中认识了董浩云先生。
卢燕的母亲李桂芬女士是京剧社掌门人，以前是京剧界唱老生的名角，听说当年还和梅兰芳搭档演过戏。谈起梨园界的一些名人轶事总是津津乐道，兴之所至也会清唱几段；那天卢老太太也不例外，连唱带比划，神采飞扬。航运业巨子董先生端着一杯茶，与大家一起欣赏、闲话家常，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位和蔼可亲十分平易近人的长者。后来，在洛杉矶的那一年中与董先生还见过几次面，只因当时人生处于最低潮，对周遭的任何人和事都心不在焉。
现在回想起来，依稀记得他兴趣很广泛，总喜欢随身携带着小相机随时随地留影；也记得他背地里对卢燕侍奉母亲的孝心赞不绝口，他对我说：“你看她来美国几十年了，还可以保存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孝顺，真正是勿容易啊！”董先生笑眯眯地用上海话讲来，更见传神。
1972年春，我幸运的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找到专职教舞蹈的工作，于是搬到旧金山湾区居住。董先生的公司在旧金山有业务，一年要来湾区不少次。他的幼女Mary（董亦萍）在湾区的一所幼儿园任教，她恬静而朴实无华，对父亲体贴、敬爱有加。董先生极关心Mary的终身大事，对女儿择人标准发表了不少意见，也偶尔会突然用上海话提醒我：“下趟侬要小心点呵！”
1973年罗安琪京剧社演出后台合影。左2起李桂芬（卢母）、卢燕、江青
他与当时在柏克莱任教的、别具威望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教授、数学家陈省身教授都有来往，我也与他们相识，因此董先生有时会约我同往作客。在与学者们的交谈中，董先生谦虚而诚恳，使我觉察到他是位尊重人才、并且本身有着强烈求知欲的人，绝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与文人学者们应酬。这不禁令我对这位有抱负、理想的船王刮目相看。直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他走在柏克莱的山路上，边走边自在得意的哼唱着赵元任作曲、刘半农作词的歌《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此曲一字不差地由他口中唱出，着实令我万分惊讶，印象也极为深刻。
看到董先生最无拘无束的一次，是在张大千先生位于加州一号高速公路旁、风景美不胜收的卡迈尔家中。大千先生是个老顽童，总喜欢用浓重的四川话叫我“西施姑娘”，因我曾在电影中饰西施一角。他性格豪爽，极其幽默，常发一针见血的人生妙语，故事成筐成箩，令人捧腹叫绝。每次去他家我总可以暂且忘忧，并大饱耳福、眼福、口福。那天董先生笑个不停，照片也拍个没完，用他那架“古董”小相机，将张大千家中的美景：老松、竹林、假山、猫、美食，以及大千先生飘逸的美髯都一一摄入镜底。在回程的路上，他还回味无穷的一再说：“今朝真开心呵！”再关心地补问：“侬你？”
为了追求我心目中确认的目标——现代舞创作，1973年夏天，我毅然放弃刚刚才稳定下来的生活，辞去柏克莱大学教职，迁往素有“现代艺术中心”之称的纽约定居。董先生知道后，有点替我担心，曾苦口婆心地劝阻我打消此念。但我表白了我来美国并不是为了追求生活上的安逸之后，他便叮嘱我：到纽约后尽早与他办公室的负责人卓牟来先生联络，并把新通讯地址留给卓先生。
1973年去卡迈尔和董先生在加州一号高速公路旁
1973年，我一边在纽约市立亨特大学舞蹈系教舞，一边在纽约这个世界大都会如饥若渴地学习，观摩各种流派的现代舞。一段时间后就踌躇满志的希望能争取到纽约正式发表作品的机会。与董先生谈了这个“心思”后，他让卓牟来先生出面，与有份量又资格老的“纽约华美协进社”商议，结果还请到了在华美协进社羽翼下的“纽约中国民族乐团”作现场伴奏，因而促成了我在当年秋天于纽约市会堂举行公演，一千多人的会堂座无虚席。出乎预料的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各主要报章都派了艺术专栏评论记者来看演出，对于我在纽约踏出崭新人生的第一步评价颇高，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信心；演出的结果也促成“江青舞蹈团”在纽约的创建。
真不知自己当年竟会如此胆大包天，一个初到异乡的中国女子，居然敢在纽约成立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正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吧！那年我27岁，大概还是自不量力的年纪。此后虽然备尝艰辛，但更多的是创作时的苦中作乐，使我能一直坚持不懈地在纽约发展舞团。那段期间与董先生的交往有不少的“故事”，往事历历，记忆犹新。
1974年夏天，我突然接到董先生纽约办公室的电话，要我在数日后飞往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替董先生领取他所制作的《伊利莎伯皇后号》影片获得的最佳纪录片奖。我当然非常替董先生高兴，因为1972年由“伊利莎伯皇后号”改成的“海上学府”焚毁一事，令他大受打击，一直耿耿于怀，其中的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它涵括了创业、历史、抱负、远景……。为了补偿内心无法挽回的损失，也为了纪念这段往事，他极认真投入拍摄了这部纪录片。但是，恰巧舞团那几天有演出，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并未参与这部影片却上台领奖并不适当，因此就婉谢了。
不料，没隔多久就接到董先生不知从世界的哪个角落打来的电话，有点着急地说：“侬啥替勿能帮忙？难道侬要我自家上台领奖，去出洋相啊！”“为啥勿可以呢？”我也用上海话问。弄了半天，我才了解到他的传统观念仍然十分中国式的“古板”，电影圈属娱乐界，他认为上台领奖是抛头露面不成体统，而且他一贯不喜爱出风头，作风低调，都令他“怯台”。我想董先生需要别人帮助的机会极少，且他平日一向慷慨大度热心助人，希望照顾好他身边的人，所以当下感到义不容辞。我答应他设法重新安排时间，最后，虽无法参加颁奖前的活动，但可以在颁奖典礼当天傍晚赶到。
获奖当晚，董浩云先生捧着奖状拍了许多照片
获奖后的庆功宴上，董先生欣慰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拿到这个奖的那晚，董先生欣慰满足之情溢于言表，捧着奖状拍了许多照片。虽然在事业上，他赢得无数傲人的成就、名誉和勋章，开创了中国、亚洲和世界航运史上的多项第一，但这次的荣耀似乎对他在某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觉得对这一不幸事件，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交待。那晚他一再地对我说：“良心上总算过得去了，这就是做人。”当然，这并不代表这件事就此画上了句号，后来他的公司买了另外一艘“大西洋号”（Atlantic），继续“伊利莎伯皇后号”的使命，实践他创设海上学府的终极目标，将之命名为“宇宙学府”。
颁奖的第二天，我和董先生由大西洋城同机回纽约，最难忘的是他那口皮箱：又老又旧，看得出历经沧桑，四个角和边边全磨损得泛白，箱子表面密密麻麻贴满了航空公司的标签，而且不止一层，根本没有一丁点缝隙可以再贴了，像极了以前穷人家衣服补了又补，补丁上再加补丁，花花绿绿地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董先生得意的说：“侬看我这只箱子灵光勿啊，老远就可以看得见，容易寻到呀！”一时让人慨叹：多么辛苦啊，得要奔波多少万里的路程啊！
他公司里负责陪同的Robert宣，事先跟我打招呼：“董先生的习惯，短途旅行一向乘坐经济舱，请你多包涵。”董先生创业以克勤克俭著名，并绝对以身作则，公司同仁心服口服。上机之后，不知机组人员如何知晓他的“大人物”身份，请他移驾至头等舱，但被董先生客气地婉谢了。
在机上他谈了不少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价值观，也谈到非常想把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拍成电影。我知道他是使中国航运业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因而也享有“现代郑和”的称誉。他曾说过：“地球表面四分之三是海洋，我应该像郑和那样有雄心征服大海。”他一再对我说：“郑和绝对是中国人的骄傲！”他认为郑和率领船队远航非洲东海岸、征服印度洋，这些惊涛骇浪的故事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也很有看头；况且，郑和的最后一次航行，要比意大利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上半个世纪，他为中国人成为世界航海事业的先导者而自豪不已。
他与玛歌芳婷这位世界顶级的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舞后私交甚笃，赞叹她：“除了美好非凡的艺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她具备了世界上的人最美的德行和最高尚的心灵。”他不厌其详地讲述玛歌如何多年如一日地照料患有残疾的丈夫，并能在公众瞩目之下处之泰然，担当着护士的角色。他不胜唏嘘，不禁再三地用“勿得了！真正伟大”这几个字来形容她。我曾见过这位舞蹈女皇推着瘫痪在轮椅中的丈夫，到剧场来观看演出：她熟练地不断替丈夫擦拭流淌在嘴边的口水，俯在耳边为他念节目单……。我在叹息感动之余，也对这位舞后更加的崇敬。那次同机聊天，也使我对董先生在评价人的标准上，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
董先生对我最不能理解、同时也可能正是他最“欣赏”我之处，那便是我一往情深并穷追不舍地在搞“赔钱”的舞蹈事业。
1974年在纽约演出后，董太太顾丽真女士（右）在后台给江青道贺
有一天，他到纽约来电话说，下班后想和卓先生一同到我舞蹈工作室兼居住的地方来看看。1974年我搬到了租金便宜但面积相当大、由仓库改建成的曼哈顿苏荷区（SoHo）。当时那一带鲜为人知，异常冷清，尤其是下班后街上昏黑、人迹稀少。当我乘着四周只有铁栏围住、得用手控制的老式货梯下楼去接他们时，他们的脸上出现了对于此区环境不安全的讶异表情，电梯开动时，左右摆动和哐哐啷啷的声响更使他们心惊胆跳。一出电梯董先生便急着说：“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住这种危险的地方？你晓得吗，这里是纽约……”
当时，我正因为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创作精力旺盛，正计划将工作室改装成可容纳五十人左右的小型剧场，可作实验性的演出，发表更多新作品。董先生听了，以为我打的如意算盘是：有了剧场多演出便可以多卖票，藉此增加盈收。我向他一五一十地分析，多发表新作品，诸如排练、音乐、服装、道具等等，这些制作费用加总在一起，反而会增加开支，与微薄的票房收入完全不可能成正比，多演出表明就是多赔钱。他起先纳闷，接着又替我着急起来：“你怎么可以计划做赔钱的事呢？明知故犯，还这么起劲，这笔帐你是怎么算的？我不理解……”
当时舞蹈创作对于我几乎就等于是生活，那是一种极难向外人言传的激情，我也刻意避免董先生误会我有向他要求经济赞助之意，因此没有与他继续算我那一本赔钱的“账”。董先生慨叹起来：“从事表演艺术的艰辛我明白，你日子过的很淡泊、但很满足我也理解，但你整天教舞、演出赚钱不辛苦吗？而赚的钱又都倒贴在创作上了。我很佩服你追求理想的勇气，但这个社会是现实的，人都是很势利的……你不要糊里胡涂，应当学会保护自己。”我知道他是出于一种对朋友的关怀而给予的忠告。但“势利”二字由他口中说出来，不免使我纳闷起来，我不禁问：“难道您也会感到现实社会中的势利？我看到您周围的人，对您只会讲 yes！”结果，董先生给我上了一堂课，将他的一些看法和切身经验分析给我听。
谈着谈着不觉到了晚饭时间，似乎不招待客人礼貌不周，但临时来客我毫无准备，于是建议他们如无其它应酬，不妨留下来吃我自制的韮菜猪肉大馄饨，董先生说这种上海家常菜平时想吃难求，于是我算是做了一次小东。
1982年在邮轮“宇宙学府”上，江青作中国舞蹈示范演出后和董浩云先生合影
其实为了实现他心中的理想，这种赔钱的“事业”，他自己也是一厢情愿满怀信心和宏愿地尝试投入的。我见证的那次是1982年初春，董先生创办的“宇宙学府”邮轮与匹兹堡大学合作，别具匠心的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其中别出心裁的主题就是他本人的嗜好——“中国文化艺术”。当年，我经常在各大学作中国舞蹈的介绍和示范演出，因此董先生盛情邀请我参加研讨会。在船上放映幻灯片介绍舞蹈部分当然没问题；但示范表演部分，我担心邮轮在海上航行时不易控制重心，会有些困难，董先生要我见机行事。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这所独特的海上学府，所以对办校的创立宗旨和课程的安排、师资的组成、学生的来源……都很感兴趣。我惊异地发现，董先生对船上的教学模式等等都了如指掌，言谈时滔滔不绝，一脸的得意满足。记得他在研讨会开幕的致词中介绍了办校的理念：“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周游列国了解世界，促进人与人的沟通，以及各种不同文化间的互相了解……”结尾时还说：“在这所海上大学上学，整个世界便是校园，可以让学生放眼世界，获得更多的教益。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负我的一番苦心了。”我想董先生除了深信具创意性的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之外，也藉此弥补青少年时未能如愿以偿地受教育的遗憾。
研讨会进行的那两天，加勒比海风和日丽，在我示范演出时风平浪静，顺利完成任务后我如释重负，吹着海风欣赏海景之外，与参加研讨会的其他人相谈甚欢。董先生忙得不亦乐乎，他既不放心各会场的细节安排，又要照顾众多的来宾，还需时刻注意时间的控制。总之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参与过问，随时调整，重作安排。与此同时，公司里的业务也不断地通过电讯从世界各地涌来，需要他及时做决定处理。我实在佩服他精力充沛、日理万机的能力和惊人的记忆力，他笑说这完全是晨间打坐所赐，清晨能定下神来，整天再忙再紧张也可轻松应对。
1982年在邮轮“宇宙学府”晚宴上，右起江青、 董浩云 、钢琴家、歌唱家
整理资料时翻阅着老照片，见到董先生和南宫搏先生与“江青舞蹈团」全体成员的合影，使我回想起1978年秋天，我的舞团在香港参加亚洲艺术节演出时，他精心安排并亲自接待整团的人到他的香岛小筑别墅午餐，并邀约了很多香港艺文界的朋友与我相识，希望不同领域的艺术家能彼此交流、联系；他身为大人物，却有一种使人乐意亲近的自然魅力。
最难忘的是1977年，“江青舞蹈团”第一次到欧洲巡回演出，计算下来，演出酬劳难以支付全团八个人的机票、旅馆、制作费和薪资。其中，在巴黎的演出是参加第十五届国际秋季艺术节，于香榭丽舍剧场演出，这个机会对舞团十分重要，我不愿放弃。在经过努力依然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好找卓先生帮忙，请他代为向董先生寻求赞助的可能。不久，董先生回到纽约，我硬着头皮实情直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经济上与董先生打交道，心中的惶恐与不安可想而知。不久他就吩咐卓先生致电给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机构将赞助一事办妥，让舞团能够如期在欧洲巡演。
巴黎首演那晚，董先生邀请了一些朋友来看，还事先通知我，演出之后，他已为舞团安排了酒会宵夜庆祝。在海外尤其是在演出的旅途劳顿中，这种细心与周到，益发使我感到一份难得的温暖，舞者们更是雀跃不已。回纽约后不久，我便收到一迭董先生那天演出后在后台拍摄的照片，更感念他对朋友的真挚。而董先生的善解与好心，我却曾给他惹过大笑话，至今回想起这件事，仍深感歉疚不已。
1977年参加第十五届国际秋季艺术节，在巴黎香榭丽舍剧场后台。后排左起卓牟来、董浩云、江青、Tonia萧
1978年夏天，我和比雷尔（Birger Blomback）旅行结婚，事后在纽约的家中开了香槟酒会，请至亲好友热闹一番，算是庆祝。董先生看我有了归宿，委实替我高兴，但觉得没有仪式和盛大的婚宴似乎说不过去，跟我嘀咕了几次，觉得我处理人生大事形式上太随便、太不讲究了。数月之后，比雷尔赴日本讲学，之后，我们打算途经香港前往中国，因为比雷尔应邀在上海生化研究所讲学，我则想探望阔别多年的亲人。董先生知道后，提议他在香港为我补请喜宴，并邀请香港我所有的至亲好友前来参加。
我当时觉得结婚是我和比雷尔两人之间的事，张罗婚宴太费时间和精力，也太麻烦亲友们，所以执意不允。结果，董先生只要求那天我们夫妇到场，其它的一概都不用我操心，并且安排我们在香港时住在他的“香岛小筑”别墅，婚宴也设在那里。我被他的隆情盛意打动，已到了却之不恭的地步，只好遵照他的意思办。
一直到了东京，上机时被海关挡驾，我才赫然发现在日本办的香港入境签证上日期弄错了（当时我还没有美国护照，拿的是无国籍旅行证件），年份一栏上提早了十年。明显是笔误，但一板一眼的日本海关，无论我如何求情兼评理都不肯放行，当然只能怪自己粗心大意。当天是周五，已过办公时间，第二天又是个不上班的周末，而董先生为我们举办的盛会就在周日。比雷尔既未见过董先生，在香港也不认识任何人，我也无法和董先生取得联系，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让比雷尔先行。
结果，董先生亲自去机场接机时，却只有新郎一人，感到意外自然不在话下，但事出突然已无法改期，只好照旧举行，别开生面的婚礼唯独新娘缺席。使比雷尔感动的是，细心的主人知道比雷尔是瑞典人，怕男方遭到冷落，还请了许多在港的瑞典籍客人，但无论是主人或客人，比雷尔一概不相识。提起此事比雷尔总是说：“这是我一生中永志难忘且最尴尬的一次经验，但我更同情Mr. C. Y. Tung，他太好心了，大概把全香港的瑞典人全都请来，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向宾客解释的，这个‘玩笑’我们跟他开得实在是太大了点！”
几天之后，我终于拿到签证飞奔至港，但董先生已经出远门了。几个月后在纽约见到他，他并未责怪，只说道：“我知道你糊里胡涂的，但不知道你居然胡涂到这种地步，可惜你香港那些老朋友们想见你，结果却没见着。”
果然如此，1993年在台北庆祝“金马奖三十”的盛会上，碰到电影界的老朋友们，凌波姐还对我抱怨当年我演的那出令董先生啼笑皆非的喜剧——举办“没有新娘的婚宴”。
1982年4月15日，董先生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我上“宇宙学府”示范演出后不久，享年仅七十岁。猝不及防的诀别，我只能叹息人生无常，这位有胆识有抱负的长者生命苦短！
如今，董先生已走了整整三十年了，但他并没有和我们“失散”，这些不受时间和距离的限制而保留下来的美好追忆，仍然如此生动、如此亲切。
很多人会记得他事业上的轰轰烈烈，他在世界航运界显赫的地位，他对社会、中国文化投注的热情，做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的丰功伟绩……，我则一直愿意当他是暂停着在休息，他的一生太操劳、太辛苦了。而令我最敬重并最为怀念的是：董先生有着极不平凡的一生，但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最“平凡”的人。
此时此刻，我在猞猁岛的海边写这篇追忆文章，面对蓝天大海不禁想哼唱：
天上飘着些微云，
海（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他（她）？
(原文《最“平凡”的人》2002年收录于《董浩云的世界》)
修定稿2012年6月30日
2008年12月在香岛小筑别墅中。董建平（右）、江青
这篇文章的缘起，是董建平女士（董浩云先生的大女儿）2002年主动和我联络要和我碰头，我知道她爱好艺术但彼此并不太熟，结果千转百约都不得机会。那年正巧两人同在北京，约了见面的时间，然后又不知是谁把地点搞错了，还是没能见上一面。后来终于有机会我去香港和她在她主持的“艺倡画廊”的附近的文华酒店喝下午茶。一碰头，她就开门见山的告诉我：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才知道我们有不少交往，希望我能写一篇文章，放在《董浩云的世界》一书中。早听说她是出名的孝女，但当时董建华先生（董浩云长子）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首长，又刚连任，我当时并没有写“故人故事”的计划，生怕写这样一篇文章，会令大家感到唐突，也顾虑到：广东话“拍马屁”，意即普通话“拍马”之嫌，犹豫之下所以当场没有一口应承。但Alice（建平）非常有心，把一些事情发生的年月日、具体的名字都帮我找齐全，我被她的诚心打动，也为了有感于她的孝心，动了笔，但下笔时刻意想把握好分寸、保持好距离，最后她的秘书还帮文章打了字。
书出版后，Alice马上空邮寄来，再次见面时，她告诉我：“大家都说你的这篇写的最好，知道我爸爸最欣赏有气质的艺术家，如果才女型的你不写，没有人会知道他其他的一面。”我当然并非才女，但庆幸自己写下了我所认识的董浩云先生。
2008年秋，比雷尔去世后，也不知道为甚么开始回忆过往，撰写故人的故事，这篇十年前写的文章自然而然的就纳入了书目中。
2008年年底去了香港，妈妈陪我散心，我陪妈妈探望家中的老朋友。体贴入微的Alice知道我人在香港，约我和母亲在“香岛小筑”共进午饭。一到那里百感交集，虽然那里已经重新装修过，但我仍然清楚记得我和比雷尔住过的那间房、用早饭的地方，丰盛的午饭后我们到花园中散步，Alice告诉我：“如果爸爸在世，他是绝对不会允许铺张浪费把钱用在装修上，你是知道他对自己是多么的节俭。”“我见过董先生在纽约金融区中心华尔街广场Pine街上盖的大楼，大门口有他请杨英风先生塑的铜雕，在办公室中，他自己吃个简单的便当饭盒当午餐。”“你知道吗？爸爸日记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是：我要去赶地铁了。哪年？何月？他学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我真不懂……”Alice无限痛惜语带哽咽地说。
在香岛小筑风景最好的位置上，面对宽阔的大海，设有董氏夫妇的灵位，董太太顾丽真女士我也见过，于是给这二位远行的故人上香，拜一拜海上亡灵，祝愿他们去了极乐世界！唉——真是前尘往事不堪回首！
再看十年前的旧作，好像写下了“故事”，但缺少了一点近距离的感怀，也有意犹未尽和余言未尽之憾。
今年是是董浩云先生一百周年冥诞，离1982年他逝世也整整三十周年了，故而在今夏修润并作了补记，聊表敬意和怀念。此外，也深恶痛绝当今权贵和贪吏们的豪奢腐败、贪得无厌、不可一世……仅此记下董先生一生克勤、克己、克俭的作风和美德，在当下更富有意义。
2012年6月30日
2008年12月在香岛小筑别墅中，左起董建平、江巫惠淑 （江母）、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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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