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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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丨江青：我的舞蹈人生，半生悲喜皆名累
江青，1946年生于北京，10岁在上海小学毕业后入北京舞蹈学校接受六年专业训练。从事过演员、舞者、编舞、导演、舞美设计、写作。1963至1970年在香港、台湾从事电影，主演影片29部，并参与数部影片的编舞工作，1967年获台湾电影最佳女主角金马奖。
原题
我的名字
作者：江青
陈丹青：她身上有一个共和国少女遭遇的命运，悲喜交加。最传奇的就是她的名字
1957年北京舞蹈学校二年级学生江青(右二)和周恩来、刘少奇在首都机场欢迎外宾
2013年4月，我的自传体书《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在中国大陆出简体字版，围绕书的内容与陈丹青在北京师范大学礼堂对谈，丹青的开场白中对我的介绍就有这么一段：“在她身上有一个共和国少女遭遇的命运，悲喜交加，堪称传奇，而这部传奇里最传奇的就是她的名字。”
书中《名字》这一章1991年港台繁体版是这样写的：
我的名字叫“江青”，原籍广东普宁，1946年出生时，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是“江独青”，我是腊月里在冰天雪地的北平出世，是不是我的父母想在天寒地冻一片白茫茫中添点绿意春色，而用了青字？再加了一点私心而用了独字？从双名改成单名是有原因的。
1950年代初期，中国各项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宣传要做共产主义社会公民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精神。需要连根拔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毒草。而我姓名中间那个“独”字：独吞、独享、独自、独霸、独断、独尊、独特、独裁，都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绝无“大公无私”的革命情操。
在上海虹口区国润小学当校长的母亲，为了响应自我改造，表现“大公无私”的精神，一马当先提出：将“独”字在我名中锄掉，改名江青，刚念小学的大弟弟也由江独秀改名江秀，下面两个弟弟从他们一生下来，就不敢再让他们“独一无二”了。最终，我们姊弟四人的名字是以“青、秀、山、川”次序排列。
1954年我八岁，在国润小学念四年级。让我的同班同学改口可不是一件易事，同学大多数是幼稚园时的小朋友，大家都不到十岁，却有了五六年超过“大半生”的交情，哪那么容易改口。于是大伙儿干脆叫因我头发卷而起的绰号——“小卷毛”，一直叫到我小学毕业。
姓名中“锄”去一个“独”字，万没有想到后来会受同名之累而惹是生非，受了那么多冤屈，这些前尘往事，想来令我啼笑皆非。
1963年我17岁，开始了电影生涯，随李翰祥成立的“香港国联电影公司”赴台湾拍片。“青”是单名，易记、易上口，所以没有取艺名。当年我用香港身份证，英文姓名香港是按照广东话的发音英译，名在前、姓置后，中文名江青，英文名Ching Kiang。申请入台签证时就麻烦了，台湾是按照“普通话”发音，英译Ching Chiang，方言之差姓有K和Ch之别，一解释就清楚了，但被问及：好选不选为什么偏偏要用江青做艺名？这时，就不得不将来龙去脉解释清楚。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女人也叫江青。
那位江青1914年出生，本名：李云鹤，从影艺名：蓝苹。1937年奔赴延安之初改名换姓江青，是谁给她取的姓名？猜想她希望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罢：“江上数峰青”。第二年，江青成为毛泽东第四任妻子，她绝对不会想到这个名字将在日后给另一个女孩——我，形影相随带来几乎一辈子的干扰。
1980年江青(前排中)在母校北京舞蹈学院教现代舞
02
我第一次任女主角的影片《七仙女》，由李翰祥执导，1963年在台湾打破卖座纪录，我的名字也就开始在报章杂志、影剧新闻版上热闹起来。但我听说在处理我的新闻时，用我的名字做标题，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身居北京且炙手可热的江青来了个舞蹈动作“鹞子大翻身”，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
那两年我正好也因为两件事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1966年，我在主演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制作《西施》后，在影剧生涯巅峰状态下，与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学生歌手刘家昌闪电式结婚；1967年，又因为我主演了由琼瑶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几度夕阳红》，荣获第五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在生活环境当年还闭塞的台湾，这些都是轰动无比的话题。台湾媒体最忌江青这两个字，只好将我的名字用特号字在影剧版刊出，还常常用这岸这个江青和对岸那个江青来区分。
所幸那年那个江青早已脱离影剧界，否则误会更层出不穷。至今仍记得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经过。我被提名角逐是早就知道的，但没留意揭晓日期。一天晚间到朋友家做客，按铃同时，听到电视晚间新闻中在报：“江青……”但人在门外，门里又闹，下文就听不清楚了。心中纳闷：几个月前闪电结婚的消息，在晚间新闻中报道过，最近自己没有“闯祸”，准是说的对岸的江青同志。结果大门一开，在一片恭贺声中，才知道我获奖了。
“江青舞蹈团”(Chiang Ching Dance Company)1973年在纽约成立。1978年第一次应邀到香港参加第三届亚洲艺术节，这是舞团成立五年来第一次需要正式印中文节目单。很快舞团就将中英文节目单一起寄去香港市政局主办单位。接回信，表示尊重我的决定，所提节目照单全收，但是舞蹈团的名称要我重新考虑，尤其是中文名称非改不可。
那些年来我已经为“江青”受了多少不该受的气，一看到回信当然马上明白了，又是那档子“过敏症”在作祟，这次竟变本加厉地提出来要改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舞蹈团名称。回信时我大不以为然地指出：当局所提要求既幼稚又无理。虽然双方三番五次地通信协调，仍不得要领。结果，适逢我父亲在香港紧急住院，我匆匆由纽约赶赴香港探望。在与负责艺术节的人面谈后，才了解到：香港的特殊政治及地理环境，举办这种具有国际性的艺术活动时，更要倍加谨慎。
一切变则通，我也希望“江青舞蹈团”能有在香港演出的机会。于是面谈时就想出了变通办法——取舞团介绍册上所印“江上数峰青”这句纯为设计而采用的诗句来作舞团中文名称。
1978年香港报纸报道，开篇说明此江青与“四人帮”没关系
演出场刊上中文：纽约江上数峰青舞蹈团，纽约两字还加大号字排列；英文：Chiang Ching Dance Company of New York。多复杂啊！这就是与那个江青同名同姓惹出的麻烦。情有可原的是那些年正是她的新闻最热门的时候，先入秦城监狱，后又让她出庭受公审，并判了死缓。当然我这个江青只好尽量回避为上上策。
在香港，究竟一般的观众对我的名字还是熟悉的。虽然我已阔别影坛多年，但旧日的影片有时仍会在午夜间的电视上重播。1978年在香港演出时，很自然地大家仍称“江青舞蹈团”。只是在海报和报纸上的正式广告中，才用又长又累赘的“江上数峰青舞蹈团”这个假名。后来舞团又在香港演出过几次，随着“四人帮”的销声匿迹，名字的敏感症也随着减轻了。也不知哪年哪月，江青原英译Chiang Ching在大陆用拼音Jiang Qing为正式英译，顿时我被Jiang Qing解放。后来香港市政局竟主动地将舞蹈团名称还原，但在舞团全名之前，中文必冠“纽约”、英文必冠“New York”，以免惑众。
其实“江上数峰青”倒是给我带来过一些温馨的回忆。我一直没有问过我父母，当年他们在给我起名字时，是否曾记起这首中唐诗人钱起《湘灵鼓瑟》的尾联：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想大概有吧，否则怎么就这么巧呢？
1960年代，我在影艺界时，收到过不少影迷的“情”书，其中引用过这一尾联的不少。大概引用诗句总让人感到“雅”而有情趣。那都是素不相识的银幕上的朋友，我自然不记得信的内容。但往日旧友兴之所至，或触景生情写的，倒有这两首留下了：
第一首是1978年李翰祥写的，地点是香港铜锣湾避风塘艇上：
自在菩萨自在仙，
半似疯狂半似癫。
八大何需当头棒，
哭之笑之不语禅。
梁楷泼墨画神仙，
半个拾得半寒山。
江上数峰青和蓝，
曲终人隔万重山。
相隔八年后，我和作者在香港聚会，由梁乐华(艺名岳华)执笔记录。
第二首是1989年李敖在台北家中写的：
且作神仙舞，愿为流俗轻。
曲终人不见，江上一峰青。
阔别台湾十九年后，我去作者家叙旧，他送了我《李敖自传与回忆》，即兴在书上题此诗作纪念。
1981年香港演出节目单
03
1976年，对岸江青做了阶下囚，举国上下欣喜若狂，我也庆幸可以回“家”的日子终于盼到了。那时候家中三老——外公、外婆、姨婆(外婆的姐姐)都还健在。人往往就是这样：在知道事情不可能发生时，就采取了一种放弃或不存在的态度；但一旦知道事情有可能发生时，一切的梦想、悬念、欲望就一股脑儿地像浪般扑来。我是那样渴望见我的亲人，想回母校看看，那毕竟是真正的家，生的、住的、长的……
一次又一次提出回中国探亲的申请，都如石沉大海。后来，我找上了有关人员，私下探听一下究竟，才知道又是因为“江青”。我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一切全是人为的“过敏症”在作怪，所以也无从对症下药。我偏偏不信邪，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可能的途径来得到回“家”的许可。不料“江青”就偏偏牢牢地顶住家门，十几个月下来，仍然不疲沓松懈，任我怎么顶也顶它不开。
1978年初，中国科学院邀请比雷尔(Birger Blomback)去上海生化研究所讲学，那时我们已经相识了近三年，去中国而不和我结伴同行，少一个现成的翻译和好向导不说，重要的是，我是那么急切地盼望着回“家”。
我们俩都已不再年轻，结婚与否对彼此的关系毫不相关，但此时基于现实所需，左思右量下来，决定尽快地把结婚手续办了，这样我可以改夫姓彭贝克（Blomback），来作敲门砖。1978年8月，我们登记结婚，我以随行家属身份，又填了一份申请去中国的签证表格，英文姓名填Mrs.Ching Blomback，中文姓名一栏中我填上了青·彭贝克。虽属荒唐，可灵验得很，果然在我们的神算之中——我的旅行证件上第一次盖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签证的印戳。
结婚的那年秋天，我们一起去了中国，在上海见到了幸存的所有亲友。
这段和我名字有关的小插曲，就是那次回上海，三姨亲口告诉我的：她被揪斗的其中一项罪名就是替外甥女江独青改名字，故意将独字锄掉而变成和江青同名，骂她：“胆大包天，没有自知之明，你外甥女是叛国投敌的国家叛徒，有哪一点配用江青这个名字？你居心何在？”
这次毕生难忘的旅行结束之后没多久，我看到中国《舞蹈》杂志舞讯栏刊登一则消息：“美籍华裔舞蹈家彭贝克夫人访华……”谁是彭贝克夫人？大概只有天知道和我知道了。
经我联络安排下，北京舞蹈学院陈锦清院长于1979年夏季，率领了第一个中国舞蹈考察代表团8人到美国访问观摩。她告诉我：“为了你这个江青，那个江青给我吃了多少苦啊!”在“文革”时她被打成“走资派”，罪状之一是她在当北京舞蹈学校校长时，居然培养出这么个叛国潜逃的江青来？也不知道是谁在1960年代中，把我在港台满天飞的明星照片、月历牌、电影画报，在学校里张贴散布，把正统学院派的堂堂舞蹈学校，弄得乌烟瘴气，使学校中无人不晓我不但逃去了香港，还潜去了“反动大本营”台湾。任何的运动来了，学校中无论大会批斗、小会检讨，我这个江青永远是首当其冲被点名的。所以虽然我人早就离校了，但仍然可谓阴魂不散，比我低上十几届的学生都知道我的臭名。
1978年江青和比雷尔在葡萄牙结婚
04
1979年下半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和北京舞蹈学院邀请我在次年春季回国作现代舞演出和教学。
一要公开演出，名字就又成了件伤透脑筋的事。“江青”不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代号，这两个字似乎就直接代表了暴戾、恐怖、霸道、卑鄙、丧尽天良……这些印象的总组合。
我回中国作示范演出，纯然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所使，我毕竟在北京舞蹈学校习舞六年，假如我能以一个对中国舞蹈背景熟识，又能以中国舞蹈者所熟悉的术语和习惯来介绍西方的现代舞，探讨自身创作中国现代舞的经验，我感到应当是责无旁贷的。这种使命感使我也必须避讳，不要人们在看演出和学习交流的同时，勾起他们心窝深处的隐痛。
改名字的事势在必行。动身几个月之前，陈锦清院长在信中给了我许多选择，大多是同音或者近音的字，改名不改姓的可选“清”“菁”“晴”“情”“静”。改姓不改名的可选“蒋、姜”，姓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要改姓似有不孝之嫌，使不得。于是干脆请陈院长做主帮我改名，对我来说，反正是在假的中间选一个，用任何名都一样假，自己也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等我到了北京，看到演出节目单，才知道陈院长送了顶草帽给我戴——“青”字上面加个草字头，成了戴草帽的“菁”。“菁”的念音是“精”，我笑说：“只要没有人骂我是狐狸精就可以了。”节目单中第一页第一行印着：纽约“江菁舞蹈团”团长江菁和……
而1980年5月份《中国新闻》的报道标题是《江菁和现代舞》，居然写：江菁原名江青，恰与“四人帮”江青一笔不差，故她毅然改名江菁。真是让我啼笑皆非！
1980年第一次在中国内部演出中国新闻报道将青改成菁
华莹是我北京舞校同班同学，在《舞蹈》杂志编辑部摄影采访组工作。他特来约我拍舞蹈剧照，作下期《舞蹈》彩色封面用。并告诉我，这是社中同仁提议决定的。一来我是舞校早期出去，第一个回国工作的舞者，同时也是在中国正式作现代舞晚会演出的第一人。对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拍照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等我巡回演出结束离开中国前，华莹突然来找我，说：“你的封面，硬就是给拉下来了，访问你的报道也刷掉了，你的名字害得这期杂志都不能准时出版。”
追问之下，他告诉了我原委：“杂志封面和内里的访问介绍已在排印中，陈锦清院长突然驾临，要亲眼看到有关你的所有图片和文字从杂志上撤下来。她一再坚持表示，因为你的历史背景和名字都太敏感复杂，她无法承担风险、犯政治错误。”
我不免有些失望，但对陈院长“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也深能谅解。我对华莹说：“你的一番老同学的心意我心领了，谁要她是我们的老前辈老校长呢？怪来怪去只能怪我的名字——江青，用不逢时。连我戴上遮羞的草帽屈作江菁，还是难逃厄运。”
对“江青”的敏感，不但使我在华人区身受其苦，这些年来，在国外也遇到过许多莫名其妙的尴尬事。其中以这次印象最深。
1977年秋天，“江青舞蹈团”第一次到欧洲巡回演出，巴黎是第二站，应邀参加第15届国际艺术节。在香榭丽舍剧场演出一周。艺术节中，由世界各地来表演的团队不少，那年从美国去的共有三个团，我的团算其中之一，公演海报到处张贴。艺术本无国籍之分，但人还是有区分的。由于我入了美籍，舞团在纽约创建，所以海报上就列在美国名下。
艺术节负责人罗宾先生(Jean Robin)告诉我：“我们预备了一些票，你可以请自己使馆的人来看。”我没吭气，因为我不清楚他指的是美国大使馆呢，还是中国大使馆，但又难以启齿问。大概他觉察到我的犹豫，就说：“你到后面跑一趟，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因为剧场后门几乎就正对着中国大使馆，我这才明白了他说的“自己”所指，但一想到我的名字，就又踌躇起来，想了想决定还是先拨个电话到使馆较为妥当。
1978年舞蹈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
电话很容易接通了，我表示要找文化参赞，对方判断出我是生人，就反问：“你是谁啊？”姓名我不敢和盘托出，只答：“我姓江，长江的江。”“那么名呢？”我还是不敢把姓名连在一起同时告诉他，只说：“青，是个单名。”
“什么？你再说一遍。”惊奇的语调。
“江青。”我听到自己轻轻地嘟哝了一声。“江青？”他提高嗓音问。“是啊!”答了之后，那头马上没声了。
静了几秒钟后，话筒里又响起他的声音，但一下子口气变得僵硬起来：“你从哪里打来的？”
“外面。”我的确在剧场外面打的，但一说出口之后，立刻想：不好了。大概他以为我是刚从秦城监狱里跑出来。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陈幼石、王浩夫妇，在纽约请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吃饭。那个时候，“四人帮”刚下台不久，我从欧洲回纽约，打电话去她家聊天，是幼石接的，挂下我的电话，她就对王浩说：“江青回来了。”
此话一出，她发现在座的客人脸色大变，大家突然停了筷子也中止了谈话，面面相觑，尤其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脸一下子白了，沮丧地问：“怎么？她又出来啦!？”
幼石这才恍然大悟，让客人们虚惊一场，不得不把我这个江青在宴席上介绍一番。第二天她告诉了我这个笑话，我也就此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出了名。
1978年和丈夫比雷尔在上海生化研究所
记忆犹新，倒不是我多虑。所以在通姓报名时才如此小心谨慎。我不想把接听电话的人吓着，慌忙解释：“我是跳舞的……原来是中国出来的……就在前面的剧场演出……”
他仍然不放心地接着问下去：“你的‘青’有没有草字头？”
“没有。”
“有没有三点水？”
“没有，没有，就是青草的青，和那位江青同名同姓一模一样。”
“怎么会这么巧呢？真逗……”
他在电话里笑了很久，我也随电话那头笑了起来。
结果，中国大使馆表示因为我不代表中国，所以不便首演日来，而来看第二场的演出。第二天演出之后，和中国大使馆文化组的人员谈起两天前那段“电话小插曲”。
大家在谈到当晚演出节目时基本上都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现代舞，不大懂。可是大使馆有一位年轻人说，其中只有一个节目《深》他完全懂了，并且一五一十地分析起这个作品来：“《深》中那四个花脸的舞者代表万恶的‘四人帮’，穿白衣的女主角代表着纯真、善良的中国人民，似帐幕又似口袋的层层黑色物体象征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重重的黑暗。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不屈不挠的斗争，舞蹈结尾时，那四个花脸在台上滚下去，表现‘四人帮’垮了，而那个白衣女主角在面具拿下之后，表现人民重见光明……”
他兴奋地望着我，声音越说越大，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精彩的对我舞蹈的诠释，一下子愣在那里，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创作的原构想，因为我认为：创作者应该给观众足够的空间和余地去联想，根据个人自身的经验去体会和感受作品。其他人被他这一点，好像都被点破了，连忙点头称是。
在临分手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称赞我：“你虽然离开中国这么多年了，还能对中国的政治如此关注，真不容易。想不到那个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粉碎能提供给你这个江青如此好的创作构思。”
《深》剧照
05
第一次看到我的真名在中国大陆出现是1986年第八期的《电影世界》上，历届金马奖简介专栏中，标题：“最佳女主角获奖者——江青”。文章有一千字左右，主要介绍在1960年代中我所主演的一些影片和《几度夕阳红》中的两帧剧照。
看了这段新闻，我真正地意识到，人们的精神开始松绑了，就像我的名字一样，被软禁了这么多年，现在才松了绑放出来。可见时间是一切，它代表了成长，使你变得一天比一天成熟；时间也代表了距离，使你离那时的你一天比一天地远；但它绝不会令人忘却不该忘的事。深重的伤口，无论过了多久，仍留下明显的疤痕，洗不掉也抹不平，但毕竟是在痊愈中。看到那篇文章后，直觉告诉我，我在大陆跳不改姓、舞不改名的时候终于到了。
做了近半年准备，1987年初夏，我回中国作“江青现代舞独舞晚会”巡回公演。以往的演出仍属内部公开（只在文艺界范围），而这一次却光明正大地在戏院售票处对普罗大众售票，戏院门口还有海报宣传。在一般情形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对我来说，在中国能公开用江青这个名字再加上表演“现代舞”，却是破天荒敢作敢为之举。
1987年中国巡回演出八个城市，其中天津节目单
尤其在北京的演出，还安排在当初为演“革命大歌舞”特意建造的海淀中国大剧院。我在广州、上海、杭州、沈阳、天津、兰州、拉萨、北京八个城市演出，无论到哪一个城市，没有一个主办单位提出要我修改名字的。当然大家绝不会叫我江青同志，总是江女士，含蓄地把那个“青”字略了过去。
只有当我和老同学们在一起，他们有时忘了这个顾忌，在公众场合高呼“江青”时，会引来“注目礼”，那种万众瞩目的风光，甚至凌驾于1960年代我在港台当电影明星之上，然后引来一阵哗笑声。
负责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曾主动告诉我：“因为你的名字特别，所以容易宣传和售票。终究大多数人有好奇心，想看看这个搞现代舞而不是搞‘革命样板戏’的江青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中国经济改革、自负盈亏的政策下，“江青”又开始占便宜了。
1987年的巡回演出，七个星期中，我名副其实地是在台上唱独角戏。电视和报章在报道和评论时，在“江青”名字前必要冠以“美籍华人”“舞蹈艺术家”，名字后必要拖上“女士”这个小尾巴。“同志”和“女士”从字面、发音到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不便混为一谈。
江青已于1990年5月14日走了！但我知道她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而我的名字的故事现在要结束了，希望这个故事不再继续下去，更不可重复。
我的这个希望不是今天才有的，不信？有据可证：
姓：江(中文)Blomback(瑞典文)
名：汉宁(中文)Henning(瑞典文)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84年10月4日
出生地：瑞典(Sweden)
父：BirgerBlomback
母：江青
汉族的百姓是多么的需要安宁啊！
06
2013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比台湾、香港繁体版出版晚了22年。母校对我关爱有加，决定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新书发布会。
订下日期后我在纽约整装待发，突然接到出版社通知要等一等，我猜想一定又是那个形影相随的江青不让我安宁，果不其然猜中了，我不禁发邮件光火问：“那个江青已经在1990年走了，是江青的鬼魂来骚扰，还是你们庸人自扰？”
几个月后江青的“浑水”澄清了，我才启程。4月26日在北京舞蹈学院精心布置的礼堂中，隆重举行了发布会，学院还发了请柬，上面写着：江青是我院培养的在海外颇有影响的艺术家，在影视表演、舞蹈表演和创作理论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为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她将自己的著作和珍贵的舞蹈图像资料赠于学院，届时与大家共畅往事、往时、往思。期待您的如期而至！
用如此温馨、溢美的词句，我在北京的老师、同学和老朋友们都来参加了发布会。我在致答谢词时，谈到书中最长的一章《母校》，六年在舞蹈摇篮——“陶然亭”的求学生活，不禁泪崩不能自已。
第二天晚上，围绕着新书内容要在北京师大礼堂跟陈丹青公开对谈，上台前不到十分钟，突然舞蹈学院外事部来电话问：“你的护照呢？”“不是给了你影印本吗？”“有关部门要看原件。”“在我旅馆保险柜中，我把密码给你吧。”“不行，你赶快回来吧，不然我们回不了家。”“我马上要上台了，是不是又是我名字出了问题？”“说不好……”我一听模棱两可的语气立马想：又来啦！
跟丹青多年没见，对谈后又去宵夜叙旧，午夜后才回旅馆。不料，一进旅馆大厅黑压压一堆人在等着我。我赶紧上楼拿出美国护照，问我：“明明写着ChingChiang怎么会叫江青呢？”我倒抽口气：“啊——！”接下来，他们拿出一张出席发布会的邀请名单要我辨识，谁是谁？之间的关系？折腾了整个夜晚才算平安无事。说了半天才知道名字江青太令人触目。唉——
我在海外周游半个世纪之后，感到中国许多读者感兴趣的不是我的艺术实践和人生经历，更多最感兴趣还是我的名字，和这背后的离奇命运。中国媒体有多篇报道我出版新书的消息，文章标题千篇一律和名字有关，无外是：“舞者江青的同名之累”“江青阴影下的江青”“我是江青但不是那个‘江青’”“半生悲喜皆名累”……
07
2007年秋天，瑞典皇家音乐厅演出谭盾作曲的歌剧《茶》，我担任导演、编舞、舞美设计，音乐厅是瑞典皇家爱乐乐团的常驻阵地，也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场地。
中国演出公司节目部负责人田元女士专程来看《茶》的首演。演出结束后的酒会上，她似乎很兴奋，主要原因是主创人员都是华裔，中国色彩、元素分量重。告诉我一回北京就去商量合作单位，排剧场档期。两个月后，我应中演之邀赴京谈《茶》。决定北京演出版本在整体结构上建立于瑞典音乐厅演出版本，但延伸扩大，加入更多的中国元素。在北京新建成的国家大剧院歌剧厅演出，由中演世纪文化传播公司制作，演出单位中央歌剧院，指挥谭盾，上演日期：2008年7月30、31日，作为奥运会文化项目重点节目压轴。
开始排练的前一日，知道比雷尔入医院治疗，让我心神不定，走在街上摔了一跤，导致脚踝骨折。几个月的排练都是坐在轮椅上进行的。在如此庞大的项目中一人身兼三职，又是第一次与中央歌剧院合作，其间还多次回瑞典探视医院中重病的比雷尔，精神和体力的压力和负担几乎让我濒临崩溃。夜以继日在排练场工作，根本不闻不问其他事。
离上演还有两周了，一天接到朋友电话：“新京报上有《茶》演出广告，但怎么没有你的中文名字江青？只有你的拼音Chiang Ching，要拼音也应当拼成Jiang Qing啊……”我一听火冒三丈，了解了一下宣传情况，原来全北京的地铁内，城中重要的布告栏中都张贴了《茶》演出海报，都是同样这样处理我名字。对瞒天过海背着我的做法使我深感受骗，于是追究下去。结果中国大剧院表示：毫不知情；中央歌剧院表示：我们是演出单位，宣传一事应当由制作单位负责任；结果负责制作的中演公司，宣传部推到广告部，广告部又推给工商部。
《茶》前排左杨惠珊、江青，后排谭盾、Patrizia
绕了几圈之后，项目负责人理直气壮地解释是：“‘江青’这个名字在奥运期间太敏感了，所以用了你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Chiang Ching。”“那也应当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啊？”对方声言色厉：“有此必要吗？你不是护照上也用Chiang Ching吗？现在并没有改你的名字啊！”对瞪眼说瞎话我忍无可忍，回她：“我跟中演公司的合同可是中文签的，署名江青。”对方自知理亏，蛮横不讲理起来：“要么用你护照上的英文名，要么就干脆除掉你的名字，两者选其一，你自己选吧！”
既然不承认是“江青”的作品，那我也没有必要在演出结束后上台谢幕，这是我演艺生涯中唯一的一次。
首演后回到旅馆，我请不辞万里而来，一起工作的化妆、服装设计师Patriziavon Brandenstein喝香槟，瓶塞一开，噗——我的眼泪也噗的一下子哗哗淌。我举杯和她碰了一下，念了《茶》剧中多次用的歌词：喝完这杯茶，回家！
事隔10年，2018年秋天我到北京，知道中演总经理张宇先生已经退休，请他共进早餐叙旧。谈到往事不禁嘘唏不已。第二天，收到他的邮件：十年一会，不会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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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当年舞校同班同学潘志涛因“世界中国舞蹈同盟”公干来纽约，同行的有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先生。见面时冯双白告诉我：一路之上都是你的老同学在给我补课，介绍你对中国舞蹈界特别是中国现代舞的贡献，很多都是开先河之举。
潘志涛给他介绍了：1979年由江青搭桥，促成了中国舞蹈教育代表团第一次访问美国；1980年江青第一次在中国演出《现代舞作品介绍》并在北京舞蹈学院开办现代舞训练班；1985年江青为第一届“中国舞桃李杯赛”筹到第一笔赞助；1986年在江青奔走下亚洲基金会赞助“美国舞蹈节”，邀请中国编导第一次赴美学习观摩（杨美琦、赵明、闵文元）；1987年促成第一个中国广东现代舞实验剧团诞生；1991年广东现代舞实验剧团第一次赴美演出，江青担任艺术统筹。冯先生对我表示：“这一切在潘志涛给我介绍之前，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哎呀，我刚刚要出新书，谈中国现代舞蹈史，这方面你的贡献很重要，但书中没有提到，漏了这些讯息很遗憾也很抱歉，书已经在排版中，目前改是来不及了，那只好等下次咯！”我说：“做这一切全是内心感到责任所在，尽一份义务而已，文革之后我有急迫感：中国舞蹈需要跟世界接轨……”
2018年12月在北京访友，老友在微信上给我传来《中国艺术报》2018年12月19日的专栏文章《当代舞史大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舞蹈发展一瞥》，作者：冯双白，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好奇心所使，读了洋洋洒洒一大篇总结报告。在《中外之变点亮改革时代维度》一节中他写：
1979年，刚刚成立的北京舞蹈学院派出以陈锦清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观摩美国第一届国际芭蕾舞比赛。这是中国舞蹈将自己的传统大河融入国际海洋的第一次尝试性涌动，却实际地引发了随后的中外国际舞蹈交流大潮。
《当代舞史大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舞蹈发展一瞥》长文中，前前后后举例、举名，高举无其数，然而江青不值一“瞥”，难道又是名字在作怪？作为舞蹈界行政、学术权威，难道没有责任给历史留下真相吗？
江上数峰青舞团宣传册
1978年江青舞蹈团参加亚洲艺术节改用江上数峰青
作者人生故事
1970年前往美国，开始接触现代舞，1973年在纽约创立江青舞蹈团（至八五年），舞团和她的作品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巡演，并应邀参加国际性艺术活动。
1982至1984年应邀出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任艺术总监。先后任教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纽约亨特大学、瑞典舞蹈学院以及北京舞蹈学院。
1985年移居瑞典，此后以自由编导身份在世界各地进行创作和独舞演出，担任歌剧和话剧的编导。艺术生涯开始向跨别类、多媒体、多元化发展。其舞台创作演出包括：纽约古根汉博物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伦敦Old Vic剧场、瑞典皇家话剧院、维也纳人民歌剧院、瑞士Bern城市剧场、柏林世界文化中心、北京国家大剧院歌剧厅、罗马歌剧院等。
近二十年勤于笔耕，创作多部舞台和电影剧本，其中《童年》获1993年台湾优秀电影剧本奖。出版著作《江青的往时．往事．往思》《艺坛拾片》《依依故人》《说爱莲》《回望》《我歌我唱》《食中作乐》《念念》。现居瑞典、纽约。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文章原载《南方周末》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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