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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党昉民：高中从未买过菜票，高考体检5角钱是借来的
党昉民，1959年出生。陕西黄陵县人。1982年夏陕西师大毕业，理学学士。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先后在延安师范学校、延安教育学院任教，1990年调入省教科所（省教科院前身）。发表论文、散文多篇，有专著、合著多部出版。2019年退休后笔耕不辍。
原题
殆敝十余载，春风吹又生
1966年全国停止实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1977年我参加高考恢复后的首届考试已有45年了，似乎在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翩翩少年已变得双目昏花，且已退休三年，可曾在故乡母校高考的那段不平凡的经历，至今仍使我魂牵梦绕、刻骨铭心……
1976年10月我转学进入的陕西省黄陵县中学，其前身可追溯至创建于清雍正11年（1733年）作为本邑最高学府的桥山书院。这所完全中学同轩辕黄帝庙只有一墙之隔，且庄严雄伟的“人文初祖”大殿的北檐，几乎越界伸进了校园，使陵庙景区与学校浑然一体，形成厚重的文化底蕴。不知有多少代地道的守陵子孙在这样古柏参天、燕雀绕檐的佳境圣地，享用着桥山晨练、庙院早读这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完成了各自的学业，并传承着优秀的中华炎黄文化。
1977年9月我在高二时，校园里新奇地传着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过了不久教数学的刘秀侠老师给我说：“你们可遇上好时代了”，又讲了文科、理工科等有关高考方面的一些常识。
说实话对她所讲的一切，当时并未使我感兴趣的原因，一是因国家十多年取消高考造成像我这样的农家“乐”子弟对高考方面话题的生疏，使我听得不大明白；二是对于我这位曾因受家庭成分问题的株连，连走进高中校门都多经周折的学生来说，对高考、上大学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我当时不仅对于刘老师的好意没有领会，反而漫不经心地说了句“我不考虑这些”，且说话时还带有几分不安和顾虑。因时值长达十年的 “文革”刚结束还不到一年，其在思想上给人们造成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除，且在一定程度上还禁锢着诸多学生的头脑，当然自己也在之列。
“文革”期间正逢我从小学上到高中，学校在办学方向上强调“开门办学”，学生校内外的体力劳动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活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持“‘十七年（1949～1965年）’旧的教育路线就是要培养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三脱离的修正主义苗苗’”观点者大有人在。到“文革”后期的几年中，一些地方甚至将手上的“硬茧”都荒唐地作为推荐制上大学的资格，可是诸如“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醒世名言很少听到，人们更谈不上具有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教兴国”的思想理念。
这样常此以往就造成了使善于勤奋刻苦学习文化课的学生，都唯恐有追求“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之嫌。曾经一度又倡导向“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风范”和“交白卷英雄”学习，以至“文革”结束后，有“大学梦”的中学生，还顾虑着自己会同所谓“五分加绵羊”的“修正主义苗子”划上等号。
凡此种种，就使学校智育严重削弱。这一点，对于一贯警钟长鸣、注意在政治上努力同旧社会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在本年的春季被学校表彰为模范团员及三好学生的自己来说，内心是清楚的。所以，当时我对考大学的事是漠不关心的。
到了10月下旬，学校正式安排迎考工作。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允许社会上拥有初中毕业学力者参加高考，而对在校尽管都是初中毕业的高中生而言，只能选拔其中极少数学生代表参加高考，为的是不打乱高中正常的教学计划和秩序。
此消息一出，班上就有同学在课外劳动时间请假，为参加高考做着准备，而作为班长的我却一如既往地带领班上同学，在学校附近在建的糠醛厂搬砖搞勤工俭学。在随后学校安排几个科目的选拔摸底考试中，我也都早早交卷，并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其原因是认为即使自己答得再好，学校也决不会让我这个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学生参加高考的。
谁知在考试之后周六的下午，当我回家途中刚步入学校斜对面通往田侯黄土塬的长坡时，竟清晰地听到校园高音喇叭宣布通知，决定让5位被选拔上的学生，代表本校280多名高中在校生准备参加高考，我是其中之一。
中学生的思想真是飘摇不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不知何故使我的思想不知不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对参加高考开始有了信心和劲头，同时内心充满着对学校和老师们的无限感激，心想单凭能拥有这样走进高考考场的难得机会也应使自己心满意足。
回到家后，首先是东拼西凑地搜集了以供高考复习之用的十几本所短缺的陕西省编初、高中理科课本，并将其按科目装订成册。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将这几套合订本教材视作至宝并保存至今。
返校后的周一，学校就安排了我们5个学生全面复习迎考的相关事宜，主要是暂停跟各自所在的班级上新课，而同众多的来校社会报考生一起大班听复习辅导课。我也暂不参加原班级的所有活动，且所担任的班长也由别的同学来代理，使我能全身心地投身于备考学习。由于其他4位同学是县城干部、工人或本校教师子弟，只有我是因离家远而住校的农家子弟，于是学校特意安排我可在昼夜有电灯的窑洞教师小会议室复习。高考报名时，因为学校未开设历史和地理课，所以给我们5个考生都报的是理科。
高考制度的恢复，可以说是国家拨乱反正、百废俱兴的重大率先举措，这赢得了广大知识青年的拍手叫好和社会各界的青睐。一时间年龄悬殊很大的社会考生纷纷而至，使得校园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高考辅导班开始在室内进行，后来人多了就搬到室外。各科名优老师们不计得失、不辞劳苦地拼命辅导，有的一讲就是三四节课甚至更长时间，考生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讲和认真地做笔记。
记得在一个雪后寒冷的日子，师生的热情丝毫未减，闫玉堂老师在校园讲古文《陈涉世家》，教改组长(教导主任)杜相仁老师则用热毛巾当众给他擦去了面部的粉笔沫子。尽管在那个年代广大的知识分子还远未走出“臭老九”的阴影，但大家看到学校领导教师们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工作的一幕都倍受感动，我也不由自主地想起当时新闻媒体只赞颂工农兵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句话，心里琢磨着我们的老师，以及众多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和爱国敬业、勤于奉献的民族脊梁知识分子，个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11月份的一天，经学校推荐，我以共青团员代表的身份在接受县广播站关于备考工作的专题采访时，工作人员出于舆论宣传的需要对我说：“你准备的录音稿中，要说你这次一定要考上大学。”我心想，这个态不能表，因为即是文化课考试过了关，政审条件不是我自身能左右的呀！对此就只好听天由命了。本次采访我的录音，随后通过县域有线广播进行了播出，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很快到了12月9、10两天的高考日子。本次考试是陕西省统一命题，我报的理科分别考政治、语文、数学三科和物理、化学（文科为历史、地理）复式合卷，即共答4份卷子。
语文科目的作文题有两个，分别是“难忘的一天”及“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我选作的是前者，题材是欢送向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旁等景点敬献移栽延安青松运载车队的一天。作文具体记述了1977年3月22日那天，我校师生和黄陵各界群众顶风冒雪敲锣打鼓、扭着秧歌，送别载着青松的车队长龙离开延安辖区黄陵县的热烈场面和动人情景。文章的开头是：‘嘀嘀——、嘀——’，随着几声汽车笛号的长鸣，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同一方向。‘来啦！来啦！’久等在公路两旁早已准备夹道欢送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欢呼雀跃起来……”随后中央电视台和陕西电视台对当天的活动都进行了实况报道。
20多年后的一天，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特意地看望了移栽在那里苍劲挺拔的青松，并向执勤的年轻战士讲述了青松的故事：“之所以从延安移栽13棵青松到首都，是象征、颂扬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战斗13年和为中国革命创立的丰功伟绩……”。听完讲述，那位战士激动地发着感叹，并礼貌地行军礼向我告别。
高考之后，我又照常回到原班上课。12月下旬，高考初录结果出来，我榜上有名。按当时规定，政审、体检结果不公开、不透明，也一律不向考生公布高考分数，只是过了不久班主任蔡红春老师不知从哪里得到信息，在班上公开说了我还很不错的考分，并说 “已达到优秀考生档次”，但这件事使我至今都不知是真是假。
该报志愿了，母亲说：“准备教书吧，当教师平稳些。咱家成分不好，搞别的工作一旦有了闪失，追究起来咱受不了。”父亲说：“清末你爷爷在省城也上过师范。”此时我对自己将来的职业也是不能不作考虑，心想：尽管自己对社会诸多行业不尽了解，但也不时地听到社会上流传着青年择业、姑娘择偶方面有“一公交、二财贸，那里不要去文教”及“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跟庄稼汉” 的所谓原则，这表明教师职业并不吃香。
但从自己上小学开始，狠批“读书做官论”及其翻版“读书无用论”的文章不知读了多少篇，又写了多少页，已懂得古代中国读书是和做官相联系的，特别是从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直到上世纪初的清末，包括考试在内的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二者关系更为密切；新中国的高考截然不同于古代科举制考试，自己进高校深造、奋发读书的宗旨，应当剔去“做官扬名显父母”的封建意识，而要树立修学储能、陶冶情操和强化素质、经世致用的新观念，以使到将来能胜任一份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工作就行了。
更重要的是出于对辛勤培养自己诸多老师强烈的感恩和崇敬之心，于是经思前想后最终还是确定了“孙承祖业、生传师德”的志向。随后王宏博主任（校长）看到我填的高考志愿表笑嘻嘻地说：“你想当教师？”我也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并未过早高兴，因还有政审、体检两关要过。我同路遥《平凡的世界》小说中的孙少平是同龄人。我总感到作品对他学习生活方面的描述，却能找到我自己的影子，且我同他生活给养差的程度可以说不相上下。
我在先后就读高中的两所学校，从未买过分文钱的菜票，故也无像孙少平“吃丙菜”的体验。尽管在我备考一开始杜相仁老师就反复叮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定要注意休息和营养”，可毕竟客观条件的限制，再加上经过一段夜以继日的紧张备考，使我面部出现严重浮肿，精神状态不佳。但在当我借了同学5角钱交了费用进行高考体检之后不久，向来善良正直的校医兼讲授卫生常识课张西铭老师，去县教育局看了我的体检结果后，对学校里传我有这样那样疾病的人讲：“我知道这娃仅是营养太差和劳累过度的问题，从体检表上看再无别的问题。”
关于政审，主要还是家庭成分的问题。我家是1966年由富裕中农补定成富农的，父母无“分子”的帽子。我祖父党桥山（1875～1962年）生于光绪元年 ，陕西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本县基督教主教，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随后又继续追随孙中山，考入他同黄兴、宋教仁创办的北京国民大学（后更名为中国大学）就读并毕业。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他年迈休致（退休）从西安回到黄陵，任军运代办所常务副所长，向陕甘宁边区调运过大米等生活给养物品。解放后在50年代，他作为民主人士在生活方面曾一度得到时任陕西省省长赵寿山的关照和当地政府的优待。
直到1978年春季开学时，我一直未接到高校入学通知，使我至今都不知未正式录取的原因，这正验证了古人所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哲理。
我继续在学校分配的理科快班复习准备参加夏季高考。经过包括春节期间在内的一个寒假的调养，我的身体有所恢复，但自感心态不如以前，可能是因高考正式录取落榜情绪的失落，加上自身幼稚、意志脆弱之故，导致学习不如先前那么专心刻苦了。好的一点是已经历过一次高考，使自己在复习范围内容的把握上避免了像上次所多走那么多的弯路。
很快到了7月20—22日的高考日子，我又参加了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成绩及政审、体检结果实行“三公开”的制度，全国大专院校招生正式录取率仍接近5％的又一次高考。我仍考理科，按规定与前次高考科目所不同的是理、化（文科是史、地）分卷考试。
随后不久，我又被初录了，在完成后续的报志愿、体检和在组织政审鉴定材料上经自己同意签字后，回家乡参加人民公社组织的片区民兵军训和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到了9月下旬，在久等不见高校录取消息的情况下，终于下了决心准备踏实劳动，大干一番，誓改一穷二白的家境，并能早日将全家6口人搬出位于黄土深沟畔上生产队集体废弃的羊圈、史称“下窑”的危旧土窑洞和破烂不堪院子。
于是就想办法于9月27日，去了本县西部陕甘交界地段的子午岭林区(即一年半以前从这一地区向北京移栽了那批松树)亲属工作的县建庄粮站落脚，第二天独自凭借随身的一把镰刀壮胆，翻大岭进深山，冒着野猪等猛兽侵袭的危险，早出晚归，3天在原始丛林里共拣了近 300斤橡子（即山毛榉科栓皮栎树的果实，当时国家收购价为每斤5分钱）准备去换钱。
9月30日晚 ，当我消瘦的身躯掮着沉重的橡子口袋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地自山上回来时，粮站的郑广义主任一见面就说：“快看，西安叫你上学哩，这是有人在县汽车站急着上车时碰到后山熟人捎来的”，接过他手中的字条一看，是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表哥刘军力捎来的，上面仅有“师大地理系”几个字和他的签名。
热心厚道的郑主任帮我用了好长时间才接通了表哥所在的地方单位传达室的电话，并经交谈才知，国家部属的陕西师范大学将入学通知并未按我报考表上填写并要求的家乡地址邮寄，而是用两毛钱邮资的挂号信寄到了母校。
我手握电话听筒，心潮起伏：也都怪我这个书呆子太循死理，怎么就不知道当初听哥哥的话早些去县上和母校问问？也责怪自己这个乡巴佬，每一步的大学路迈得都如此艰辛。可又一想不管咋说，入学通知毕竟来了，华夏大地上一定有千千万万的考生和同龄人比我付出得更多，我这个自奔前程的人是够幸运的了……此刻，我和在场的人又高兴起来！
第二天适逢国庆节，文化程度不高可十分看重读书人的老前辈郑主任特意让炊事员做了一桌菜，并开了一瓶当地土产的轩辕龙涎酒，大伙亲如一家，举杯共同来庆贺新中国29岁的生日，并向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穷秀才” 表示祝贺。此刻我将内心说不明、道不尽的友情、乡情、师情和亲情相互交融的无限感激之情，都寄予举过头顶的杯酒之中，再模仿着他们熟练的动作一饮而尽！
日月如梭，物换星移。45年来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实践证明，当年国家及时果断地做出恢复高考，以快出人才、早出人才为宗旨来努力改变当时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等战线青黄不接、人才严重匮乏局面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使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广大青年学子拥有不论家庭出身差别、身价高低贵贱之分都能以平等的机会和途径来接受祖国挑选、改变自身命运、实现积极健康人生理想的合法权利，同时为我国长期发展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生产力和现阶段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而且又充分地体现着当时党和国家主要决策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政治魄力和非凡的远见卓识。
我作为一位教育教研工作者，将在自己有限的职业生涯里努力工作，知恩图报于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当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家给人足之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