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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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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年西班牙入侵古巴,酋长阿图伊中枪被俘,并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擦枪走火”是对国家间因小摩擦引发大事件常用的说法。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一起擦枪差一点儿走火的案例。
六十年前的这场危机是冷战时代的重大事件,虽然危机的时间很短,但如果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处置不当,冷战很可能变成两个大国的热战,甚至核战争。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那本记述此事的精彩小书的书名就叫《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可见他认为危机不过两周时间。而十几天中最紧张的日子只有一两天。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说:“全中国人民以万分激动的心情,关注着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虽然报纸上有相关报导,其实一般中国百姓仅仅知道苏美两国争斗的少量和片面信息,对地球可能发生核攻击眼前的危险并不知情。
危机时间虽短,起因却有一些时间了。
在田地里收甘蔗的古巴农民(摄于1959年)
三年以前的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率领起义者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建立了革命政府。中国媒体一般把拉丁美洲称作“美国的后院”,卡斯特罗的反美倾向让美国政府很不高兴,因此中国报纸常用“后院起火”形容卡斯特罗对美国政府的冲击。如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古巴这个‘世界上最甜的国家’,早就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乐园。古巴面积在拉丁美洲二十一国中占第十三位,但是它在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的直接投资中却占第三位。美国在古巴的投资总额达十亿美元以上,控制了作为古巴经济基础的糖业,也控制了古巴的其他经济部门如电力、交通运输和采矿等。”“拉丁美洲人民要求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美国掠夺和干涉的火焰正在燃烧着。”
1959年的头几天,《人民日报》多次报道古巴发生的事情。先是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政府在一月一日清晨宣告垮台,巴蒂斯塔在这一天早晨乘飞机逃往多米尼加,又报道由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部队在乘胜进军。
《人民日报》刊登了几条新华社有关古巴的消息,有古巴起义军攻下首都控制全境,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劳动者及其他阶层群众积极地参加了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革命斗争,卡斯特罗到达哈瓦那等等。
1961年4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下,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中部沿岸吉隆滩等处登陆,企图入侵古巴颠覆卡斯特罗政权,入侵者很快被打败,有一千一百多人被俘。失败的结果让刚刚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十分狼狈,也让卡斯特罗广泛宣传了他的胜利,扩大了他在拉丁美洲和整个世界的影响。
肯尼迪政府在这次冒险惨败以后,决定以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来削弱卡斯特罗政权。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致苏联外交部的绝密电报中分析说:“美国意在达成最大限度地从政治、经济和道义上使古巴在其他拉美国家中和在‘自由世界’其他国家中孤立起来,以及尽可能使社会主义国家难以援助古巴。”
在美国的压力下,古巴经济日益恶化,古巴与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贸易数字都直线下降。后来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编纂)评述说:“无情的经济压力使卡斯特罗总理不由自主地投到苏联的怀抱中去了。据估计,从1960年开始,他从苏联集团接受了八亿五千万美元的援助。在1962年的头六个月,苏联和古巴之间的贸易额大概是三亿五千万美元。”概览的作者因此认为:“如果要对决定在古巴设置苏联核导弹的复杂经过进行评价,上述情况是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的。”
危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随着记录肯尼迪任总统时期美国领导者言行发录音带的公布和苏联档案的解密,历史学家获得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详尽史料。
西方专家曾估计,苏联在古巴设置核导弹的决定大约是在1962年6月下旬或者7月的头几天做出的,并紧接着在来访的古巴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到达莫斯科时,通知了古巴人。
其实赫鲁晓夫的念头起的还要早,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对保加利亚的一次官方访问中,一个担忧不断地浮现出来:如果我们失去古巴将会怎么样?”赫鲁晓夫访问保加利亚是这年的五月中旬。回国后他即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这一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商议。从第一手资料可见,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确实是苏联领导人的想法。赫鲁晓夫还说,吉隆滩事件后,他认为美国还会进攻古巴,而古巴迟早会被攻下。失掉古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将是一大打击”,必须想点办法,“找到一种可以用来与美国对抗的办法”。“古巴的命运以及在这个地区保持苏联威信的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
1961年4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口聚集大量民众,抗议美国入侵古巴
危机以后,卡斯特罗曾声明说,是他要求把导弹安置在古巴的,而不是苏联人。但西方专家和媒体认为,从纪录上看,卡斯特罗的声明前后矛盾。在后来的回忆中,老卡的也有多种说法。四十多年后,他在接受法国记者伊·拉莫内访谈时回忆,苏联人事先告诉他准备在古巴部署导弹时,他先与劳尔等最高领导层的同事们商议,对同事们说:“在美国侵略我们国家时,我们指望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力支援,而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需要我们时,如果我们拒绝冒政治和威信的风险,那将是我们前后不一。”
在同事们一致同意这一观点后,卡斯特罗回答苏联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是要保护古巴不受直接攻击,同时又巩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都同意部署必要的中程导弹。”在美国人诺·富恩斯特根据与卡斯特罗的私人谈话写成的卡斯特罗传记中,老卡是这样说:“开始时,肯尼迪给赫鲁晓夫(这是我数月后才知道的)和我留下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感觉,我根本不想真正对抗。然而,事实证明,整个事件极其危险:我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的。”
西方专家认为,赫鲁晓夫的国内地位是他外交行动的基础,此时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场外交胜利。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与菲利普·泽利科在以古巴导弹危机为案例的专著《决策的本质》中写道: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赫鲁晓夫可以成本低廉地快速增加苏联的导弹力量。他明显在盘算,柏林危机将会有一个胜利的结局。而在外交上的胜利之后,赫鲁晓夫就将可以按他曾承诺的,与肯尼迪一起实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根本性改善。
赫鲁晓夫在回忆中写道:“于是我想:如果我们和古巴政府协商,把我们装有核弹头的导弹也部署在那里,不过要隐蔽地进行,对美国保守秘密,那会怎么样呢?这必须和卡斯特罗谈谈,讨论一下我们的策略以及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人们凡事都做得很保密,在美国人知道这一切时,导弹已经到位,准备好战斗,那么他们在决定用军事手段消灭这些导弹之前必将三思而行。”
赫鲁晓夫设想:“这些导弹可能被美国消灭,但并不是全部。只要剩下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所提供的导弹,就可以往纽约投下一枚至两枚核弹头导弹,那里的一切将所剩无多……我倒不是说,那里的人将全部丧生,但有多少人将幸存就很难说了。”他认为苏联原子弹威力数十倍于美国当年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在美国后院有了苏联的原子弹,就有了西方所说的“威慑均势”,并说:“他们在我们周围设置军事基地,使我国处于可能遭到打击的状态。让美国人自己也尝尝这种状态是什么滋味吧。”
苏联人还设计了用商船、甚至外国商船运设备,在古巴卸货、安装操作全部由苏联人进行等迷惑和保密手段。
这些都是赫鲁晓夫的幻想。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美国有飞机高空定时侦察等技术手段、又在古巴有大量情报人员的情况下,用大批船只将导弹设备和核弹头从苏联越洋运到古巴,再用大片场地和几个月的时间安置核导弹,想让美国不知道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应该说赫鲁晓夫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而一把手的幼稚想法却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通过。虽然有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认为这是一步险棋,可能为了挽救古巴把苏联拖入核战争,但这仅仅在会议记录上作为保留意见而已。
赫鲁晓夫后来推说,是苏联侦察人员向领导报告,古巴的棕榈树可以遮掩导弹发射装置,而事实是什么也掩饰不了,这给他造成了误判。
美国对苏联和古巴之间的种种异常迹象早就有所察觉,但军事计划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当时更关心同一时期苏联在西柏林将采取什么新的行动。8月的最后一天,从美国侦察机空中拍摄的照片可看到在古巴开始安置苏联的防空导弹,还看到运载地对地导弹的苏联船只。但美国的情报分析却一直有误,即使这个时候仍然认为苏联人不会在古巴部署远程导弹。
档案显示,苏联第一批核导弹9月8日运抵古巴的,9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还肯定,苏联向古巴引进“进攻性”导弹既无证据亦无可能。总统肯尼迪因此说,苏联新运送的武器并不“构成对西半球任何其他部分的严重威胁”;还说“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在目前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理的。”
10月13日多勃雷宁大使告诉美国官员,苏联没有把进攻性导弹放在古巴;但就在第二天,美国空军少校安德森驾驶U-2飞机在古巴上空侦察飞行时拍摄到明确显示在古巴建筑六个中程导弹基地的照片;15日,根据飞机拍摄到这些材料,美国人这时才得出了正确的分析;16日早上消息报告给总统肯尼迪。
尽管要讨论各种行动方案,但肯尼迪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认为,苏联导弹必须撤走。
肯尼迪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班子,连续紧急磋商,考虑了六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前两个是外交方式,一是通过当时在华盛顿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二是直接同赫鲁晓夫接触。还有四个办法是:一是在联合国向苏联提出指控;二是对古巴进行海军封锁,实施一切军火禁运;三是用空军轰炸摧毁古巴的导弹基地;最后一个办法是向古巴发动全面军事进攻。
美国高层一直在判断苏联的动机、目的和可能的行动,肯尼迪说:“在所有这一切中,巨大的危险和风险就是估计错误——判断错误。”
经过激烈争论,肯尼迪选择了对古巴封锁加进攻最后通牒的主张,给苏联人一个撤走导弹的机会。封锁的最后决定在10月20日做出。美国要做军事和外交准备,还考虑了要苏联撤走导弹的交换条件。肯尼迪估计,苏联想把西方从柏林赶走,在古巴的导弹能阻止美国在欧洲的战争行动,如果美国试图谈判,而条件就将是在古巴与柏林之间做交易。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谈到肯尼迪下决心采取这一决策时说:“他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会发生战争而迫使对方把导弹撤出古巴。”
22日晚,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把美国的封锁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接着美国又把这一消息通知了西方盟国。
这天晚上肯尼迪在通过电视和广播向美国人民所作的演说中宣布,美国发现在古巴有进攻性导弹基地和运载核武器的轰炸机基地,从这些基地发射的导弹可以击中西半球从秘鲁首都利马到加拿大的哈得孙湾的多数主要城市,这构成了“对所有美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肯尼迪说,他已经下令“对运往古巴的一切进攻性军事装备”加以严格的隔离。一切船只如被发现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必须开回去。对西半球的任何国家发射任何核导弹都将认为是苏联向美国的进攻,必须“对苏联给予充分的报复性还击”。肯尼迪还说,他要求赫鲁晓夫“停止和取消这个对世界和平的秘密、轻率、挑衅性的威胁”同时稳定美苏关系。他对苏联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敌对行动提出警告,特别是以西柏林为目标的敌对行动。
肯尼迪在演说之前已将他讲话稿的副本由美国驻苏联大使送到克里姆林宫,同时要大使转交他给赫鲁晓夫的一封私人信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有肯尼迪的这封信,信中说:“在我们关于柏林以及其他国际问题的讨论和交流中,我一直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贵国政府是否能够正确理解美国政府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的意愿和决定。因为我认为,在这个核时代您或者其他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故意将这个世界推向战争。而非常清楚的是,这种战争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胜的,其结果只会给包括侵略者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肯尼迪还说:“为了避免贵国政府对古巴问题做出任何错误估价,我公开声明,如果古巴事态持续发展,美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来保卫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赫鲁晓夫第二天在给肯尼迪的复信中说:“我们重申,古巴领土上的武器,不管它是那一级的,都只是为了防御目的,以保证古巴共和国免遭侵略者的进攻。”
虽然赫鲁晓夫这么说,但除个别真正运送民用物资的船只的在接受美国检查后放行外,所有驶往古巴的苏联船只都停在封锁线之外,或掉头返航。对此,平时很死板的腊斯克幽默了一句:“我们是在眼珠对着眼珠,而我认为对面那个家伙刚刚眨了一下。”
得知苏联船只都没有有突破封锁时,五角大楼一些主战的军官感到大失所望。这段时间,肯尼迪正在读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这部堪称经典的著作,写的是双方由于愚蠢而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往事。肯尼迪很想他手下那些想打仗的军人都看看这本书。
西方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是知道苏联要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据说刘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事先就向北京报告了赫鲁晓夫的导弹计划,不过中国可能已知道此事,因为他们在古巴有很好的情报来源。”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关注的重点是中印边界,但也时常注意到古巴发生的事情。10月24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美国封锁古巴的消息和肯尼迪的封锁的七项措施,刊登了苏联政府就美国封锁古巴的声明全文。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为通栏标题,刊登中国政府声明。28日北京各界一万多集会支持古巴,周恩来、邓小平参加。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赫鲁晓夫27日给肯尼迪的信。
而美国人在考虑古巴危机会引起的连锁反应中,也想了中国,据美国总统特别助理肯尼思·奥唐奈记载:“总统问道,‘如果我们进攻古巴,中共会进攻台湾吗?’腊斯克表示中国人不见得会卷进来,但是,他又说,无法预见北京政府会干什么。在朝鲜战争中,国务院就没有一个人料到过赤色中国会支持北朝鲜人。”
美国人认为这次危机中最危险的因素是苏联技术人员正在高速度建筑导弹基地以使导弹早日可能使用。据美国人估计,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已经马上可以使用了。美国情报人员还估计,苏联在古巴建造的基地,只要一齐射出一次导弹,就可以杀伤八千万美国人。
知道了美国的强硬态度后,苏联想通过调停来拖延时间。肯尼迪拒绝通过英国名流罗素勋爵等中间人调解。美国国会和军队里的“鹰派”更加强硬,军队大张旗鼓地准备进攻古巴。罗伯特·肯尼迪对苏联大使说他哥哥至多只能再克制两天了。他后来在《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中记述,美国为进攻准备了二十五万兵源,“B—52轰炸机队奉命载足原子武器进入空中。一架着陆,立即由另一架飞机上去顶替”。
考虑到如果对古巴进行空中打击,肯定会杀伤在古巴基地上的苏联人,而有苏联人在古巴死亡,将迫使赫鲁晓夫用那些幸存下来的还可以使用的导弹袭击美国,造成美国人伤亡,肯尼迪非常不愿走到动用武力这一步。他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减少互相发射核武器的可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显然是个最大的失败。”对军方力主尽快进行空中打击,肯尼迪曾对他的特别助理奥唐奈说:“如果我们听从他们(指赞成使用武力的美国将领——本书注),并按照他们要我们做的去做,那么,以后我们就没有一个人会活下来对他们说他们错了。”
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可见苏联外交官当时发出的绝密信息,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驻联合国大使佐林都向苏联领导报告,肯尼迪“这一次准备在同苏联较量方面走出很远”;仓促行事,“使局势过分激化对我们并不利”。10月25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向佐林出示了确认古巴有导弹——核武器的照片,佐林在致苏联外交部的电报中说:“美国试图提出从古巴撤走‘进攻性武器’的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因此,应当料想到,如果不满足美国的这些要求,它将不会同意停止‘隔离检查’措施。”多勃雷宁的电报说,美国政府“看来显然是为了要显示自己将不惜代价消除古巴导弹装置的决心”。
卡斯特罗在26日给赫鲁晓夫的信中估计:“经分析当前形势和我们所掌握的情报,我认为此后二十四至二十七小时内侵略几乎是必不可避免的。”他还做了精确计算:“这一战不会爆发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五。”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赫鲁晓夫打算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核查下撤走导弹,而美国则以解除封锁、保证不入侵古巴作为谅解的一部分。通过多个渠道得知这一解决办法有可能被美国接受之后,赫鲁晓夫理智地选择了妥协。西方学者估计,赫鲁晓夫决定妥协,不是因为封锁,而是因为美国威胁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他知道,美国在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上都占有优势。
他26日、27日连续给肯尼迪发去两封罗嗦又前后矛盾的长信,前一封态度恳切,后一封措词强硬。罗·肯尼迪说赫鲁晓夫的前一封信“写得很长而且感情激动。但是,写的并不是很漫无条理,而是把感情都用在死亡、毁灭以及核战争将为他的国家的人民和全人类带来的混乱状态上。”而卡斯特罗对苏联驻古巴大使说:赫鲁晓夫的信“写得颇具高超的外交艺术”。
赫鲁晓夫在信中说,为换取美国不进攻古巴的保证,他提出撤走进攻性导弹,说是把导弹运往古巴仅仅是为了保护古巴以防美国的进攻。“如果美国总统做出保证,他决不参与进攻古巴并解除封锁的话,那么撤除和销毁古巴的导弹基地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他写道:“这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而如果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们的权限所能阻止的了。”
他还对肯尼迪说“您与我现在就不应拉紧已经被您打上了战争之结的绳子的两端,因为您与我越用力拉,那个结就系得越紧。”“如果不打算系紧这个结,从而不使世界遭受热核战争的浩劫,那么我们就不仅要放松拉紧绳子的力量,而且还要采取措施解开这个结。这我们是赞同的。”“您想使自己的国家有安全保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古巴也希望这一点,所有的国家都想保证自身的安全。”
美国人认为,赫鲁晓夫的前一封信有某些和解、某些协商的开端,肯尼迪接受他弟弟罗伯特的建议,只回复前一封信,而不理会后一封。
在给赫鲁晓夫回信后,肯尼迪对他弟弟说了自己的感想:“战争极少是有意的,往往是因对手相互错误估计情况所致。我确信,俄国人同我们一样不想打仗,尽管都拼命地做了打仗的军备准备。他们不想同我们打仗,我们也不想同他们打仗。然而,如果事态像这样突然逆转的话,那么,那种争斗——没有人想争斗,争斗是成不了什么事的——便将吞噬和毁灭全人类。”“一旦我们犯错,我们输掉的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国家”,还有全世界的年轻人,他们“在这场核冲突中没有插手、没有发声,甚至一无所知,而他们的生命之火却要像其他人那样被核战争扑灭”。
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众多著作中迈克尔·多布斯的非虚构作品《午夜将至》是比较优秀的。书中写道:“无论卡斯特罗怎么威胁和叫嚣,赫鲁晓夫都完全不能接受苏联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和卡斯特罗不同,他对苏联打赢一场核战争的能力不抱任何幻想。”时年68岁的赫鲁晓夫生活的时代跨越了一战、俄国内战,亲历了二战,肯尼迪也是二战老兵,从被日军打沉的鱼雷艇上死里逃生,想到战争的情景和后果他们都不寒而栗;多布斯说,“尽管两人无论在私人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太多不同,但他们对核战本质都有着相似的理解”,两人都明白,“这样一场战争,其可怕程度将是人类前所未见的”,“他们握有炸飞整个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既令他们感到胆怯和恐惧,也像一盆浇在头上的冷水令他们清醒”。
1962年,一艘美军驱逐舰迫使一艘载有导弹的苏联货船驶出古巴海域
最终,赫鲁晓夫同意在联合国的适当监督和核查下,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等武器体系,肯尼迪以承诺美国永不入侵古巴作为回报,并秘密答应过一段时间撤走美国前几年原已部署在土耳其的过时的导弹作为交换。
罗·肯尼迪27日在与多勃雷宁两人的单独谈话说过,如果危机不能制止,“一场真正的战争就会爆发,而其间首先死去的是千百万美国人和俄国人。我们希望千方百计避免这一切。我相信,苏联政府也有同样的愿望。”
10月28日华盛顿时间上午九时,莫斯科时间当天下午,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同意撤走导弹的消息,说“你们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将予拆除、装箱并运回苏联。他还说,肯尼迪在答复中所作的“对古巴不进行袭击,不发动进攻”的保证,消除了“使我们向古巴提供这种援助的动机”。
肯尼迪当即答复,接受苏联的诺言,但又表示,封锁将在导弹撤走时结束,而不是在撤走之前。
最危机的时刻才算过去。
肯尼迪指示他的下属和美国新闻界不要渲染苏联人退却,不要幸灾乐祸,不能让要面子的赫鲁晓夫感到丢脸而做出不利于美国的事情,“今后我们还要小心从事,不要逼对方因丢脸而做出极端的选择”。
苏美协议的消息传来,卡斯特罗感到他被出卖了。他立刻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声明,提出了他自己的五项协议条件。《国际事务概览》说,卡斯特罗“从来就不是一个以沉着著名的人,所以马上就行动起来”。苏联还要做的事儿是怎样说服卡斯特罗。赫鲁晓夫把米高扬派到哈瓦那,本来以为两天就能说通,结果用了半个月,卡斯特罗才在米高扬的软硬兼施下接受了苏联的主张。
苏联运走了武器,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苏联第二天对在危机中动员的部队下了解除动员令。
导弹危机使古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人民日报》也不例外。
卡斯特罗建立政权后的最初几年,《人民日报》对古巴关注不算多,中国和古巴的关系也不很亲密,国家关系与同一般亚非民族独立的国家关系相差不多。1960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一周年时,由中国几个群众团体联合致电古巴相关组织以示祝贺。同年9月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关系有所升温。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时,贺电是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发给古巴同级官员的。
危机事件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之际电贺卡斯特罗和古巴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其规格相当于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当时中国党和国家友好关系的最高级别了。
危机初起,《人民日报》及时刊发了有关消息,并发表社论《制止美帝国主义的新冒险》。社论说:“美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企图扑灭古巴革命,颠覆古巴革命政府。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军事部署,说明肯尼迪政府在经过长期和充分的准备之后,在联合西方国家对古巴实行禁运失败以后,不惜抛弃一切伪装,公然单独对古巴实行封锁,并准备进一步发动对古巴的直接的军事干涉。”
在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日子,10月28日(西半球的美国和古巴还是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国战争挑衅》。 社论写道:“美国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海盗行为。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公然破坏公海的航行自由,并且宣布为美国的国策,这种横行霸道的做法,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是罕有先例的。它已遭到了各国公正舆论的严厉谴责……”
苏联决定撤走导弹后,《人民日报》于10月31日发表社论《保卫古巴革命》。社论写道:“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宣布撤除在古巴的所谓‘进攻性’武器之后,表示美国可以同意马上取消现在实施的对古巴的海军封锁和提供不入侵古巴的保证。现在,美国的海军封锁并没有取消,而入侵古巴的军事部署仍在加紧进行,全世界人民绝不能轻信美国侵略者的空头支票,必须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国际事务概览》从古巴说到中苏关系:“中国报纸几乎连续不断地攻击苏联领导的‘冒险主义’和‘懦弱态度’。”
此时,中苏关系恶化已经公开,只不过还没有最后撕破脸皮,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向美国妥协明显不满。《人民日报》11月5日社论《大无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强大的战略武器》写道:“卡斯特罗总理说,‘古巴不是奥地利,也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东南部,也不是刚果。’说得完全正确。对于已经站起来的古巴人民,还企图玩弄什么慕尼黑的阴谋,注定是要彻底破产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古巴,还企图重演联合国干涉刚果的阴谋,也是注定要彻底破产的。”如果说古巴导弹危机中有“慕尼黑的阴谋”,那么赫鲁晓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言自明的。
11月29日头版头条的社论《古巴革命万岁》说,从一个多月以来,古巴局势发展的事实中,“全世界人民更清楚地看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绝对不能对美帝国主义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绝对不能轻信它的诺言和保证。对于这个凶恶的敌人,必须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话,明眼人也可以看出是对苏共领导说的。
赫鲁晓夫回忆说:“中国的报刊当即发表声明说,这是我方的背叛、胆怯、投降。那么该怎么办呢?把这场游戏变成一场战争吗?中国人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不放,但我们当然认为这样做很愚蠢。要想挑起战争,并不需要很多智慧。我已经说过多次,一个傻瓜也会发动战争,但到后来聪明人却很难把战争消除。我们不要战争。我直到现在仍然认为我们把导弹撤出古巴,做得绝对正确。我们便开始通过书面形式向卡斯特罗解释我们的立场。但他大动肝火,并且谩骂我们,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中国人又给卡斯特罗的‘革命性’及其极端主义推波助澜。而我们却蒙受了道义上的损失。我们在古巴的行动本该受到褒扬,反而遭到贬损。卡斯特罗认为我们出卖了古巴,而中国人支持他。”
也有西方专家认为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影响了赫鲁晓夫的政治前途,英国学者弗里德里克·泰勒在《柏林墙》一书中的说法较有代表性:“赫鲁晓夫一手炮制了这场国际危机,但其耻辱的结局让莫斯科其他领导人意识到,杰出而冲动的赫鲁晓夫带给他们的更多是麻烦而不是福祉。两年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兵不血刃的宫廷政变中失去了所有权力。”
危机过去两个月,毛刘朱周致电卡斯特罗祝贺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贺电谈及导弹危机时说:“最近,古巴人民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严重的战争挑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古巴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胜利,这对于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没有任何一个事件如古巴导弹危机那样能更清晰地显示,核战争不大可能发生与不可能发生之间存在怎样的令人恐怖的区别。罗伯特·肯尼迪在《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中写道:从1962年10月16日早晨到10月28日早晨“是我的生死攸关的生活,也是美国人、俄国人和整个世界的生死攸关的生活”。
赫鲁晓夫当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演讲中说,一场美国对古巴的侵略已经防止,一场热核战争得以避免。美国保证不进攻古巴,苏联就没有理由再把导弹放在古巴了。苏联宁愿信任美国,因为任何其他途径都意味着“走穷兵黩武的道路”和承认“除了相互毁灭之外没有别的前途”。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第二天对最高苏维埃说,美国政治体制中,有些人能对世界力量均势清醒地做出估计,另一些人不采取现实的态度,苏联应该尽力同那些比较明智的分子协作。《国际事务概览》认为:“这应是往后多少年苏联外交政策各种公开表示的主题。”
切·格瓦拉深受古巴民众爱戴,他的肖像随处可见,也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
这一事件虽然刺激了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但也给大国领导人一个教训,他们认识到核危机是可能控制的,在局势牵扯两国至关重要利益时,都会冷静考虑面临的局势并冷静地选择行动,从而会采取有限度的行动以解决争端、避免核战争。冷战时代的后几十年美苏之间再没有发生如此紧张的危机。
很多年后的2004年,在一次外交论坛放映古巴导弹危机的影片《十三天》后,88岁的麦克纳马拉在简短发言中说:“古巴导弹危机给我这么一个教训——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在当时都相当理性的国家,在双方都没有任何动机想要真正发动一场核战争的情况下,却差点就真的走向核战争。这告诉我们核武器和核扩散有多危险。”
亨利·基辛格就此事曾写道:“西方所面临的挑战毋宁是决定实现既不危及我们的安全,也符合我们所珍视的事情的解决办法的各种可能途径。”
《决策的本质》概括说:“古巴导弹危机已成为激发人们不断深思的事件。1962年10月,在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三天中,美苏站到了核大战悬崖的边缘;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这样如此多的生命在瞬间就可能会灰飞烟灭的危险。如果当时战争真的爆发了,可能会造成一亿美国人、更多的苏联人以及上百万欧洲人丧生;历史上其他的自然灾难和悲剧也都将显得微不足道。考虑到此次核灾难发生的概率——肯尼迪估计‘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我们逃过此劫是多么的侥幸,直到今天还让人们心有余悸。”
多布斯认为: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不过是平凡的人——难免有瑕疵,为人理想主义、行事莽撞,尽管有时才气纵横,却常常犯错,最终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流淌着人性”。
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海滨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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