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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丨袁晞：美国汉学家视角的上海往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从独特的视角
看上海往事
20世纪的上海是近代中国城市的代表，其历史蕴藏极为丰富和复杂。借用张春桥还没成为“四人帮”之前所写：“一个作家如果不了解上海，他就很难了解中国社会。这里曾经集中了中国最黑暗、最丑恶的生活，也曾经诞生了中国最先进、最光明的力量。”不因人废言，张春桥对上海的概括是比较恰当、准确的。记述上海的历史、尤其是上海近现代史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有关上海史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像魏斐德先生“上海三部曲”这样写上海警察制度的高水平的专项史还不多见。
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1937—2006）是美国汉学家、西方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多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学会会长、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魏斐德著作颇丰，像《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国帝制的衰落》在中国史学界很有影响，也有很多中国读者。他的“上海三部曲”分别是《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和《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1942—1952》，前两本2003年和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中译本，2011年人民出版社将三书中文本合为“上海三部曲”出版。魏斐德说他的著述“要确立一种相关性和连续性——晚清改革、国民党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间的联系”。三部曲合在一起出版从某种程度实现了他的遗愿。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新译本，书名有所不同
魏斐德认为：“20世纪中国经历了至少三次革命。第一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军阀统治的共和国。第二次是1927年的革命，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部，与共产党分裂，建立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一党统治的共和国。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大陆，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人民共和国。
“上海三部曲”写到的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经历了后两次革命，这三四十年是中国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期间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也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变：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孤岛时期的活动、1945年上海光复、蒋经国“打老虎”、直到1949年解放军走上南京路……上海也是一个国际风云际会的地方，这一时期，世界列强都在这里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进行着明里暗里的较量，上海发生的大事情都不无外国的影响，有租界的美英法日自不待说，苏联也争先恐后，蒋介石在他1956年写成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就说，苏联派驻中国的使领馆和贸易机构都是其部署间谍组织、指挥中共“颠覆我国家的机关”。“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上海三部曲”虽然以警察为主题，但读者从这一角度看到的是警察职能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从上海这一个点看到是那个时代云谲波诡的世界大场面。
优秀历史著作离不开史料，尤其是完整的档案，魏斐德先生通多门语言，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了有关中国和上海的大量史料，特别重要的是他阅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的上海公共租界警备处政治部的全部档案。档案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细致到记录了公共租界内外的每一起案件，包括对案发现场的勘查、中国暗杀队成员的口供等等。
据魏斐德记述，这批档案在1949年国民党从上海败退前夕被美国人秘密搜走，带到台湾，美国情报机关在那里对档案进行了仔细审阅，最后转移到华盛顿，并被秘密存放起来。在事情发生地的上海已没有华盛顿所存这样完整的档案，战争、政治运动，散失、甚至是故意销毁，上海现存的工部局档案相对零散。仅从史料来源来看，魏斐德的三部曲就非常难能可贵。
“上海三部曲”以时间为序，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
《上海警察》写的是1927年以后的十年。说到时代背景时，书中写道：“上海到1927年时已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象征。上海的犯罪问题应该根源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城市的法制不健全，归根到底与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直接相关。”这个时候的上海，市民生活在四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下，分布于五个不同的城区，要想建立有效的法制非常不易。作者认为，上海的犯罪和动乱并不是国民政府统治后才严重的，而是缘于上海转型为一个拥有现代设施和娱乐业（电影、酒店、妓院和娱乐中心）的城市，娱乐业又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使大众文化面目全非，犯罪也更加猖獗。“欧风美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上海的中国居民丧失了廉耻，沾染了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各种恶习。”
在概述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起源后，作者着重评述了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现代警察制度的努力。治理好中西交汇、华洋杂处的大城市上海对蒋介石政府十分重要，治理好这个城市，能为全国城市树立榜样，还能为收回租界提供强有力的理由，为国民政府建立国际形象。蒋介石说：“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
成立于1927年7月22日的上海公安局，自然成为国民政府为建立新秩序的主要机构之一。上海公安局刚成立时，曾表现出很强的革命的使命感，“一方面要收回国家主权，一方面试图证明中国能够着手组织与世界上最有效和最先进的警察力量相媲美的机构”。但在与多种政治力量的对抗与合作中，在日本的巨大军事压力下，上海市政府及公安局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魏斐德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国民党自身，国民党要以专制和暴力对付共产党和其他国内异己政治力量，要应对租界当局及其背后列强的要求；在反对毒品走私的同时又要靠毒品走私获取金钱以应付“剿共”之需。国民政府及其警察机构自定法规又自违其法，既是警察，又是罪犯，失败是必然。
1937年被日本赶出上海城时，国民党“在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和对租界的主权这两方面全都失败”。研究民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将这国民党这十年对中国的统治概括为“流产的革命”甚为贴切，上海亦然。
书中对此期与警察相关的毒品、娼妓等行业，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物，顾顺章叛变和中共对叛徒的惩处等事件都有详尽的记述和独到的分析，既能了解历史的全貌，又能知道历史的细节。
第二部《上海歹土》写“孤岛时期”。1937年的上海是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和莫斯科的国际大都会。上海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陷入战火的大城市。这年11月，中国军队在牺牲了30万官兵后退出上海，日军占领了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的上海城。从这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多时间，是上海极为特殊的“孤岛”时期。虽然有表面上反常的经济繁荣，但上海如战时里斯本或卡萨布兰卡一样，成为各国情报人员汇聚的避风港，这个城市也成了中国恐怖活动的中心。爱国者与汉奸之间、国民党特务与日伪军警宪特之间相互暗杀，其手段残酷异常，市中心在光天化日下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被暗杀的有部长、市长、军长、青邦大亨、银行专员，暗杀手段有刀砍、枪击、机枪扫、炸弹炸……政治恐怖活动与暴力犯罪纠缠在一起。魏斐德因此把此期的上海看作“歹土”（badlands），并以此作为书名。
他分析说，这时的上海有六个方面的争夺，西方列强与日本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列强与中国政权有关治外法权的争论，日本与英美围绕公共租界工部局权力的斗争，日军与国民党游击队在上海郊区的战斗，上海黑社会与新来的台湾、高丽帮会为控制本市流氓的争斗，国民政府特工与伪政权对于银行、报纸、法庭等控制权的角逐。并认为这六个方面是最基本的斗争，也是最为混乱的搏斗。作者对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本特务机关、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上海伪警察的行为方式及其之间的关系都有详尽的记述。
按作者分析，当时上海在爱国旗号下从事刺杀活动的人，并不一定都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怀，失业、爱国、友情、贫穷都有可能是一个人成为杀手的动机，有的人去扔炸弹、搞暗杀，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一点点钱。
这时的上海是一个邪恶和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城市，是轮盘赌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充斥各处的城市……“地狱上的天堂”是这个城市的定义。日伪警察和租界巡捕都无法控制城市的混乱。整个城市血雨腥风、凶残暴虐，远非今日抗日神剧、谍战大片中的男欢女爱、灯红酒绿，编剧导演们要是多看看《上海歹土》这样扎实的史书，大概不会胡编乱造到如此程度。
无休无止的恐怖对市民造成了极大的毒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将其“新秩序”强加给所有的上海人后，实际上并未发生市民起义和公开对抗。魏斐德认为这之前恐怖活动的后果是：“日军得以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轻易夺取和统治中国的这一最大城市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1937年至1941年间给该城造成巨大创伤和各种骚乱。人们日益厌倦和谨慎……日本人之所以能够稳固地统治上海，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在政治上有多能干，而是因为该城的中国人在心理上崩溃了。”
《红星照耀上海城》从日伪统治整个上海写到的国共两个政权变更之际。
书中写道：“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显然夺回了对整个上海城的国家主权，但所付出的代价是腐败的泛滥和与实际掌权的日本人的进一步的合作。”在日伪统治下，“所有的活动都须由法律来定性，并属于警察管辖范围”。日本人在上海建立了严格的户口和保甲制度，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统计人口，不如说更是为了控制社会”。
1945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像18年前那样又进入了上海城，同来的还有英美军队。外国记者描写道：“日本人不见了。他们的大使馆关闭了。他们会滚蛋：日本人滚回日本！美国青年、英国青年、上海姑娘们，加油吧！他们在加油。每一家夜总会都客满。生活从天亮开始，永不衰落。”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大捞房子、车子、条子（金条）、票子、女子。戴笠的手下也这样，上海的正规警察也同样卷了进去。“罪行并没有远离这个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城市。”
1947年后，在共产党的军事压力下，国民党的统治者愈加恐怖，保密局头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的口号是：上海有一千条马路，我有一千个特务。
在胜利的炮火中，解放军进城了。“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着秧歌，欢迎毛泽东的人马，犹如当年另一代人欢迎蒋介石的人马一样。整个景象就如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的翻版。”外国人这样描述。
同样是新政权，为什么国民党的两次接管都失败了，而1949年后共产党却成功了？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实共产党对上海、对上海警察的渗透早就开始了，“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是多年的策略。
对城市治理和尤其是公安领域里，魏斐德认为，胜利者的卓越成就起码应归于六个方面的因素：对接管周密谨慎的准备，其中包括对上海社会一切层面的渗透；行政管理上速度与充分程度；吸收经过再教育的现在执法人员；维持公共秩序并迅速摧毁国民党残存武装和潜伏人员；在居民委员会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立新的安全系统；发动群众，反对敌对分子和间谍。
五年内，新政权控制了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难民问题并扫除了上海积存多年的社会毒瘤和不法现象，同时还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魏斐德说，中国共产党如此高速地取得了成功。
魏斐德先生对上海满含深情，生前曾无数次来上海，作为明清史学家，他常被问到，他的视线为何转向了近现代的上海，他曾用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的往事作答：“1974年，我随访华代表团抵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朦朦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已往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一阵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可以说这是我写上海历史的最初灵感之一。”
在魏斐德认识和解读上海的这些时光里，这个城市巨变，如书的序言所写：“如今，上海已是一个超级国际后现代的巨型都市。全城到处可见的是，高高耸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上的巨幅高清屏幕，它们昼夜不停地打出各种商品广告，以诱人购物的缤纷图像和色彩，展示着物质世界不可抵挡的魅力；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多是来自各地的青壮年民众，整个都市在人气和物欲的汹涌中前行。”魏斐德又成了这一变迁的见证人和思考者。
在全书结尾，魏斐德写道：“1976年毛泽东去世，改革的曙光照耀了上海城。这个曾经是文革激进主义的温床——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地——的上海城，此刻迫不及待地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我们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哪怕仅仅是从人们对打麻将、转赌盘、证券交易所的热衷和对酒吧、舞厅靡靡之音的恋旧来看；哪怕仅从屡见不鲜的腐败和普遍的信用危机、从孤注一掷和一夜暴富的时代特点来看，都是如此。世事转盘似乎绕了一圈，上海城似呈现出来某种历史的延续性……”
读到这里，在回望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进步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忽视了什么？这是这位历史学家留给中国人的又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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