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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晞,祖籍沈阳,生于北京,在成都上小学初中,后在四川农村插队,在工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曾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出版有《〈武训传〉批判纪事》《渐渐清晰的世界》《社论串起来的历史》等书。
原题
作者:袁晞
东邻日本,与中国文化同宗同源,发展到近现代与中国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到19世纪后期的“脱亚入欧”梦想,日本与中国渐行渐远。中日两国方方面面的异同很值得关注和研究。我想从小的事情说起,来体会差异感。
到日本旅游,所见日本人执著、认真、勤勉、做事一丝不苟,还有讲求效率和秩序的社会、一尘不染的环境,给人深刻印象。
在东京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一种精神气儿,所有人都在朝气蓬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机场的行李员把传送带上的每一件行李提下来,对照乘客手上的行李票后,帮乘客把行李提上行李车并码放整齐。行李员飞快地干活,在有空调的大厅里也汗流浃背,可还对乘客笑着、热情地打招呼,仿佛过往的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
日本羽田机场
北京上海的机场都没有专人帮忙拿行李,行李在传送带上转着,常见外国男士帮老弱者和女士把行李提下来。也没有工作人员查对行李票,乘客拿错箱子的事儿时常发生。
乘坐机场大巴进城,到不同站点的乘客各排一行等候,服务员还不时劝说散乱的中国访客排好队。行李也由行李员按到达地点排放,大巴一到,行李员便把行李按到站远近往车下的行李舱码放,远的在里、近的在外,所有行李都可放在行李舱里,车上干净整洁。中国机场的大巴都只装最后一站乘客的行李,中途下车的人都只能自带行李,不方便不说,还弄脏了座位。
日本特别安静,连地铁里都没有喧闹声,车站里只听见“蠹”、“蠹”的女士高跟皮鞋快步走的声音,车厢里禁止打电话,早高峰时所有人都静静地干着自己的事儿,男士多半在看报纸或电脑,女士不少在化妆、补妆或闭目养神,没有一丝声响。从没见过中国地铁里那样高声闲谈或打手机的情形。
在日本坐过地铁的人都知道,车厢里都设有老幼残孕专用座位,座位上都画有明显标识,上面是四种图案,分别是弯腰驼背拄着拐杖的老人、抱在怀里的孩子、腹部隆起的孕妇和撑着双拐的残疾人,明确标示出享受这种座位的4种人。
地铁里,凡是能独自站立的小孩,都是自己扶着栏杆、扶手站着,哪怕只有一两岁,也不去坐专座儿,也没人给他们让座儿。从小就应该锻炼生活自理的能力,在日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在车厢里也常见白发苍苍的老人挤站在乘客中,这些老人因身体尚好,独立行走和站立并无困难,并不愿意把自己归到需要别人照顾的弱者行列。至于青壮年人,即使老幼残孕专座儿空着,也没有人去坐,日本人觉得享受不该自己享受的待遇是一种耻辱。
反观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铁和公交车,也都设有老幼病残孕的座位,上面坐着各色人等,有谈恋爱的少男少女,有身体壮实的中青年,其中很多人并不给需要照顾的老幼病残让座儿。北京上海的专用座位有的是颜色不同,有的写的有“专座”一类字样,并无日本那样的图案,给什么人让座儿没有明确的标准,还经常发生两个人互比身份证,看谁更年长让谁坐的事儿。
日本街头列队而行的小学生
日本小孩出门都是自己行走,自己背包,站时身体笔直,走时步伐矫健,从不懈怠。有一年我在日本为了赶时间,让小孩快吃完饭,就给4岁的孩子喂饭,邻座一位日本先生看不过去,对我说,这么大的小孩一定要让他自己吃饭。在东京迪斯尼乐园、大阪环球影城,一些有点儿惊险的项目,日本小学生都是自己上,不让大人陪伴,同龄的中国孩子多半不敢自己上。
诚信也是日本人的基本观念。在日本没听说坑蒙拐骗的,更不要说欺诈外国游客了。到景点游玩,可以买家庭票,至于几个人是不是一个家庭,并没有人查问。在我住的宾馆吃早餐,大人凭房卡免费,不占床位而年满4岁的小孩半价,交费与不交费全靠自觉,并无人查看房卡、证件。
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密集,寸土寸金是一种观念,旅店的电视机嵌在墙里,其他用具都不大,但用起来都方便顺手。停车场的车辆之间的间隔也就是30厘米左右,五六十座的大巴也不例外,司机都能按线停好。自助餐厅门口一般都有引座员,为食客安排座位,两人同来的坐两人座,三人一伙的坐三人桌……不像中国国内那样一两个人占一个大桌子。我在几个小餐厅还见到三人圆桌用扇形托盘、四人方桌用方形托盘,盘子刚好拼成一桌,一点儿空间都不浪费。调味瓶小得不能再小,却也几味俱全,盐瓶仅一支烟大小,服务员估计要随时添加。
日本与中国不同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我曾在书中看到过,在战后艰难的日子里,身为日本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出访美国时住最低档的旅馆、吃家里带的咸菜;明治维新至今日本乡村最好的房子不是小学就是幼儿园……这都让人联想,中国官员出门,有没有人住最便宜的旅馆?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全国每个乡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而不是乡政府、村委会……用着日本电器、坐着日本车的中国人真应该多想几个“为什么”。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对当代日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同事情要不同对待,优点要学习,错误要批评,不能一味憎恨和漫骂。
我在一篇美国学者谈中日关系的文章看到这样的话:“在历史问题上,中国的教科书应该多介绍战后的日本——它的和平宪法、和平主义、基本的政治制度;而日本应该多介绍战前的日本,让年轻人了解历史,了解从甲午战争到珍珠港事件中,日本对中国是如何‘渐行渐远’的。”
这位学者认为:中日两国似近而远,从鸦片战争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双方成为侵略者与抵抗者的关系。从日本战败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战后又有20多年的相互隔绝。这些都使中日之间一直缺乏真正的相互了解和沟通,都需要“补课”。
这些旁观者的客观见解让人很有启发。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插图选自网络
日本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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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