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 人类文明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赵林友朋说 2022-04-23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其情况颇有点类似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之交时的所谓“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当今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中国也正在迅速地走向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迈入21世纪后，必须对世界有所了解。而我们要想了解世界的今天，首先必须了解世界的昨天。

近年来，在理论界出现了一股讨论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热潮。1993年夏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在该文中，亨廷顿站在世界历史和当代国际政治的双重立场上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在苏联解体和冷战时代结束之后，21世纪世界的主要冲突形式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甚至也不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非西方世界中的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宗教和伦理系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再度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壁垒将取代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对垒而再次凸现出来，从而使文明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题。享廷顿还断言，在21世纪，将会出现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局面。当然，亨廷顿本人的动机是为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国际政治出谋划策，提醒西方必须遏制东方世界的发展，这种动机无疑具有浓重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享氏的这篇文章也的确不乏一些精辟的见解，特别是其对人类文明长程演化趋势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当今世界的一些热点问题，譬如波黑问题、阿以争端问题等等，已经闹了很长时间，却始终不能彻底平息下来，原因何在呢？仅仅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来解释，显然是不能说明根本问题的。实际上，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险藏着一个长期的文化冲突根源。例如，今天的波黑恰恰就是历史上三大教派（即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冲突的一个焦点地区，而阿以争端也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长期以来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方面的抵牾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当代性的政治冲突背后，都有着一个历史性的文化（宗教）冲突根源。

与这些暴力性的冲突相呼应，当前在非西方世界中普遍兴起了一股振兴民族精神和弘扬文化传统的浪潮。伊斯兰教世界中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印度和东亚地区也正在力图摆脱殖民时代的西方化阴影而重振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无论是官方人士还是民间知识分子，都对“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这个口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情形与10年前“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恰成鲜明对照。这些现象都说明，当历史发展到“泛西方化”时代终结期的20世纪末叶时，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在经历了“全盘西化”的迷狂之后，终于发现西方化的道路并不能解决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不能解决自己文化的精神根基问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的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浪潮。曾一度盲目崇尚西方化道路的东方国家纷纷开始转向自己的文化传统，试图从中发掘出一些优良的东西，以作为进行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建设的精神砥柱。几年前，北京大学研究生会提出了一个“修身计划”，提倡修心养性正身，把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作为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人生理想重新提出来。这种弘扬儒家理想的主张，由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在20世纪初率先倡导“砸碎孔家店”的高等学府提出，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至于从港台和海外吹进来的复兴儒学和建构“文化中国”等主张，也很快在中国大陆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使得“新儒学”和其他国粹派的观点一时间成为一种煊赫的显学。这一切都表明，西方化浪潮在中国已经开始由盛转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正试图从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寻找一个精神支点，并以此作为基础来推进与近代化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就是殖民化和西方化）通然不同的现代化过程。

二

为了说明当前世界的文化格局和展望未来世界的变化趋势，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过去，追溯一下四大文明体系——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一印度教文明、中国儒家文明—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历史演化过程。这四大文明体系在过去的数千年间构成了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且在未来世界中还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在谈到文明形态演化的问题时，我们将把眼光局限于旧大陆，即亚欧大陆，因为上述四大文明体系最初都是在旧大陆萌生和发展的。新大陆（主要是美国）虽然在晚近时候开始引导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它对于人类文明长程演化进程所起的作用却微不足道，它只是旧大陆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而且由于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这个目前仍然在世界舞台上独占鳖头的国家和地区，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将会日益暴露出它的“阿喀琉斯的脚踵”，甚至可能像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一样，由于“用力过猛”而走向衰落。

旧大陆的各大文明体系迄今为止至少经历了三次根本性的形态变化，这里可以借用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即汤因比经常使用的“亲体一子体”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亲体一子体的嬗变过程，这种嬗变过程一方面使得文明形态得以更新，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亲体文明与子体文明在文化上的连续性。正如蚕蜕皮一样，一种旧的文明形态剥落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则脱颖而出；然而承担着这个“蜕皮”过程的却是同一个历史实体或主体。中国、印度、西亚和欧洲文明都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样的“文化蜕皮”过程，所以它们至今仍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而古代埃及文明和新大陆的马雅文明却由于未曾经历过这种“文化蜕皮”过程而成为文明“化石”。至于这种“文化蜕皮”现象何以会发生，则与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文化杂交”过程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

上面所说的这四大文明体系，都曾经历了亲体一子体的嬗变过程，而且这些嬗变过程都具有一种世界性。尽管这些文明体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一种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发展，但是它们的亲体一子体嬗变过程却往往是由于某种共同性的原因所导致的。在公元15、16世纪以前，这种共同性的原因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和文化融合。

首先来看看人类的第一代文明，即所谓“亲体文明”的情况。根据现今发掘出的考古资料，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都从西到东地分布在一条狭长的纬度带内，具体地说，就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这十多个纬度之间。这些亲体文明分别是（从西向东排列）：克里特文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国夏商文明。这些文明大多依傍着一两条大河而发源，如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黄河等，是定居的农耕生活的结果。最早的文明体系都是从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就此而言，只有在那些采取了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的地区和人群中才产生了最初的文明社会，而游徙不居的游牧民族始终未能创造出自己独立的文明体系。只有当游牧者通过军事入侵的途径“入赘”农耕世界之后，才会以“征服者被征服”的方式进入更为先进的农耕文明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定居的农耕生活（以及永久性的灌溉系统）构成了文明发生的物质基础，那么围绕着一个庙宇中心而定期举行的宗教祭祀活动则构成了文明发生的精神基础。城市最初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宗教崇拜的地方，它是在祭祀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它的中心就是庙宇。最早的国家管理人员是祭司集团，最早的文字也是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是孕育文明的精神温床。

亲体文明的一个典型的文化特点就是对鬼神的崇拜。无论是在克里特或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人身上，还是在殷商时代的中国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力量就是命运或神谕，求神谕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乃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埃及人对神灵的崇拜比希腊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埃及人对他们的国王（法老）敬若神明，法老死后要被制成本乃伊，葬在金字搭中，埃及人相信这是由人到神的必由之路。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台基庙塔里供奉各式各样的神，这个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如乌尔、乌鲁克、拉尔萨、尼普尔等，都是以神庙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印度哈拉巴文明的古文字至今虽然尚未完全破译。但是从那些象形符号中亦可看出达罗毗荼人对鬼神的崇敬。至于中国殷商时代，浓郁的迷信精神随处可见。与其他的原始文字一样，甲骨文最初也是一种主要用于祭祖占卜活动的文字，是庙宇文化的产物。在现今发掘出来的大量卜辞中都记载着与宗教活动有关的内容，古人事无巨细，均需先卜而后行。就此而论，中国殷商时代的先民们和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先民们一样，都具有显著的宗教迷狂特点。殷人尊神事鬼、沉酗于酒的文化精神，与后来孔孟之道所倡导的那种专注于现世的道德修养、“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精神是迥然而异的。

旧大陆的几个亲体文明仅限于十来个纬度的范围内，在这个狭长的文明地带的南边基本上是沙漠和大海，在它的北边则是广大游牧民族生息的亚欧大草原。在里海和黑海周围的辽阔草原上，生活着一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者，他们追逐水草而生，过着游徙不居的生活。游牧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他们彪悍勇猛的性格和劫掠为生的习惯，对马的驯化又使他们获得了比农耕世界更强的机动性。这种劫掠习性和战斗机动性使得游牧者们经常不断地对农耕世界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相形之下，柔弱文静的农耕世界一般都在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面前采取被动的守势。由此形成了生活方式上南农北牧、经济状况上南富北穷、军事力量对比上南弱北强的长期对峙局面，而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种力量长期冲突、融合的结果。

在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的1000多年时间里，操原始雅利安语的亚欧游牧民族源源不断地、一浪高过一浪地对南部的农耕世界发起了进攻。那些彪悍的游牧入侵者们通常在入主文明社会之后，很快就接受了先进的农耕生活方式而放弃了自己的游牧习性，从而造成了一种“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效应，即彪悍野蛮的游牧入侵者潜移默化地被他们征服的先进农耕文明所同化的情况。在经受了游牧入侵者的长时间的武力征服和文化融合之后，人类第一代文明（即亲体文明）普遍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换言之，由于文明的农耕文化因子与野蛮的游牧文化因子之间长期的“文化杂交”作用，最终导致了文明形态的亲体一子体嬗变。由于雅利安语游牧者和其他游牧民族(如中国西北地区的诸戎狄民族）的冲击，属于亲体文明形态的克里特文明（含迈锡尼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和中国商代文明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纷纷解体，在经历了一段混乱的“黑暗时代”之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印度吠陀文明和中国秦汉帝国等子体文明形态应运而生。而古代埃及文明则由于没有能够与外来的游牧入侵者进行“文化杂交”，缺乏进行文明形态自我更新的游牧“父本”因子，因而逐渐蜕化为死而不僵的文明“木乃伊”。

三

人类五个亲体文明中有四个由于受到游牧入侵者的冲击并与之进行了“文化杂交”而最终发生了形态嬗变，新一代的文明形态在旧文明形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文明形态嬗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文化精神或时代精神的变更，在新一代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弥漫的英雄主义和功利主义精神，它明显地取代了亲体文明中的尊神事鬼的宗教迷信精神。在人类第二代文明形态中，无论是在希腊人、罗马人身上，在波斯人身上，还是在秦汉时代的中国人身上，都洋溢着一股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英雄主义豪情。关于这种与亲体文明——我将其称为“神话时代”——的鬼神崇拜迥然而异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在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和司马迁的《史记》中均可见一斑。这种彪悍的英雄主义风气可能与尚未蜕尽的游牧“父本”的野蛮习性有关，但是它却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慷慨激昂的一段故事。罗马英雄主义和中国秦汉精神，永远是激励后世人们英雄情怀的不朽圭臬。在人性和文明之间，或许确如卢梭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一种永恒的悖论。随着文明色彩的日益加强，人性的力量反而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在以后的历史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英雄主义在某些个人或团体之中得到体现，但是我们却再也看不到一个普遍性的英雄主义时代了。

在第二代文明（或曰“英雄时代”）中，有一个在当时被人们忽略而现在看来却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在充满了阳刚之气的英雄主义背后，有一场潜移默化的精神变革活动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这场无声无息的精神变革过程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它导致了人类社会中迄今仍然在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几个高级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基督教、佛教一印度教、儒家伦理等)的产生。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将这个发生奇迹的时代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东西方不约而同地涌现出一批“精神圣徒”，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筏驮摩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犹太的以赛亚等先知，西方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直至耶稣等人。在短短的数百年时间里，人类各大文明体系在相互闭塞的情况下，几乎是同时地涌现出这些伟大的精神先驱者，他们对各大文明体系的历史影响可以说至今仍然无人能够望其项背，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场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变革对于后来的宗教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历史一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至于这场划时代性的精神变革过程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则要追溯到野蛮的游牧文化与文明的农耕文化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杂交”活动中。

人类第二代文明形态虽然是农耕世界对早先的游牧入侵者进行文化改造和同化的结果，但是当老一批游牧入侵者开始过上平静的农耕生活之后，亚欧草原上的另一些游牧者又在酝酿新的入侵活动。形象地说，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酵母与面团，绿洲一样渺小的农耕世界被沙漠一般广大的游牧世界所包围，并通过后者的作用力而“发酵”，从而在空间（文明域界）和时间（文明形态）的双重坐标上发展自身。通过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浪潮，最初的文明不仅在地域上向南北各扩大了十多个纬度，而且在形态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神话时代转入了英雄时代。现在，第二代文明形态也同样面临着新的游牧入侵者的威胁，不过这一次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于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欧亚游牧者，而是来自游徙于中国祁连山和大漠西北的匈奴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如同一场多米诺骨牌运动，而最初的一张牌是由中国的秦汉帝国推动的——由于万里长城阻挡了匈奴人南下的浪潮，而汉武帝等中国统治者所采取的主动出击政策又极大地挫伤了匈奴人的锐气，迫使匈奴人不得不掉头向西，从而打破了亚欧大草原上平静的游牧生活节律，导致了暴风骤雨一般激烈的游牧民族大入侵活动。这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大入侵运动的最后灾难落在了日益衰朽的罗马帝国头上，在骁勇善战的匈奴人的挤压下，各支日耳曼部落纷纷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终于使屹立千年的不败之城——罗马——成为蛮族入侵者的俎上肉。

这场游牧民族的大入侵浪潮虽然是由中国秦汉帝国在无意中推动的，但是它的恶果也同样落到了秦汉帝国的头上。到了魏晋之末，中国已经先于罗马帝国而陷入了外族入侵和内部混乱的双重厄运中，出现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对峙的分裂局面。除了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的厄运之外，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广大地区，受到匈奴人西进浪潮挤压的亚欧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如大月氏人（包括贵霜等部族）、噘哒人，以及稍晚崛起的阿拉伯人，对印度的笈多王朝和波斯的萨珊帝国等第二代文明形态的国家也进行了毁灭性的冲击，最终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再度普遍嬗变。

四

当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浪潮终于以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而结束时，人类的第三代文明形态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包括苟延残喘的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中国隋唐以降的封建社会，以及长期积弱不振、在诸大帝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印度各异族王朝。在第三代文明形态的国家中，以中东的阿拉伯帝国为界，西部是野蛮酷烈的宗

教战争，东部则是无声无息的文化融合。从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穆斯林们建立了一个从印度的德里经由中亚、西亚和北非一直到西班牙的庞大帝国，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拜占庭帝国和西欧基督教社会形成了一种钳形攻势。一直到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代（15世纪未叶）为止，西方基督教徒始终处于穆斯林的威胁之下，日子很

不好过。可以说，从匈奴人的入侵浪潮开始，一直到18世纪欧洲工业文明真正确立之前，世界历史的基本潮流都是东风压倒西风。只是在最近的数百年间，才出现了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潮流是不断变化的。

与旧大陆西部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形成鲜明对照，在旧大陆东部是一派和平繁盛的局面。唐大都长安成为西域各国商人和游客们景仰向往的地方，那种万国来朝、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确曾令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自大心理，并且一直把这种心理保持到鸦片战争的时代。与此相应，已经被确立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根基的儒家伦理也开始对西域传入的各种宗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较晚传入的天主教—进行同化和改造。这些文化改造过程虽然不像旧大陆西部的宗教战争（穆斯林西侵、十字军东征等）那样充满了刀光剑影，但是在和平改造的平静水面下，也同样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文化冲突。

我把第三代文明形态称为“宗教时代”，因为这种文明形态形成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四大高级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一印度教、儒家伦理）的最终确立。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些宗教和伦理系统大多数产生于“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但是它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却是在宗教时代。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它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宗教时代才开始来临。在宗教时代，各大文明体系均以一种成熟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作为自己的精神砥柱，文明之间的差别可以主要归结为各种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差别。人类各大文明体系的历史分野正是在宗教时代才最终形成的，并且从此之后再也难以走向实质性的整合。

对照宗教时代的四大文明体系，可以发现明显的文化差异。基督教的理想是彼岸性和超越性的，然而罗马教会却俗念未尽，因此基督徒时常陷于出世与入世的痛苦的二元分裂之中。伊斯兰教的彼岸理想与穆斯林帝国的圣战精神是融为一体的，穆斯林把对天园和安拉的热诚体现在通过武力征服而进行的传教活动中，所以他们理直气壮地投身于世俗的功业和军事扩张活动中。佛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种“六根净绝”的出世宗教，它始终把脊背朝向世俗世界，因此佛教徒通常对帝国的理想毫无兴趣，而一味沉潜于“灰身灭智、捐形绝虑”（小乘）或“常乐我净”（大乘）的涅槃境界中，这种状况造成了印度社会长期的积弱不振。中国儒家伦理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规范，它的大同理想不在彼岸，而是落实于日常的道德修养中，故而儒家弟子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到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的现实人伦关系中，这种强烈的现世情怀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昌盛。

四大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公元7世纪以后，新兴的伊斯兰教在圣战精神的鼓舞下迅速发展，宗教的传播过程与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过程融为一体，从而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佛教一印度教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由于基督教本身只是一种半出世的宗教，恺撒的王国和上帝的王国对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来说具有同等的感召力（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不应当如此），所以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酷烈而持久的宗教冲突，这场持续了七八个世纪之久的冲突—一先是穆斯林的西侵，而后是十字军的东征，最后是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主朝的对峙一一构成了中世纪旧大陆西部文化联系的主要内容。在旧大陆中部，伊斯兰教世界与佛救一印度教世界是一强一弱，一个主动出击，一个消极避世，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弱肉强食—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度次大陆一直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外族统治者所控制。在旧大陆的东部，佛教一印度教文化与儒家伦理文化都属于阴柔类型的文化体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在和平交往的过程中相互吸取、融合对方的文化成果，总的倾向是儒家伦理对东渐的佛教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这种中国化改造的特点说到底就是伦理化和入世化。因此印度出世的佛教到了中国以后，经过“开宗判教”和“援儒入佛”的过程，就变得越来越具有现世伦理教化色彩和功利色彩了。佛教在印度原是一种不拜君王、不敬父母的宗教，到中国后则被输入了“忠”、“孝”等观念，方外之人见了皇帝要行君臣之礼，而民间百姓信佛大多是出于益寿延年、升官发财、求子求孙、祛病除灾之类的功利性目的。至于宗教时代中国与其他文明体系之间的联系，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彼此的交往非常有限。中国与西方基督教社会（以及拜占庭帝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直接联系，仅有一些民间的商业往来。中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联系也多为间接性的，其基调大体上是和平的。唐代中国的博大胸怀、开放气度和繁荣景象使得西域胡人纷纷东来，其中阿拉伯人、波斯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元稹《法曲》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可见“胡风”之盛。到了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广义的西域人）均改信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根繁衍，仍然是以其接受中国儒家伦理的改造为前提的，这种伦理化的改造工作在明末的经堂教育和译著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到了第三代文明形态的中后期，具体地说就是在12世纪前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又在蒙古草原上悄然酝酿。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金戈铁马横扫了几乎整个亚欧大陆。然而与前两次大冲击不同的是，这次由蒙古人和突厥人发起的入侵浪潮并没有直接改变文明形态，它的某些局部性影响虽然深远长久（例如对莫斯科公国和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影响)，但是从总体来看，这次大入侵活动只是县花一现。到了14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庞大帝国(包括元朝和四大汗国）就如同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地融化了。

作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入侵的殿军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西亚和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摧毁了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又苟延残喘了1000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并且取代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对西欧基督教社会形成了新的威胁。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之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屏障就收缩到多瑙河一线，以匈牙利和奥地利为其前哨。从15世纪一直到17世纪末叶，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奥斯曼帝国面前只能采取守势，维也纳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西方世界的这种颓势，一直到18世纪西欧工业文明率先确立时才被彻底扭转过来。

五

如果说人类文明的前两次形态嬗变都是由手游牧民族的大入侵造成的，那么它的第三次形态嬗变却与蒙古人和突厥人的昙花一现的征服活动没有直接联系，而是西欧工业文明和殖民活动的历史结果。但是，这次游牧民族的大入侵活动却间接地促成了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文明形态嬗变——由于君土坦丁堡的失陷，大批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因不堪忍受土耳其穆斯林的统治而流归西欧，从而刺激了西欧社会的文艺复兴，为近代工业时代的粉墨登场拉开了大幕。当西方世界在表面上非常吃力地抵抗着奥斯曼帝国的外来压力时，它却在内部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变革。到了18世纪，西欧率先进入工业时代，并且掉转头来开始征服东方世界。这个征服过程既是全球性的殖民化和西方化过程，也是全球性的工业化和近代化过程。因此，作为第三次文明形态嬗变的结果而出现的第四代文明形态，就是所谓的“工业时代”。与以前不同，第四代文明形态或“工业时代”的来临是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历时性扩散过程，它最初发萌于西欧，通过几个世纪的传播（这种传播是借助于武力征服和经济渗透的双重手段实现的）而最终在全世界确立。只是从这时起，西方世界才成为执国际事务之牛耳者。

在工业时代来临的前夜，具体地说在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整个旧大陆的文明体系格局已经变得非常清晰，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块：天山一喜马拉雅山以东是信奉儒家伦理的大明帝国；从印度向西一直到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是穆斯林的天下，它包括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伊朗的萨珊帝国，以及囊括了小亚细亚、西亚、北非和巴尔干的奥斯曼帝国；在旧大陆西部则是正在悄悄地进行文化变革的基督教世界。可以说，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机会对于东方和西方是完全平等的，谁抓住了机遇，谁就可以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独占鳖头。15世纪是一个全球性的航海时代，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对于世界历史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但是早在哥伦布航海活动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郑和就曾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航海水平之高，远非哥伦布、达·伽马等人所能相比。然而，与驱策哥伦布等人进行航海探险活动的经济动机不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彰扬大明朝的恩威。这种劳命伤财而又无利可图的航海活动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因此到了15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下令禁造出海船只，取消远洋航海，中国的大门从此就紧紧地关闭上了。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才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撞开。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的确令人痛惜，正当闭塞落后的西方国家纷纷通过海洋而走向世界时，曾经强盛一时的中国却心甘情愿地关上了国门，坐井观天，作茧自缚，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虚幻蜃景中，坐失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继航海活动而来的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当时所有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都怀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目的，这就是要发财。马克思曾经指出：贪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杠杆。然而，资本主义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除了贪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荣耀上帝的“天职”（calling）观念，这一点在加尔文教徒尤其是清教徒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力图通过世俗的活动来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天职”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表现为勤奋工作、躬行节俭等美德。我常常喜欢说：“资本主义绝不是靠夏洛克们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就是新教伦理。新教伦理使得一切卑微的职业劳动和世俗生活获得了宗教的意义，从而使得通过勤奋节俭而发财致富成为一种神圣的事业。汤因比曾非常形象地说：“世俗世界的巨大成就往往是圣城工作的意外收获。”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正是荣耀上帝的精神动力和发财致富的经济动机相结合的产物。18世纪以后的世界历史，就是西方怎样把自己的文化影响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因此我也把这段历史称为“泛西方化”时代。试想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各种物品和所遵循的各种制度，有几样不是源于西方？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起初是被迫地、继而则是自觉自愿地想使自己跻身于西方世界的行列。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机遇不同，这种尝试在有些国家如愿以偿，在另一些国家则惨遭失败。但是总的说来，非西方国家在囫囵吞食西方文化时，普遍存在着一种“消化不良”的现象。汤因比精辟地指出：东方人在忍痛放弃自己祖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时候，本来以为这样做将会使自己一劳永逸地生活在西方文化所承诺的理想状态中。然而结果却不然，“全盘西化”的做法往往会导致可怕的“文化溶血”现象。盲目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非西方世界中的人们，往往会比西方人感受到更多的苦恼，这种苦恼有时候会造成民族的苦难。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文化溶血”现象，是因为一个文明体系的精神根基是不可能轻易地被抛弃和被替代的，这种精神根基就是文明赖以维系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这个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并且在宗教时代的开端期就已经被牢固地确立起来。因此对于文明的这个根深蒂固的精神根基，绝不可能像蜥蜴的尾巴那样，说甩掉就甩掉了。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和制度文化层面的东西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加以借鉴和引进，精神文化层面的相互融通却要困难和复杂得多。对于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也是在付出了沉痛的历史代价之后才开始明白过来的。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们视西方文化为蛮夷之术、雕虫小技，根本无法与中国的道德文章相提并论。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之后，有些较为开明的官绅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发现西方文化中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物质成就。这样就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强调学习西方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可是甲午海战一役，按照西方军事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国北洋水师在日本海军面前仍旧难逃一败涂地的结局。这场惨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似乎不在于军事上的落后，而在于政治体制方面的陈旧。这种意识就导致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主张改变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即西方制度文化层面的东西。从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到孙中山、黄兴等，在屡遭失败之后，终于改变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局面，建立了民国政府。然而，辛亥革命的表面成功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窃据了大权，依靠不同的外国主子相互争权夺利，使中国成为各国列强操纵愧儒竞相角逐的大舞台。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变革运动的基本目标就是改造国民性，彻底批判中国两干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大力倡导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其实质就是要学习西方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这场运动以矫枉过正的心态引向了“全盘西化”的结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陈独秀、鲁迅、陈序经等人都偏激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吃人和伪善外，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国人应该承认自已几干年的文化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从而不仅在物质上和制度上，而且在道德上和思想上学习西方。这种“全盘西化”的观点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不久以后救亡主题的凸现，向西方学习的启蒙主题就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上了。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内战，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全盘西化”曾一度为“全盘苏化”所代替，然后很快又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转变为“反帝反修”的基本国策。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正如同在近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一样，一些中国人又一次在较短的时间里重演了物质文化变革、制度文化变革和精神文化变革的历程，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度以矫枉过正的姿态走向了“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其典型代表就是《河殇》。

综观中国文化在近代化历史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国人现在终于在经历了偏激的两极跳跃（闭关锁国和“全盘西化”）之后，开始冷静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他们终于发现，“全盘西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文化的传统和文明的根基绝不能像清朝人的辫子一样，一刀就可以剪下来。民族精神的“辫子”是永远剪不断的，它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而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关于这一点，胡适等当年“全盘西化”的分子后来也强烈地意识到了，晚年的胡适转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捍卫者。类似的转变也出现在当代许多激进的批判者身上，甚至包括那些曾经疯狂地叫嚷要让中国的“黄河”流入西方文化的“蔚蓝色大海”中的《河殇》派人士。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人性的脆弱和思想的怯懦，它恰恰说明了激进和保守是文明自身赖以发展和维系的两种基本功能—通过激进的自我批判，文明得以发展；通过保守的自我认同，文明得以延续。

六

“泛西方化”浪潮给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物质上与制度上的进步，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了负面效应，这就是民族自尊心的泯灭。然而，当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末叶的时候，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和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的结束，随着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展，“泛西方化”潮流也就日益显露出强弩之末的颓势。与此相应，一股全球范围内的“非西方化”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这就是我在上面谈到过的伊斯兰教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印度、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复兴本土宗教、重振民族精神和弘扬文化传统的呼声等等。这股新兴的时代潮流充分说明，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正在试图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进行自身现代化的精神根基。因此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就是西方化过程，这个过程严格来说并不是现代化过程，而只是近代化过程。然而到了50年代以后，尤其是到了20世纪末叶，世界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过程越来越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现代化而不西方化，这或许是21世纪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普遍前景，只是从这个时候起，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过程才真正开始。

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渐崛起为一个令世界刮目相待的现代化大国，东亚地区也正在成为一支足以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的重要区域性力量。自从苏联解体以后，两极化的国际格局已经日益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文明对垒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也随着这种多极化的趋势而增长。这种前景也许并不令人欢欣鼓舞，然而它却是一个真实的前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历史的潮流总是“数百年河东，数百年河西”。断言人类历史从今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和平共济、温情脉脉的大同世界，这种肤浅的乐观主义无助于改善人类社会的前途。尽管在物质文化层面上世界正走向一体化，但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我们将面临着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未来的世界和平只能建立在文明体系多元并立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在多元化基础上实现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只有在东西方各国和各大文明体系独立自主与平等对话的前提下实现的一致性，才是真正符合人道的一致性。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近代化过程中“泛西方化”潮流的老路，以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基作为进入西方大家庭的代价，以奴性的谦卑来换取西方主子的和平恩赐。

我认为，中国文化在21世纪振兴的希望就在于：通过自我批判的方式，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重建精神砥柱，以此作为嫁接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本根。这样一种前景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全球性“泛西方化”浪潮的裹挟之后，一个新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正在来临，其情形正如同两干多年前经历了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者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大入侵浪潮冲击之后的旧大陆各亲体文明所面临的那个“轴心时代”一样。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里，非西方世界的各大文明体系（甚至也包括殖民时代结束之后的西方文明体系本身）将会普遍地发生一场意义重大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变革，从各大传统宗教(伦理)系统中以自我更新的方式产生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价值系统，正如同在第一个“轴心时代”里各亲体文明分别从古商巫见意识、印度婆罗门教、巴比伦宗教、希伯来一希腊宗教中以自我更新的方式产生出儒家伦理、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和基督教一样。至于在即将到来的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进行自我更新的精神根基究竟主要取自于儒家思想，还是主要取自于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其他传统精神资源，这种历史的选择性在刚刚眺望到新“轴心时代”的朦胧地平线的今天，仍然还只是一个见仁见智、百家争鸣的理论问题。然而，无论结论是什么—事实上目前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和权威性的结论——有一点是可以达到共识的，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以一种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方式来进行，但是这种“中国特色”必须是在深刻的自我批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相比而言，“全盘西化”和复古主义的道路都是一些死胡同。关于这一点，我想在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大概很少有人会持异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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