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 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下）

沈志华友朋说 2022-04-23

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

尽管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关于原子弹的著名讲话曾一度引起世界舆论的非议，也令赫鲁晓夫感到惊异，[80]但是在1957年底和整个1958年，苏联对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援助还是正常的和顺利的。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从而显著改善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技术装备和条件。同时，在建造过程中培养的人才，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提取的数据，不仅为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进一步提供了前提，也将间接地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奠定基础。得到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81]此外，苏联还根据协定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聂荣臻承认，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加快了中国的前进步伐。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消化资料、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82]于是，1958年8月，二机部党组在呈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并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首肯。[83]

在原子弹研制方面，苏联不仅提供设备、图纸和技术资料，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特别是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培训中国技术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面，苏联专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原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回忆说，“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84]就原子弹的制作程序而言，共有6类厂（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这些企业或基地于1957年底以后陆续进入设计（苏联专家负责初步和主工艺设计，中方负责施工和辅助设计）和施工阶段，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铺开。如开采矿石的铀矿场（湖南郴县、大浦和江西上饶），粉碎矿石、“沙里淘金”的水冶厂（湖南衡阳），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厂（包头核元件厂等），制造浓缩铀的核扩散厂（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制造原子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0基地），以及核实验场（21基地）等核工业的首批主要工程项目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均于1958年5月以后陆续开工建设。[85]同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和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移交中国，标志着中国正在“向原子能时代跃进”。[86]聂荣臻在移交典礼仪式上说：“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将促进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原子武器并不是帝国主义所能垄断得了的。”[87]随后的1959年，是中国核武器大发展的一年，核燃料生产与核爆炸研制两个系统齐头并进，形势喜人。

在导弹研制方面，1957年11月26日苏联代理军事总顾问沙甫琴科少将转达了苏联国防部的通知，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苏方将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88]12月20日，装有P-2型导弹及其器材的3770次国际列车，缓缓驶进满洲里火车站，因中苏铁道轨距不同，必须在满洲里车站完成卸车、装车的交接工作。当时在炮兵教导大队任技术副大队长的黄迪菲回忆说：来自苏联的那趟列车，由10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有苏军官兵，共102人。其中军官37名，士兵65名。车上载有两枚P-2型地对地训练导弹，1个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45件。当12月24日列车顺利到达炮兵教导大队驻地时，彭德怀亲手解开了系在P-2型导弹上的红绸带，满含深情地对在场官兵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89]几天以后，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90]

1958年1月11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训练班开学。P-2型导弹虽说已从苏军的战斗序列中退出现役，但对中国军人来说，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负责炮兵教导大队业务领导的钱学森说：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参加训练的学员共533人，另有见习人员150名，分成23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3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培训。到1959年7月24日训练结束，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1357名，为中国导弹部队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教员和管理干部。[91]在此期间，1958年9月，在空军建制下正式成立了导弹学校，负责培训全军所需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等导弹兵器的工程技术和指挥干部。学校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设立编制，并聘请古谢夫、尼古拉耶夫等12名专家授课。[92]

经过与苏联专家的协商和谈判，1958年10月6日，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代号为543部队。11月27日和29日，苏联提供的4套萨姆-2地对空导弹运到北京，其中2套装备空军部队，1套给五院进行仿制，1套给20基地做试验用。前来任教的苏联专家共95人同时到达。当时负责组建导弹部队的张伯华回忆说：苏联专家组来后，我们一起研究了教学大纲、计划，按专业进行编班。12月21日，改装训练正式开始。为了保证苏联专家讲课，我向空军机关要了53名俄文翻译，组成翻译小组配合教学。参加这期训练的有1营全体和2营、3营的营连干部，以及机关、院校、基地等16个单位共464人。理论训练分17个专业进行，兵器和操作训练分成四类，其中实战部队由苏军导弹营负责对口包教。1959年4月经过实弹打靶考核，成绩均为优秀。随后，在靶场举行了兵器装备交接仪式。苏联专家及导弹营官兵完成训练任务后便陆续回国了。[93]1959年10月7日，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率部在北京上空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1架，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苏联顾问对此也十分高兴。刘亚楼后来总结说：1959年这一仗，完全是按苏联专家教给我们的办法打的。[94]

不过还需要提到，从政策上讲，苏联的核援助并非是无保留的。对于这一点，来华苏联专家自己也深有体会：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尼古拉·帕夫洛夫局长负责派遣核武器设计专家的工作，1958年这批专家来到中国前，帕夫洛夫告诉他们，“应该到中国同志那里去，并向他们讲述什么是核武器”，“他们想制造原子弹，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怎样制造原子弹”。但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是有严格规定的，根据上级的要求，每一位苏联专家都必须围绕着苏联1951年试验成功的那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讲述自己负责的内容。因为根据美国图纸设计并于1949年爆炸的那颗原子弹的技术已经过时了，而“苏联领导人又不允许把比1951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尽管如此，作为科学家，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还是尽职尽责的。加夫里洛夫讲解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图片，以及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物理现象和释放出的物质状况；涅金讲述了原子弹的制造及其结构原理——从外形直到中子点火装置；马斯洛夫讲授了如何在弹道装置里安放原子弹，以及自动装置和仪器。开始，专家们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资料——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的专家们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总之，苏联当事人认为，在莫斯科允许，以及专家们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95]

当然，这种界限有时是很难掌握的，一些被派到机密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由于害怕泄露秘密而感到困苦和不安。据1957年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份被派到中国的顾问，从未被告之哪些东西可以透漏，哪些东西不该透漏。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注定要陷入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的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96]孟戈非详细地回忆了与原子能研究所苏联专家组长沃尔比约夫的一次谈话，这位资深而诚恳的老专家既要严格保守苏联核潜艇的秘密，又要如实回答中国技术专家的请教，谈话双方确实都苦费了一番心思。[97]

问题的确不是出在专家本身。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被派往中国约一年的时间，负责培训中国军人使用导弹装备。1959年秋天临行前，他应召到莫斯科接受指示。炮兵主帅米特罗凡·涅杰林叮嘱他，只能讲授已经交付给中国的装备，“不要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必要时应当通过大使馆的高频通讯线路向国内请示，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与主帅联系。后来，在是否讲授超出战术导弹以外的内容的问题上，萨韦利耶夫与苏联军事专家组长真的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请示涅杰林。这位主帅指示：“对于所提及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国家机密。不要担心会有什么后果，我保护你们。”[98]所以，聂荣臻后来的判断是不错的：在尖端武器方面，“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99]

其实，苏联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并实行这种“内外有别”的原则的。举出这些事例只是要说明，赫鲁晓夫后来宣扬的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100]是不符合事实的。

赫鲁晓夫决心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1958年上半年，中苏在核政策方面还采取了互相配合的方针，但此后双方的政策性分歧日益扩大，中国的所作所为令赫鲁晓夫十分恼怒。1958年5月9日，赫鲁晓夫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即在日内瓦召开一个专家会议来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5月30日赫鲁晓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同意了美国的建议，认为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专家会议，并表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信中说，从印度或“其他一些特定国家”邀请专家来参加会议也许是明智的。[101]尽管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但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对核试验的监控网时，没有忘记把中国包括在内——会议报告提出的监控网中有8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102]

日内瓦专家会议于8月21日结束，会议公报乐观地宣告：科学家已经发现“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103]这项惊人的进展受到全世界的欢呼。[104]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发表了声明。美国“准备迅速着手同试验过核武器的其他国家谈判一项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的协议。”英国也准备进行同样的谈判，并保证从谈判开始时起，“在一年内，不再继续试验核武器”。[105]尽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美英政府在应付莫斯科，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却是他长期努力获得的一点令人欣慰的功绩。缓和的曙光似乎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军队开始了炮击金门战役，这不啻是向赫鲁晓夫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与苏联试图对美国进行说教的做法相反，中国摆开了一副诉诸武力的架子。如果说赫鲁晓夫对于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大发雷霆，尚能容忍的话，[106]那么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任何通气的情况下，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就不仅是无视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而且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藐视。[107]况且，在美英刚刚答应签署停止核试验协定后，苏联就向一位自行其是、“无法无天”的盟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无论如何都是有心理障碍的。从赫鲁晓夫推行的以缓和为目标的外交战略来看，同美国和西方保持稳定和良好的关系，优先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因此，如果二者必择其一，那么在核武器问题上，苏联宁愿停止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援助，也不愿破坏同美国的关系，以免对苏联的国家利益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无论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如何，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108]这种推断有其合理性。如此看来，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期间一再公开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向美国示威之意，还有可能是在暗示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109]

不过，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导致苏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帮助，很可能还起因于台海危机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它极大地伤害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感情，以至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提到这件事。[110]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111]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便报告了莫斯科，立即引起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苏联人看来，这个部件或许已经丢失，或许是中方有意扣留，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为此，赫鲁晓夫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尽管原子弹技术已经不是秘密，但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自己研制还需要很长时间，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112]

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定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先是要求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专门的仓库盖好后，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启运的命令。[113]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为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即教学模型）及技术资料早在半年前就装在2-3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114]与此同时，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首的中国国防科技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也在核潜艇问题上“搁浅”了。[115]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在中方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一再催问下，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丘林直接给苏共中央挂了电话。[116]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117]1959年6月20日，就在中国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为此进行谈判时，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因为“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待两年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后，再决定这一问题。苏联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中国的研制，因为“中国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要两年，到时才需要核武器的技术资料”。6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里柯夫向周恩来递交了这封信。[118]

应该说，苏联这时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只是一个信号，试图以此向中国提出警告，而并非全面断绝在尖端武器方面援助中国。就在赫鲁晓夫为中国拒绝提供响尾蛇导弹实物而烦恼时，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按此协定，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海军五型舰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和小型导弹艇及水翼鱼雷艇）、两种导弹（潜对地弹道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式导弹）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等51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资料和部分装备器材，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中国海军领导人为此兴奋不已。[119]而在苏联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则讨论并批准了关于向中国派遣国防专业技术方面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的报告。赫鲁晓夫亲自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国防部于1959年9月派遣6名国防专业技术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到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院所去工作，派遣期限为1-2年，其任务是培养下列专业的中国技术人员：军事-电子-光学仪器；多级火箭的设计；水声学设备；操控火箭的仪器的计算和构造；红外线技术和热力自动导向头；坦克炮的稳定系统及高射炮瞄准随动系统的设计；用于大能量火箭的液体燃料技术。[120]

但是，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十分气愤，而且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后来，中国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名为“596”工程，充分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对苏联的“义愤之情”。[121]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22]周恩来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123]11月11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呈交了一个《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的报告，其中也说到，现在有若干新型材料长期依靠进口，影响了新技术研究的进展速度。“发展我国的新技术材料，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124]

当然，在具体工作中，中国有关方面继续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执行已经签订的合同。1959年9月23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政府按照协定在1960年内向中国供应总值约为1.65亿卢布的国防新技术装备物资和试制这些装备所需要的原材料、样品以及有关技术资料。[125]12月29日，聂荣臻同陈毅联名致电刘晓大使，要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在1960年内，请苏联政府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一、按照中苏两国政府1957年10月15日协定，供应两种新型号导弹，以及为研究和制造导弹的全套技术资料。二、派遣必要数量的苏联专家来华，在试制这两种导弹方面提供技术援助。三、按材料清单成套供应试制这两种导弹用的全套零部件和原材料，以及试制所需的专用设备。1960年1月4日，中国要求苏联按协议规定，尽快提出援助中国建设一个“航空及火箭科学研究院”的换文草案，并尽快派遣选址专家小组来华。是月20日中国请求延长25名导弹试验靶场专家的工作期限并增聘8名苏联军事专家，3月28日要求供应两发8Ж38火箭和进行点火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派遣9名专家帮助训练操作人员和进行实弹射击的技术指导工作。[126]

然而，苏联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127]苏联的方针渐渐确定下来。据1960年2月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苏联对中国有关国防新技术方面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明显冷淡、拖延或拒绝的反应。[128]不仅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技术资料的工作缓慢下来，而且对在华工作的专家们加强了管制。1959年12月21日，一份编号为№3766-ш的报告呈交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谈到了拉博特诺夫院士访问北京力学研究所的情况。在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企图从拉博特诺夫院士那里得到有关一系列秘密问题的情报和消息，同时又不为拉博特诺夫院士提供机会，使其了解该研究所多数实验室的情况”。报告提出了中苏科技交流中涉及的秘密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那些“参与秘密工作的重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后，常常违反苏联的保密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年1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建议，“为确保在苏联科学家和高校工作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保守国家机密”，应专门做出一个决议。于是，2月25日安德罗波夫、苏共科学和大中学部部长基里林以及国防工业部部长谢尔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在苏联科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确保保守国家机密》的决议文稿，并于3月16日在书记处会议上得到通过。决议规定，“要严格遵守所确定的了解秘密和绝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让外国专家了解超出事先所达成的协议范围的秘密材料，以及现有的关于准许接触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129]

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聂荣臻曾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苏方执行协定的态度，1958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定条文办事，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还是积极热情、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协定已定的问题，往往节外生枝，寻找借口，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推说由两国政府重行商谈，但一经我政府正式提出，则又一声不吭、置之不理。对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的项目、提前交付的设备，也拒不支持。协定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总之，苏方的态度是：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建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和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的就卡得越紧；聘请仿制专家比较容易，聘请基建设计专家则较困难，聘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130]1960年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其中6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也突然撤离。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专家以后，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131]

简短的结论

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确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极大困难。有些项目因中方未掌握设备调试技术而推迟了正式投产的时间，有些项目因设备材料供应不上而影响了整个建设进度，有些项目则因设计尚未完成而不得不从头做起。[132]但是，客观地讲，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还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没有中苏在核工业方面的6个协定以及苏联根据协定提供的设备、图纸、资料和专家的帮助，中国的原子弹是不可能在1964年就试验成功的；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地对空导弹和苏联专家的培训，中国也不可能在1959年10月以后就基本排除了国民党飞机对大陆上空的肆意骚扰。如果要判断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可以说，苏联在1960年停止提供技术、设备和撤退专家的举动，可以延缓但已经无法阻止中国的核试验成功了。[133]对于这一点，别人可能不了解，但苏联人自己心里是有数的。1964年10月，即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几天，赫鲁晓夫会晤了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谈话中日本人询问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进行核试验，赫鲁晓夫坦率地回答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爆，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许多核技术和核设备，并向他们示范了如何去做这些事情。[134]

本文的结论是：中苏同盟的存在，特别是在两国全面合作的背景下，确定了苏联必然要在核武器方面帮助中国——提供核保护或者核技术；1954-1955年，苏联决定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打开对中国的核援助之窗，1957年10月又将这种援助的范围扩大到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方面，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毛泽东；苏联不断地提高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帮助的层次和力度，是中国能在短短10年内制造出原子弹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赫鲁晓夫在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不信任，特别是中苏在核战略和核政策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分歧不断显露，苏联的帮助是有限度的，且时刻都在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有所制约。[135]总之，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表现出一种既要给予援助又要进行限制的复杂心态。

最后还应该补充一句：在核武器的研制方面，从内心深处讲，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愿意让中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秘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只是由于赫鲁晓夫要确立其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才拿出尖端技术进行交换。同样可以说明苏联有意制约中国掌握核技术的是：中苏关系刚出现一点分歧的迹象，苏联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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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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