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 | 语言的文化与文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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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报》主编邢福义先生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众多纸质媒体上发表多篇有关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文章。后邢先生将这些文章整理成一集《光明语学漫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的文章关注社会语言文化生活，文字深入浅出，耐读有趣，既适合语言学研究者阅读，也可看作是一本语言学普及读物。

今特刊精彩章节，使读者们更好地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的文化

与文化的语言

文 | 邢福义

语言与文化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例子俯拾皆是。庾信《马射赋》中有“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联，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化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于是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与……齐……，……共……一……”之类是语言格式，但它一旦撑起了名句，充当了名句的基本框架，便同名句一起升华成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现象。因此当我们读到金庸《天龙八部》三十二回中“不知此人请了哪一个腐儒撰此歌功颂德之辞，但听得高帽与马屁齐飞，法螺共锣鼓同响”这样的描写，就很自然地想起王勃的佳句，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强烈的对比，为那是何等淡雅清丽和这是多么龌龊庸俗而不禁哑然失笑。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犹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一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当然，严格地讲，语言和文化不是一般的并列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对待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我们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符号与管轨的关系，立足点是它们之间的点面对待关系。

语言工作者应该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之研究。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举例来说，汉民族文化对于汉语词汇的发展、汉语词义的演变、汉字的创造和使用等等的影响，这是十分明显的。那么，汉语语法的形成和发展会不会也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问题。汉语语法重“意”不重“形”。形式上框架简明，没有繁多的标记；表意上灵活多样，隐性语法关系十分丰富。理解汉语，特别是阅读汉语古籍，最主要的障碍不是语法。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率先出现的语言学著作是讲词义、讲文字、讲语音的《尔雅》、《说文解字》、《广韵》等等，而不是语法学专著。琼瑶的小说《哑妻》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雪儿望着爸爸，然后垂下头去，找了一根树枝，在地下写：“你是我的爸爸？”

柳静言点点头，雪儿又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写：“爸爸，你想死我们了！”

不必在形式上有什么特定的标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懂得，“你想死我们了”等于“我们想死你了”，也等于“你让我们想死了”。这种特殊句法的成立，有其自身的规律，但那是语法研究的专题，可以不说。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句子表面上像是主动句，表意上却是被动句或使动句，对话者和我们读者理解起来不仅不困难，反而感到自然而亲切。这是不是表明彼此具有共同的文化心态？是不是表明，汉语的这种重“意”不重“形”的语法，跟汉民族的含而不露的文化心态等因素存在着一定的因果联系？

文化语言学的体系组建，不妨提倡不同角度、不同途径的探索。探索的结果，或许可以形成文化语言学的不同分支或不同流派。

着重从相互关系上阐述文化语言学，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语言学的结构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这样的文化语言学的结构是最理想的。我们深信，作为一门学问，文化语言学同其他任何学问一样，一定会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发展，不断成熟，不断完善。

《光明日报》2002年12月5日

插说

本文选自湖北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第一版序。

《文化语言学》出版之后，梁枢先生到华中师大语言研究所来访问。梁先生是北京大学高材生，《光明日报》的高级编辑。他学识渊博，头脑清晰，我们聊了个把小时。这是我跟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从此我们成了知心朋友。他把这本书带了回去，将序言的最后一自然段删去，定题为“语言的文化与文化的语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出来。这是我们合作的一篇文章。

后来，于2000年《文化语言学》增订本出版时，我又写了一篇增订本序。下面是增订本序的一部分，剪录于此，借以补加同一命题的若干语用实例：

社会发展越急剧，人的思想越活跃，语言和文化的交合也就越发加速，越是多姿多彩。

……

就一般性的语言运用而言，不管人们的思想触角伸向何处，我们几乎可以经常看到语言与文化的巧妙融合。蒋子龙写了一篇《畅叙黎子流》的小说，其中对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一、二把手之间闹矛盾发出感慨，说是形成了一条规律：大凡“内战内行”的大多“外战外行”，而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小说接着写道：“市长和书记之间能够唱‘哥俩好’，其他人就会大唱‘团结就是力量’。”（《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4期85页）《哥俩好》是一部群众喜爱的喜剧片，《团结就是力量》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它们都属于文化。然而，把它们的名称作为一个短语用到动词“唱”的后边，形成一个动宾组合，便能够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恰到好处地表述了一、二把手搞好团结的重要意义。由于“哥俩好”和“团结就是力量”本是两个名称，其内涵却又十分丰富，其字面却又十分切合意旨，因此话说出来语意双关，不仅显得很有风趣，避免了平板的说理，而且能够打动人，使人深受启迪。这样的精彩用法，表明了语言运用中文化因素的闪光。

一、二把手的团结属于“大事”，我们再来说个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蒋韵《现场逃逸》这篇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鳜鱼是活的吗？死的我可不要。”

“瞧您怎么说话。”跑堂小姐笑吟吟望着他，“能拿死的蒙您吗？昨天才从海里打捞上来，空运来的。”

小姐飘然而去许久之后，林则才收拢他大张的嘴巴。“什么时候鳜鱼变成海鱼了？”他问胡石。

“这都不懂？人都下海了，何况鱼？”胡石笑嘻嘻回答。

（《小说月报》1997年第6期71-72页）

……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鳜鱼是淡水鱼，不是海鱼，“下海”的“海”跟“海鱼”的“海”已经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不会因为“下海”便成为“海人”。跑堂小姐的“广告”没做好，说话出了漏洞，弄巧成拙。林则那一问，已够幽默；胡石这一答，更是出奇制胜，妙语怡人。胡石巧妙地在“海”字上做文章，把二者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类比推理，跟当今的社会风气开了个小玩笑，让读者也跟着十分开心。这样富于风趣的言语，是才情和智慧的生动反映，这里面同样有着文化因素的闪光。

诚然，值得发掘和解释的现象非常之多，而且越来越多，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十分必要，大有可为。而任何一种研究事业，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事业，都总是跟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随着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

图书信息

★《光明语学漫录》★

邢福义 著

本书是一本适合大众的语言学科普读物，收录邢福义教授从其2002—2017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的三十余篇文章，按时间先后排序，都和汉语研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每篇文章“通过说事讲一个道理，这道理或是文化上的道理，或是问道治学的道理。文章耐读，有文趣，可做范文”。部分文章的末尾附“插说”，或做些说明与解释，或引入相关的短文，把文章和其他人、事联系起来，增加了文章的信息量，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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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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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语言的文化与文化的语言

02．语言学研究跨越式发展令人瞩目

03．在突破口上——谈建立中国特色的汉语语法学

04．语言研究的“向”和“根”

05．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讲演）

06．“救火”一词说古道今

07．“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

08．黄流中学怀想

09．漫话“有所不为”

10．“X以上”纵横谈

11．说“广数”

12．两次指点

13．桂山魂

14．“十来年”义辨

15．“复制”与“抄袭” 

16．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

17．“国学”和“新国学”

18．光明之路越走越宽敞

19．“诞辰”古今演化辨察

20．俚俗化北味说法“一＋名”

21．邢梦璜与文化黄流

22．辞达而已矣——论汉语汉字与英文字母词

23．话说“永远”：从孔子到老舍

24．语言哲学与文化土壤

25．学术研究不妨多点“小题大做”

26．三国演义之“关公”

27． 莫写“新型”错别字

28．自信有为 构建特色——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29．自我出新  据实立新

30．关于“不亦乐乎”

31．国学的学科化与一流追求

32．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谈谈学风和文风的“九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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