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东方学者”特聘教授。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古典学集刊》主编。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学、古代经学、日本汉学。编著《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全30册,2017)、《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2016至今)、《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全5册,2018)、《东アジアの宗教と文化》(2009),代表论文有《隋刘炫〈孝经述议〉引书考》、《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敦煌写本S.6557中的“鬓局”》、《〈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小大雅谱〉佚文错简之更定》、《〈中庸辑略〉版本源流考辨》、《〈禮序〉作者考》、《朱子门人丛考》、《日本古写本〈毛诗诂训传〉研究》、《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江户日本刊刻中国儒家典籍丛考》等六十余篇。內容提要:歷來研究《大學》與《中庸》,多關注這兩篇脫離《禮記》作爲四書獨立之後的情況,卻無人注意《大學》、《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禮記》的運動,這場運動的影響甚大,在思想史與學術史上的意義也非同尋常。本文通過詳細考察《大學》、《中庸》在明清重返《禮記》的歷程,指出:《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運動,在經學史與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大學》、《中庸》回歸《禮記》,由明代祝允明、郝敬及清初王夫之提倡,在古學興起的雍正、乾隆時代的官方修撰《禮記義疏》中,《大學》、《中庸》正式重返《禮記》。《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其積極的一面是恢復了《禮記》的文本完整性,豐富了禮學研究的內涵,而消極意義則在於直接地削弱了《大學》、《中庸》的權威性與特殊性,導致兩者所具有的理學色彩的消退及經典地位的下降,有關兩者的性質及研究也被經學化、禮學化了,導致《四書》的地位亦爲之下降。《大學》、《中庸》重歸《禮記》,有著漢宋學術之爭的背景,也是清代學術轉向的一個重要標誌。關鍵詞:《大學》;《中庸》;《禮記》;《四書》;《三禮義疏》;漢宋之爭
緒 言
學界關於《大學》、《中庸》的文本研究,一直集中兩書的作者、成書年代以及歷代《大學》改本、補傳、朱子《章句》本與陽明古本之爭、《中庸》經傳分離的爭辨等問題上,尤其集中在《大學》、《中庸》兩篇脫離《禮記》作爲四書獨立之後的情況。然而,迄今無人關注《大學》、《中庸》在清代重返《禮記》的事實。筆者認為,明清時代《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重要性決不亞於上述問題,本文通過詳細描述並考察這兩篇重返《禮記》的歷程與經典地位的變化及相關問題,試論其影響及經學史、思想史上的意義。
一、《大學》、《中庸》於元代脫離《禮記》及明代的狀況
北宋二程表彰《大學》與《中庸》,朱子(1130—1200)繼起爲撰《章句》,將此兩篇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合併爲《四書》。程朱認爲,《禮記》一書雜出漢儒之手,《大學》、《中庸》是混入《禮記》的重要思想典籍。《大學》與《中庸》脫離《禮記》而獨立,同時也宣告此二篇脫離傳統經學的範疇,成爲理學之寶典、道統之淵源。朱子歿後,《大學》與《中庸》在文本上,至南宋末尚未完全脫離《禮記》,如魏了翁(1178—1237)《禮記要義》[1]節編注疏,亦載錄《中庸》(卷二十七)、《大學》(卷三十一),此書乃其《九經要義》之一,是從經學研究著眼的經文及鄭注、孔疏的節錄本,屬於特例。而衞湜輯編《禮記集說》[2]仍錄《中庸》(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六)與《大學》(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三),並會聚鄭玄《禮記注》、孔穎達《禮記正義》、陸德明《經典釋文》及程朱爲首的兩宋學者之學說。
其實,對於衞湜《禮記集說》處理《大學》、《中庸》諸家注解的態度,黃震(1213—1281)已提出質疑,云:
晦庵《章句》雖亦參錯其間,意若反有未滿於晦庵者。天台賈蒙又爲《集解》,雜列諸家,晦庵《章句》之說又特間見一二而已。[3]
衞湜《集說》採錄諸家之說,而朱子《章句》僅爲其中之一家,黃震感覺到衞湜對《章句》懷有不滿。至於天台人賈蒙編撰的《禮記集解》仍是雜列諸家之說,而所引朱子《章句》的學說只是零星一見而已。賈蒙的《禮記集解》久佚[4],從黃震的記載中可知,他也僅僅是將朱子《章句》作爲其所選取的二十六家說解之一而已,採錄很少。黃震的潛臺詞很清楚,衞湜、吳蒙的書對於朱子《章句》重視遠遠不夠,《大學》、《中庸》的部份專尊朱子一家之說足矣,但他並未提出讓《大學》、《中庸》完全脫離於《禮記》。黃震在《黃氏日鈔·讀禮記》中,《中庸》以朱子《章句》本爲主,略采諸家,間附己意;《大學》則先錄《禮記》古本,再錄朱子章句本,最後列董槐改本[5]。
衞湜、魏了翁、黃震等皆爲朱子學者,由此可知,在南宋朱子歿後,作爲《禮記》篇章的《大學》、《中庸》,與作爲四書的《大學》、《中庸》並行而不悖。
《大學》、《中庸》脫離於《禮記》,肇始於元代理學家吳澄(1249—1333)《禮記纂言》[6]。《禮記纂言》仿照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的體例,統合三禮,分別經傳,歸類“儀禮正經”、“逸經”、“儀禮傳”,又以其餘《禮記》三十六篇類別爲“通禮”、“喪禮”、“祭禮”、“通論”四類,而不載《大學》、《中庸》。吳澄在《序》中稱:
《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
經過程朱表彰的《大學》、《中庸》在併入《四書》後,地位驟然昇高,事實已不容許再留在《禮記》這樣的禮學典籍中。這是對理學新經典的尊重,也顯現了吳澄對程朱的無比尊崇。
此後,《禮記》專書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變爲四十七篇,陳澔(1260—1341)《禮記集說》[7]乃其濫觴。陳澔是朱子的四傳弟子,在撰於元代至治二年(1322)的《序》中謂:
《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學》、《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
“先儒”無疑是指程朱,陳澔認爲《大學》、《中庸》已成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地位崇高,與《禮記》中的其他禮篇不可同日而語,必須脫離《禮記》而獨立。陳澔在書中僅存篇目“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不錄經文,並注云:
朱子《章句》。《大學》、《中庸》已列《四書》,故不具載。
吳澄、陳澔皆爲理學家,其言行出於必然。元仁宗皇慶、延祐年間恢復科舉,《四書》成爲朝廷取士的必讀教科書[8],進一步提升並確立了《大學》、《中庸》的權威性及程朱諸經注釋的地位。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則以《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爲十一經。《大學》、《中庸》與諸經並列,在元代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陳氏之後,元明兩代的《禮記》注本或禮書重編本等遂不載《大學》、《中庸》,儼然成爲慣例,而多仿陳書之體例,僅存篇目而已。明永樂年間,胡廣(1369—1418)等奉敕撰《禮記大全》[9]所用藍本爲陳澔《禮記集說》,並參用衞湜《集說》而成,《大全》自然遵守陳氏《集說》體例,不載《大學》、《中庸》。明人徐師曾(1517—1580)《禮記集注》卷二十五《中庸》存篇目,卷二十九則載錄蔡清考定《大學》致知格物補傳八十六字[10],湯道衡《禮記纂注》[11]從之。貢汝成《三禮纂注》[12]之《禮記》部份分爲十二卷,存《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十二篇,不載《大學》、《中庸》。黃乾行《禮記日錄》[13]僅存《大學》篇目,《中庸》篇目亦不載,湯三才《禮記新義》[14]、姚舜牧《禮記疑問》[15]、朱泰楨《禮記意評》[16]、朱朝瑛《讀禮記略記》[17]等皆不載《大學》、《中庸》。
李經綸(1507—1557)《禮經類編》取《周禮》、《儀禮》、《禮記》合而匯之,以《曲禮》、《經禮》、《制禮》爲大綱,而各系以細目,三大綱後又有《三禮通傳》,合併《禮運》、《禮器》、《坊記》、《表記》及《哀公問》等篇,又冠之以《大學》,終之以《中庸》。這應當是沿襲了《儀禮經傳通解•學解》收錄《大學》、《中庸》的做法。明末劉宗周(1578—1645)《禮經考次》歸類篇章,援引《大戴禮記》之《夏小正》與《武王踐阼》入《禮記》,並以《孔子家語》補其闕,卻不錄《大學》、《中庸》[18]。在明代不僅是出於學者的《禮記》注本與重編本,甚至連坊刻白文本《禮記》也大都刪《大學》、《中庸》而不載,唯独吳勉學刊刻的白文十三經本,將《大學》、《中庸》摘出而特置於《孝經》之後,可謂平衡權宜之計。像爲科舉而設的徐養相《禮記輯覽》[19]、楊鼎熙《禮記敬業》[20],像家塾講章一類的戈九疇《杭郡新刊禮記要旨》[21]、馬時敏《禮記中說》[22]、童維巖《禮記新裁》[23]、楊梧《禮記說義集訂》[24],爲鄉塾課蒙而作的陳鴻恩《禮記手說》[25]、許兆金《說禮約》[26]以及注音本的王覺《禮記明音》[27]皆不錄《大學》、《中庸》的內容,其實況可想而知。盧翰《掌中宇宙》卷八《崇道篇》“十三經條”則以《中庸》、《大學》、《易》、《書》、《詩》、《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禮記》、《周禮》、《儀禮》作爲十三經。萬曆年間,吳勉學刊刻十三經白文本,《禮記》僅存《大學》、《中庸》篇目,卻在《爾雅》後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學》、《中庸》之白文,與十三經對等並列,事實上已形成了“十五經”。可以說,《大學》、《中庸》的經典地位在明代達到了頂峰。
但是,恰恰在這一時代,有人開始提出異議。祝允明(1460—1527)率先發難:
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國初亦嘗欲廢罷,故愚以爲宜以《學》、《庸》還之禮家,《論語》并引《孝經》同升以爲一經。[28]
祝允明認爲《大學》、《中庸》應當歸還《禮記》,《孟子》則歸入子部儒家類,《論語》與《孝經》合併升爲一經,即廢除《大學》、《中庸》及《孟子》的經典地位,而以《論語》《孝經》取代之。祝氏之言,看似輕描淡寫,其實另有目的,因爲廢除《大學》、《中庸》、《孟子》,就等於廢除“四書”及程朱的四書學體系!
祝氏的反對僅見於言,付諸實際行動的則是百餘年後的郝敬(1558—1639)。郝敬在《禮記通解》[29]書首所附《讀禮記》中云:
先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爲道學之要,別爲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道者,禮之匡郭,道無垠堮,禮有範圍,故德莫大於仁,而教莫先於禮。聖教約禮爲要,復禮爲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道之至極而禮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謂之禮。”[30]冠、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遺大體,守糟魄而忘菁華,如《曲禮》、《王制》、《玉藻》、《雜記》則以爲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爲道,過爲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所以教人博文約禮之意。自二篇孤行,則道爲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者也。
郝敬強烈批判程朱擡高《大學》、《中庸》之舉,認爲禮與道爲一,《大學》、《中庸》與其他四十七篇相輔相成,不可割裂,應當亟還《禮記》一書之舊觀。郝書反對宋儒以《禮記》作爲《儀禮》、《周禮》之傳,過於重視《大學》、《中庸》,視之爲“聖人約禮之教”、“先聖傳心要典”。郝敬在爲唐自明《大學原本闡義》撰寫的序文亦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世儒疑其膚淺,别收戴聖《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凑爲《四書》,専講性命、明德,以爲理學。夫理者裏也,一事一物之裏,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理虛而道實,聖人言道不言理,道逹於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禮,則爲根蒂,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墮空虗。道與禮,禮與性命,非二也。”郝氏《禮記通解》卷十八、十九收錄《中庸》,卷二十一收錄《大學》,以大篇幅重點加以疏解。郝氏認爲《中庸》之朱子《章句》大爲分曉,而鄭注、孔疏則孟浪無足觀[31],其分章則依據朱子之說,略加改訂爲三十章;至於《大學》,則不從朱子經傳之分,採用古本解之。郝敬將《大學》、《中庸》恢復到《禮記》裏的做法,打破了三百多年來《禮記》著作不錄《大學》、《中庸》的慣例,此舉乃思想史上的一個偶發性的重要事件。
二、《大學》、《中庸》於清代重返《禮記》及思想界的動向
時至清代,學界對於《大學》、《中庸》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最先做出舉動的是王船山(1619—1692),其《禮記章句》採錄《中庸》、《大學》,先錄朱子《章句》,再以《衍》自出己意。船山於篇首云:
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於《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32]
船山的《大學衍》與《中庸衍》極力反駁陽明之說,可謂朱子《章句》之傳疏,但其必歸《大學》、《中庸》於原書,與郝敬的意圖略有不同,其意在恢復《禮記》經文全貌,以顯現其書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體性。但由於船山著作遲至清代後期纔行於世[33],故其態度與做法在當時並未產生影響。船山所謂“不可以精粗異視”,即不可將《禮記》中的篇章區分爲精粗高低,此言當有所指。如清初尊朱的學者俞長城就曾提出,要將《禮記》從五經中廢黜,他認爲《禮記》出自漢儒,其書之精粹在《大學》、《中庸》,今二篇已入《四書》,其餘四十七篇特其粗者[34]。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有不少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呼籲讓《大學》、《中庸》回歸於《禮記》,劉宗周的弟子陳確(1604—1677)云:“駁歸《戴記》,猶是以《大學》還《大學》,未失六經之一也。而遽例以廢經,尤失情實。”儘管陳確沒有撰寫關於《禮記》的專門著作,也曾指斥《大學》非聖經、背離孔子之道,爲偽書、爲禪學,但仍然主張將其回歸《禮記》之中[35]。相比之下,其同門黄宗炎(1616—1686)《周易象辭》卷四[36]的批評更爲有力而徹底:
割禮傳之《大學》、《中庸》兩篇而孤行之,蓋由視禮爲麤蹟,而别求性與天道不可聞之微,以爲上達,至使“慎獨”、“未發”紛紛聚訟,豈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恐非麤蹟所能臻者!《大學》之修、齊、治、平,《中庸》直至參贊、位育、無聲無臭,亦只形容禮之至極爾。今欲割去本原,别尋妙幾,何其不入于釋氏也!
黄宗炎批評宋儒視禮爲麤蹟,去本别尋,誤入於禪佛。朱彝尊(1629—1709)的態度雖然相對溫和,但仍對《大學》、《中庸》脫離《禮記》表示出了不滿:“朱子分爲經傳,出於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並《中庸》、《大學》文刪去之,於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37]”狂批朱子《四書章句》的毛奇齡(1623—1716)亦認爲:朱子的“改本雖存,猶屬私藏,不過如二程所改之僅存於《二程全書》之中,不必強世之皆爲遵之。而元、明兩代則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復勒之令甲,勅使共遵,一如漢代今學之所爲‘設科射策,勸以利祿’者,而於是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矣![38]”朱子之改本(《章句》)僅爲一家之言,而元、明以來則以朱子的本子用於科舉取士,卻令五經之《禮記》因此失去《大學》。李塨對經書的定義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也認爲《大學》、《中庸》應當歸入《禮記》[39]。錢曾(1629—1701)就批評元人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將《大學》、《中庸》兩篇與《禮記》通列爲三經的做法[40]。
幾乎在同一時期,日本儒學家也提出了極為相似的看法,伊藤仁齋(1627—1705)否定《禮記》作為經書的權威性,為秦人坑燔之餘而成於漢人附會之手,《大學》絕非程朱所謂“孔氏之遺書”,乃未知孔孟血脈而熟讀《詩》、《書》的戰國齊魯諸儒之作,後朱子妄分經傳,為害道之尤[41],故而伊藤據鄭玄之古本,重作《大學》定本[42];另一方面他還否定《中庸》的未發已發之說,視為《論語》之衍義[43]。如此,伊藤從根本上顛覆了宋儒及道學之理論根基,罷黜《大學》、《中庸》,而獨尊《論語》、《孟子》。一海之隔,而觀點暗合如出一轍,足見質疑《大學》、《中庸》兩篇的權威地位乃時代大勢之所趨。
清初另一部收歸《大學》、《中庸》入《禮記》的著作,乃徐世沐(1635—1717)《禮記惜陰錄》。《禮記惜陰錄》成書於徐氏晚年七十四歲即1708年,其書不傳,今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44]可略窺其書之特色:
是書合《曲禮》、《檀弓》、《雜記》各爲一篇,刪古本上下之目,《大學》、《中庸》二篇則仍從古本全錄,以成完書。毎篇之首,各註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評其得失。所註多襲陳澔之文,而簡畧彌甚。
徐世沐注文多襲陳澔《禮記集說》,館臣在文末又評其書爲“講學家之談經類,以訓詁爲末務”,可知徐氏是一位理學家,但其書卻摒棄《禮記集說》以來僅存《大學》、《中庸》篇目的慣例,收錄兩篇古本全文。此舉雖然是爲了恢復《禮記》的全貌,卻又不採朱子《章句》,其意圖與郝敬、王船山是否相同,實在是耐人尋味。康熙初年的張怡《三禮合纂》仿《儀禮經傳通解》,首《通禮》,次《祭禮》,次《王朝之禮》,次《喪禮》,其《通禮》則將《大學》、《中庸》置於卷首,《大學》棄朱子改本,而從王守仁所解古本[45]。
進入乾隆朝,官方編纂的《禮記》著作對《大學》、《中庸》的處理做出了重大舉措。由張廷玉等奉敕編纂的康熙帝講筵記錄《日講禮記解義》[46],仍然謹守陳澔《禮記集說》以來的慣例,僅存《大學》(卷六十二)、《中庸》(卷五十六)篇目,注云“朱子《章句》”。然而不久之後,成書於乾隆十三年(1748)的官修《欽定禮記義疏》[47](李紱領纂,共八十二卷)卻將《大學》、《中庸》二篇重歸之《禮記》,《大學》、《中庸》皆用古本原文,經文之後依序排列鄭注、孔疏、朱子《章句》。《欽定禮記義疏》書首《凡例》云:
《中庸》、《大學》二篇,自宋大儒編爲《四書》,其後俗本《禮記》遂有止載其目而不列其文者,兹仍曲臺之舊,以尊全經,以存古本,兼輯朱註,以示準繩,而《正義》等條,概置勿用。
這是自元代陳澔《禮記集說》四百年來,官方的《禮記》注本首次恢復《大學》、《中庸》。這一舉措的目的甚爲明確:尊重《禮記》一書的完整性,保存古本的形態。不僅如此,《欽定禮記義疏》還爲收錄《大學》、《中庸》二篇而特別設立了與本書其他四十七篇不同的體例:
案《戴記》四十九篇,其四十七篇並用《正義》等六條編纂之例,獨《大學》、《中庸》二篇不拘諸例,但全錄注疏於前,編次朱注於後者,一以示不遺古本之源,一以示特尊朱子之義。全錄注疏古本,方識鄭、孔羽翼聖籍之功,方見朱子之精心邃密,而注疏之是非得失,讀者自一目瞭然,故不拘諸例。[48]
這項特設的體例,既體現了三禮館臣在處理上的謹慎態度,也顯示了《大學》、《中庸》地位的特殊。《禮記義疏》一面不遺古本之源,一面特尊朱子之義,此乃兩全其美的折中之舉——爲了讓《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義疏》編者在理由說明上確實花費了不少心思與辭墨。《大學》、《中庸》作爲《四書》行世已久,影響深遠,故恢復二篇入《禮記》自然要慎之又慎。《義疏》收錄漢唐以來諸家學說,惟說之是者從之,至於義理之指歸,則一奉程朱之說爲圭臬。《四庫總目提要》對《義疏》恢復《大學》、《中庸》之舉,評價甚高:
其《中庸》、《大學》二篇,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除不載,殊爲妄削古經,今仍錄全文,以存舊本。惟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蓋言各有當,義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後見衡鑒之至精也。[49]
館臣嚴厲批評陳澔《集說》刪削古經,割裂《大學》、《中庸》之舉,其稱揚《禮記義疏》之詞雖略有諛美之嫌,但對恢復《大學》、《中庸》做出了積極的正面評價。陳澔《集說》在明清兩代被奉爲科舉教材之一,要推翻其說、其影響,非官方而不能爲。我們還發現館臣在《四庫提要》論述“禮記類”書籍時,尤其對其書是否收錄《大學》、《中庸》及所收爲古本還是朱子《章句》加以特別關注。無疑,這如實反映了清代中期官方對《大學》、《中庸》與《禮記》的兩者關係的敏感。
乾隆元年(1736)六月詔開三禮館,聚集人才,全祖望、吳廷華、惠士奇等碩儒皆應招入館,開始了一項費時十三年的大型國家事業,系統地整理闡釋三禮學,這項事業在繼承前代重視程朱理學的同時,還開啟了經學研究的新風氣,而《禮記義疏》恢復《大學》、《中庸》的特別處理,無疑廣受矚目。參與過《三禮義疏》編纂工作的杭世駿(1696—1772),後來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彙編《續禮記集說》[50],其書採錄《中庸》(卷八十六至八十九)、《大學》(卷九十七)古本,以鄭玄、孔穎達之說爲主,又引清人毛奇齡、姚際恒、毛遠宗等人之說,其思路是與《禮記義疏》一脈相承的。
《禮記義疏》恢復《大學》、《中庸》的舉措,其實在目錄學上也有一定的依據,因爲歷來在兩篇的性質歸屬上並無定論。西漢劉向《別錄》屬《大學》、《中庸》爲“通論”[51]。關於《中庸》的著作,《漢書•藝文志》將《中庸說》歸入“禮類”,《隋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因之[52]。宋元時代,《大學》、《中庸》在目錄書籍分類中多被歸入到“禮類”或“禮記”中,如鄭樵(1104—1160)《通志•藝文略》經類,以《論語》自爲一門,《大學》、《中庸》入“禮記”,《孟子》則入“子類”,《郡齋讀書志》卷一上、《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卷二皆劃入“禮類”。元代《四書》學制度化之後,元修《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53]亦承襲宋代的分類,歸《大學》、《中庸》於“禮類”。進入明代,目錄學典籍方始設立“四書類”,如《文淵閣書目》等皆歸《大學》、《中庸》於“四書類”,清初所修《明史•藝文志》亦沿用前代慣例。但明清著述也有歸入“禮類”的,如《授經圖義例》卷二十將《大學》、《中庸》列入“諸儒著述附歴代三禮傳注”類,《萬卷堂書目》卷一歸於“禮類”,《經義考》[54]則歸入“禮記類”,倪燦(1627—1688)《補遼金元藝文志》則歸入“三禮類”。《千頃堂書目》著錄有明一代書籍,亦將訓釋《大學》、《中庸》之著作皆歸入“禮類”,四庫館臣對此則提出了異議,並將二書的相關著作移入《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其理由是:“以所解者《四書》之《大學》、《中庸》,非《禮記》之《大學》、《中庸》。學問各有淵源,不必強合也[55]。”意謂朱子創立的《四書》體系的《大學》、《中庸》,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乃兩套學術系統,可並存同行。又,《續通志》[56]、《皇明通志》[57]亦列入“四書類”, 《清通志》[58]則遵從《欽定續通志》之例。然而,同時代的《皇朝文獻通考》[59]卻因爲《禮記義疏》的出現,並據《文獻通考》的分類,重歸《大學》、《中庸》著作於“禮類”之中,其書云:
按《大學》、《中庸》二篇本《戴記》舊文,自陳澔《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删除不載,伏讀《欽定四庫全書》雖列入“四書類”中,而《欽定禮記義疏》則備錄全文,以復古今之舊。今謹遵編次,凡《大學》、《中庸》之單行者,仍入“禮類”,且以從馬氏舊例焉。
可見《大學》、《中庸》在目錄典籍中的歸類,明代以後一直搖擺不定,存在著矛盾。可以說,《禮記義疏》恢復《大學》、《中庸》之舉,引起了目錄書籍在分類上的新的分歧[60]。
一些學者對官方的舉措做出了反應,如李惇(1734—1784)認爲: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大學》改正尤多,如臨淮入汾陽軍,一號令之,壁壘皆變[61]。數百年來,遵而從之,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學者知二書本來面目,並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載元文,而不能家有其書,坊刻讀本止存其目,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後海”之義。[62]
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爲注疏本雖保存了《大學》、《中庸》古本古注的原貌,然世間所通行的《禮記》讀本僅存目而已[63],故亟需補入兩篇。古學興起,漢學家熱衷考據考古,對於古經古書及金石研究的熱忱高漲,而古書輯佚工作之興盛,是時代之必然。對於本未亡佚,卻被人爲地割裂出原書的《大學》、《中庸》,使其重歸《禮記》也是理所當然的。恢復經書古本原貌,對於漢學家來說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他們的目的不僅僅限於此。汪中(1744—1794)《大學平議》云:
《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於孔氏爲支流余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誠知其爲儒家之緒言,記禮者之通論,孔門設教,初未嘗以爲“至德要道”。……宋儒既藉《大學》以行其說,慮其孤立無輔,則牽引《中庸》以配之。[64]
汪中力駁理學家將《大學》作爲道德形上學的經典,主張此篇與其他一些《禮記》篇章的性質無異,故而應當將之歸爲“記禮通論”即禮學篇章之一,他從《大學》的作者與主旨兩方面來完全否定其書具有的哲學性質與崇高地位,試圖徹底推翻《大學》。這番露骨至極的反宋學的言論,表明了漢學家力圖將《大學》、《中庸》歸之《禮記》的真正目的。《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必將導致兩者作爲理學經典的色彩的消退及經典地位的下降。“四書”的形式將不復存在,而程朱以來理學家們苦心構築的思想體系亦隨之瓦解。方東樹(1772—1851)《漢學商兌》(卷下)[65]還指出汪中甚至認爲不應立有《四書》之名,有人還屏棄朱子《集注》而禁止子弟不許誦讀,可見連《四書》是否成立,《集注》是否要讀,都成了漢宋學術之爭的一個焦點問題。如凌廷堪(1757—1809)云:
《大學》、《中庸》,《小戴》之篇也,《論語》、《孟子》,傳記之類也,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焉,別取而注之,命以“四書”之名,加諸六經之上,其於漢唐諸儒之說視之若弁髦,棄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從之,較漢魏之尊傳注,隋唐之信義疏,殆又甚焉![66]
汪中與凌廷堪的態度,與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四書》的看法不謀而合。清代經學的變化與特徵,一言以蔽之,即五經的地位上升,而《四書》地位的相對下降。貶低《大學》、《中庸》的學術價值,使兩篇重歸之《禮記》,亦昭示著四書地位的下落。
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垂没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徑開,入比盛而俗學熾,馴至高頭講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
其言絕非危言聳聽,朱子的《四書章句》自元代延祐年間成爲科舉取士的科目以來,在明代就已發生質變,淪爲俗學,成爲讀書人獵取功名的手段,而《四書大全》的出現則將四書學本身導向了生死存亡的關口。以致於明清兩代很多有識之士都對《四書》抱有深深的厭惡之感,即不反程朱,而反理學、反四書。這是《大學》、《中庸》重返《禮記》呼聲高漲的背景之一。
那麼,主張漢宋調和的學者對此又持有何態度呢?如翁方綱(1733—1818)在《禮記附記》於《大學》、《中庸》著墨最多[67],還批評陳皓《集說》不應當刪省《中庸》,謂“奚若存《章句》於《禮》注疏後,使學者備研核之爲得歟![68]”主張載錄《中庸》、《大學》經文,並將朱子《章句》排列在注疏之後,可謂調停折中之論。
同時,一些成於理學家之手的《禮記》類編本也都開始收錄《大學》、《中庸》。王心敬(1656—1738年)《禮記彙編》取《禮記》四十九篇,以己意重新排纂,分爲三編。上編首孔子論禮之言,曰《聖賢訓拾遺》;次以《大學》、《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遺》、《諸子拾遺》;又次以《樂記》。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曰《諸儒紀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編聚列《記》中瑣節末事及附會不經之條,曰《紀錄雜聞》,以《大學》爲“斯禮之包絡”,《中庸》爲“斯禮之根柢”。任啟運(1670—1744)《禮記章句》類編全書,則以《大學》、《中庸》冠首,作爲全書之“統宗”。乾嘉以來,漢學家出於漢宋之爭,凡所著述直以《大學》、《中庸》歸之《禮記》,卻不稱《四書》[69]。
需要指出的是,《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道路並不平坦,清初以來一些學者仍然遵循舊例,在訓解《禮記》的著作中不收錄《大學》與《中庸》,如萬斯大(1633—1683)《禮記偶箋》[70]、李光坡(1651—1723)《禮記述註》[71]、張沐《禮記說略》[72]、姜兆錫《1666—1745》《禮記章句》[73]僅存篇目,不解《大學》、《中庸》。方苞(1668—1749)《禮記析疑》、吳廷華(1682—1759)《禮記疑義》皆不錄或不釋《大學》、《中庸》,又如禮學家江永(1681—1762)《禮記訓義擇言》不收錄《大學》、《中庸》,其另一部著作《禮書綱目》[74]也僅列《大學》、《中庸》爲“通禮”第十七、十八,存目並注云:“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自有朱子《章句》,今亦但存其篇目。”郝懿行(1757—1825)《禮記箋》亦存《大學》、《中庸》篇目而不解之。李調元(1734—1803)《禮記補注》[75]謂“原本有《中庸三十一》章,今取入《四書》篇內”、“此篇上有《大學第四十二》,今入《四書》,不載。”劉沅(1767—1855)《禮記恒解》卷三十一《中庸》、卷四十二《大學》僅存目,云:“今仍《四書》之舊,另有論註,兹不復贅。”潘相《禮記釐編》[76]是一部《禮記》類編本,其書分十類,《大學》、《中庸》與《學記》、《文王世子》、《經解》等三篇被編入爲“大學之方類”,但《大學》、《中庸》不錄經文,僅各錄朱子《章句》篇題下所載二程之語而已。上述大多數人的意圖不得而知,但這些遵循舊例的做法也從側面反應了朱子《章句》及陳澔《集説》的影響之大,在一些學者心中不可動搖。
實際上,如何處理《大學》、《中庸》與《禮記》的關係,在朱子學者之間也存在分歧。如清代具有代表性的兩部《禮記》新疏的處理方法正相反,孫希旦(1737—1784)《禮記集解》重視禮義、禮制及義理,其書沿襲陳皓《集說》之舊,僅存《大學》、《中庸》之篇目而不錄正文[77],而時代稍晚的朱彬(1753—1843)《禮記訓纂》重視訓詁、校勘及名物,採錄《中庸》正文,並錄古本《大學》正文,繼之以朱子所考定《大學》(不錄《補傳》)[78]。孫、朱二人皆爲篤實的朱子學者,而做法卻大相徑庭,頗耐人尋味。
當時,宋學方面有人對歸《大學》、《中庸》於《禮記》的風潮,做出了有力的回應。冉覲祖(1637—1718)《禮記詳說》凡一百七十八卷,是繼南宋衛湜《禮記集說》以來的大型註釋書,冉氏於卷首《禮記總論》反駁明人郝敬謂先儒割裂《大學》、《中庸》於《禮記》之說,云:
京山立說,多與朱子背馳,謂先儒以《學》、《庸》二篇別爲二書,支離割裂,當亟還舊觀,責先儒以割裂《禮記》而不自知,其致毀謗《四書》。《禮記》四十九篇,真贗純駁,雜然並收,先儒擇其精者,令幼學急讀之,及能治全經,則二篇固在,又何病乎割裂也![79]
《禮記詳說》書首附陳澔《禮記集説序》,理學色彩極爲明顯,書中不錄《大學》、《中庸》,僅於卷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冉覲祖的看法接近宋儒,即區分《禮記》各篇的性質,評判其價值,擇其精要者爲我所用,故而《大學》、《中庸》即使獨立亦未嘗不可。冉氏還回擊了詆毀《四書》的聲音,故其回應對象應該不僅僅是郝敬一人,而是當時洶湧的風潮。在否定《大學》、《中庸》的背後,漢學家們的矛頭所指乃四書學體系,四書學體系正是程朱理學的理論基盤,否定與摧毀四書學體系即意味著程朱理學體系的瓦解。
《大學》、《中庸》回歸《禮記》的聲音,直至清末仍然不衰,俞樾(1821—1907)《取士議》[80]云:“第二場試經義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詩》、《書》、《春秋》、《禮記》岀題,《大學》、《中庸》歸并在《禮記》中,不必别岀試文。”在這篇討論科舉考試科目與內容的文章中,俞樾認為《大學》、《中庸》可以歸并入《禮記》之中,不必單獨别岀試文。然俞氏弟子章太炎(1869—1936)的態度則更為激烈:“現在只看二程自二程,《大學》自《大學》,自然應該改還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若說實話,《大學》、《中庸》,只是《禮記》中間的兩篇,也只是尋常話,並沒有甚麼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當作切實的修身書,只要還歸《禮記》,也不必單行了。”[81]章氏的這番話若放在學術史上可謂是驚世駭俗,然自激蕩求變的清末民初時代觀之,竟是打破一切偶像與傳統權威的常識了。章氏的這一論調傳存至今,宣告了程朱理學的徹底沒落與衰微。
孔門之《大學》、《中庸》本單篇別行,在西漢由戴聖編入《禮記》,成爲禮學通論,在宋代經二程、朱子彰顯而獨立,與《論語》、《孟子》形成四書,遂成爲理學經典,最後在清代又重新返回《禮記》。——我們可以從《大學》、《中庸》的歸屬變遷中,理清與把握儒學發展的一條主要脈絡。讓《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由明代祝允明、郝敬首倡,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論調,其正式重返《禮記》則是在古學興起的雍正、乾隆時代,此時的思想界提倡尊經崇古,回歸原典。《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積極的意義是恢復了《禮記》的文本完整性,再現古本之原貌,豐富了禮學研究的內涵,而消極的意義呢?晚清的朱子學者郭嵩燾(1818—1891年)即指出:“雍、乾之交,樸學日昌,博聞彊力,實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與於學,於是風氣又一變矣!乃至並《大學》、《中庸》之書蔑視之,以爲《禮運》、《學記》之支言緒論。[82]”這一指摘非常銳利,令《大學》、《中庸》重返《禮記》的結果,致使此二篇與其他四十七篇降爲一個等級,直接地削弱了其權威性與特殊性,導致《大學》、《中庸》所具有的理學色彩全面消退,經典地位大幅下降,其性質及研究也被經學化、禮學化了,導致“四書”的地位亦爲之下降。《大學》、《中庸》重歸《禮記》,可謂是清代學術轉向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漢學家對於程朱理學的一個反動。圍繞著此事的各種著述、議論及反應,也映射出了清代學術與思想的糾葛與複雜。可是,事實上《大學》、《中庸》重返《禮記》之後,漢學家們大都採取敬而遠之的回避態度,並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夠超越朱子《章句》的注本與解釋,或以《章句》爲主疏解之,或是增錄鄭注、孔疏,僅供讀書人參考而已。至清末爲止,科舉考試所用的及世上通行的《大學》、《中庸》的本子仍舊是朱子《章句》本,讀書人無不誦習之。這場思想運動的結果,由於沒有出現一個權威的注本(包括《禮記》在內),《大學》、《中庸》僅僅是在形式上重返《禮記》而已。
附記:本文曾於首屆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4月8日)、國際四書學學術研討會(2012年4月28日)上宣讀,發表於《國學學刊》2012年第3期,後收入《極高明而道中庸:四書的思想世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此為修訂版。
[1]《禮記要義》,《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九十六冊所收影印南宋淳祐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通志堂經解》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71年。
[3]《黄氏日鈔》卷二十五《讀禮記•中庸第三十一》。
[4]《黄氏日鈔》卷十四《讀禮記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眞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
[5]《黃氏日鈔》卷二十五《讀禮記•中庸第三十》、卷二十八《大學第四十二》。
[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元史•選舉志》:“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9]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朝鮮李朝刻本。
[1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八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第839頁上段、883頁上段。
[1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三冊所收影印明刻本。
[1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一百零四冊所收明萬曆三年刻本。
[1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九冊所收影印明嘉靖刻本,《中庸》無存目,疑脫落;《大學》存目見第462頁下段。
[1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一冊所收影印明刻本。
[1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一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
[1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四冊所收影印明天啓刻本。
[1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五冊所收影印明清鈔本。
[18]《清史列傳•劉汋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
[19]《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九冊所收影印明隆慶刻本。
[2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五冊所收影印明崇禎刻本。
[2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
[2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
[2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二冊所收影印明刻本。
[2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三冊所收影印清康熙刻本。
[2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四冊所收影印明崇禎刻本。
[2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四冊所收影印明天啓刻本。
[2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八冊所收影印明刻本。
[28]《懷星堂集》卷十一《貢舉私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9]《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一冊所收影印明萬曆刻本,第641頁上段—下段。
[30]《禮記•仲尼燕居》:“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
[31]《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二冊,第212頁下段。
[32]《禮記章句》卷三十一《中庸衍》,《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478頁上段。
[33]如郭嵩燾於咸豐二年壬子(1852)讀《禮記章句》,注意到船山將《大學》、《中庸》歸入《禮記》而還戴氏之舊,郭著《禮記質疑》兼收《大學》、《中庸》二篇蓋受其影響,參《禮記質疑•自序》,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
[34]《俞寧世文集》卷一《五經去禮記議》,清康熙刻本。
[35]《大學辨一•辨迹補》,《陳確集•別集》卷十四所收,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4月,下册第563頁。
[3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經義攷》卷一百五十九“王氏(守仁)《大學古本旁釋》”條末按語,《四部備要》本。
[38]《大學證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李塨《擬太平策》卷三《春官》,《顏李叢書》本。
[40]《讀書敏求記》卷一“十一經問對五卷”條:“然《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河南程子始分爲二書,而此竟同《禮記》列爲三經者,何也?”
[41]伊藤仁齋《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吉川幸次郎、清水茂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33册《伊藤仁齋 伊藤東涯》所收,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及《大學定本》第十章注。
[42]伊藤仁齋《大學定本》,古義堂正德三年(1713)序刊本。
[43]伊藤仁齋《中庸發揮》,古義堂正德四年(1714)序刊本。
[4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四,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浙刊本。
[4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五。
[4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8]《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六《中庸》題解下案語。
[49]《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一。
[50]《續修四庫全書》經部一百一至一百二冊所收影印清光緒刻本。
[51]參孔穎達《禮記正義》之《中庸》、《大學》題解引鄭玄《三禮目錄》。
[52]如《隋書經籍志》以戴顒《禮記中庸傳》、梁武帝《中庸講疏》等入“禮類”。
[53]《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清刻本。
[54]《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六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5]《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一卷末按語,又同書卷三十五卷首解題云:“今從《明史•藝文志》例,别立“四書”一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彝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説《大學》、《中庸》者皆附於“禮類”,蓋欲以不去餼羊,略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義疏以下且散佚竝盡,元明以來之所解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併入《四書》,蓋循其實,今亦不復強析其名焉。”
[56]《續通志》卷一百五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皇明通志》卷九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8]《清通志》卷九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9]《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0]參照文末所附《歷代目錄典籍《大學》、《中庸》歸屬表》。
[61]“臨淮”指唐代李光弼,“汾陽”指郭子儀,李光弼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格,軍風爲之一變。參《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一《唐紀三十七》“唐肅宗乾元二年”條。
[62]李惇《群經識小》“大學中庸”條,《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二,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第二十三冊,第8435頁下段。“先河後海”,《禮記•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63]梁清遠《雕丘雜録》卷八《采榮錄》:“《大學》、《中庸》原附《禮記》中,是以宋人引《學》、《庸》語皆謂‘《禮》曰云云’,自明定爲四書,而《學》、《庸》乃不入《禮記》,今《禮記》尙存《學》、《庸》篇目,文實不載焉。”
[64]《大學平義》,《新編汪中集》所收,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3月,第381頁。
[65]方東樹《漢學商兌》。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清道光刊本,1963年1月。
[66]《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與胡敬仲書(癸丑夏)》。
[67]《禮記附記》卷七《中庸》、卷九《大學》,《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百三冊。
[68]《禮記附記》卷七《中庸》,《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百三冊,第624頁。
[69]郭嵩燾《王實丞四書疑言序》,《養知書屋詩文集》卷三,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壬辰(1892)刻本,第112頁,1967年。
[70]《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九十八冊所收影印清乾隆刻本。
[7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李光坡僅在書中略論《大學》可能是出自曾子本人之筆,或爲曾氏之宗傳。
[7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五冊所收影印清康熙刻本。
[73]《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
[74]《禮書綱目》卷六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5]《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百三冊,第775頁下段、780頁上段。
[76]《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百三冊,第39頁上段—下段。
[77]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296頁、1410頁。
[78]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772—780頁、866—873頁。
[79]《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九十六冊所收影印清光緒刻本,第84頁上段—下段。
[80]俞樾《賓萌集》,清光緖刻《春在堂全書》本。
[81]《經的大意》(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講於日本),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72頁。
[82]郭嵩燾《大學章句質疑序》,《養知書屋詩文集》卷三,第104—105頁。
石立善譯:論鄭寅普著《陽明學演論》中的《朝鮮陽明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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