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民声 |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影响行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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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中外文化差异比比皆是，我们最应注意文化上的哪些差异呢？有些是表层的，有些是深层的。

吴建民：最常遇到的差异是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不一定完全涉及价值观，价值观的不同不是一时能够消除的，分歧会长期存在。

而我们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人家的价值观，而是双方通过交流达到某种可以共同接受的目的。在跨文化交流中，彼此懂得对方的文化，可以减少双方交流的阻力。

举个例子，1989年，我正在比利时使馆当代办，中国的一家企业与比利时的一家著名制药企业谈合作，就是后来的“西安杨森”。经过艰苦的谈判，快要签合同时，比利时人说，还要定一个条款，关于将来“离婚”应当怎么办的条款。中国方面认为，比利时人没有诚意，要签合同了，却谈散伙。在外国人看来，谈合同一定要谈退出机制，这对他们而言很正常。

赵启正：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清算法”，当一个企业终结时，不知道财物如何处理。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合资谈判中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在浦东新区也多次遇到过，当时的处理方法是“法规不全合同补”。

吴建民：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比利时人把事情想得很周密：今天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很好；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可能散伙，企业也有可能倒闭，事先应当说好我们怎么办。

赵启正：谈到文化上的深层次问题，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还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日本和亚洲一些国家，人们认为，如果没有尽最大努力去工作，人生的意义就降低了，人生就是为了工作业绩而努力奋斗，绝不懈怠，其出发点是工作第一，生活第二。

但在欧洲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人们认为，人生就是要享受，不必那么紧张地工作，不必无止境地奋斗，其出发点是生活第一，工作第二。这就是价值观不同。

吴建民：在中国，更多的是这种人：工作中要有成就，没有业绩就站不住脚，弄不好就要被炒鱿鱼，但生活上也要好。

赵启正：双好。这似乎是最合理的，但我们年轻时，对生活质量要求很低。

吴建民：一些有成就的人往往是双好。尤其是欧洲人，工作上很有成就，假期时该玩就玩。亚洲人有时不太看重假期，欧洲人的假期是雷打不动的。

在西方，在复活节、万圣节、圣诞节要安排工作很难，相对来说，欧洲人对生活中的休息安排比较有保证。

后来，我慢慢体会出来，如果人老是长期集中于某一项工作，或者重复劳动，或者老是考虑一个问题，思路就变窄了。如果脱离它，休息时看点闲书，或与朋友聊聊天，可能会给当前面临的问题找到一些灵感。

赵启正：磨刀不误砍柴工，忙中偷闲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欧洲有日本人所谓的那种“过劳死”吗？

吴建民：有，但很少。

赵启正：您说得很对。我们好像把工作和成就看得过重，确实很少有一个正经的假期。现在年纪大了，我觉得似乎可以改变了，但是惯性很强，您看我们今天不又是在星期日工作吗？

吴建民：我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不喜欢在房间里坐太久，我妈妈说我屁股上长锥子，坐不住。我觉得老坐在房间里想些问题，反而出不来好点子，我要出去走走玩玩，做些体育活动，与外界接触一下。咱们星期天都出来工作，可能有些共性，但我可能比您更好动，但您比我勤奋。

赵启正：习惯成自然，年纪大了，再改也难。

吴建民：我总是觉得，每天都要做点事。

赵启正：我有时晚上要想一下，今天有什么收获，是看了书的某一章有所体会呢，还是某个朋友说的话有启发呢，如果两样都没有，我就会觉得，今天是不是白过了。

其实，愉快的休息，跑步、游泳，也不能算白过，我得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总觉得有功课未完成，也许是苛求自己。

吴建民：我要有时间，是一定要去游泳的。比如有次晚上出差回来，8点半了，我还是去游泳35分钟，然后回来休息。

赵启正：我要向您学习。

吴建民：我们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共通的，跟人家谈话，听到对方有个好的想法，就兴奋起来；如果全是闲扯，就觉得没意思，总觉得要谈点事，不一定是工作的，比如思想方面，或对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入，或有新的见解、新的信息，就觉得有收获。

赵启正：我总期望我的朋友能给我一点新的信息或新的愉悦。

吴建民：各种人都可以给你启发，不一定是年纪与你相当的人。我去南方一个开发区出差，一个37岁的开发区常务副主任说，组织活动时，台下前三排都是领导，正襟危坐，对台上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互动，一点激情也没有，应该让小青年坐在前面，领导坐在后面，这样效果就会好得多。他说的很有见解，很有意思。

赵启正：我自认为还算是个用功的人，如果发现某些不知道的问题，我会去查相关的书籍或上网，或请教朋友，在没有答案时，总觉得是个负担。我拿得起但放不下，这是我的缺点。

吴建民：我在外交部当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时，管发布处，还管调研处，因为调研可以使我深入认识世界问题。

如果发言人的讲话不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就比较肤浅，有的时候就经不起推敲，我直接起草和修改文章，经常星期天到办公室修改文章。那时候，一周就休息一天。夫人老批评我，星期天也不在家待着。

对认识不清的问题，我把它理清楚了，就很开心。如果一时想不清楚，我想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有些材料逐渐掌握了，慢慢就认识了。

赵启正：我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是直接管调研室。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就是广义的交流、更深刻的交流，向谁调查呢？研究什么呢？总是有调查研究的对象，总得精心选择可以交流的人和交流的题目。

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也是提倡一种交流，他有很多和战士、农民交流的故事，他要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和呼声，平易近人使他容易获得有效的交流。

吴建民：您刚才讲的调查研究，是个收集信息的过程。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每天接收大量的信息，是从这些信息中理出头绪的过程。新闻司调研时，材料很多，要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就得善于抓住关键。分析不能主观臆断，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即后来的形势是否朝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不是，分析就错了。

  学生：孙婷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研二学生。

之前很多同学提问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问题，我想问两个关于人与社会的交流问题。

首先，我现在20多岁了，我对我们社会的前景抱有很积极的态度。但是，社会在某些方面给我们传递了一些不好的讯息。

2012年12月12日，美国发生了枪击案，我们国内也发生了校园砍伤事件。但是，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大幅报道美国的枪击案，却没有报道国内的砍杀事件，我还是从微博中获知这个消息的。这样的差别对待让民众作何感想？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禁网的，我们曾经开放过一段时间，后来听说奥巴马的某个网页留言板上前500条全是中国人的留言，而且是“板凳”、“沙发”、“占座”这些毫无建设性的留言，我们便又禁网了。

我觉得，刚开放网络，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时间久了就不会有这种状况了，所以，迅速禁网是不是对民众的不信任？

赵启正：媒体既要关心外国的孩子，也要关心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应当给予关切和及时的报道。报道的目的是告诉人们有这个社会现象，要引起社会的重视，号召大家同心协力地避免这类事件再发生。这个问题应该改进。

赵启正在回答学生的提问

关于网络的问题则比较复杂，1997年初，我开始上网。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什么网站，也无所谓禁不禁网，反正我找的都是技术网站，也很容易打开。当时流行三句话：“网络无国界”，“网络无内容管理”，“网络无统一管理的国际机构”。

发展到后来就不是这样了，因为，网络变成了一种手段。克林顿就公开说过：“美国的价值观靠你们了，网络是很有力量的。”美国的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中国不会拒绝网络的，那么美国就会有办法的。”他们都是指望用网络影响中国人，那么，我们自然要回应。

可以发现，有一些恶性事件是通过网络鼓动起来的，他们尤其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所以，我们对外网必须有所限制。批评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挑拨。所以，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他们也要改革。

何况，现在利用网络犯罪的行为很多，跨国犯罪行为也很多，需要加以管理。我们的开心网、人人网等网站数量很庞大，内容也很丰富，现在流行的微博也聚集了很多人，有些微博就写得很不错。

至于你刚才说的留言，也确实是个问题。一上来就“沙发”、“板凳”，这实在不是国际网民应有的水平，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曾经大量调研过外国的网页，发现他们就不这样，他们的留言往往是相当长的一段话，且表达了某个观点，在礼仪上也比较合理。所以，我们在网络文化上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 未完待续 -

图片、文字 | 《正见民声》赵启正、吴建民著

   编辑 | 走近外交 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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