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怎样当大使（中）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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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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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言要谨慎

我在荷兰当大使时，当时法国驻荷兰大使是我的朋友。他是法国外交界一位很有才华的外交官、大使，得到当时法国外长的赏识，但是到海牙一年后，在一次晚宴中的讲话，他给自己惹了很大的麻烦。

那次晚宴，坐在他边上的是一位荷兰小有名气的女记者，年轻、善于交际。在西欧晚宴上的讲话一般是比较随便的，人们喜欢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法国大使一杯酒下肚，谈兴甚浓。因为是初次见面，这位女记者问他喜不喜欢荷兰。法国大使直言相告说，不喜欢；他本来想到摩洛哥当大使，结果未能如愿；来的时候就带了一把牙刷，希望牙刷用坏了就走。

这本是饭桌上的一句戏言，没想到，第二天女记者把这段话写成消息，登出来了，一时间，传遍了海牙市和荷兰的外交界。荷兰老百姓看了这条消息很不高兴，觉得荷兰虽小但很美，法国大使为什么不喜欢？后来甚至有人给法国大使寄了两箱牙刷，既是好意，也是讽刺。

外交界认为，法国大使犯了外交官的大忌，即外交官不能指责驻在国。道理也很简单，你驻在那个国家，要长期在那里工作。你要指责，就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麻烦。

这条消息传得很快，甚至传到荷兰女王和首相耳朵里去了。后来荷兰的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对我说，他对这件事主张淡化处理，因为荷兰和法国的关系太重要了。

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告诉我们，讲出去的话和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人们常说“军中无戏言”，我觉得作为大使，对媒体或公众谈话也可以这样说：“对新闻界讲话无戏言。”

要“沟通”，不要“宣传”

去荷兰之前我做了近四年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跟媒体接触多了，深感向世界介绍中国非常重要。虽然法国大使在海牙出言不慎一事对大使工作是一个警示，但我认为，慎言不等于少言或不言，既然自己身负大使使命来到荷兰，就一定要让人感到中国大使在荷兰的存在，让荷兰能听到中国的声音。

因此，只要有人邀请我去演讲，我从不拒绝，而且每次都会针对听者的需求，有的放矢地谈他们希望了解的问题，讲有价值、有新信息新内容的话，并欢迎大家提问。虽然这样给我的演讲和应变增加了难度，带来一定风险和压力，但我觉得，这样才能让演讲收到最好的效果，我介绍的很多情况听众才能真正听得进去，而不是走过场而已。

我不仅自己讲，也鼓励使馆的外交官讲，也常把来荷兰访问的中国政府官员请上讲台，抓住演讲、出席重大活动、宴请等各种机会，讲述有关中国的情况。

我总觉得，作为一名大使，你是国家的代表，有责任把自己的国家介绍给驻在国。要不然你干吗去？到国外关起门来过日子，那在国内待着岂不是更好？后来到了法国，我不仅在巴黎讲，也到外地讲。我每年去巴黎以外的地方演讲大概有十几次。

与媒体和公众的沟通是大使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沟通得好，正面影响就扩大了。

2002年12月，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了。

中国申博成功的当天晚上，一家法国广播电台通过电话采访我时，劈头发出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好事全给了中国？奥运会给你们了，世博会也给你们了？” 

对于这种情绪性很强的问题，我说：

“

你不能只看这两年，你要看过去的151年。从1851年到现在，过去中国有什么？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是文明古国，过去什么机会都不给中国，这公正吗？有谁为中国讲过公道话？现在我们有条件来办了，这是对历史上那种不公正的一种纠正！也是我们中国人对国际社会尽自己的义务，有什么不对？

”

我的嗓门很大，因为讲到过去，心里就不是滋味，确实有点激动。

有记者朋友夸奖我，我觉得是要讲道理。比如在我回答完法国那家电台的采访后回到巴黎，好多法国朋友告诉我：我们听到广播了，讲得好，讲得有道理。

我觉得不管哪里的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事情，要用外国人能懂的语言讲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这样才能得到沟通，才能得到理解。我不太喜欢“宣传”这个词，它在国外是个贬义词，还是用“沟通”比较好。

工作要有创造性

外交官的行为是国家行为，他的任务是促进中国与外国之间加深理解。我在荷兰当大使时，曾将大使的工作归纳为六个字：调研、沟通、建议。等到了法国巴黎这个国际交通枢纽，国内来往的人非常多，使馆每年的接待任务之重超出我的想象，我觉得大使之职在前述六个字后边还可添加两个字：接待。

我当法国大使那几年，每年接待副部级以上的代表团达200多个。我要针对他们的来意，介绍法国的情况，有时还要根据中法两国的国情、观念的差异，给他们讲解中法合作的可行之处和不可行之处。另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是接触法国各界人士，接受法国记者的采访，为法国人作报告（每年50多场），让法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

为了更好地与驻在国沟通，大使的工作需要有创造性。国家给我一个总的指示，让我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法国人。那我就按照这个指示，在这个框框里，用一些生动的语言、令人信服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在发展，在进步。为此，每年回国休假，我都会去很多地方，了解很多具体情况，收集很多生动的例子，这样法国的记者、听众听起来就不觉得是干巴巴的。

邀请我作演讲的场所一般都富丽堂皇。有一次，我便在这个细节上做起文章，这样开始我的演讲：

我在欧洲生活了很多年，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如果有人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所在的这个漂亮的建筑明天要坍塌，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被当成疯子。可是，如果有人说同样荒唐的关于中国的话，这个人不仅不会被当成疯子，反而被当成中国问题专家。

然后我话锋一转：

你们是不是觉得中国大使今天跑到你们这里来发牢骚了？胡言乱语？不是！想想当年你们怎么说中国的？1989年、1990年我在欧洲，天天看欧洲的报纸，天天看欧洲的电视，当时欧洲人是怎么说中国的？中国政府即将“垮台”，经济已经“崩溃”，改革马上“完蛋”，内战就要“爆发”！当年说这些话的人哪儿去了？有一个人出来做自我批评了吗？

台下顿时鸦雀无声。这时我再开始向大家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们就听得津津有味了。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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