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战争、国家与地缘政治| 韩潮：马基雅维利论军事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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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新史学》（第二十八辑）。感谢韩潮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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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论军事与国家

文 | 韩潮

一

在博丹的《国家六论》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章节里，这位从来罕言军事问题的主权思想家却曾有如此一说：

“是否应当在国内建立堡垒，是否应当建立一支公民军队”是所有政治问题中最为重要、最为棘手、也最难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博丹之所以认为上述问题最为棘手、最难得到妥善解决，实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上述哪一种立场都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在国内建立堡垒，就有制造国中之国的危险，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以及佛罗伦萨的科西莫·美第奇就是通过在城内建设堡垒而将共和国转变为君主国（《国家六论》，第604页）；不建立堡垒，则极容易造成国家的防御形同虚设，往往一战失败就会造成国土尽失，如萨克森人对不列颠的征服以及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玫瑰战争（《国家六论》，第601页）。同样，建立国民军，就有无法掌控的危险，到处都是游手好闲分子和哗变的士兵（《国家六论》，第602页）；不建立国民军，则无法拥有足够的军事防御力。可能正是基于这一两难困境的存在，博丹甚至谦卑地说，他本人只是寻求理论上最佳的方案，具体的决策还是要留给明智的政治家去决断。

博丹《国家六论》

暂时撇开博丹所寻求的理论上的解决方案不论，单就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来说，博丹此处所言无疑触及了早期现代国家建构中一个决定性的难题，即所谓军政关系问题。如何在一个国家之内组织和设置常设军事力量（军队或堡垒），同时，又如何让这支常设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的稳定——这几乎是每个现代国家需要解决的政治难题。对欧洲国家而言，16世纪是这个难题表现最突出的时期。常备军在欧洲的大规模建立要等到下个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之后，而恰恰在博丹著述时代之前的数十年，16世纪的法国刚刚经历过两次不太成功的常备军团建设：首先是1534年弗朗索瓦一世启动了第一次设立七个军团、建立职业军队的规划，其次是20年后亨利四世的类似计划。可能正基于此，博丹认为，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近乎于无解的两难选择，似乎在那个时代看不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希望。

博丹的理论敏感性在那个时代固然是罕见的，但严格说来，博丹并不是这一军政困境的发现者，正如阿兰在《16世纪政治思想史》中的一番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博丹此节试图讨论的话题几乎完全是马基雅维利那里的主题重现，“虽然博丹此节一处也没有提及马基雅维利，但他的话基本上是马基雅维利的翻版……似乎除了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论述之外，博丹对其他人的相关研究全都一无所知”。

马基雅维利像

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在军事理论方面只是被视作一位孜孜不倦的雇佣军批判者和公民军的忠实信徒。从汉斯·巴隆到波考克、斯金纳乃至维罗里以降的公民人文主义视野强化了这一信念，在这种视野下，似乎马基雅维利只是一位脱胎于佛罗伦萨公社传统的爱国主义者和共和主义信徒，对现代军政关系的发展缺少敏锐的洞察。在现代军事革命的前夜里，马基雅维利这种坚持业余国民军的态度，就像马基雅维利对火炮的拒斥态度一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确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先知，那么在军事思想方面，马基雅维利却似乎有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嫌疑，乃至于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对军人职业化以及对枪炮和骑兵的作用缺乏远见”，甚至有人说：

马基雅维利享有军事预言家的盛誉，但不幸的是，16世纪后期战术与编制的实际发展都跟他的实际建议毫无关系。他几乎在每件事上都“赌错了马”。

马基雅维利或许的确不是一个军事技术上的好赌徒，但是在军政关系方面，马基雅维利的立场并不能被简化为业余的国民军推崇者。上文所引述的博丹对马基雅维利的阅读表明，马基雅维利很可能切中了早期现代军政关系的某个侧面，但对此的进一步解读需要我们尽可能摆脱公民人文主义的视野，如此才能看到马基雅维利那里被忽视的另一面。

二

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公民军学说对佛罗伦萨知识界来说并不是多么新鲜的观点。15世纪的公民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在他的《论军队》里就已力主用罗马式的公民军队取代用金钱供养的职业性雇佣军；对公民军传统的追慕此后在佛罗伦萨也并没有断绝，布鲁尼之后的人文主义者如萨卢塔蒂、比昂多乃至佛罗伦萨城中的豪门如萨尔维亚蒂家族的若干成员都对雇佣军持强烈排斥态度。甚至就在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之前的1512年，时任佛罗伦萨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圭恰迪尼在他向共和国进言的《洛格罗尼奥论》里也重新拾起这一佛罗伦萨知识界的思想传统，并且，尤为醒目的是，圭恰迪尼竟然使用了后来马基雅维利一再引申的例证，用威尼斯雇佣军在阿格纳德洛战役之后的溃败来说明公民军队对一个国家的可贵。在那里，他再次以与马基雅维利极为相似的口吻说道，如果威尼斯人使用的是公民军队，又怎么可能八天内丢掉威尼斯大陆地区的土地？

很少有人注意到，即便是政治立场极为犹疑的圭恰迪尼也终其一生保持了对公民军队的推崇。在早期论述如何维系一个平民共和国的《洛格罗尼奥论》里，他夸张地说道，“有无穷多的理由说明，公民军要比雇佣军有用得多”；在晚期为洛伦佐·美第奇辩护的《论佛罗伦萨政府》里，圭恰迪尼同样对雇佣军的若干缺点（如为谋利而拖延战事等）大加抨击，同样赞颂了罗马公民军队的伟大；甚至在更晚一些的、与马基雅维利锱铢必较的《关于<李维史论>的思考》里，圭恰迪尼一方面批评马基雅维利完全将金钱排除在军事之外的幻觉，但另一方面他却依然承认，对从事征服的国度而言，拥有自己的军队胜过依赖雇佣军。

1494年的佛罗伦萨共和国

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公民军队只是一个公民人文主义者设定的政治参与的主题。思想史的研究必须排除某种先入为主的理论幻觉，事实上，拥有自己的军队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看法。尤其是考虑到整个意大利战争期间，佛罗伦萨唯一可观的战果就是由一支稍加训练的公民军收复了比萨，因此，对佛罗伦萨的公民而言，主张共和国应当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公民军队，并不是一种多么大胆、新颖、或者具有理论洞见的看法——圭恰迪尼可能在政治立场上更偏向于精英主义，更远离公民人文主义的政治参与态度，但这丝毫不能影响其终其一生推崇公民军队的立场。

马基雅维利自然也不能除外，他的真正理论创见并不在于他提出公民军比雇佣军对国家安全更为有用，而是在于他突出强调了公民军可能蕴含与国内政治的特定关联。圭恰迪尼在其《论佛罗伦萨政府》中敏感地觉察到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与此前学说的不同，他其实赞同马基雅维利关于罗马军队的评价，在公民军队的使用问题上他也与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真正令圭恰迪尼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李维史论》关于共和国的内部政治和外部军政之间关系的奇特立场——军事优势来源于内部的良好法律，而良好的法律又来自城邦内部的纷争，因此，如果需要扩张就必须忍受内部的纷争。

当地时间6月24日，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瓦格纳集团武装人员离开俄罗斯南部军区司令部，返回营地。

马基雅维利在公民军和城邦内部纷争之间建立的联系表明他已经暗自背离了公民人文主义的传统。传统公民人文主义并非没有看到公民军与国内政治的关系，按照他们的看法，公民应当是士兵，士兵也应当是公民，武装和胆量造就的是公民的美德。仅就此而言，波考克所理解的佛罗伦萨公民人文主义和马基雅维利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是可以成立的，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太多理由对此表示异议。但问题在于，按照公民人文主义的一般看法，公民军与共和国的内政之间是一种纯粹的正反馈关系：公民军队的设置必定会促进公民的美德，而公民的美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引发共和国的骚乱；相反，由于公民军队直接促进了公民的美德并间接促进了公民的自由渴望，因此，君主一般而言总是倾向于抑制公民的美德，同样，君主国一般而言也总是不倾向建立一支由公民组成的武装。

圭恰迪尼那里保留的一些传统公民人文主义观点可以为我们确证这一点。《论佛罗伦萨政府》中的一位发言者曾经指责美第奇家族像所有封闭的政权那样总是想阻止公民拥有武装，扼杀他们的阳刚之气，使公民变得怯懦和女性化；而同时代的瑞士人却既能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卓异、也能够在家乡保持安宁，过着自由的生活并处在法治之下。而在早期的《洛格罗尼奥论》中，圭恰迪尼还曾从另一面指出，雇佣军才是共和国内部纷争之源。除了常见的为公民军队辩护的理由之外，圭恰迪尼更敏锐地发现，相较君主国，共和国对雇佣军的掌控要更为脆弱，因为共和国不可能建立君主和雇佣军之间那样紧密的忠诚关系。换言之，传统公民人文主义毋宁暗含了这样一种配置关系：公民军是君主国骚乱的源头，而雇佣军是共和国骚乱的源头。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

然而马基雅维利却感受到了极为不同的东西，他毋宁是颠倒了这个配置关系，让公民军与共和国之间的龃龉穿透公民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修饰，坦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 

马基雅维利的敏感其来有自，因为他曾经切身感受到共和国对组建公民军的猜忌。从1504年开始，马基雅维利与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兄弟、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之间共有七次通信，其中五封书信都提到了组建公民军的问题（即书信86、90、94、109、139）。而红衣主教之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认可马基雅维利的建议，恰恰是因为，在他看来，延缓公民军计划，“是为了不让有些人有机可乘，他们总想搬弄是非、制造麻烦，把公益说成私利”。

马基雅维利主导的在索德里尼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建立公民军队的计划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遭遇的猜忌和阻力之大往往被忽视了。考虑到马基雅维利和索德里尼的关系，佛罗伦萨城内很多人认为，索德里尼招募这样一支国民军的目的是压制异议人士。尤其是，索德里尼还任命了曾经以残暴著称的前雇佣军首领唐·米凯莱（Don Michele）为公民军的长官，圭恰迪尼在《意大利史》里曾记载了当时佛罗伦萨政界人心惶惶的局面，“上层公民极为焦虑，他们担心索德里尼任命唐·米凯莱是一个邪恶的征兆。唐·米凯莱这种人会帮助索德里尼成为僭主；即便正义旗手最终不能成功，也会用公民军除掉他的对手”。而就在组建公民军后不久，鲁切拉伊花园的主人本纳多·鲁切拉伊就不辞而别，离开了佛罗伦萨，直到1511年才回归。这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谜团。圭恰迪尼说，鲁切拉伊此举是希望提醒佛罗伦萨人索德里尼招募新军的真正意图是对付城内的异议者。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猜想，马基雅维利正是充分考虑到了当时存在的疑虑，才在1506年为创立公民军写下的《论佛罗伦萨国民军的组建》（discorso dello stato di frenze alle armi）中安排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制衡措施，以证明公民军不会为某个官员或私人所误导和利用。马基雅维利在此文中声称，

如果他们把这几种权威都归在一个人身上肯定是危险的，就应该是由这位新的长官平时管理他们，之后由十人委员会在战时指挥他们，由执政团、顾问团、十人委员会和新的长官向他们发放奖赏和军饷。这样，他们所看到的上级机构就始终是混合的，他们所承认的是公共权威，而不是某个私人权威……必须注意既不能让任何人在其出生地、也不能在他有家居或财产的地方掌管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总会取得权威，所以最好是每年交换管代，让他们到新的地方去，禁止他们在几年内重返原来的岗位。

马基雅维利提出的防止军队为私人控制的办法几乎全部被采用了：军事长官实行异地管理，并在一年后即轮换其管辖地，并且，日常训练中的军事长官不得在战役中指挥同一支部队。然而，指挥权被分割或轮换得过分破碎的结果很可能制约了这支国民军战斗力的提高，以至于有学者指出，“事实上这支国民军从没有像一支军队那样被训练过”。这种频繁更换指挥官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所有军事上的权力制衡都是为了回应共和国内的猜忌，当然也是为了从实际上防备公民军不为共和国所控制——更不用说为了避嫌和防备，当时马基雅维利所招募的军队来源全部是没有公民权的城郊农民，城内公民并不属于被武装之列。

实际政治中的敏感也传递到了马基雅维利的著述里。《战争的艺术》中的对话者科西莫在论及另一个对话者法布里奇奥的国民军计划时说道，“许多明智的人总是责难它[国民军]……要么认为它毫无用处，将我们自己托付给它会使得我们丧失我们的国家；要么认为它妥善有效，但靠着它任何支配它的人都将轻而易举夺取[我们的国家]。罗马人就是因为这样的武装而丧失了它们的自由”。非但罗马晚期的命运可以归结为公民军最终为私人所控制，威尼斯采用雇佣军的策略也同样可以作如是观，《战争的艺术》里还有一处曾提到——“威尼斯如此行事，只是为了防止他们的某个公民变为僭主”。

马基雅维利《战争的技艺》

因此，尽管《战争的艺术》中科西莫所持的反公民军立场是马基雅维利所不赞成的，但其中表述的论证策略却足以表明马基雅维利熟悉这一反公民军的论证。更为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也暗自采纳了这一反公民军论证的前提，事实上他只是不赞同反公民军论证的结论而已。他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更敏锐地觉察到公民军对于共和国国内政治的潜在危险。如果说公民人文主义的传统配置关系倾向于认为，公民军是君主国骚乱的源头，而雇佣军是共和国骚乱的源头，那么，毋宁说马基雅维利凭借他的政治想象力颠倒了这个配置关系，坦然承认即便在共和国里建立一支公民军队也同样存在着军政问题的困境，只不过他将这一困境推进了一步，大胆地向世人指出——通向困境的道路和走出困境的道路是同一条道路。

三

吉尔伯特曾经指出，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在军事思想领域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是因为“他的思想建立在认识下述两者之间联系的基础上：一边是军事组织中出现的变化，另一边是社会和政治领域发生的革命性进步”。给予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思想以这样的定位，总体上应当是恰当的，因为，在专业的军事史家眼中，马基雅维利远远算不上一个具有军事远见的预言家，在他身前身后发生的军事革命的一些要素，几乎全都被马基雅维里错过了。马基雅维利对火炮运用的排斥、对骑兵作用的忽视、对步兵大兵团作战的执着、以及对长矛作为近战武器的过分贬低，几乎都与后来的军事发展相悖。很难说，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思考多大程度切中了军事技术和军事作战方式的发展。但如果仅就“对军事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而言，马基雅维利毫无疑问会占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

的确，撇开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关怀，就军事而论军事，在许多方面确乎是不可能的。吉尔伯特曾有这样一种猜测，在他看来，由于当时的雇佣军往往多是重装骑兵、公民军大多是步兵，因此，马基雅维利在军事上更推崇步兵、贬低骑兵作用的立场，其实隐含了他对雇佣军的批评和拒绝。如果吉尔伯特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这等于是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偏好影响了他对某种特定军事组织形式的偏好，而他对军事组织形式的偏好又影响了他的军种偏好。军事只是这个推论环节的末端，而绝不是推论的起点或者一个充分自足的领域。

但是，一旦我们将焦点投向军政关系领域，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那样，马基雅维利关于军事和政治关系的论述很大程度上被公民人文主义的视野简化了。当然，在马基雅维利研究领域，公民人文主义视野的强势并非是没有理由的。马基雅维利身处的佛罗伦萨本身就有源远流长的倡导公民军队的传统，这一点已经被从汉斯巴隆、波考克等学者一再重申了。身处其中，马基雅维利不太可能完全不受这一学说的影响而重新。在某些带有公务性质的文书如1511年的《法兰西事务报告》里，马基雅维利对法国军队的评价就流露出一种典型的、属于共和国公民军传统的傲慢。在他看来，“法国的人民最为顺从、听话”，这些出身于社会下层和乡村商贩的法国军人“不光在贵族面前卑躬屈膝，而且行为龌龊，因此也就变得十分卑贱”；所以，国王招募这些“软骨头的懦夫”入伍是无济于事的。马基雅维利就此认为，在法国这个国家，其防卫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保卫这个国家花费不需要太多，这里的人民最为驯服，因此，为保障境内平安无事，并不需要建筑堡垒；在边境，有时不免要为此有所花销，但是重骑兵组成的卫戍部队却使国家根本不必花费这份冤枉钱。入侵者要想大规模犯境，必定需要时间为此调兵遣将，这样，法国总是有充足的时间备战。

马基雅维利加诸法国军人的判词比如顺从、听话、卑躬屈膝，很明显带有公民军传统中对于“公民-士兵”美德的褒扬，他甚至不自觉地就采纳了这种佛罗伦萨人独有的傲慢，对等级制笼罩下的士兵战斗力表示极大的怀疑。考虑到这是一份呈递给佛罗伦萨政府的文书，马基雅维利很可能有意无意迎合或者采纳了佛罗伦萨的传统意识形态。甚至，马基雅维利很可能在其潜意识中也不乏这样的一种信念——恰如波考克所言——“他相信只有公民军能使公民团体维护它的自由”。

但是，公民人文主义的视野在许多方面也是具有误导性的，仅仅采取这样的视野，反倒是恰恰错失了马基雅维利在军政关系方面最为锐利的观察。比如，当波考克将公民人文主义的军政关系简化为某种“公民-士兵”的典范时，他就有意无意误导读者认为，马基雅维利推崇的是某种“业余性质的国民军”。

造成波考克误判的根本原因是，他过于依赖于对马基雅维利《战争的技艺》一书的解读。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在那里提出了这样两组相辅相成的论证：（1）只有公民才能成为好的军人；（2）只有军人能够成为好公民。

马基雅维利 Dell'arte della guerra的三种中译本

针对命题1，波考克概述了《战争的技艺》第一卷中马基雅维利所采取的论证，他认为，马基雅维利那里，军事生活和公民生活不应当被分开，专职军人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只有兼职军人，才能相信他会以全副精力投身于征战，献身于战争的目标。公民应招从军，他们有家有“业”（arte），盼望结束战争回到家乡，雇佣军则乐见战争无限拖延，不会为此感到不快，因此他们不会努力取胜。因为公民在政治机体中有自己的地位，他理解打仗是为了维持它；雇佣军没有家而只有兵营，对于把他雇来保护自己的城市，反而可能成为对其施行暴政的工具。

对于命题2，波考克则引用了一段马基雅维利在《战争的技艺》里的表述以支持其论点：

如果在对城邦或王国的每一种治理中，最当用心之处，是让人们维持忠诚与和平，对神充满畏惧，那么军队的治理就应加倍如此。因为，国家最为需要的，难道不就是那些甘心为祖国捐躯的人的忠诚吗？比起只会受到战争伤害的人，还有何人更加热爱和平？比起经受着无尽的险恶、最需要神的人，还有何人更加畏惧神？

从表面上看，波考克的观点似乎确有其文本依据，在《战争的技艺》中马基雅维利确乎强调了军事生活和公民生活的一体性，对类似于雇佣军那样的专职军人体系，马基雅维利也确乎表达了强烈的抵触。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战争的技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文本，以这个文本倒推马基雅维利的公民军思想会导致与马基雅维利总体思想相矛盾的结论。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战争的技艺》这一文本相对于马基雅维利其他文本的特殊性。曼斯菲尔德曾指出，《战争的技艺》是马基雅维利生前唯一出版的非文学类作品，可以假定马基雅维利在这部“明显有所克制”的作品中“对于挑战自己祖国的道德和宗教不得不更加小心”；霍恩奎斯特同样认为，与《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相比，《战争的技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尤其在推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必要手段方面，采取了更加传统的态度”。

吉尔伯特也注意到了这点，他甚至怀疑，《战争的技艺》中的某些词句是否表达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思想。

 “谁应该比生命受战争威胁的军人更爱和平？”——《君主论》和《论李维》的读者会怀疑这些文句是否反映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思想。《君主论》和《论李维》是谈论政治法则和政治行为、而非军事组织和战争的著作，然而当我们想深入了解马基雅维利关于战争的思想时，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两部书。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和平可贵的论说：在《君主论》和《论李维》当中，战争显得是一种不可规避和令人恐怖的宏大力量，世界则显得处于永久不息的变动之中。马基雅维利并未持有他那个时代的一种广泛信念，即人完全由命运摆布，但他承认命运的力量；只有在人民和国家使得自己尽可能强大有力的时候，他们才能抗拒命运，争取使自己不成为命运的玩偶。因此，各国及其统治者很自然地希望扩张和征服。战争是政治生活的最为本质的活动。

事实上，正如吉尔伯特所指出的那样，《战争的技艺》中所表达的公民军对平民生活的向往、以及他们对和平的所谓热爱，无论如何只能支持一种关于防御性军队的论证。因为，在这一论证模式中，公民军和雇佣军的战斗力的对比仅仅在于，后者乐见战争无限拖延，为此不会努力争胜；而前者盼望结束战争回到家乡，为此努力取胜。但是，如果一国致力于扩张，如果战争对于一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冲动，那么前述对比则瞬间消散于无形。而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扩张恰恰就是一种政治体出于必然的冲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在驳斥威尼斯的封闭共和国取向时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

由于人类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中，不能保持静止不动，它们必然地要么上升要么下降；许多事情是理性没有促使你去做，而必然性却促使你去做的；因此，即使组建了一个能够不扩张而保存自身的共和国，但必然性会促使它扩张。

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

因此，波考克所主张的命题1即“只有公民才能成为好的军人”如果可以成立，也必须给这一结论加上一个限定词——“只有公民才能成为好的防御性军士”。而后一个命题即便能够成立，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毕竟，马基雅维利从来就不是防御性国家的推崇者，他对早期现代国家军事竞逐的必然性有着极为敏锐的嗅觉。

四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基雅维利与公民人文主义的地域性城邦经验最终分道扬镳。吉尔伯特尽管注意到马基雅维里思想中的矛盾之处，但是其所见仍旧受制于公民人文主义的视野，他依然主张马基雅维里所想象的征召而来的军队，“是一支城邦国家的民兵，一支仿效古代城邦共和国的榜样组建的、业余服役的部队”。事实上，吉尔伯特本可以从他发现的矛盾中得出更为大胆的结论——《战争的技艺》中迎合佛罗伦萨意识形态的论述并不能代表马基雅维利的本意，马基雅维利的真正意旨需要到他的其他著作里去寻找。

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的确提供了另一种与《战争的技艺》的公民军论证迥然不同的说明：

虽然在别处已经说过，所有国家的基础是好的军队；也说过，如果没有好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好的法律以及其他任何好的东西，我认为重申这一点并不多余。因为在阅读这部史书时，可以看到处处都显现出这种必要性；并且很明显，军队如果不加以训练，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军队；而如果组成军队的士兵不是你自己的臣民，就不可能对它加以训练。因为，人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总在打仗，因此必须能够让军队在和平时期也保持操练，而由于经费的原因，这种操练不可能施加于除自己臣民之外的其他人（3.31）。

马基雅维利在这里表述的公民军论证完全不同于公民人文主义的传统视野，他并没有流露出《战争的技艺》中那种军事生活和公民生活一体化的主张，即所谓公民军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公益精神、或者公民的和平渴望更有利于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事实上，他的考量毋宁更加贴近于对早期现代军政关系的某种现实主义洞察。马基雅维利的看法可以表达为这样的三个基本推论：（1）良好军队的基础在于训练和纪律；（2）要维持军队的训练和纪律，就必须在和平时期也保持操练；（3）由于财政的原因，和平时期的操练只能施加于自己本国的臣民。在这一意义上，马基雅维利的公民军本质上只能是一支在国家财力支撑的前提下、能够维持和平时期操练的本国军队。由于马基雅维利主张在和平时期持续保持操练，甚至“每天花大量时间全副武装地演练习武”，因此，这样的一支军队已经近于某种形式的常备军。尽管马基雅维利从没有说，这支军队的组成成员需要放弃自己的职业，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马基雅维利的国民军纯粹是“一支城邦国家的民兵，一支仿效古代城邦共和国的榜样组建的、业余服役的部队”。

古罗马军队由强大的经济力建构而起

相反，我们更为同意林奇的判断，即马基雅维利“原则上不反对一支职业常备军”，虽然“它[一支职业常备军]不那么符合甚或丝毫不符合公民人文主义的献身公益精神，却符合一个强制性中央集权的（即使不是非人格的）国家，不管这国家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

需要加以解释的是，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还并不存在“常备军”这样的政治语言，也缺乏一种对于现代职业常备军的想象。同时代的军事想象往往只在“职业的雇佣军”和“业余的公民军”之间摇摆，而马基雅维利无疑看到这两种军事组织模式各自的弊端：前者缺乏忠诚，后者缺乏训练。马基雅维利很清楚，他必须走出这种“二择一”的传统道路，在训练和纪律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常备的公民军”，否则，空有一腔余勇的业余公民军在残酷的军事竞争中是完全没有出路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马基雅维利的“常备公民军”看作通向现代“职业常备军”的一种过渡形式。相对于佛罗伦萨的传统公民军，马基雅维利更为强调纪律和训练对于军队的塑造作用；而相对于现代“职业常备军”，马基雅维利则更为强调其非职业化特征。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印证。事实上，在我看来，当马基雅维利把纪律和训练当作他的军队组织的首要原则时，他一定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公民军促进公民“尚武精神”的传统公民军表述。正如前文我们曾指出的那样，佛罗伦萨共和主义者往往认为如美第奇家族那样的封闭性政权之所以阻止公民拥有武装，是为了扼杀他们的阳刚之气，使公民变得怯懦和女性化；反之，为了防止公民的怯懦必然引起的精神上的软弱，应当通过公民军锻炼其公民精神。这也是“公民人文主义”军政观念的核心论点之一，直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那里仍有所体现。但是，在马基雅维利的军事观念中，纪律要远远超过蛮勇，他主张，“没有这纪律，一丝不苟、极为勤勉被遵守和实施的纪律，一支军队就始终不可能成为一支好的军队”（[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2.140）。马基雅维利将军事训练分为三种：身体的训练、使用武器的训练、以及军纪（听从军令）的训练（[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2.103），而只有最后一种在他看来才是最为关键、最不可或缺的。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军纪是指在行军、作战和驻军扎营等方面能够听从军令、能够令行禁止，同时，能够以军团为单位、形成组织合作式的军团作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组织、合作、听从统一中心的军令指挥就远远超过了单个军人的英勇和技巧，“一支锐气十足的军队不是靠有锐气十足的人在内才成为如此的”，军队的锐气靠的是“有经过优良组织的列阵”（[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2.167）！甚至，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毫无疑问，凶猛而混乱的人比怯懦而有秩序的人弱得多”（[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2.141）。

这一断言决定性地表明了马基雅维利与传统公民人文主义立场的差异。当纪律而不是英勇成为军队的首要精神指向时，公民人文主义的尚武性追求一定程度上就瓦解了，因为对于军令的服从、对于组织化作战方式的适应事实上取代了个体性英勇的位置。马基雅维利毋宁是结束了公民人文主义的尚武传统，而开创了一个军队组织化训练的新传统。组织化的训练和军纪的培养也就此成为了区分传统的业余公民军和马基雅维利式的常备公民军的标志。马基雅维利留下的著述《战争的技艺》其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表面上为了迎合佛罗伦萨传统意识形态而讲述的公民生活和军事生活一体化的叙事，事实上，单从这部书的影响史而言，其真正价值恰恰在于马基雅维利从古代军事作家那里挖掘并恢复了罗马军团的作战方式、以及对随军团作战而来的对纪律化、规训化、组织化的军事训练方式的突出和强调。

而根据尼尔·伍德的看法，本文最初提及的1534年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建立军团体制的规划“大概就是由弗朗索瓦一世依据马基雅维利的建议”而实施的——如果这一点能够得到验证，那么博丹对马基雅维利的阅读也就有了真正现实的基础——无论弗朗索瓦一世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联系是否能够得到验证，至少有一点应当是确实无误的，“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人们几乎已没有关于部队编成的系统理念，而在他之后，古代军队操练手册和军事法规被翻译成当代文本。古代的战斗队形、行军队形和宿营队形才重新得到启用”。

弗朗索瓦一世

16世纪下半叶以后，军事纪律在物质层面取得了突破：首先是军事法规的出现，其次是战术员额表的出现，以至于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拿骚的莫里斯和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终于能够在他们各自的军队中建立起军事人际关系的真正变革——亦即某种意义上的“纪律革命”（Disciplinary Revolution）的到来。尼尔·伍德甚至认为，“拿骚的莫里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马基雅维利的理想”，无论是通过马基雅维利《战争的技艺》的直接影响还是利普修斯的间接途径，总而言之，军事纪律的火花由马基雅维利点燃，经由若干中介终于在拿骚的莫里斯和古斯塔夫二世那里实现了军纪和训练方面的革命，这才使得现代军队有可能发挥枪炮的效能。

五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对军纪和训练的强调是对近代常备军的呼吁，那么马基雅维利更具远见和洞察力的是，他同时也觉察到常备军对于现代国家的另一面意涵。事实上，对任何政治体而言，常备军始终都是难以驯服的力量。当一支军队在国内被招募、训练、成为常设性的组织、随时准备投入战场之时，也就是说把刀剑交给了这个常规性军队之日。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谁掌握了军队，而是在于，很可能谁也无法掌控军队，而当谁也无法掌控军队之时，常规性的军队某种意义上自身就成了政治的主体。正如前文我们曾指出的那样，马基雅维利首先意识到这个军政问题的存在。如果仅是业余性质的公民军，这个问题可能并不突出，因为，军队并不是常设化的，而一旦军队成为常设性的组织，它对国内宪政结构的影响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世纪之后发生在英格兰的克伦威尔和新模范军的例子，就是这个问题再鲜明不过的体现。克伦威尔留下的记忆甚至在休谟和亚当斯密那里仍旧存在，斯密就曾说，“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往往耽心常备军会危及自由……凯撒的常备军破坏了罗马共和国；克伦威尔的常备军解散了英国成立已久的国会”。而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无疑出于这一思想线索的起点处。

《君主及其战争技艺》 华夏出版社 2019

某种意义上，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毋宁是某种军政悖论。因为一方面，只有当业余的公民军转化为经过日常军事训练、具备军事纪律的常设军事组织时，共和国才能在军事竞逐中获得一线生机；但另一方面，一旦常备军成为共和国的军事组织，它就会成为共和国内部宪政结构的一个重大威胁。这几乎是早期现代国家必然要遭遇的一个现象。

本文最初所引述的博丹论点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只不过博丹选择了威尼斯而不是罗马作为其提供给军政国家的最终解决方案。博丹不主张配置大规模的国民军，建议适当利用结盟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主张在国土边界而不是在国内建设城堡和防御工事（《国家六论》，第611页），同时，他还强调军功系统与文官系统的分离（《国家六论》，第610页），以解决军队可能对内政的干涉。这个方案很明显是对两种不利方案的折中：招募国民军但不可过多，建设城堡但不可离权力中心过近。

博丹对防御性国家的偏好有其人道主义的一面——比如他讥讽公民人文主义者认为设置堡垒只会让公民变得怯懦和女性化的主张，提醒他们每个国家还有妇孺老幼等非武装的成员——但很大程度上他的防御性国家取向还是基于他对政权颠覆的担心。博丹之所以主张君主应将城堡设置在边境附近，是因为，据他所言，这样不仅可以既能防御外敌入侵也能防备臣民谋反，而且同时能够让他的臣民认为城堡只有防御外敌之用，从而不会起猜忌之心（《国家六论》，第604页）。但是，这样的措施本身就是充满猜忌的，博丹笔下的威尼斯事实上就是一个受猜疑和防备支配的国度。博丹曾指出，无论是君主国还是贵族共和国，都不应当依赖军事首领尤其是自拥城堡的军事首领，在这方面威尼斯人是所有这些国家的典范，因为他们既建设坚固的堡垒以防止其臣民叛乱，同时也每年任命新的军队首领以防止他们将城堡变为私人的财产（《国家六论》，第605页）——也就是说，威尼斯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时时刻刻在提防着那些可能的叛乱力量，为此设置了许多防卫措施和防卫者，同时它还防卫着那些防卫者。

此外，博丹还为威尼斯的雇佣军政策做了辩护。在他看来，对威尼斯这样的贵族制国家来说，注定面临着军队招募的难题：如果刀剑掌握在贵族手里，军队的人数会受到限制，战斗力也会受到限制，一旦战败政体就会发生倾覆；而如果刀剑掌握在不具备公民权的平民的手里，平民会试图参与政治决策，政体同样有变革的风险；因此，威尼斯才选择了招募外国雇佣军的策略（《国家六论》，第605页）。这一辩护策略表明，博丹考虑的问题的确是军队自身成为主体、介入内政从而颠覆国家的危险。

而这就是博丹从马基雅维利那里读到的东西。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博丹在最为充分地理解了马基雅维利设定的问题之后仍然选择了威尼斯，这表明，博丹宁可失去扩张的机会也不愿出现宪政危机、冒政体颠覆之险。但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这确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扩张就是国家的命运。马基雅维利以一种悖论的方式提示他的读者：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建立一支常备军，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驯服它的常备军，那么它同样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某种意义上，博丹甚至要比马基雅维利自己还要理解马基雅维利所传达的这个军政悖论，否则他绝不会说，“‘是否应当在国内建立堡垒，是否应当建立一支公民军队’是所有政治问题中最为重要、最为棘手、也最难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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