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伙伴：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的自救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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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的自救！
土耳其专业学者撰写！
2016年美国图书馆学会杰出学术选择奖！
一部打破西方中心论、挑战传统史观的创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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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作者：〔土耳其〕阿里·亚伊哲奥卢
译者：宋宁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新民说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定价：78.00元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页数：352页
ISBN：978-7-5598-5131-4
作者简介
阿里·亚伊哲奥卢，土耳其人，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方向为历史与中东研究，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第一本专著《帝国的伙伴》获得2016年由美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的杰出学术选择奖。
译者简介
宋宁刚，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西安大学财经大学文学院，译有《怪作家》《天使时间：康托洛维茨传》等。内容简介
18世纪和19世纪初，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包括落入转型危机的奥斯曼帝国。为应对政治动荡、体制危机和民众叛乱，奥斯曼帝国设计了各种改革方案。帝国成了一个政治剧场，其中各种政治行动者发起了斗争、合作和竞争。
本书研究了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社群的秩序”，或者说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为了解决危机而签订的《同盟誓约》则意味着奥斯曼历史中的一种激进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可能性。这些探索在不脱离全球史框架的同时，对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叙事提出了质疑，放大了过去被忽略的地方政治文化实践，为我们进入土耳其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编辑推荐
★ 集中研究18世纪末19世纪初转型期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与革命，视角独特，论点新颖，颠覆了将新与旧、变革与反动、西方与东方、中央与地方对立起来的传统史观。
★ 荣获2016年美国图书馆学会杰出学术选择奖；由土耳其专业学者撰写，逻辑清晰、材料丰富、内容严谨；内含作者亲自参与测绘和拍摄的地图和照片。
★ 中国与奥斯曼帝国，曾经的“亚洲双雄”，一度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身陷困厄，沦为“病夫”。研究奥斯曼帝国，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近代史，进而思考：有着相似过去的土耳其和中国，是如何回应现代性之挑战的？
★ 波谲云诡的革命年代：转型期向来是史学家的研究重点，而本书填补了奥斯曼研究乃至中东研究的这一重要缺口，不仅对奥斯曼帝国的革命年代做了创新、透彻的分析，还用独特的全球史视角展示了超越土耳其历史研究传统的结论。
★ 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本书摆脱了中央/帝国本位的叙述范式，赋予了社群和显要以同样的历史重要性。作为奥斯曼帝国体制的参与者，外省显要是平等的“伙伴”，并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帝国秩序以外的改革选择。
传统史观常将新与旧、变革与反动、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并将现代化视作一种由旧到新的线性变迁，这种二元的线性描述忽视了转型期政治体制中的各种复杂冲突和参与者。然而，奥斯曼帝国不是一潭死水，被动等待“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西方活泉的注入；它是暗流涌动的大海，积蓄倾覆力量，尝试自体更新。
作者收集了大量材料，包括被英语世界所忽视的土耳其文献，还打破传统观点，提出独到见解；从研究过程到结论，无不挑战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
★ 丰富的阅读体验：本书围绕《同盟誓约》签订这一中心事件，以帝国、显要和社群为主要政治行动者，逻辑清晰，结构鲜明，语言简洁。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本书是面向学者的优秀材料，此外，不同于连篇累牍的土耳其通史，本书集中研究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秩序危机，这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更能吸引普通读者进入土耳其波澜壮阔的历史。
名家推荐
不仅是那些对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历史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目，对关心全球史的读者来说也不容错过。
——谢夫凯特·帕慕克（Şevket Pamuk）奥斯曼帝国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先驱
《帝国的伙伴》是一部卓越的学术作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作者不仅吸收了大量的第二手文献资料（包括有时被英语世界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土耳其文献），还天衣无缝地整合了自己的第一手学术成果。
——《布斯坦：中东书评》
《帝国的伙伴》在档案处理和概念构建方面体现了杰出的学术性，研究了人民主权和欧洲政治发展之相似性的基本问题。作者着重讲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外省阿扬”及其设想的“伙伴关系”，这对我们的知识出做出了重大贡献。
——《匈牙利历史评论》目录
序 言导 论第一章 帝国：秩序、危机与改革，1700—1806第二章 显要：治理、权力与财富第三章 社群：集体行动、领导与政治第四章 危机：暴乱、阴谋与革命，1806—1808第五章 解决：《同盟誓约》与信任的帝国（1808）结 语缩略语注 释人名对照表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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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序言
阿里·亚伊哲奥卢涉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之初，我天真地以为，这一时期极少被研究。我错了：实际上这是奥斯曼历史中被研究得最多的时期之一。自19世纪初以来，奥斯曼和欧洲的历史学家及外交学者就已经写出专著、报告和文章，论述奥斯曼帝国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经历的危机。在19世纪末的政治现代化努力和立宪运动中，决策者、法学家和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这个动荡的早期，从制度、事件和个人的丰富剧目中寻找现代化的根源。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研究巴尔干、土耳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围绕着他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民族话语，追寻他们的民族运动的起源、早期现代化者和开国元勋。一些历史学家将奥斯曼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视为旧时代危机和现代开端的典型代表。所谓的东方问题学者则把这一时期作为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逐步解体的前奏来研究。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献已堆积成山，既有使用奥斯曼土地上所有语言的，也有许多使用的是欧洲语言。
这一时期虽然是奥斯曼帝国被研究得最多的时期之一，但对它的整体理解也是最缺乏的。尽管关于这一时期有大量文献、众多档案资料以及学术作品，但我经常发现对重要主题的研究——诸如巴尔干、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区域发展，外省显要的崛起，奥斯曼制度的转型，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及外交和战争的背景等——是被分开处理的。我意识到，将这些问题割裂开来思考，会使我们无法看到奥斯曼秩序的复杂性、其制度的全貌，以及帝国内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在本书中，我试图将奥斯曼的制度转型、区域形态和全球语境作为一种综合现象来解释。
斯坦福·肖1971年出版的《新旧之间：塞利姆三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1789—1807）》无疑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时期最全面的著作，至今仍形塑着许多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即视其为新旧之争。2006年肖教授去世前夕，我在安卡拉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虽然我们没有机会聊到他的书，但作为一个过于自信的研究生，我的语气让他察觉到我想重新评价他的作品。他一点也不恼火，反而抱怨说，自从他的书问世以来，没有一个学者试图在一个更大的图式中重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我把这句话当作真诚的鼓励。
在本书中，我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进入奥斯曼帝国的这个过渡时代。首先，我认为它的居民们有多种选项，有些是旧的，但大多数是新的。他们往往把新旧结合起来。这个危机时代在议题、规划、联盟、冲突和解决方案上有着丰富可能。其中很多半途而废了，对热衷于为我们时代的制度和经验寻根的学者来说，它们自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其次，我认为参与奥斯曼转型的行动者具有多样性，个体、家庭和集体行动者都有其议题、打算和改变现状的能力。这并不是新与旧、国家与人民、精英与群众、中心与边缘、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各自作为铁板一块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相反，在混乱的政治景观中，各种群体和利益集团之间出现了许多斗争和联盟。因此，我并不是要向读者讲述参与一场特定斗争的诸党派，而是要检视政治行动的模式、联盟的成立与瓦解、确立和失去权力的形式、舆论的表达，以及秩序如何维护、协议如何达成。
本书绝不是一项要去探讨这个时代奥斯曼的每个问题、地区和事件的全面研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分析制度、话语和政治文化的转型，并将重要的个人、集体行动者和事件置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转型中。自从完成本书，我更加坚信，我们需要对奥斯曼世界如何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19世纪进行更多的讨论和研究。今天，对于思考、关心中东和巴尔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地区的人们尝试了各种解决方案，展开了一系列的制度重建，调动了巨大的想象力来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最终，正如任何一个变革年代，会有赢家和输家，有延续和断裂，有些选项被采纳，有些选项被放弃。在将这些问题放在奥斯曼的语境和革命年代的更大框架中综合考虑时，本书首要之务在于发起一场新的讨论：当奥斯曼世界来到19世纪现代性的前夕，人们如何参与一个激进的变革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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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语
阿里·亚伊哲奥卢在整本书里，我检视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转型和危机的各个方面。像其他国家一样，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奥斯曼帝国通过尝试各种改革方案来回应挑战和危机。在检视奥斯曼历史的这一篇章时，我们看到新旧秩序在话语上的竞争，集体行动者和个体行动者的崛起和没落，以及不同个体和集团之间变换的联盟和同盟。新的制度型构出现又消失，宪法性文本在编成后又被废除。奥斯曼帝国在革命年代的转型并非线性的变迁——从旧秩序向新秩序、从分权国家向集权国家、从东方制度向西方制度、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相反，当中存在交错的道路以及死胡同，提供了可供追循、重释或遗忘的丰富可能性。
在第一章，我集中讨论了奥斯曼秩序在18世纪的主要特征，解释了一些奥斯曼精英是如何提出新秩序这样一个军事、财政和社会改革计划，挑战奥斯曼社会某些部分的既有权利、社会经济利益和惯例的。作为一个深刻融入城市社会的庞大社会–军事集团，近卫军对新秩序表达了反对。对此，不同的新秩序拥护者也给出了回应。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以两个结构性的趋势为切面，考察了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奥斯曼转型。第二章细查了奥斯曼外省实权派是如何巩固自身的。我分析了这些豪强是如何在一个非常不稳定且竞争激烈的帝国领域，在财富、地位甚或生命都无法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作为行政和军事领域的企业家展开行动的。我探讨了一些显要为何且如何加入新秩序联盟，而另外一些站到了对立面。第三章，我分析了外省社群，讨论了各种集体参与过程如何自然发展，并逐渐被整合进改革规划中。
我认为，18世纪的现实可以被理解成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我称之为“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社群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是一种改革规划，它旨在使帝国转型为一个中央集权官僚制政体，在其中，中央国家保持对暴力的垄断，通过代理人确立军事纪律、社会秩序并全面管辖外省单元资源。显要的秩序是一种体制，在其中，外省显要凭借本地的联系以及与中央的交易来确立其在各自区域的权力基础，以契约关系和谈判关系同国家接洽。社群的秩序是一套制度化的机制，在其中，社群通过集体选出的（或宣称的）领袖管理公共财政。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有这三种秩序为奥斯曼帝国向现代性的转型提供了可能。帝国尝试了不同的型构和组合：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我们也许还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横向的、自下而上的。
18世纪，在世界的许多角落，战争和财政改革影响了政治议题。国家为了更强大、更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展开竞赛，争相采用新的军事技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着手财政改革，以从民众（或殖民地）中榨取更多的资源。这些财政和军事改革经常会引发新的计划，以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管控、重整和规训。各种群体，包括城市大众、外省精英、宗教圈子、商人和行会，对军事–财政–社会改革计划做出回应。新的联盟和同盟出现。有时，这些联盟和同盟会联手改革者及其他群体，后者发现同改革者一起行动是有利的。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这些联盟和同盟会将自身归入反改革阵营。
政权压制或笼络反对派的方式形形色色。在应对军事变革带来的挑战方面，英国可能是最成功的，它借助了议会的税收政治和新的内贷手段。但英国的方式在美洲遭遇了失败。突然爆发的美国革命，属于英国君主制改革规划在帝国范围内引发的反抗。
在某些情况下，对改革的反对，以及中央治理不善，会导致整个政权的崩溃。伊朗便是这样，随着部族对国家集权反抗的加剧以及阿富汗的入侵，萨法维王朝的统治（以及纳迪尔沙的短暂统治）在18世纪初崩溃。1789年的法国则是另一个大家更熟悉的政权崩溃的戏剧性例子。在这个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波兰，君主和贵族在改革性质上的冲突无法得到解决，导致该国被瓜分，作为一个政治体在欧洲版图上消失。在俄国，彼得大帝在早期加强了自身，成功地笼络俄国贵族，将其整合进中央建制中，使得俄国的皇帝们可以继续统治，无需面对大动荡，如果我们不把1770年代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的哥萨克起义算在内的话。
我们必须在这一总体的全球框架中，检视奥斯曼的新秩序及其崩溃。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失利促使中央建制推动包括财政和社会成分在内的改革。各种群体簇拥在近卫军周围反对改革计划。作为回应，改革派与其他人（主要是外省的实权派）进行谈判。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奥斯曼帝国在1806年至1808年间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宪制危机。新秩序在一次近卫军叛乱后崩溃，但又被联手的改革派和外省实权派以一种改良的形式恢复。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新秩序和外省显要之间的交易，转变为一个基于资源分享、共同责任、安全和信任的新型伙伴关系。但在遭遇另一次受民众支持的近卫军叛乱之后，新秩序再次崩溃。
如果将我们的故事延伸到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这一危机，帝国既未分崩离析，也未经历政权的全面变更。近卫军运动无力维持一个更大的联盟（或者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为其首倡的替代性改革提供一个可行方案。马哈茂德二世出于战略上的原因支持近卫军成员。新的市场管理导致行会和商人与近卫军渐行渐远。乌理玛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改革当中。像外省社群一样，伊斯坦布尔那些无法获得近卫军薪俸的平民也疏远了近卫军的主张。在这样的状况下，马哈茂德二世花了18年完成了新秩序旨在实现的目标。1826年，近卫军团被废除，在伊斯坦布尔民众的参与下，数千名近卫军成员被马哈茂德二世的民兵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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