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闽峰：“体育特长生”进了厦大中文系（毕业40年纪念之28）

“体育特长生”进了厦大中文系

许闽峰

重返母校（2018年）

作者简介

许闽峰，祖籍浙江，1957年5月出生于福建漳州。1975年7月漳州一中高中毕业后到市郊浦林公社畜牧场下乡。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成为厦门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体委群众体育司工作；1998年调入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现任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

一、我的高考

1977年10月21日，我代表知青队参加全市比赛回来后不久，广播里传来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真是喜从天降，振奋人心。

比赛归来（作者前排右一）

知青们都得到消息了，纷纷回家收拾书本准备复习。我用打球的“马桶包”把初高中读过的和所有能找到的课本，都带回场里准备复习。

恢复高考无疑像给每个人打了一针兴奋剂，大家白天干活似乎劲头更足了，收工后早早吃饭洗涮，抓紧时间复习功课。那段时间场里一到晚上便非常安静，没人串门，每个房间的每盏煤油灯下，都坐着认真复习的人。女知青们更像是比赛谁比谁更晚睡一般，仿佛谁早睡一点就输了、吃亏了。

我自己一人在“里屋”复习，没有钟表也不知道是几点，有时自己觉得看了好久的书该睡了，可站到门口一看，女知青的窗口个个都还亮着灯。那时候没有考试的经历和经验，不知道高考是怎么考的，会考些什么，索性就把以前的课本先看一遍。

屋里的煤油灯没有油了，以前都是插友张大伟掏钱去公社灌一瓶回来慢慢用，现在来不及了，就学别的男知青那样，到停在门口的手扶拖拉机机头拔下输油管灌一壶。柴油点灯味道呛、烟很大，把蚊帐熏得黑乎乎的，灯罩也是漆黑的，每天晚上都要先用报纸擦亮灯罩再点灯。

知青伙伴（作者左一）

没过多久，母校漳州一中召集历届下乡的高中生回来补习。高考中断十多年了，恢复后会怎么考学校也不知道，但“文革”前漳州一中是高考红旗，备考的经验自然非常丰富。于是一中按“文革”前的标准来安排复习。后来觉得，在母校这段时间的复习是至关重要的，对我能考上大学起到绝对关键的作用。一中的备考手段可称之为“祖传秘方”加“杀手锏”，归纳起来有四：

一曰先文理分班。我报文科，免去数理化对我的煎熬，虽然还要考数学，但压力已减轻三分之二；二曰摸底测验。了解考生真实的知识掌握程度，再细分成一二三班。我在一班，后来明白了，一班相当于重点班；三曰强化补习抓重点。我们以前没有学过历史、地理，学校便把最好的老师派来上辅导课，教我们如何从最基本的原理、脉络去理解和融会贯通这两门学科，教的是方法。包括尽可能地“猜”题，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教我们掌握要点；四曰模拟实战考试。像高考一样正规，发准考证，每人一个座位，规定时间答题，连续两天考四科，让大家提前感受高考的紧张气氛。

课后自己的复习几近疯狂。“放学”回来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小屋里狂背书，母亲叫我吃饭也不吃，母亲只好买了几斤芦柑放在屋内让我随时吃吃“退火”，连这我也忘了，导致芦柑烂了不少。

那时人也消瘦，走路若有所思，真到了废寝忘食走火入魔的地步。倒不是说自己给自己下了“非要考上不可”的毒誓，其实自己已经是“学进去”了。从开始复习到参加高考，满打满算其实只有大概不到两个月时间，但学到的东西是平时两年也学不到的。有了下乡的经历，懂得了珍惜和坚持。

1977年高考文科准考证

考试那天是阴天，天气很冷，我骑车去漳州三中考场。两天上、下午共四个单元，每个单元考什么记不清了。每次考完回来，父亲会简单地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可以。父亲是老师出身，从下放回来后身体就不太好而在家养病，但从他殷切的目光中我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期望。

我都是匆忙吃完午饭再抓紧时间看看下面要考科目的书。直到全部考完后父亲才细细地问我每科的具体情况，我自己分析，感觉每科大概在70分左右，过及格线吧。总分自测约280分左右，父亲说这已经不错了。

二、喜出望外

高考前，《福建日报》整版公布了所有在福建招生的高校、专业名称和招生名额，我才感觉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全国有这么多学校和专业闻所未闻，每个专业的背后都透着诱人的大学生活在向我招手。

那几天是最轻松惬意的，天天怀揣着报纸，骑车到同学家串门，一起研究该报哪所学校的哪个专业，好像我们上大学是十拿九稳的事了。当时规定每个人可以报三个志愿，但必须是不同的三所大学的专业。

名牌大学文科在福建的录取名额极少，外省其他的专业我不太喜欢，本省的大学录取名额多，怎么办？权衡再三，我以近乎于赌徒的心态把三个志愿全部填写为厦门大学的哲学、历史、中文系。我以为哲学枯燥，学的人肯定少，考上的概率大；中文热门，学的人肯定多。我喜欢中文又怕分数不够，不报又不甘心，报了可以表明态度。其实内心最真实的心愿恰恰是反着的，中文系排第一。

考完试我心里反而不淡定了，天天像丢了魂似地心神不安。先是父亲工作的龙溪地区教师进修学校老师传来消息，说全龙溪地区文科考上280分以上的总共不到十五人，我是其中之一。考生的档案已全部送到省高招办了，我好像是有希望的。但恰恰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状态最熬人，让人心神不定。

接下来的那些天我们又回到畜牧场。那段日子知青们个个魂不守舍，天天中午吃完饭后，就不自觉地聚在男女宿舍间的小道旁。冬日暖阳高照，我们嘴上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眼睛都往小路上瞄，盼着乡邮员的到来。

高校陆续在发录取通知书了。乡邮员每次来都要故意逗我们，手举着信封说，今天有一个或者两个，看着大家期盼的眼光后乡邮员再念出人名，被录取者抢过信封欣喜若狂，没有录取的人心若冰霜。

公社团委书记蒋溪南被厦门大学物理系录取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开始感到幸运之神正慢慢离我远去，只好回家小住几天。

回家后的一天，父亲单位去招生的老师连夜打来长途电话，让人转告我“有没有你会打篮球的凭证？”我找出1973年代表龙溪地区队参加在三明市举行的省中学生篮球赛获第二名的奖章和照片——尽管那时候我在队里是年纪最小的替补队员。

参加省中学生篮球赛合影（作者后排左二）

我又找我的中学篮球教练郑瑞祥老师，郑老师专门到市体委给我开了张证明信。把这些东西赶紧托人带到省高招办，此后就如泥牛入海没有了下文。几天之后，我彻底失望，又收拾好马桶包，带着满满的一袋书准备回到畜牧场重头再来。

临走前，父亲对我说，其实上师专当老师也是不错的。原来省里已决定恢复“文革”前设在漳州的“福建省第二师范学院”，我们习惯叫它“二师院”，省里让龙溪地区先办大专班再慢慢发展。我听了父亲的话没有吱声，默默地出门去车站。

那天是阴天，像要下雨的样子，回到场里冷冷清清的，没几个人在。我到食堂看了一下，炊事员说没米了，我就去碾了半筐的米。回到宿舍，突然听到熟悉的像是乡邮员自行车颠簸的哗啦声，便习惯性地探头望了一下，外面开始飘小雨花了。

来人是我哥哥的中学好友杨龙生，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去上学！”我半信半疑地说：“上师专？”他说“厦门大学！”说着他从贴身地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我定睛一看，信封上有四个油印的红字“厦门大学”，信封已经撕开过。

原来下午我前脚出门，后脚邮递员就送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赶紧一把抓过牛皮纸信封急切地打开看，是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各种转关系的介绍信和“新生入学注意事项”。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原本不敢报的第一志愿恰恰就录取了我，歪打正着，正中下怀，我顿时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嗡嗡直响。直到龙生说他要赶回去了，我才缓过神来。竟忘了应该留他吃饭谢谢他，只是“呃”了一声，看他调转车头冒着细雨远去。

晚上，我和步坑大队派来的农民技术员用煤油炉炒了两个菜，算是庆祝了一下。吃完饭，我把自己的农具、棕衣、小收音机，以及脸盆、饭盒、叉子都送给他留做纪念，随后就把身边不多的行李收拾妥当。

第二天我去公社转户口、粮油和团组织的关系，然后坐拖拉机回到了家里，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母亲赶紧把我的蚊帐和劳动穿的破军装，泡到加了一大把洗衣粉的大木盆里，水立马就黑了。过一会儿，母亲伸手去捞蚊帐要洗时，谁知蚊帐和衣服居然是酥的，一抓就破，一抓就一大把碎片，原来久经阳光照晒和柴油灯烟熏，竟把衣服、蚊帐都弄坏了。母亲嘴里用闽南话直念叨“可怜代啊可怜代！”我自然理解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

到我入学后，我们中文系负责去招生的庄明萱老师才对我说：当时中文系留了百分之十的名额，所招的学生要迟一周入学。我看了你的材料舍不得放，又把你的所有考卷都调去看了，考得不错，条件也不错，你179的身高要是会打篮球就更好了。但你的“特长”一栏里没有写，所以就让他们找你要证明，没想到你还是地区队的，就毫不迟疑的把你招进来了。你要记住，会打篮球就是特长！

与漳州同学合影（作者右一）

我为什么会晚入学一周的谜底，就此彻底地解开了。不经意间，我成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批“体育特长生”，自然也是厦大的首批“体育特长生”。看来我和篮球确实有缘。

三、师恩难忘

上大学，是我的人生的重大转折。

厦门大学四年学生生涯，最快乐的课余生活非校篮球队训练莫属。我们校队绝大多数队员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幸运地从泥腿子知青考入厦大的七七级、七八级学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每次下午四点以后的训练时间到了，很多人还埋头于图书馆或实验室。阵容不整，锣齐鼓不齐可不好练。

这难不倒教练何德馨老师，他总有办法，人少时就练个人攻防技术、挡拆或局部二、三人间的小配合，人多时就练整体战术配合，最后再打全场比赛，人不够他来凑，让每个队员既能在有限的训练时间里有所收获，又能让你感觉到何老师好似最看重自己、专门给自己开小灶了。

也就是在那时期，自我感觉是球技“长”得最快的阶段，这完全得益于何老师灵活机动的因材施教。自己遇到了既是良师又是益友的教练何德馨老师，每每想起，很多难以忘怀的往事便会涌上心头：

何老师高挑身材，身板挺拔，留运动员式的“一边倒”发型，脸稍瘦削，轮廓线条分明，两眼炯炯有神，举止气质自然而然透出老运动员训练有素的敏捷、利索、干练；对人很和气，极具亲和力，笑声爽朗，初见就感觉到他准是个极好相处的人。

第一次训练，面对这些他亲手从各系和全校新生篮球赛中挑选出来的爱将，何老师用节奏感分明、惠安腔夹带北京“儿化”音的普通话，简洁且掷地有声地布置训练内容：“头一个……，二一个……”。后来我们习惯了他的这句口头禅，每次他说话，“头一个”说完以后，我们都要等他的“二一个”是什么，他也肯定会说，否则我们会很不适应。但一进入训练状态，他就六亲不认，动作或战术没按他的要求做到位肯定是不行的，必须重来！直至符合要求，训练非常严谨。

篮球场上（中为作者）

第一堂训练课结束后，有几个队友对何老师的“惠普”很感兴趣，就问他是在哪儿学的？他笑着说：“我当年在北京体育学院上大一时，第一堂课老师让我念一段课文，念完后老师说：何德馨同学请你用普通话再念一遍；我说：老师，我念的就是普通话。”他话音未落我们早已爆笑成一团。

何老师的故事其实已巧妙的把自己正宗科班的专业背景、钻研篮球业务包括惠安人苦练普通话的认真劲儿都告诉了我们，何老师性格中幽默及随和的特点立现。见我们高兴，何老师又来一段：“有一年，我代表北京体院队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比赛。一天在去赛场的大客车上，遇见一个北方队的队员正吃香蕉，没有剥皮，直接塞进嘴里，我困惑不解地看着他，谁知这老兄说：看什么看，又不是没吃过？”这自然又引起我们的大笑。

以后的何老师总会在训练结束后且我们不经意间蹦出些段子，加上他“惠普”口音的演绎，很有喜剧效果，我们哈哈大笑后也忘记了训练的疲劳。就在第一堂训练课后，我们全体队员和他仿佛不像是师生、反倒有点像是“肝胆”哥们的感觉。

大二的上半学期，我们去福师大参加省高校比赛。当时我已是校队主力首发，有点自我膨胀，连头发鬓角都留长了。有场球对手实力看似不强，我骄傲轻敌，拿球“耍”了对方一下，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谁知何老师当即就把我换了下来。后来对方把比分追了上来，我看着心急，知道自己犯错误了，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几次要求上场，何老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宁可输球也不让我再上。

后来我知道，何老师非常鄙视比赛不认真的人，比赛不认真意味着不尊重人。此事对我震动很大，何老师以这种方式教会我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要尊重人，这使我受益无穷。多年后我在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时常有机会带国家青少年篮球队出国比赛，我都会要求队员们首先要认真对待比赛，要尊重对手，尊重观众，胜不骄，败不馁，无论实力强弱，无论输赢都要全力以赴一拼到底。

大三的暑假，校队不放假，留校集训备战将在厦大举行的全省高校篮球赛。那年的夏天非常热，训练场上太阳上面晒着，下面水泥地热气烤着，滴在场地的汗珠瞬间蒸发，体力消耗非常大，队员个个黑瘦黑瘦的。

比赛开始后，队员间流传着说某高校队赛前教练会给每个队员吃一粒进口药片，吃了后力大无穷跑不死，说得挺邪乎的。这话慢慢的也传到何老师的耳朵里，队员们开玩笑地说，我们要是也有这药，一定拿冠军。

小组循环赛到后半段时的一场关键比赛，关系到我们能否进入半决赛，对手恰恰是传说中的“吃药队”，我们队里弥漫着悲观情绪。赛前准备会布置完战术后，何老师从裤兜里摸出一个贴着英文商标的小瓶子，给每人发了一片“长力气的药”。大家眼睛里放着光，互相捶着对方的肩膀说“拼了！”

那场球队员们个个状态出奇的好，结果要么早跳了抢不到篮板球，要么投篮不知咋的就过筐而不入，要么稳稳上篮铁定得分的球却跑偏了。这场球大家输得挺不服气的，什么困难都想到了，却万万没想到体力竟然会这么好，好到“冒”得收不住了，心里觉得窝囊还没法跟人说是怎么回事。

时隔多年后在一次全国篮球比赛上，我遇到已退休、担任赛会仲裁委员的何老师，还专门向他问起此事，以解心中谜团。何老师说：“头一个，那哪里是什么长力气的药？就是普通的维C片；二一个，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在精神上先输给对手罢了，谁知你们真当回事了，心理暗示起作用了，哈哈哈哈”。我顿时恍然大悟，球场如战场，双方竭尽全力斗智斗勇，不得不佩服何老师将计就计的战前激将动员法。

眨眼间大学就要毕业，同学们即将各奔东西。1981年深秋，篮球队队长芮菁凭着他与食堂管理员的好关系，在芙蓉二后面的文史食堂让大师傅专门炒了一桌好菜，备上厦门丹凤高粱酒，厦门大学篮球队全体队员办了桌“谢师宴”，以表达我们对何老师的感激之情。

那晚，在那宽敞的食堂大厅昏暗灯光下孤零零的就摆了我们这桌宴席，寒风还不时穿堂而过。大家心里明白，吃了这顿饭，我们这帮人这辈子很难再有机会能相聚在一起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训练、流汗、出征、比赛，我们为胜利欢呼，也为失败叹息，何老师带领我们共同走过这一程，我们在历练中成长，与何老师已结下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深埋于心却不必说出口，别离的忧伤笼罩在大家心头，大家默默举箸却难以下咽。

芮菁要大家每人说一句感谢何老师的心里话，此刻，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们对何老师培育之恩的感激之情，男子汉说感谢道分别有时候就是这么的难，从队长芮菁开始，端酒即哽咽，红着眼眶断断续续的说出“谢谢何老师”后竟不能再语，然后一仰脖子喝干杯中酒，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这个场景我一直忘不了。

遗憾的是，当年厦门大学篮球队居然没有留下一张全队的合影，确实令人扼腕！但我相信，不仅是我，每个人，对培养自己的恩师是永远不会忘记并牢牢铭刻于心的。

毕业后与何老师（右）合影

退休后，何老师成立了“厦门市中老年篮球协会”，依然乐此不彼地活跃在推动篮球的全民健身、培养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的工作中。豁达、乐观的性格使何老师的退休生活过得既充实又有意义，应证了一首老红歌的歌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四、近“乡”情怯

当年高考消息公布时我并没有听到广播，直到2008年春天，母校厦门大学举行“纪念恢复高考暨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活动时，现场播放了1977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这条消息，我才第一次亲耳聆听到“真声”。播音员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几十年后听到还依然令人血脉喷张，更何况是在1977那个年代，播放时一定是使千千万万个知青和他们的家庭为之热血沸腾了！

1982年春天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国家体委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几年。虽然整天辛苦劳累，而且经常要东奔西跑，我却依然乐在其中。作为离开故乡的游子，我也时常挂念着九龙江畔的故乡，挂念着鹭海之滨的母校。

2016年1月29日下午，北京飞厦门的国航CA1833航班降落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从北京零下数度干冷的首都突然来到南国零上十几度温馨的鹭岛，暖湿的亲近拂面而来，心中顿时百感交集，厦门——我大学四年的圣地，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地方，从2008年厦大举办“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全球七七、七八级数千名中外学子返校狂欢，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一眨眼已过了整整八年。从机场到杏林湾大酒店一路，满眼的陌生却又感觉到了气象万千，变了，厦门，我的第二故乡。

来前我查了厦门的气温，一周前史无前例的零下低温已过，现在是冬季的十几度的温暖天；原来预报说是中雨，我还听从中国篮协办公室温颖的忠告带了雨伞，结果是飞机降落时看到机场跑道干湿相间，莫非是厦门要以这样柔媚的姿态来欢迎厦大学子的拜访？

真是被詹心丽同学言中了——半个月前，男篮CBA联赛全明星在东莞举办，已担任厦大副校长的心丽得知消息，便微信我说可否把队伍带到厦大和同学们联欢？我说难度很大，望见谅。谁知现在推广商把女篮全明星赛放在集美的嘉庚体育馆举办，其中一项公益活动是走进“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看望先天性心脏病儿活动”。虽然公益活动和全明星比赛的时间只有一天，我窃喜，把消息再告心丽说，我们也算是“到了厦大，了却你的心愿”。谁知心丽再次热情相邀，希望我回校她召集同学小聚一欢，我看安排紧凑实无法实现她的计划只能告憾。对此我无法排遣心中遗憾，只能对老同学深表歉意。

29号晚上7点，所有全明星队员开完联席会布置30号活动要求后，厦门裁判也是好友文武、煌达兄到访。篮协和盈方几位同仁和他们喝茶聊天，云飞兄说起厦门“这可是当年的前线”，他说多年前曾来过，云飞兄曾用文武兄的军用望远镜看到“大担”“二担”，话语间不无自豪相。我笑笑说，你们是“后方”人，不知当年“前线”是啥样。他们甚是好奇，非要我说说，我说好吧，就告诉你们个一二三：

其一，厦门大学有武装部，打开防空洞的门，机枪一排排，弹药一箱箱。我们新生入学后在“江头教导队”学军，实弹射击打出的子弹跟撒豆子一样样。

其二，每个班都要在白城海边夜间放哨，三个岗哨，真枪实弹，每岗二小时，“防上(水鬼偷渡)防下(投敌)”，紧盯海面不敢眨眼。海边体育课学游泳，若没“农历乘八”算好退潮时间，被海水卷到中界线，我海军的边防巡逻艇真会对空警告鸣枪。

其三，从白城海边往左走是“胡里山”炮台，再往前走是1958年“炮击金门”诞生《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村庄。沿途左边的山脚下，随便打开一个伪装的门，就是大口径的海岸炮筒瞪着黑乎乎的眼；再往里走，就是“对高山”广播站，四乘八个的大喇叭墙用闽南话向大小金门播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的洪亮声音。我们厦门大学的学生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也会听到对岸隐隐约约漂来邓丽君软绵绵的“现在为您歌唱”节目的《夜来香》。

不能再说了，回忆如潮水涌来。云飞、丹娜、郭徽几位同仁已听得目瞪口呆，恍如隔世两重天！

我也说不下去，往事如歌，往事如烟，和母校厦大近在咫尺却无暇拜访，和同学无暇相会，芙蓉楼魂牵梦绕却怯于相见。是啊，与其匆匆忙忙一瞥，不如待日后从从容容再会面。

出席全国小篮球联赛大区训练营开幕式（2019年）

（原载《回眸高考四十年》《我的厦大老师》等文集，原标题为《改变命运的高考》《良师益友何德馨》等，本文略有增删）。

更多精彩阅读：

投稿邮箱：[e-mail]

点击下方关注：